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 畅
刘畅发表在《书屋》上的《“超日”、“超美”与大国之惑》一文，引用了许多经济数据，现摘录如下，这对不熟悉经济的读者，或许有些参考价值。
二○○九年七月十六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百分之七点九，这一宏观经济数据的公布使专家普遍认为，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局面已经确立，中国经济将从全球金融危机的复苏赛跑中率先胜出。据中国人民大学预测，今年，我国全年GDP增长将达到百分之八点四，实现“保八”目标已无悬念。
同比增长百分之七点九或百分之七点一，除了预示着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实现“保八”目标已无悬念之外，还自然带来了另一个“已无悬念”——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年初，有专家对此专门做过分析：二○○八年，中国和日本GDP分别为四点四万亿美元和四点九万亿美元，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今年中、日GDP实际增速分别为正百分之六点五和负百分之六点二，若按此速度，今年底GDP将超过日本，即中日两国（GDP）分别为四点六八万亿美元和四点六二万亿美元。对此，日本及西方也表示认可。
“超日”，意味着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是中国迈向大国之路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改革路途艰险，“超日”路漫漫。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驶上了快车道，将老牌经济强国一一超越。其中，二○○二年尤为值得关注，这一年，中国GDP达到一万零八百零八亿美元，光荣地跨入了亿万美元级经济大国行列，先后超过了加拿大、西班牙、意大利等国，跃居世界十大经济大国第六位；二○○五年，中国GDP达到二万二千二百九十亿美元，跨上了两万亿美元级经济大国台阶，经济总量超英、法，跃居世界十大经济大国第四位，“超英”目标终于此年实现；二○○七年，中国GDP达到三万三千七百亿美元，冲上了三万亿美元级经济大国台阶，经济总量超过了稳坐世界十大经济大国第三把交椅数十年的德国，中国终于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老三。于是，这一年，关于何时“超日”，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也被正式提上日程。
那么，在“超日”之后，中国究竟是不是一个大国，对此，中外舆论均有议论，大致可分为肯定和否定两种看法。
二○○八年八月十五日，美国《生活科学》发表文章，题为《中国将成为头号超级大国吗？》，指出中国注定会成为世界上新的头号超级大国。根据皮尤调查中心最近的调查结果，在日本，有百分之六十七的人认为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首要超级大国，有百分之五十三的中国人也持有相同的观点。皮尤调查报告写道：“在德国、西班牙、法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接受调查的大多数人要么认为中国已经取代了美国，要么认为中国在将来会取代美国。”（美媒：《中国进入奥运新时代将是下个头号超级大国》，《环球时报》）二○○八年末到二○○九年以来，随着席卷欧美的金融危机风暴，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凸显，与之相关的“大国”话题更是层出不穷。客观上，金融风暴推着中国走上“大国”的地位。恰如张宇燕研究员所说：“不是（中国）想不想当，而是全世界都已把中国当大国，中国必须承担国际责任。现在世界最重要的大事有三件：应对金融危机、清洁能源、气候变化。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能源消费量世界第二，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一，跟美国加一起超过全球总量的一半。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这几件事都很难解决。”（刘东等：《直面巨人症：中国离头等强国还有多远？》，摘自《南方周末》）
中国无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了。但对此，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也不少，甚至超过了肯定的声音。冷静分析，具体而言，首先是总量与人均之差、之痛。据悉，二○○八年日本、中国的GDP总量分别位列世界第二和第三，仅次于美国，日本为四点九万亿美元，中国是四点四万亿美元，相差大约五千亿美元；而二○○八年中日两国人均GDP相差甚远，日本的人均GDP是三万四千零二十三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十二位，中国则为二千四百六十美元，位居世界第一百零四位，两国人均GDP相差近十三倍。人均GDP位居世界第一的国家是卢森堡，为十万二千二百八十四美元，中国与之相差四十一倍。在此，仅就与日本相差的十三倍而言，总量“超日”就显得无足轻重了。而在人均居世界第一百零四位的背后，则是人均社会保障的缺失所折射出的社会不公平。这样的繁荣和强大，不是人人有份的，试看——“当经济总量的蛋糕做大，而分配蛋糕却严重不公时，GDP越大，人们被剥夺的感觉越强，越发埋藏着社会危机。事实上，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正在加剧。一九九四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就超过了国际公认的零点四的警戒线，二○○七年更是高达零点四八。二○○六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百分之四的人口掌握了百分之六十的财富。因为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人均GDP也就成了一个虚假的繁荣”。于是学者提出：“我们不需要总量的虚空幸福感，也不需要人均的虚空幸福感，而是要真实的幸福感。”（廖保平：《中国GDP年内超日本：强大还是肥大虚空数字幸福？》，《中国青年报》）“在‘以人为本’的背景下，不仅要追求经济总量，更要提高人均实际福利水平，不仅要注重社会财富量的增多，更要注重社会财富质的提升，要努力提高社会保险综合参保率、环境综合指标等，让社会财富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国民的幸福指数。”（薛莲：《专家建议理性看待GDP赶超日本》，《中国经济时报》）
