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我认识的杜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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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对杜老我是既关心又操心

/杜瑞芝

我现在对国家形势是关心不操心了。但对杜老我是既关心又操心。

我先讲一件事,我跟杜老接触时对他说:“人家说你是农村问题专家。”他说:“我哪是什么专家,我是农口(指中央农研室)这个团队的符号。我这个农口有个好处,没出现过贪污分子,没出现过腐败分子。”讲起农口,杜老是很自豪很高兴的。他团结了农口一大批老、中、青,后继有人,这个很不简单。

我说杜老有过辉煌,有过挫折。杜老是个史学人物,对中央帮助很大,贡献很大,尤其在三中全会后。他的文集是党和农民打交道的记载。我历来讲,杜老在农口是参谋长,他对赵紫阳、胡耀邦来说也是参谋长。农村改革30年,改革是一个上下左右互动的结果。最大的动力是农民的肚子问题。但如果没有邓小平这个权威支持,最大的动力也动不起来,没有权威是不行的。而且,没有大家的互动、合力、推动也不行。1982年出了一号文件,有了户口(指包产和包干到户)。杜老能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对上全面反映情况,各种意见均吸收进去。这个很不简单。也有人说他是风派。什么风派?他是个识时务派,“识时务者为俊杰”。讲真理,离不开时间、地点、条件。他能够在一定时间、一定条件下,该讲什么就讲什么,该怎么讲就怎么讲,既有针对性,又做到恰如其分。在“左”的传统根深蒂固,“三中全会”后一些掌权者还在不断攻击农民及其“后台”是“挂羊头卖狗肉”,“说社会主义实际干资本主义”的情况下,不到讲那种话的时候是不能讲的,讲了还不被打死啊!

杜老和我的关系是更亲近一点。我来之前杜老的小女儿从美国打电话,叫我关照杜老有关的事。我从1938年就知道杜老,他是区党委宣传部的科长,相识70年了。1947年我们在大别山搞了个地委。后来在中南局我跟着他,他把我放到广东,当了县委书记,是他把我放在这个岗位上的。这个岗位按邓小平的话来说,是增长才干的最重要的岗位。没有他这种安排,也就没有我的今天。所以,我非常感谢他。这次给杜老祝寿,我说,我一定来。

“三农”问题中央讲是重中之重。我讲“三农”问题是难上之难,太难了。你们写了那么多好文章,我都觉得很对。但是,“三农”问题,吴象同志讲得好,最有钱的农民在广东,最穷的也在广东。这就从一个侧面提出了深化改革的难题。我看了美国一个专家写农民问题,这个专家讲,政策不对,农民有一个武器就是消极。的确是这样,你要是对农民的政策不对,伤害了他们,他们就会出工不出力,毛泽东活着没办法,马克思活着也没办法。长期以来,农民对我们的看法是怎样的呢?合作化时农民说我们是“憎人富贵恨人穷”;公社化后,农民说对他们既不给吃饱,也不给说话。搞“三面红旗”肯定是吃不饱的,吃不饱还不能说吃不饱。一说吃不饱就是丑化社会主义,就是反动言论。到“文化大革命”,坏得不能再坏了,才有可能回头。农村改革是个新事,是个潮流。肚子是动力。权威也是强大动力,是上层建筑,关键是权,邓小平是开国元勋,他讲的话有人听。现在领导没那个条件了,哪个讲的不对,人家就不听你的了。但是,我很同情他们,特别是十六大之后这一代,一开始上台就碰上个“非典”,2008年年初又碰上个冰灾,今年五月又碰上个汶川大地震,都是要命的东西。胡锦涛、温家宝的形象好,他们就靠这个权威。他们又不是开国元勋,打天下可以坐天下。打天下时,他们都还小呢!

我参加这个会非常高兴,我88岁了,之前发现得癌症,治好了。现在还患有别的病,但来一次,就多一次。除了要见杜老,给杜老祝寿外,我还有个心愿,就是想见见农口的老同志、老朋友,倾谈情谊,交流信息。沈祖伦同志,忠心耿耿,希望深化改革,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意愿非常好,但能听你话的人或许是不多了。在农口这个团队里,立志于农村改革的年轻一代,我也认识很多,也想听听你们对深化改革的真知灼见。

祝在座的朋友们身体健康!衷心祝愿杜老寿比南山,成为21世纪百岁以上的老寿星!

(本文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原顾问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