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平壮
1982年7月，我从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本科毕业。9月6日到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正式上班，被分配到一组（综合组）。9月16日参加机关全体人员会议，听取杜润生主任传达党的十二大会议精神，部署下一阶段的学习重点。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杜主任。自此，到我2000年调离农研中心，18年中，我有幸在农研室以杜主任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的领导下，亲历了中国农村改革的风雨历程。时光荏苒，当年被老领导称为小郭、风华正茂的我今天也开始了回忆文章的写作，令人唏嘘不已。抚今追昔，杜主任在农村改革中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理论建树，已镌刻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丰碑。我在此仅从其他侧面对杜主任做一些回忆。
一、杜主任是农民利益的忠实代表
杜主任在农研室内部的各种会议，如我们出差后的汇报会、年终总结会上，总是反复强调，共产党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我们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中国农民说话，做中国农民利益的代表。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在一次会议上，杜主任曾动情地讲道：三年困难时期，有的生产队的粮仓就在农民家的旁边，但村里的农民直到饿死，也不去打开近在咫尺的粮仓去拿活命粮。杜主任接着说，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好的农民，新中国成立后历次运动的折腾，“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国经济没有崩溃，靠的就是几亿农民没有造反闹革命，没有罢工，而是老老实实地为国家贡献粮食。我们不为农民说话，不去替他们争取权益，不搞农村改革，就对不起我们的衣食父母。杜主任就是这样，在农研室的大会小会上反复地讲，如何在改革中调整改善与农民的关系，真正保护农民利益，尊重并代表农民意愿；如何处理好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如何化解农民的思想疙瘩；如何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如何与农民对话，让他们充分发表意见，慢慢融合，并最终成为改革最有力、最坚决的支持者。杜主任的教诲使我们更增强了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感情，对农村改革的使命感，对农研室工作的责任感、事业心。
二、杜主任教导我们要一心一意搞农村改革
1982年上半年，国家农委被撤销，其中一些部门划归到国家经委等部委。在原农委政研室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以1978年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中国改革开放始于农村，而农村改革的根本标志就是1982～1986年五个中央一号文件。作为文件的主要起草部门——农研室担负的这一破冰之旅重任在身，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在农研室的八年里，我目睹了以杜主任为首的老一辈为农村改革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他以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忘我的工作精神团结了老中青三代人，调动了中央、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凝聚了从中央一直到各基层单位直至农民的智慧和力量，使农村改革健康发展，直至推动了全国改革。写至此，我不禁想到了病倒在京西宾馆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岗位上，直至过早逝世的张云千同志，还有农研室许多的老领导。他们伏案工作孜孜不倦的身影，在各类大小会议上激烈辩论、建言献策的场面都恍如昨日，历历在目。农研室成立后，曾有过管钱、管物的机会和权力。但杜主任说，给中央当好参谋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的强项。我们还是要一心一意搞政策研究，认真完成好中央、国务院交付我们的农村改革任务。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杜主任带领农研室心无旁骛搞改革，才成就了农村改革的辉煌。
三、杜主任的文风一如老人家一生的风格、品格
