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镕
20世纪50年代，就知道杜润生同志的大名了。那时党内传达，毛主席批邓子恢同志是“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在那里走路”。邓子恢是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指导工作许多事是农工部秘书长杜润生同志抓的。我们当时戏说杜是“小脚女人”的拐杖。听传说，当时有个分工，毛批邓，要周恩来批杜，但周虚晃一枪，就放过去了。
真正亲炙杜老的为人与作风，是20世纪80年代连续去中央农研室，参与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工作。我只是作为省里的基层工作者，是一个“农民工”而已。但每年年初，中央领导胡耀邦、万里等出指示，杜老亲自布置我们下去调查。夏季碰头，再调查。秋季座谈、动笔，反复多次，写出几稿。11～12月份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我们戏称为中国的“农民议会”（因为中国没有农民组织），大家七嘴八舌，反映农村、农民、农业的情况与问题，提出文件的修改意见，有时会推倒重来。因此，那时的农村工作会议会期很长。1981年的农村工作会议就从北京开到天津，会后诞生了第一个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982年年1月1日），标志着中央在农村工作上决策方法的大转变。随后五年，每年一个一号文件，第六年已起草好第六个一号文件《农村改革必须继续深化》，因为当时“反精神污染”发了几个文件，这个文件就排在第五。因此，20世纪实际是五个一号，加一个五号。这六个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一字一句，都凝练着杜老及其团队成员的心血。
我想特别值得钦仰的是杜老严谨、民主、平等的学风。开起座谈会来，“没大没小”，老中青、理论和实践工作者、有关部门负责人及专家，随意发表观点，有时也吵成一锅粥。杜老眯着眼，微笑倾听，常做笔记，不时插话，但往往是中性的，将讨论引向深入。尤其注意启发年轻人发表观点。有一次他从耀邦处回来，说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问耀邦“家庭联产承包制”问题，说可否不要“家庭”这个前缀词？当时吴象同志就拍案而起：“生命就在于这两个字，这不是一般的词而是定性的定语，决不可改。”当时就开了锅，大家议论纷纷，也有人说可否内外有别，对外可缓和一点，但最终统一认识，“家庭”两字不可删，而且是基础。又如进城农民，开始写的是要“自带口粮”，背上几十斤，吃完怎么办？后来好像是姬业成琢磨出，把“自带”改为“自理”，改了一个字，就活了。可以自带，也可以自买、借贷等。那时往往有一字一句之争，但往往是一字千金、一字千钧。一个文件，真是千锤百炼而成。
座谈讨论，我们都称杜老为老杜，极少有人称他职务，他总要纠正不让喊“主任”。他说的话，觉得不妥可以反驳。广东的杜瑞芝搞文件是常客，观点多，脾气冲。有时就说中央某些举措不当，“上面感冒，叫下面吃药”。杜老总是耐心倾听，不打断他的话。杜瑞芝也不客气：“你别老叫我小杜小杜的。我现在已是广东省委顾问委员会的副主任了，不叫杜老也起码升格为老杜了吧？”杜老还是笑眯眯地说：“小杜呀，我才是老杜。你成了老杜，我怎么办？只要我在，你永远就是小杜。不要不服气，但你的意见我听。”说得大家都笑了。
彭真同志提出要划小乡，以大队为基础，原公社设区。这样一个小乡几千人，有利于发扬民主，将来可搞直接选举。“哪家喝粥吃干饭，哪家白狗花猫，一目了然。”杜老也赞成。中央试点文件由民政部长崔乃夫等同志起草了稿子，下来征求意见。我表示坚决反对。当时江苏一个乡两万多人，四五十平方千米，乡干部骑自行车一天就能转过来。如划成小乡，要添很多干部。尤其是我们要发展小城镇，乡太小、太零碎就没法操作。那次在香山饭店，杜老晚上找我，说次日中央要研究这个问题，我讲了反对划小乡的五条理由。他一一记下。第二天开会回来，他还是笑眯眯地对我说：“你胜利了，可不要骄傲。耀邦很欣赏你们江苏一个观点，乡太小了不利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搞小城镇建设。”后来，个别试点省也停下来，避免了一次折腾。现在信息社会，指导工作不能光凭肉眼观察，如今江苏撤乡并镇，一般的乡镇规模已达八至十万人了。
杜老十分注意田野调查，深入基层，一丝不苟。昆山县老书记吴克铨清晰地记得杜老是第一个支持昆山自办开发区，搞土地抵租的。当时昆山虽紧邻上海，但是个农业小县。县长上财政部求援，接待的司长从未听说有个昆山，他误会了：“你们昆仑山上搞什么开发区？”如今当然是成为笑谈了。杜老在昆山调研很仔细。他还有个习惯是亲自作笔记。我说：“您都那么大年纪了，不要记笔记了，我们可以把您要的材料整理出来给您呀！”他笑笑说：“那可不成。自听自记，印象深刻。”
20世纪末，我们几个人编写了一本《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实》，想请杜老写个序。听根生同志说杜老年纪大了，叫我先写个初稿。写成后送给杜老。他看后笑笑说：“写得很好嘛，可以用，但那可不是杜润生写的，是你捉刀。”后来还是他亲自动手，写出了一篇极为精辟的《心语》，解答了三个问题：①改革改什么；②重新发展家庭农业；③深化改革，前提是解放思想，不搞本本主义。全文逾7500字，是一篇提纲挈领讲农村改革的文献。万里说过，能说清农村改革的就是杜润生，一些学者尊杜老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我想是当之无愧的。他谦虚地说：“我只是这个团队的一个符号。可以告慰的是，这个团队至今没有发现一个腐败分子。但我还有两个心愿未完成。一是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二是还有那么多劳力要从农业转移出来。这要靠岐山、锡文等你们这代人来操办了。”
（本文作者系江苏省政协原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