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
在杜老的晚辈学生当中，我应该是最幸运的。大家都知道我出生于台湾，1979年才回到祖国大陆来，在北大读了三年书，然后到芝加哥大学去留学。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中国的农村改革已经开始，杜老的名字当时也经常听到，但感觉他是非常远的，非常令我敬仰的一位长者，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有机会认识他，或是在他手下工作。
1985年，我在芝加哥大学学完了一般课程，开始写博士论文，回到国内来收集资料。我在芝加哥大学只是一个博士生，在国内不认识任何人，回到国内来收集资料非常困难。当时国内的接待单位说，你要找农村的资料，怎么收集啊？我说我从报上看到了一个名字，就是杜润生（杜老），希望能有机会见见他，跟他请教一些问题。1985年的时候，我知道杜老当时主持很多工作，是非常忙的，杜老特地接见了我，交代了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同志照顾我、安排我到农村，到安徽凤阳去收集资料，使我能够很顺利地完成了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
1987年回国的时候，离开祖国已经五年了，从我1979年回大陆到1987年回国，也不过就是八年的时间，在国内也没有任何我认识的人，或是真正了解我的人。在那种状况之下，找工作单位，很多单位表面上是欢迎我的，当我讲我要去那儿工作的时候，他们心里还是有点不放心。可是杜老伸开双臂，让我到当时的一个很重要的中央决策单位——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下属的发展研究所，去当副所长。因为杜老的胸怀，让我这样一个从海外回来的学子，能够很快地了解到、甚至在有些地方参与中央政策的讨论，观察中央的决策过程，让我有机会对中国改革所面临的问题，所遭遇到的困难，有深刻的了解，对我个人做学术研究工作以及后来的理论发展，这是一个最宝贵的经验，是我这一辈子最幸运的一件事情。
1987年回国工作以后，到1993年，基本上是在杜老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这可以说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最充实的、最值得怀念的七年。
1994年北京大学成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以后，到现在转眼间前后有15年了。在这15年当中，我也是无时无刻不在杜老的精神感召之下，来研究中国的改革发展的问题、中国农村的问题。
所以今天在杜老生日的讨论会上，我想再一次对杜老说，非常感谢杜老能够以一个长者的胸怀，以一个革命者对年轻晚辈关心的胸怀，接纳我这样一个从台湾回来的，从海外回来的学子，让我能够在大陆成长。
今天的讨论会，我的心情和刘堪主任、锡文的心情是一样的。首先觉得非常荣幸，总觉得自己的能力、辈分是不够的。但是既然杜老看得起我，叫我来谈谈农村改革先行的历史意义，那么我就就我自己所知道的，来谈谈我的一点认识。
要把中国的农村改革的历史意义了解清楚，我想必须放在一个比较大的历史背景来了解，因为中国的农村改革是中国现代化当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而中国的现代化可以讲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努力追求中国怎么样重新富强起来的一个过程。杜老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我们知道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鸦片战争后，一直在想怎么能够让中国恢复到历史上曾经达到的地位。从鸦片战争到现在，经过150年的时间，当中经过几次革命的努力，在1949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我记得有一次和杜老聊天，他说中国人怎样才能站起来，要是没有重工业，就没有国防产业，没有国防产业就要挨打。所以从1953年开始，中国开始实行了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个计划经济体制讲起来，应该说还是很有成效的。我们在很短的时间中，在贫穷的农业基础之上，能够有两弹一星的伟大成就。但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当时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多大的改善。到1978年开始农村改革的时候，我们还有3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怎么让一个国家富强的问题，不仅是中国的问题，实际上是工业革命以后世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的问题。因为从工业革命以后，世界上分成了发达的工业国家和落后的农业、被殖民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部分被殖民的国家取得了政治的独立，开始追求国家的现代化，包括印度、埃及、中南美洲国家，这些国家在取得政治独立以后，所推行的发展战略，虽然体制上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但推行的基本上也都是重工业优先发展这样一个战略。基本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推行这样一个战略的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都没有赶上发达国家。所以从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开始改革的时候，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都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怎么样使国家现代化以及完成国家的改革发展的问题。
中国是在1978年年底开始的这一场农村改革，我们知道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用农民的话讲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它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村的生产快速地发展。由于粮食生产、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使我们国家有信心在1985年把改革由农村推向城市。改革推向城市以后，农民还继续为改革做贡献。首先在农村里创造了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对我们的经济发展也是起了一个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1978年开始改革的时候，乡镇企业在工业的产值中只占8%，但在90年代初的时候，乡镇企业在工业的产值当中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一，在出口当中所占比重也达到40%。到了90年代，农民和农村还在继续为我们的改革做贡献，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有将近一亿农民工进城，这一亿农民工到了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我们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使我们的经济发展可以更好地利用我们的比较优势。1978年年底，开始改革的时候，小平同志提出一个目标是20年的时间，国民经济翻两番。我们回顾一下，20年的时间，我们国民经济不仅是翻两番，而且是将近翻三番。这个成就跟农民的创造，跟农村改革的成功是分不开的。
