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虞非子
肖斯塔科维奇口述回忆录《见证》中有段文字，讲述了伟大的俄罗斯女钢琴家尤金娜与斯大林的一则往事：
某夜，斯大林亲自打电话给电台，询问有没有尤金娜演奏的莫扎特《第二十三钢琴协奏曲》的唱片。领袖的需求就是命令，虽然尤金娜从未录制过这一唱片，电台还是决定连夜为领袖录制一张。
不久，尤金娜收到了斯大林指示送来的两万卢布，于是她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
谢谢你的帮助，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即斯大林）。我将日夜为你祈祷，求主原谅你在人民和国家面前犯下的大罪。主是仁慈的，他一定会原谅你。我把钱给了我所参加的教会。
《读者》二○○九年第十八期转载了赵健伟的《斯大林与莫扎特》一文，其主要内容就是肖斯塔科维奇的这段回忆。
尤金娜把这封自取灭亡的信寄给了斯大林。他读了这封信，一句话也没说。他们预期他至少要皱一下眉毛。当然，逮捕尤金娜的命令已经准备好了，只要他稍微皱一皱眉头就能叫她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斯大林一言不发，默默地把信放在一边……
《斯大林与莫扎特》一文最后说：“斯大林不可能是肖斯塔科维奇眼中真正的爱乐者，但的确是音乐让尤金娜躲过了一劫。我相信是莫扎特的音乐在挽救尤金娜的同时，也柔化了斯大林的灵魂，尽管这是‘单向度’的。”
——这，实在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尤金娜之“躲过一劫”，并不能证明斯大林的灵魂被莫扎特“柔化了”。至少此前此后，斯大林还是那个斯大林。
如果一定要说在那一瞬间，斯大林的灵魂被“柔化了”，那么，产生“柔化”作用的也只能是尤金娜那封看似“自取灭亡”的信，而不是莫扎特。
结论的不同源于对尤金娜那封信的不同解读，而其关键则是斯大林对尤金娜信的解读。
说尤金娜写那封信是“自取灭亡”，其潜在的前提是：尤金娜对斯大林作了“自取灭亡”的“判决”——你在人民和国家面前犯下了大罪，而斯大林本人在其内心深处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丝毫的有罪感，甚至对身后的一切没有丝毫恐惧。
但这个潜在的前提是难以成立的。谁敢说自己无罪？——“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先向她投石吧！”斯大林之所以在读信（不是在听莫扎特）时“一言不发”，更有可能的是，自觉“有罪”的他被尤金娜的举动震撼了：尤金娜在判决他有罪的同时，表示将“日夜为你祈祷”，并且断言“主是仁慈的，他一定会原谅你……”
——在尤金娜的信中，斯大林“看到了上帝”，因为唯有“上帝”才能对“领袖”作出判决；同样，出于“领袖”的孤独和恐惧，斯大林当时一定在不断自问：除了尤金娜，这个终日一袭黑衣的虔诚教徒，如今还有谁会为我“日夜祈祷”？还有谁会“安慰”我，说“主是仁慈的，他一定会原谅你”？
肖斯塔科维奇回忆说，斯大林去世后，人们发现他卧室的唱机上放着的就是那张尤金娜演奏的莫扎特协奏曲的唱片……
不是莫扎特让尤金娜逃过了一劫，而是尤金娜给了斯大林“最后的慰藉”。
在尤金娜的琴声中，斯大林最后想到，甚至默念的一定是尤金娜的那封信：“我将日夜为你祈祷，求主原谅你在人民和国家面前犯下的大罪。主是仁慈的，他一定会原谅你……”
在死亡面前，领袖也是人。
而正是尤金娜那封“自取灭亡”的信，让斯大林看到了自身不可避免的死亡。
没有人有权赦免“仁慈的主”，哪怕是“领袖”。于是斯大林只能“一言不发，默默地把信放在一边……”
不朽，真的很可疑
斯大林在尤金娜的琴声中走完了一生，这在弥留之际的他多少是一种“安慰”：一位伟大的钢琴家正在用琴声为他祈祷，请求仁慈的主原谅他“在人民和国家面前犯下的大罪”……
写作《斯大林“最后的慰藉”》时，不断想起拙文《帕斯捷尔纳克“卡”住了》的初稿，仿佛看到尤金娜弹奏着柴科夫斯基的《A小调钢琴三重奏——纪念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为老友帕斯捷尔纳克送行……（也正是这位钢琴家，在帕斯捷尔纳克因《日瓦戈医生》遭难时，在演奏会上宣布：“今天晚上我不弹琴，我来读《日瓦戈医生》这本书给大家听！”）
初稿的结尾是这样的：
一九五六年，《日瓦戈医生》诞生了。
作家费定注意到：在这部作者称为“关于我们生活的叙事作品”中，在这部“从勃洛克到战争结束”的历史长卷中，没有斯大林。
也就在小说完稿前夕，帕斯捷尔纳克翻译的剧本《哈姆雷特》由列宁格勒一家剧院上演了，但他谢绝了出席首演式的邀请。（很多年以前，斯大林曾以“本来就不应该排演《哈姆雷特》，因为它不适合当代现实”为由封杀了该剧的上演。）
没有斯大林，没有哈姆雷特，没有……“天上的人”回到了天上，他已经在和上帝对话了，斯大林甚至哈姆雷特与他帕斯捷尔纳克又有何相干？
一九五九年秋的一天晚上，伯恩斯坦和苏联文化部长发生了口角，次日他问帕斯捷尔纳克：“您和这类部长们怎么能相处啊！？”帕斯捷尔纳克回答说：“瞧您说的，这与部长们有何相干？艺术家是与上帝交谈的，上帝对他作出各种提示，以便写作。这可能是一出滑稽戏，如您所遇到的，也可能是一出悲剧。这已经是次要的了。”
重要的不在这里。
一九六○年，帕斯捷尔纳克犹如“书页之间夹着的一片枯叶”，一阵风掀开书页，枯叶飞升……
著名女钢琴家尤金娜最后一次为老友弹奏，柴科夫斯基的《A小调钢琴三重奏——纪念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以一种透亮的凄厉掠过森林……这一次，帕斯捷尔纳克没有惊醒。四岁那年他曾被这曲子从梦中惊醒，那夜是他母亲在为列夫·托尔斯泰演奏。
琴声以一种透亮的凄厉掠过森林，那三棵松的地方便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墓地。
那三棵松是谁？
没有斯大林，没有哈姆雷特，没有……但谁能说他们不在不朽者之列呢？
不朽，真的很可疑。
三棵松……斯大林、哈姆雷特、帕斯捷尔纳克……世间很有些“契合”是令人心惊而又难解的。当时就这么心惊、难解着写下了这样一个“可疑”的结尾。
因为连自己都觉得这个结尾“可疑”，于是最终还是割舍一边了。
近日翻读陆昕先生旧作《静谧的河流——启功》，见启功先生的《踏莎行》三首之二，又使我想起了那个“可疑”的结尾——“不朽，真的很可疑。”
启功先生的那首词是这样的：
美誉流芳，臭名遗屁。千千万万书中记。张三李四是何人，一堆符号A加B。
倘若当初，名非此字。流传又或生歧异。问他谁假复谁真，骨灰也自难为计。
陆昕先生解读说，这首词“讲人的作为在不断变化的空间中的位置。头半阕讲美誉和遗臭的客观存在，后半阕侧从变与动的角度大胆怀疑，不过这种‘怀疑’是一种诗意的点染，妙处在‘问他谁假复谁真，骨灰也自难为计’两句”。
美誉、遗臭……
看来，“不朽，真的很可疑。”
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