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杜润生及其对我生命的影响/何道峰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在杜老百岁生日来临之际，从镜中看着自己的满头华发、万缕霜天，回想在杜老身边工作的日子，不禁感慨万千，思绪昊昊。
杜老一生投身国家民族危亡之拯救事业，经历革他人之命，被他人革命和启动农村改革开放三个阶段，一生坎坷，终生为国奋斗，无私无畏，探索无尽。尤其是第三阶段，积其一生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导师型领导，思想巨擘，说服大师，引领和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其身边聚集了无数优秀的革命青年和改革志士，许多人都成了当代的政治英豪、改革斗士、理论大师、行动领袖，这些人的成长与杜老的影响都是分不开的，可谓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为中国农村改革和开放发展的历史所不能忽视。
我是杜老身边工作过的无数弟子中最不成器的一个。一生蹉跎，教训颇多，建树全无，辜负了杜老的期望和教诲。感念及此，不胜唏嘘，本无资格去写纪念杜老百岁生日的文章。但受杜老及农研室厚泽、郁昭、根生、刘堪等诸位前辈的教诲和影响，很多理念和精神深入灵魂、溶入血液，一生都在我的心灵中燃烧，并终将陪我走到生命的终点。因此忍不住写几点感想。
一、平等人格、自由思想
我的一生最重要的三个时点，父母给了我天性和人间的善恶是非，大学给了我知识和纵横时空的视野，中央农研室教给我价值观、思考方法和行为习惯，使我的生命中有了一个定向仪，不管生命的历程怎么变，总有某种价值追求和思维方式及行为准则很难改变。
我是1984年被中央农研室招进的两个研究生之一（另一个是亲爱的戴小京同学），被分配到体制组或曰文件组/二组工作。当时组长是张云千，副组长是段应碧，主要负责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后反馈情况收集整理，根据杜老的构想准备文件初稿的起草工作、征求修改意见的工作，在一轮一轮的征求修改意见后报刘堪同志一遍遍修改，最后杜老改定，然后在中央开会前住在中办印刷厂一遍遍地校对到出文件的最后一分钟。后来文件组分成二组和五组，把市场流通改革的职能从体制组中分出来变成五组，段应碧任组长。我跟段组长到了五组。但工作方法和程序没有改变，每到起草文件都是合起来办公。每次起草文件先做很长时间的下乡调查研究，阅读其他各研究组特别是来自发展研究所的调查报告，听杜老漫谈农村改革问题，刘堪同志谈架构，然后文件组内分工写初稿，相互讨论吵架，争得面红耳赤。有个初稿后，就请发展研究所各方面的专家来讲，请其他山区组、生产力组、社科院、农业部等各种专家来讲，后边就请观点完全相反的各地各部做研究的人来批评，有时还请村里、县里的同志来提意见，一轮一轮改，最后的文件要听各位农研室老领导乃至农村相关各部部长的意见，形成的文件谁的观点也不代表，似乎又代表了各自的观点。我当时刚从学校里出来，满脑子的马列主义和西方经济学的思想斗争，进入这样一个工作平台，开始收集资料，然后试着让你写，让你讲，请别人来讲，相互争论得面红耳赤又相处十分友好，这是一个部长没架子、局长不在乎面子，大家都可以自由表达的平台，真是大开眼界。
记得1987年夏天，北戴河国务院常务会要讨论粮食问题。杜老说这次就让你们几个年轻人先搞个东西出来。于是袁崇法、戴小京和我，还有魏唯等机关的几个年轻同志就住在十八所头脑风暴，讨论粮食问题的稿子，当时实行双轨制，城里粮价不能提，农民那边要解决积极性，中央补贴年年攀升，要讨论个出路。有天早上，机关通知我们到二号院会议室汇报，我们急忙上车，到了那里才发现，我们都穿着大短裤，我甚至穿着拖鞋，但二号院里除了杜老和刘堪外，还坐着何康、钱正英、彭佩云等农村相关的声名赫赫的各部老部长，我明显感到他们用疑惑的目光看着这几个穿得乱七八糟的年轻人，还往我的脚上看。我汗流浃背。杜老似乎没有任何异样，从容地让我们汇报，袁崇法主说，我和小京讲了意见，汇报很成功，得到了刘堪、杜老和老部长们的肯定。但我忘不了老部长们看杜老这些年轻人的复杂表情，也许觉得杜老手下有人才，但一定觉得这些人太自由了吧。从此之后，不管多热的天，我从未穿过大短裤。但杜老创造的平等和自由思想氛围，像种子植入我的身体，影响着我的全部生命。