在中国开始改革的时候，苏联东欧也开始改革了，苏联东欧的改革和中国的改革方式很不一样。他们将城市的工业改革作为着手点，推行的办法是所谓的休克疗法。世界银行曾出过一本书，这本书对苏联东欧改革的情形做了一个总结，跟中国从农村开始改革做对比，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在苏联东欧当中，成效最好的是波兰。波兰在2000年时国民生产总值跟在1990年相比增长了44%，而我们这20年的改革是增长了8倍。俄罗斯在2000年的时候，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和1990年对比的话，是下降了36%。尤其是把中国1990年的整个国民经济的规模与苏联1990年的规模相对比，1990年苏联是我们的70%，但是到了2000年的时候，俄罗斯只是我们的24%。不仅是其他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绩效不好，实际上从80年代初开始，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印度，非洲、中南美洲、南亚的国家，也都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推动下，进行了改革，但是它们的改革绩效同样是非常不好的。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迷失的20年》。他研究了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推动下在80年代进行的经济改革，比较这些经济改革的发展中国家，他发现在1960～1980年的20年间，也就是还没有改革的20年间，它们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2.5%，但是在进行改革后的20年，也就是1980～2000年这20年的时间，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下进行改革的这些发展中国家，平均增长速度是0，也就是基本没增长，比原来没有进行改革的时候还差。
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跟中国改革前所面临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因为它们都试图在经济非常落后的基础之上去建立当时比较先进的重工业体系，在这样一个努力之下，它们共同出现了一些问题，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两大问题，一个是农民、工人的生产积极性问题，一个是产业结构不协调的问题，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人民的生活得不到照顾的问题，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而中国的改革，能够比较成功的原因是，针对这样一个结构特性，如果是积极性低，我们先提高工人的积极性，如果把积极性提高了以后，那么一批新的物质创造出来，然后把这些新的创造出来的物质，配置到我们原来被抑制的轻工业的部门，那么产业结构就能够调整。积极性提高了，产业结构调整了，经济发展就快了，那么物质就多了。物质多了以后，我们就有更多的条件来解决原来的国有企业、原来的经济体系里遗留的问题，也是靠这样的办法，来达到稳定和发展。在提高积极性方面，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一个非常好的作用。所谓“交够国家，留足集体，剩下都是自己的”，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讲，农民都变成了生产的主人。在这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之下，如果把1978～1984年和1978年以前25年的农业生产作对比，我们知道改革之前25年粮食生产平均每年只增产2%，人口增长也是2%，粮食拥有量没有增加，但是改革后这几年，在1978年到1984年，粮食每年增长4.8%。农村牧、副、渔全部包括在内，改革前平均每年增长2.4%，改革后平均每年增长7.7%。所以出现了锡文同志所讲的在80年代初，农民是十分高兴的，而且全国人民也非常高兴，因为农产品的供给也增加了。
农村改革，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创造了这么多的新增加的物质，农民掌握了这些物质，在改革进入到城市后，农民就把这些物质投入到新出现的乡镇企业，而乡镇企业的投资基本上都是在轻工业部门，在我们市场需求很大的部门这方面投资，同样是改革我们的生产结构，让我们的经济更好地更活地发挥比较优势，推动了我们的发展。这种改革方式，我觉得在理论上非常有意义，不仅对中国有意义，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现在还面临着改革和发展问题的国家，也是有意义的。怎么样先调动受抑制的积极性，把受抑制的积极性、生产能力释放出来，创造新的资源，然后把新资源配置到经济结构中被抑制、被扭曲的生产部门，这样的话，就能取得发展，有了新的资源后，就能更好地解决遗留的问题。
中国的改革能够从农村开始，而且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是有些条件的。一个条件当然跟“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返正，老一辈的革命家像邓小平、万里等他们的眼光有关。但同时我想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农民的首创精神，农民是生活在最底层的，直接面向土地，直接面向自然，直接面向市场。只要将农民的首创精神释放出来，他自己就能创造出对他自己福利的提高有利的制度安排，这里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括乡镇企业。除了农民之外，很重要的一个是有一批像杜老和在座的农研室领导那样了解国情、善于总结经验的干部，把农民的创造提升到理论，提升到政策的层次，制定与时俱进的政策，让农民的经验成为国内普遍的政策。
1978年改革到现在已经30年了，这30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30年，也可以讲是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30年。
展望未来，现在是21世纪了，在十六大的时候中央就提出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国民经济翻两番，我想这个目标应该是可以实现的。但这个目标的实现最困难的地方是在农村，因为在80年代初农村改革取得的成就是非常了不起的，1984年开始到80年代后期，农村经济虽然还在继续发展，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农村问题也逐渐在积累，尤其是在90年代末，所谓“三农”问题、农民收入问题成为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
怎样在农村问题上面继续取得突破？我觉得在80年代农村改革的经验还是一个主要的指导精神，一个是保护农民的首创精神，农民都知道他自己需要什么。但也需要真正了解农村，能够不断总结农村经验，把农民创造的经验提升到理论高度的农业政策的研究官员。我自己现在在北京大学做理论工作，我会沿着这个精神，不断总结我们经济发展、农村发展的经验，对农村改革、发展以及对中国的现代化作点贡献。
（本文作者系世界银行原副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