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我认识的杜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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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杜老指导我做农村调查

/蒋中一

1982年之后,家庭承包制在全国农村已经铺开,政策性的争论暂时趋向一致,农村改革的政策研究转向家庭承包之后的第二步改革,当时大致的方向有两个:①放开农产品和生产资料的市场,改革农村的流通体制;②家庭承包之后的小农生产如何进一步发展,好像又回到了当年全国土地改革之后讨论的老问题,小农生产和现代化的农业应该是什么关系?因为当时囿于开放度不够,还没有更多国际经验可以参考,颇使人感到困惑。当时很多人的心态是,受到家庭承包制成功的鼓舞,期待像“家庭承包制”一样,寻找到第二个突破口,迅速地扩大改革成果,使得农业发展迈上第二个台阶。杜老的关注点也是在这两个方向,总结经验,制定后续的农村政策,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家庭承包制”的成效。

1985年初秋的一天,王岐山(时任成果处处长)拿了一张报纸给我看一篇题目《百万鸡鸭下江南》的报道,写的是江苏南通地区的农民,以自行车接力驮运的方式,把当地农村生产的活鸡鸭长途贩运到南京出售的事情。岐山说:“老杜(当时我们都这样称呼杜润生主任)看了这篇报告很重视,要派人去调查,你先写个调查提纲给老杜,他批完后你就出发”,这是我第一次接受杜老指派的调查任务。我所学的专业是“生产经济学”,在凤阳蹲点做的是有关“大包干”后农业生产增长的研究,来农研室后做的都是有关“家庭承包制”方面的调研,对农产品流通的情况不很了解,心中不免忐忑,因此尽我所能准备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提纲,主要归结为两点:①南通地区家禽商品交换和家庭饲养业发展的关系;②南通农村饲养业发展和粮食生产的关系。当时我的主要想法是:生产是基础,商品交换对生产有反向的促进作用,因此扩大家禽贸易如何来促进家庭的饲养业生产;而粮食生产是农业的基础,家庭饲养业发展是促进粮食生产还是会影响粮食生产,这些想法现在看来不免狭隘,但基于当时的认识水平,这种看问题的角度确实是很普遍的。第二天岐山对我说,你的提纲老杜看了,他要你过去谈一下。当时我们的办公室就在老杜办公小院的隔壁,我转身就到了杜老的办公室,这是我第一次独自面对他接受他的指示,因为杜老有时会到我们的办公室来说些家常话,所以我并不感到紧张。

简单交谈了几句后杜老就说,你的提纲我看了,费了些心思,你都把眼光放到生产上去了,我想知道的是这样两件事:第一,现在大部分农产品的市场已经放开了,经过这么长的路程,依靠人力运输,把活鸡鸭运到南京去卖,农民是如何组织起来的?第二,他们组织起来搞运输和销售,得到了政府什么支持,还需要什么支持?你下去不要只听干部汇报,一定要访问农民,做不同行业的农民都要去访问,你自己先要准备两三个最想知道的问题,同一个问题要多问几个农民,我要知道农民想干什么。接着他说:“有不明白的地方你可以问我。”以我当时的认知水平,不太明白他说“组织”的含义,就问:“组织”的含义我不很明白,是否指干部来组织农民做某件事情,就像组织修水利一样?杜老说:“你问对了,不是这个意思,但我也不能说清楚它的含义是什么,报道上说农民组织起来搞鸡鸭运销,因为涉及的人很多,谁是头?用什么办法把大家组织起来?这种组织应该叫做什么?你们可以先讨论一下。”

岐山请了陈开国等几人来讨论“组织”的含义,以及该调查些什么?当时能找到的参考资料大多是政治经济学类的,可是有参考价值的内容并不多,经过讨论,决定暂先把“组织”的含义放到一边,当时大家觉得商定的调查内容是:第一,报道上写的是顺利的状况,在南京出售鸡鸭,在卖不出去时怎么办?市场价格跌了怎么办?死了的损失怎么算?因此引入了“风险”的概念,把调查的主题设定在“风险”状态下农民的销售是如何活动的,主题一经确定,思路就明朗了;第二,应该从南京市场开始调查,先访问做销售的农民,再调查做运输和收购的农民,他们是单干还是有组织的?他们之间是如何联系起来的?第三,政府和干部如何看待这件事,他们做了什么?调查提纲确定后,岐山又送给了杜老,他肯定了这个提纲,并说:确定在“风险”状态下调查农民的销售活动有新意,我们听到后很受鼓舞。

我和谢义亚去了南京、扬州和海安(南通所辖的养殖大县),调查的结果大致如下:①在南京做鸡鸭批发销售的有农民和市民两类,他们从运输农民手里接货批发给零售商,做零售的大多数是农民,这些农民来自江苏各地;②做接力运输的农民自己组织起一个组合,分段骑车运送,并传递两头的信息(当年通讯很落后),他们向批发商收取运费后分配,不参与经营;③在海安做收购的有个体和合伙两种,由他们雇人入户收购;④在南京的批发商和海安的收购商是合伙人,大多数是亲属关系或者同乡同村的熟人,做生意的本钱是他们筹集的,所以利益和风险由他们分担,三个月或者半年结一次账,再商议今后的去向:继续合伙还是散伙,重组还是洗手;⑤当地政府几乎不管运输和销售,但海安县政府对养殖生产抓得很紧。这个运销过程在今天看来极为普通,在27年前可是一件新鲜事物,调查报告送给杜老后,他还要听汇报,他问:“船运有很多好处,农民为什么不用?”此事我们正好调查了,因为运送活鸡鸭必须用机船,机船买不到也买不起,租到机船也买不到配给的柴油,这正好反映了当时计划体制下开放农产品市场的现状,但杜老提的某些问题我们也没有回答上。

过了一段时间在会上杜老说,最近我们对开放农产品市场进行了几次调查,看来明确了两件事情:第一,在开放农产品市场后,农民有了一些新的组织方式,以前我们对这些组织了解不够,也不能给他们一个规范,经过调查,我们知道他们之间是以彼此商谈和利益交换方式组织起来的,因此可以称之为农民的市场组织;第二,开放农产品市场后,参与进来的农民和农民组合都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因此不能像“大包干”那样,一个政策突破就造成“一泻千里”的局面了,他给出精准的提炼。此事已经过去27年了,杜老今年已届百岁,回忆起来,当年农村改革的大好局面,就是这样一小步一小步脚踏实地积累起来的。

(本文作者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