后来我慢慢体会到：杜润生所创建的中央农研室这个工作平台，是一个人格平等、思想自由的平台。只要你为中国的农村改革思虑，无论官阶学阶高低，不管出身贵贱，只要言之有理，皆有发言权。这对于禁锢了30年的中国，对于刚开启中国改革之阀的农村来说，充满了风险和挑战，正是中央农研室这种吸纳官、研、学和基层实践，传统与开放，保守与改革各种力量的论战，保证了中国当时出台政策的改革创新性和包容稳妥性，保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幼儿期改革政策稳健坚实的步伐。那种工作氛围，最能激发人最内在的创造精神和献身精神，让人终身迷恋。
二、思维无疆、论证有据
杜老思维博大，他不仅关心粮食问题，更进一步关心产品市场的结构、劳动力市场、其他要素市场、农民收入、就业结构转变、城市化，甚至关心金融、股份制和股票市场、外贸及贸易条件、外汇管理、政府宏观调控如何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甚至关心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农民组织和农民协会等。其思考问题的范围大大超越了农业，超越了农村，超越了农民。
正是杜老无疆的思维，引导着当时中央农研室十分活跃和广博的思维和研究问题的广度，从而使农研室的社会影响远远超越了农业和农村领域。翻查当时的历史文献和研究记录，就能看清这一点。
同时，杜老特别注重实证研究。不管立论多么宏大，观点多么惊人，杜老都要求有数据支持，有案例调查支持。他不仅支持发展研究所在方法上的创新，要求机关各组室在研究方法上的实证性，而且通过联络室委托社会研究推动政策研究方法的创新。并通过支持我们跟福特基金会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合作，来推动中国当时的学术和政策研究走出引用马列经典论述现实合理性的经院哲学方法，转向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实证方法。
我们当时做的研究，有直接深入基层的案例调查，也利用外资做了很多抽样调查。他当时对我和小京、温铁军、王依依等青年作的定县农民调查，沈阳供销社、个体工商户和县级政府等主体如何应对中央一号文件的行为研究表示赞赏和支持，对于我和黄青禾、王西玉、蒋中一在劳动力转移和土地问题上作的抽样调查，杜老每一次都表示了支持，并到课题会上讲话，这些都给我们年轻人的作风和思维方式极大的引导与激励。
正是杜老所倡导文风的影响，使得农研室对问题的研究深度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使农研室培养的干部都有一种务实求真，深入探讨问题解决问题的格调。这从农研室后来在各个领域的干部风格可以看出来。
三、思想巨擘、说服大师
我有幸从1987年下半年后跟杜老有很多近距离的思想接触，主要是他的有些讲话及领导人的讲话让我帮他搜集资料，根据其要求起草初稿，他讲完话后把他讲的整理成文字，因此对这位农村改革设计大师有很多深切的体会。通常杜老会跟你讨论他要讲的框架，很亲切很平等的讨论气氛，让你能感觉到他思维的广度和深度，然后他会要求你寻找数据和资料来支持这些论述，等初稿形成后，他会亲自动手改稿，改了又讨论，讨论后又一遍一遍地改。让你的感觉是他准备念稿。但等到上会的时候，你发现他根本不用那个稿子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个小纸头，上面可能就几条他自己写的提纲。跟那个稿子相关又很不一样的表达方式。你会觉得很沮丧，这不是白忙了吗？可是等他往下一层层讲的时候，你就会被他完全吸引住了，迅速地兴奋地做笔记。我通常都会让当时农研室的打字高手申京改把四通打字机搬到会场外边，我记一页送出去一页，她一页页打，会后一小时内文稿出来送杜老审阅，你会发现这是一篇一气呵成的好文章，思想深刻的大师，语言平实易懂而感人的大师，具有超乎寻常的说服力。