从1982年年底到1990年中央农研室撤销前，我一直是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简报组的成员。从正式的大会到小组发言到晚上各大区召集人的碰头会（神仙会），我多次聆听并记录整理了杜主任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他的讲话没有穿靴戴帽，没有大话、空话、套话，没有虚伪、指摘、命令，也没有玄而又玄的理论，更不带引经据典、盛气凌人的架势，讲的都是老百姓能懂的大白话。老人家把某些看似深奥的道理讲得深入浅出，令人折服。我常常看到，即使是在全体大会上，杜主任也几乎没有拿现成的稿子照章宣读，常常只是在几张便笺纸上写出深思熟虑的提纲。他在台上讲，语速不快，没有车轱辘话，没有口头语，像农民的语言那样朴素却蕴藏着颠扑不破的真理。犹如抽丝剥茧一般，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到理论，层层深入。我们简报组同志的记录速度完全能够跟得上。待到会议结束，将记录稿整理打出，就是一篇逻辑清晰、高屋建瓴、结构完整、具有高度指导意义的文章。这实在不是一般领导干部所能及的。
杜主任平时在机关总是善于抓大放小，充分相信群众，但对文章、文件却亲自把关。我曾多次见到杜主任审阅过的文件，参加编辑过他的文稿，他细到标点符号都要改过，词义的推敲更是细致贴切、颇见功力。
四、杜主任打造的“农研室文化”培养和造就了一代改革精英
1986年年初，20世纪80年代最后一个关于农村改革的中央一号文件诞生。嗣后，农村改革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巩固成果的时期。这年的12月15日，杜主任在全机关大会上作了这样的总结：“几年来，我们搞了五个一号文件。最先提出搞包产到户：作了农村产业结构改革的调查；一直不断地进行流通体制（粮食流通体制、城市副食品流通体制）改革的调查；系统地进行了贫困地区的调查，制定了对策；作了包产到户后重组农民的调查；作了土地制度的调查；开始了农村金融改革的调查，作了乡镇企业产业政策和制度的调查；作了雇工经营的调查；作了农业的经济地位和农民收入的调查，这是农业的后劲准备，向中央提出了八项建议；搞了国民经济增长和农村发展关系研究，提出了有价值的论点；一直进行农村发展战略研究，打下基础，还未出最后结果。”杜主任在此对农研室成立以来的工作进行了概括。这12项工作倾注了全体同志的心血，而杜主任正是农研室当之无愧的家长。
一直以来，中央农研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由杜主任一人兼任。两个单位合署办公，到撤销时大概不到150人，其中有17位部级干部，老中青三代济济一堂。如何带好这支队伍，完成好中央交付的农村改革任务是杜主任在繁忙的工作中经常要考虑的问题。他高度重视机关建设，打造了“农研室文化”。
（1）明确机关性质，把握好定位。杜主任说，农研室是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农村工作的一个助手，为中央和国务院提供咨询、信息、建议，接受一些交办事项，不是主持这方面日常工作的职能部门，任务是推动、促进农村改革。机关既不是纯理论研究机构，也不是行政办事部门。因此，理论动态和实际工作都要了解、兼顾，不可偏颇。要摆正位置，处理好与中央、国务院相关部门的关系，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在研究工作中，强调可操作性，为实际工作服务。
（2）教育大家要有理想、有追求、有崇高的信仰，献身农村改革，不谋私利。作为政府的决策咨询机构，离权力中心很近，更要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而不是为自己换取什么既得利益。在这方面，杜主任为大家作出了榜样，使得农研室的风气很正。我记得在2003年京西宾馆的农村改革座谈会上，老领导们欣慰地说，农研室还真没出过一个腐败分子。
（3）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在1984年的一次会议上，杜主任提出：要把机关当作学校来办，从武装自己更新知识结构注入新的东西开始，围绕打开农村新局面，学习马列主义，发展马列主义。要学习与国民经济有关的各种知识和自然科学的有关知识。杜主任分析说，机关内部的短处是理论人才少，长处是有实践经验的老同志多，所研究问题的现实感强，因而研究动力强，实践检验条件好，可形成优势，回答当代社会实践提出的问题，因而才能发展理论。这样，不会因为怕办公影响研究，也不会在故纸堆里求学问。学习的目的是要面对实践，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问题。要将机关干部分类，确定不同的努力方向，进行学习提高。
为了给大家搭建学习交流的平台，杜主任还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可以根据任何一位同志的要求，召开大小不同的学习讨论、座谈、论证会，交换思想和学习心得，征询意见，听取建议。杜主任重视学习的思想始终贯彻在农研室的工作中。我记得直到20世纪90年代，农研中心还组织过每周例行的午间咖啡讲座，互相交流读书心得，受益匪浅。