人均之差，并非虚空的数字，从直观上就可以感觉得到——“我国十五岁以上的文盲和半文盲还有八千五百多万，一下子能解决吗？我们的煤矿、工厂等前天爆炸、昨天冒水、今天又坍塌，不知道明天又会发生什么事，几十上百人地死，为什么这种状况总解决不了？看看我们城里的农民工弟兄生活在什么状况下？想一想我们的几亿农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同胞们如何？还有城里的那些下岗人员，每年那么多不好找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北京混乱不堪的交通，罩在我们头上的昏暗天空，等等，等等。每当我们看到这一大堆问题时，我们的嘴里无论如何是喊不出‘崛起’这个虽然吸引人鼓舞人但却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口号的。”（张宏喜：《切莫再饮“崛起”这壶迷魂酒》，《世界知识》）再以居民家庭人均资产为例，据悉，二○○四年，美国家庭平均资产为四十四万八千美元。而二○○二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平均资产为二十二万八千三百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中国的水平还不足美国的十分之一。鉴于中国城镇化水平不足百分之五十，且城乡差别巨大，真实的情况很可能是：中国家庭平均资产仅为美国的二十分之一。由此可以推断：“第一，中国每年新创造财富中的大部分被政府拿走了；其次，近年来中国财富迅速膨胀的账面增值部分更几乎全部归政府所有。由此就可以比较清晰地解释我上面提出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从资产的情况看中国应该是一个富裕国家，而我们的实际感受却截然相反？答案是：中国这个‘国家’的确是个‘富国’，但这个国家里的居民却并不富裕。换言之，中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府以及少数富有人士与相对还很贫穷的绝大多数国民的奇怪结合体，而这个结合体里的财富在整体上正处于相当严重的泡沫状态。”（陈季冰：《中国究竟是穷国还是富国？》，《南方都市报》）
中美相互依存的重要因素是物美价廉的中国货，而在“这种便宜的中国货背后，体现的是短期的竞争力和长期的危机。其实，中国货之所以便宜，劳动力价格还仅是一端，另一端在于省去了许多基本的‘社会开支’，如医疗保障、退休金、教育等福利。不妨看看发达国家的‘社会开支’占GDP的比例：瑞典百分之三十二，法国百分之二十九，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都在百分之十八左右，福利最低的发达国家美国也有将近百分之十七。而据二○○九年三月二日《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国的‘社会开支’二○○七年仅为GDP的百分之五点八。也就是说，我们和发达国家的贸易竞争，是在省下了百分之十一至百分之二十四的‘社会开支’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国货当然便宜了”。但是，“社会开支”被克扣并不等于对“社会开支”需求被取消，老百姓照样需要看病、养老，尽可能让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国家不支付，老百姓就必须从自己微薄的收入中省下钱来支付。目前中国人的储蓄率为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不得不存起每分钱的穷人当然没有‘内需’。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经济就必须依靠不习惯存钱的富人的疯狂消费。结果，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五分之一的出口到了美国。要保持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必须刺激美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刺激的方式，则是把中国的外汇盈余拿来购买美国的国债，这就等于中国借钱给美国买中国自己的货，就像汽车销售商借给消费者零息贷款以推销自己的车一样。这样，就形成了中美彼此依存的‘经济帝国’。结论是——见证了中国的崛起，也反映了中国对美国的和平依附。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是因为在‘社会开支’上对国内的老百姓欠得太多，在支付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时‘偷工减料’。……世界秩序掩盖了中国的真正利益。中国能否真正崛起，并不是看自己属于G20的一员还是G2的一员，而要看能否对克勤克俭的老百姓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只有他们，才会给中国带来持久的繁荣”。
GDP总量“超日”既成事实，“超美”又在进行之中，随之而来的“大国”意识与心态也随之成型。依照不同的指标，从不同的视角观察，成长中的中国既是大国、强国，又是小国、弱国，恰如学者所言——“GDP总量，我们是大国，可是人均呢，我们是小国；制造，我们是大国，可是产品创新呢，满街开的车有多少是中国人自己造的车，又是小国；人口，我们是大国，可是人口素质参差不齐；面积，我们是大国，可资源呢，我们的水是多少呢？印书我们现在真的是大国了，可是图书评论我们是小国；教育从规模上讲我们是大国，可是学术的创新上我们是大国吗？消费上我们是大国，每天我们要吃很多猪肉，但生态上我们是大国吗？体育竞技我们是大国，可是公民锻炼身体方面我们是大国吗……”（稼轩：《“大国热”引发学者深层思考》，《中国青年报》）可见，强弱之际，有无之间，似乎是中国是否是大国的准确定位，对此，我们一定要清醒、冷静，把步子迈得更稳健扎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