令人难忘的是1988年夏天价格闯关后，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次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社会舆论纷纷、人心惶惶。秋冬之交，杜老告诉我中顾委很多老同志对价格问题议论颇多，中央政治压力很大，需要准备个讲话到中顾委讲一下。于是我们就费了很多工夫准备稿子。后来就去了中顾委，100多人参加会议，都是杨成武、吕正操等在书上看过现实中没见过的英雄人物。杜老照样从口袋里掏出个提纲小纸条，但一谈到物价，会场立刻大乱，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很像农贸市场，让我的心灵第一次感受到在中国搞改革开放的巨大政治压力和风险的冲击与震撼。过了五六分钟后，台下这些英雄人物大概意识到还有个杜老坐在台上，因此也有人喊“听杜老讲”，会场逐渐趋于平静。于是杜老跟大家讲通货膨胀对大家生活的不利影响和对经济的危害，同时也讲价格对于拉动供给的作用，抑制需求的作用，最后分析1988年夏季通货膨胀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计划经济因短缺留下的恐慌心理和抢购行为。随着杜老剥茧抽丝似的层层剖析，会场气氛开始活跃，很多人频频点头，最后爆发出阵阵热烈的掌声。散会时显然革命老同志都已被说服。
我的心为杜老所深深折服。我觉得杜老真是思想巨擘、说服大师。任何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都离不开这样的大师。
四、忘我之美、完美之美
我一直觉得杜老身上有一种迷人的力量，即有一种美。但那时年轻的我无法定义这种美。我翻遍了黑格尔、康德、罗丹的著作，企图去寻找这种定义，但都无果而终。而我继续延续着跟杜老的交流。我接受中央调查组处分要求，杜老及其他老同志允许我在党支部会议上发言50分钟。农研室被解散以后，杜老还经常叫我去办公室讨论问题。我下海以后，杜老还去过我那北海、云南创业的小屋并为我题词讲话。后来每年去看他，看他家里的几个电视接收“锅盖”和那么多外台节目，听他嘴里讲出的最前卫的语言，看他喜欢穿最潮的衣服，每一次见面都让你感受他那种独特的美。每一次都让你有拥抱他的冲动，因此每一次都是我、我老婆崔杨、我儿子何耔阳轮流拥抱杜老，而他也回应你热烈的拥抱。这种美给你留在心底的震颤，一直可以留存到下一次再见面。
过了许多年以后的一天，马阿姨病重住在宣武医院，已是来日无多，我让老魏带我去见马阿姨，照例碰到每天早晨像上班一样10点钟去看马阿姨的杜老。握着他的手，真不知安慰的话如何说。那时候他的听力已不好，需要用笔写。杜老在纸上问我，第二天他要见世界银行的人，话题可能涉及中国非营利组织及人文关怀，现状如何，如同一道闪电击中我的心灵，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在给他写下四条意见的同时，我瞬间归纳出杜老身上的美是一种忘我之美。我从记忆中搜寻，从未听他谈过私人之事，一切皆是国家、民族、社会之事。我从他的脸上从未读到过暮气和老谋深算，而是一种永远的童心。我从未看到过他批评人的严厉，而最严重时最多是严肃，让你感到的是他对社会下层的责任感和悲悯之心，否则就是嘻嘻笑的对人的赞许和鼓励。我从未看过他对新事物的排斥，而是永远的新潮永远的创新和兴趣。这就是杜老身上的美，一种在任何状态下都投入到忘我状态的忘我之美，因忘我而时时处处事事从容之美。这是世界上一种最迷人的美，完美之美。
（本文作者系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