/高王凌
回想起来，那还是在1996年，有一天杜老打电话来，问我愿不愿意帮他写回忆？我当时没多考虑，就一口答应了。现在，书终于出版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杜老的这本自述都是讲什么呢？简单说，就是杜老从就任（中原局、华中局、中南局，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和在农口工作的经历，并不是从他的一生说起（故此书名为“自述”而非“自传”）。其中，包括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
首先是“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在本书中占了一章四节的篇幅，其中最重要的，恐怕就是关于土地改革意义的探讨。过去一般以为，土地改革第一是为解放生产力，第二是为动员农民参军支前。杜老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指出：仅有这两点并不足以解释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它还有第三层意义，即“重组基层”。我曾据此写成一文，可惜的是，这一论点至今还很少被人了解。它可以帮助我们深化对土地改革的理解，无论是秦晖认为中国没有多少地主（特别是在北方），还是高王凌认为地租实收率并没有过去说的那么高（一般只有地租额的七八成），也许都可以在这一层面上予以解释。
一般说来，当事人对他们自己经历事情的历史意义，并不一定有全然的了解。但应当注意，对这一件事，除杜老之外，当年不少老干部却是不无认识的（如杜瑞芝、林若），只是没有归纳到今天这种地步而已。
此书的第二部分是“合作化运动”。其中最重要的一节，可能就是“1955年的风波”了。过去的说法是：
1955年7月初，毛泽东约邓子恢谈话，提出发展到130万个社。7月11日，毛约见邓，再次提出这一想法，但邓仍坚持100万的原定计划。于是召开了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7月底～8月初）和七届六中全会（10月）两个会议，来解决这一问题。
杜老却指出，事情并不是这样的（最早在1993年）。他回忆说：
8月1日会议结束，毛泽东说：“我和子恢同志的争论已经解决了。”我听到后，感到问题解决了，也松了一口气。
其后在8月的某一天，毛又找邓子恢谈话，提出合作化速度可以再快一点，100万个再添30万个，搞130万个合作社，即由翻半番改为翻一番，看怎么样？这次谈话从当晚一直争论到天明。
本来经过7月会议，毛泽东认为和邓子恢意见已经一致了，商量商量，接着再增加点数字。想不到，邓子恢讲了那么多条件和问题，这就不是30万个社的数字问题，而是一个根本估计问题。因此毛决定在更大范围内解决这一问题。
在杜老的口述中，我曾多次发现他的说法与“正史”不一样。也多次直率地对他提出：“是不是错啦？”但最终发现，几乎每一次杜老都是正确的，这一次也不例外。
经过对文件的进一步查证，我们发现，就在这一时期，事情发生了某些变化：
8月26日，毛发出指示：各地关于合作化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不要农村工作部办。
8月27日，毛起草了中央通知：“今年国庆节前后，中央可能召集各省市党委书记、地委书记来京参加讨论农业合作化及其他问题的中央会议（以前并无此类打算）。”
9月7日，毛起草中央通知说：“中央政治局决定召集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体会议，规定发言内容主要讲合作化问题。”
杜老回忆说：
接着邓小平召集廖鲁言和他，传达主席原话“看来像邓子恢这种思想，靠自己转不过来，要用‘大炮轰’。”
后来（1997年），在一次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小型会议上，杜老专门讲了这一问题，他说：
取得一致后，重新争论。犯错误不改，毛就认为是路线问题了……如果那次谈话邓子恢接受了130万的数字，恐怕情况就不一样……庐山会议彭德怀如果不写那封信，事情可能就不一样……
这引起与会者的很大兴趣。我也建议去查毛的会客记录，会后根据党史研究室同仁查证，毛泽东在1955年8月3日曾单独约见邓子恢，这件事可以说已经证实了。
这样一来，对这一历史事件我们也就有了全新的、更深的了解。
杜润生自述的再一个重中之重，就是包产到户农村改革了。
过去谈论这个问题，总是讲一些省份和地方上都做了什么（如安徽、内蒙古等），中央部门或农口好像并没有起过什么作用，或是干脆不提。这就离历史的全貌很远了。《自述》用了很大篇幅讨论这一问题，这是其他任何论著中都没有的内容，尤其值得重视。
借此机会，我想特别强调杜润生个人在包产到户改革中的作用：1979年3月，新的国家农委成立不久，杜润生在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这是一个专门讨论责任制和包产到户的会议），企图把“包产到户”的口子开大一点。虽然没达到目的，但“包产到组”却合法化了。
其后在会见胡耀邦时，杜润生提出，现在可不可以由中央说话，把三中全会决议上的“不要包产到户”，改成“准许包产到户”？
1980年1月，在国家农委召开的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上，继续鼓吹包产到户。并在会议纪要中提出：对自发包产到户的，不要硬性扭转，更不可搞批判斗争。
1980年4月，在编制长期规划会议上，杜润生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姚依林到邓小平那里汇报，邓遂说，在西北、贵州、云南、甘肃等省，政策上要更放宽一些，有的地方可以索性实行包产到户的办法（这是首次听到邓明确表示支持包产到户，当时还不让登报）。
这以后，1980年5月，邓小平第一次公开赞扬了包产到户，说它“效果很好，变化很快”。
其后，还经历了1980年9月的各省市委第一书记座谈会（形成1980年75号文件），1981年年初的河南、山东调查，五个“一号文件”的制定，以及前往若干省份实际推行包产到户等。从中我们也可了解农村改革的复杂和艰巨，其间经过政府和农民的多次“互动”，才终于实现了这次改革。在这一过程中，杜润生曾发挥了莫大的作用，功不可没，也因此博得了许多干部和农民的尊重和爱戴。
现在看到已出版的《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几乎每章每节，都是自己从录音带上剥下来，再由杜老批阅，一遍遍修改的（不过我一直在大学学史，而非供职于中央农研室）。也不由得回想起那些岁月，和我们之间建立起来的那种友谊和师生关系。毋庸讳言，在这中间，我向他学习了很多很多（其中是包含了多少经邦济世的学问啊）。因此，这一段经历，也特别值得我珍惜和回忆。
（本文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