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瑞芝
我现在对国家形势是关心不操心了。但对杜老我是既关心又操心。
我先讲一件事，我跟杜老接触时对他说：“人家说你是农村问题专家。”他说：“我哪是什么专家，我是农口（指中央农研室）这个团队的符号。我这个农口有个好处，没出现过贪污分子，没出现过腐败分子。”讲起农口，杜老是很自豪很高兴的。他团结了农口一大批老、中、青，后继有人，这个很不简单。
我说杜老有过辉煌，有过挫折。杜老是个史学人物，对中央帮助很大，贡献很大，尤其在三中全会后。他的文集是党和农民打交道的记载。我历来讲，杜老在农口是参谋长，他对赵紫阳、胡耀邦来说也是参谋长。农村改革30年，改革是一个上下左右互动的结果。最大的动力是农民的肚子问题。但如果没有邓小平这个权威支持，最大的动力也动不起来，没有权威是不行的。而且，没有大家的互动、合力、推动也不行。1982年出了一号文件，有了户口（指包产和包干到户）。杜老能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对上全面反映情况，各种意见均吸收进去。这个很不简单。也有人说他是风派。什么风派？他是个识时务派，“识时务者为俊杰”。讲真理，离不开时间、地点、条件。他能够在一定时间、一定条件下，该讲什么就讲什么，该怎么讲就怎么讲，既有针对性，又做到恰如其分。在“左”的传统根深蒂固，“三中全会”后一些掌权者还在不断攻击农民及其“后台”是“挂羊头卖狗肉”，“说社会主义实际干资本主义”的情况下，不到讲那种话的时候是不能讲的，讲了还不被打死啊！
杜老和我的关系是更亲近一点。我来之前杜老的小女儿从美国打电话，叫我关照杜老有关的事。我从1938年就知道杜老，他是区党委宣传部的科长，相识70年了。1947年我们在大别山搞了个地委。后来在中南局我跟着他，他把我放到广东，当了县委书记，是他把我放在这个岗位上的。这个岗位按邓小平的话来说，是增长才干的最重要的岗位。没有他这种安排，也就没有我的今天。所以，我非常感谢他。这次给杜老祝寿，我说，我一定来。
“三农”问题中央讲是重中之重。我讲“三农”问题是难上之难，太难了。你们写了那么多好文章，我都觉得很对。但是，“三农”问题，吴象同志讲得好，最有钱的农民在广东，最穷的也在广东。这就从一个侧面提出了深化改革的难题。我看了美国一个专家写农民问题，这个专家讲，政策不对，农民有一个武器就是消极。的确是这样，你要是对农民的政策不对，伤害了他们，他们就会出工不出力，毛泽东活着没办法，马克思活着也没办法。长期以来，农民对我们的看法是怎样的呢？合作化时农民说我们是“憎人富贵恨人穷”；公社化后，农民说对他们既不给吃饱，也不给说话。搞“三面红旗”肯定是吃不饱的，吃不饱还不能说吃不饱。一说吃不饱就是丑化社会主义，就是反动言论。到“文化大革命”，坏得不能再坏了，才有可能回头。农村改革是个新事，是个潮流。肚子是动力。权威也是强大动力，是上层建筑，关键是权，邓小平是开国元勋，他讲的话有人听。现在领导没那个条件了，哪个讲的不对，人家就不听你的了。但是，我很同情他们，特别是十六大之后这一代，一开始上台就碰上个“非典”，2008年年初又碰上个冰灾，今年五月又碰上个汶川大地震，都是要命的东西。胡锦涛、温家宝的形象好，他们就靠这个权威。他们又不是开国元勋，打天下可以坐天下。打天下时，他们都还小呢！
我参加这个会非常高兴，我88岁了，之前发现得癌症，治好了。现在还患有别的病，但来一次，就多一次。除了要见杜老，给杜老祝寿外，我还有个心愿，就是想见见农口的老同志、老朋友，倾谈情谊，交流信息。沈祖伦同志，忠心耿耿，希望深化改革，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意愿非常好，但能听你话的人或许是不多了。在农口这个团队里，立志于农村改革的年轻一代，我也认识很多，也想听听你们对深化改革的真知灼见。
祝在座的朋友们身体健康！衷心祝愿杜老寿比南山，成为21世纪百岁以上的老寿星！
（本文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原顾问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