对学习中的许多具体问题，杜主任也有深入思考。如他认为农研室干部的学习不能大而全，一把抓，目标要缩小，主要研究中国农村的发展问题，又要集中研究改革中的农村问题。学习中要保持敏锐的现实感。他还提出了学习清单：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方法；学习现代国内外主要经济流派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一些分析的角度；学习中国改革的实际；注意东欧、苏联改革的进程、问题、难点，以使我们可进行比较；掌握新的工具和方法，如外语、数学、系统论、控制论。
在谈到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时，杜主任认为，必须强调计划性，使工作集中在最有实践意义的方向。在此方向选择课题，集中人力、物力，将个人努力和集体计划结合在一起，将个人努力纳入集体计划，形成整体效果，而不是游离的个人。
（4）着眼未来，重视培养年轻干部。杜主任认为，机关的核心是干部问题，培养年轻干部尤其重要。他曾在1986年说过，我们机关是中央机关里带头发挥青年人作用的单位。要尊重青年人的首创精神，要稳定和发展这一传统。要支持农村发展组。要大胆、勇敢地培养青年干部，边教育、边培养、边使用、边提拔，不拘一格。他还指出，年轻同志缺乏理论准备和实践考验，在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上，在党性修养上等需要进行补课提高。我记得杜主任曾半开玩笑地说，我已经到了别人都不爱打交道的年纪了，因为你们年轻人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一点儿也瞒不过我。所以讲话不要兜圈子，不要怕讲错，要畅所欲言，提倡大胆地讲，一针见血地讲。他愿意和年轻人在一起，愿意听青年一代无所顾忌、直抒胸臆地争论，肯定青年人的理论创新和大胆构想。杜主任所在的一号院办公室，只要不是召开会议，都是允许青年人随时出入的。大家有什么新的认识、想法和观点，都愿意和杜主任坦率交流。而杜主任也在倾听的过程中，操着他那浑厚深沉但非常清晰的山西味的普通话，以画龙点睛、提纲挈领之语引导年轻人的讨论更加深入具体，进入到可操作层面。作为一个相当级别的领导，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辈，我们在杜主任面前，只有“敬”，没有“畏”，没有拘束，没有唯命是从、畏首畏尾，没有任何顾虑，感受到的是一种平等和谐温暖的氛围。可以自由地敞开思想，谈古论今，那个年代真是不可简单复制的年代，开会和聚会也与现在不同，吵来吵去，头脑风暴，白天黑夜地开，总有新思想、新办法。会后，有价值的思想很快就会传递到决策层领导那里，有的很快就会付诸实践。年轻人去见部长推门就进，到中南海向领导汇报工作也无所顾忌。正是在这样一种农研室的特有的文化中，走出了新一代的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
（5）提倡机关民主作风。1984年年初杜主任提出：我们的机关作风不生动，不主动，还有官僚主义习气。多年来形成的机关化作风要转变，要形成有自己特色的、科学的、战斗的作风。机关要对内、对外开放，要是一个大熔炉，能沸腾、活跃起来。使每一个人能得到训练，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要充分发挥个人作用，又要重视协同效益。要支持个人的独立发展，为大家创造发展机会，提高个体的素质和自觉性（自觉控制个人行为的能力，使个人行为同整体行为相协调的能力）。领导不是简单地进行管理，而是引导大家自我规范。既要保证个人的正常发展，又要保证整体的协同效益。我们不提倡封建人身依附，不是等级制，是岗位分工不同。鼓励每个人用自己的思想、作风取得信任、威信。绝不能创造这样一种风气：你听我的话就对你好，反之亦然。干群之间不是猫鼠关系，而是平等关系。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毛泽东同志的一段话：要造成一种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事实上，在杜主任的领导下，机关确实形成了这样一种民主空气，保证了政策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
说到杜主任的民主作风，我还回忆起一件小事。有一年，在京西宾馆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期间，晚上由杜主任主持碰头会，拢拢白天的情况。在提到统购统销制度改革，取消粮票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时，有的同志建议，最好组织一次公民投票。这个建议连我这个小青年都觉得不符合中国国情，但杜主任并未简单否定，而是因势利导，将讨论引向深入。就是在这样的民主气氛中，催生了新的思想。
仰望杜主任，他既是一座有着崇高人格魅力、难以企及的高山，又是一个使人感到温暖慈祥、可亲可敬、没有一点架子的普通老人。我总在想：他瘦小的身躯何以蕴藏着不知疲倦的精力，他智慧的头脑何以蕴藏着取之不竭的宝库。直到90多岁，他还拄着拐杖每天到农研中心上班，与大家讨论问题，思想总是与时俱进，永立潮头。
回望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我有幸被卷入这个时代大潮并参与其中，这不是任何人都能有的机会。感谢这个时代，感谢农研室，感谢给予我教育和培养的杜主任。衷心祝愿杜主任健康长寿！
（本文写于2012年新年，作者系国家税务总局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