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不得哪位诗人写过的了，最好不要回忆，最好把过去忘记。
但人的记忆力也真是没有办法，你越不想回过头重看一眼的往事（当然是不愉快的），只要稍稍有一点触动，思绪便会呼地一下涌过来，不管多少年前的陈谷子烂芝麻旧帐，准会一丝不漏地让你再不愉快重复一次。
因此，我想这位诗人，在不要回忆、努力忘记的后面，至少还应补上一句，那就是最好不要再触及。也许，我们便可在一种麻木中，把过去忘却。
这番感慨来自一封最近在刊物上发表的私人之间的通信，一封不是很客气的摆出前辈架子训斥后来人的信。信不长，三五百字，一派挖苦之言，让人看不到长者应有的宽厚之心，于是我想起我的一篇小说《改选》问世时的情景。那是一九五七年，所谓的多事之秋，这当然也属忘却之列的事物了。
如果说在这块文坛上，写作品的人是没有什么“起子”的话，那么评作品的人，则尤其没有什么“起子”。我有一次在成都一间不起眼的剧场里，看不起眼的外县川剧团演《白蛇传》，很惊讶那个扮演青蛇的角色“变脸”之快。“变脸”是川剧的一项高超技艺，令人折服；似乎在全国各剧种中，川剧《白蛇传》里这个青蛇不是女性，而是男性，也属独一无二。这恐怕很教那些“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的评论家们，十分地沮丧和泄气的。
在戏台上变脸，是一种艺术，在生活中变脸，当然也是一种艺术。历年来，我看到圈子里的这类评作品的人变脸者颇众，不绝如缕。其变脸速度真是“说时迟，那时快”，迅雷不及掩耳的。天还没有阴，他就先下起雨来；风起青萍之末，未成气候，连树梢尚纹丝不动，我有幸认识的这些明公，就率先的来不及地转向，把脖子扭得跟《封神榜》里的申公豹似的。
五七年则更是义正辞严，大张挞伐，那么多的人恶狠狠地扑过来就不用说了。细想起来，也不必太往心里去，这就好象生物链，一环套一环，相生相克，命里注定。毛泽东诗云：“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对这些有“奋起癖”的评论家们，你不让他舞刀弄棒，干什么去呢？何况那时不怎么作兴搓麻将，三五八块，四圈下来，一张两张的输赢，也就没什么闲心去批这批那了。我不知道这两年文学批评的不景气，是否与麻将的勃起有些什么关联？
令我最费解的，在一九五七年痛批《改选》的衮衮诸公中，居然有一位大作家，老作家，获得过外国文学奖的著名作家，表演十分卖力。在一家大报上著文痛斥年纪只有他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我这个当时的小青年，所写出的第一篇小说，恨不能置我于死地的咬牙切齿，和那份谁知是真是假的狠绝之情，字里行间，溢于言表，真让人骇怕。
很滑稽的，是不是？这种大名家的小人之心。更遗憾的，直到现在，有些前辈，也难能免俗。对年青人一脸铁青，两眼冰冷，怎么也不中他老人家的意。
我认为评论家看作品，和作家看作品，不完全是一回事儿。前者多少有点像十字坡开黑店的母夜叉孙二娘，对进到她店里的过往客商，一眼看过去，是估量这个该死的家伙，哪一块肥，可以剁馅，哪一块瘦，可以切成臊子，先把来人给支解得七零八碎。后者则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求一个统体的感觉。也就足矣，好与不好，那是天定的，无论评论家怎样起哄架秧子，该好，坏不了，该坏，好不了。我相信作家看作家，因为创作的甘苦体会是相通的，也更能理解一些。
谁知这位当时的文学前辈，弄不懂他为什么如此气势汹汹？你是写小说的，对一个文学青年，正在蹒跚学步阶段，所写的小说，多扶持一点，多提携一点，别人棍子劈过来时，你用胳膊肘搪一下，岂不更好？你没有必要当这种义勇军，往死里收拾。你先给定了性，说是敌我矛盾，乖乖，这一句话，断头台离我就不远了。难道你不了解小说么？即使写得十二万分的糟糕，又有什么了不起呢？说实在的，十一亿人口中，有多少识字的？识字的人中，有多少看书看报的？在看书看报的人中，有多少人爱好文学的？即使爱好文学的，又有多少人读小说？
文学的功能，好象连阿斯匹林也顶不上的，那白药片能退烧，小说能有这大作用吗？所以这位前辈，打两下屁股，也就该拉倒的，干吗非把刀搁我脖子上呢？
若从文学兴旺的角度看，也该宽厚为怀。农村过年贴春联，总爱在大门口写上“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十个字。厚道，是中国人的良善传统。一个家族，姑且文学也算一族的话，怎么说人多些，总比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强些。如果为了自己在文坛永领风骚，将一切后来人都斩尽杀绝，扫荡干净，就剩下几位迎风掉泪，气管有痰，行动不便，下楼腿颤的老绝户，像松、竹、梅岁寒三友，在肃杀凋零的冬日里，不觉得孤单么？
日新月异，时过境迁，时代潮流总是不停地变化着向前。李白有“抽刀断水水更流”的感慨，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时光不会为谁停驻下来。现在几乎没有一个老爷儿们，在脑后拖一条辫子了；长袍马褂，翎子顶戴，八股文章，三跪九拜，再也不会有市场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追求，爱好，志趣，和他们的价值观，甚至十年前和今天也有不同。记得在根据地的时候，一位农村姑娘把一双亲手纳的密密实实的布鞋，塞进你的背包里，那份情意能保留到这双鞋穿烂，也不能淡忘。可如今，坐在夏利车里傍靠着大款的小姐，不但不会给你一针一线地纳千层底，还要你把车开到什么燕莎商城，去为她买意大利进口鞋。可谁也不能由此断定那位村姑是天使，这位小姐是魔鬼，在爱的天平上，也许并分不出高低的。或许这一位的开朗，胜过那一位的含蓄，更富于时代气息呢！
文学也同样如此，其活力本来就在于变通。只照一个方子抓药，会吃死人的。因此，那种对于在变化中的文学现实，所发出的酸溜溜的指责，冷嘲热讽的挑剔，乃至谁晓得是真是假的清高，便认为自己有一份对世俗的审判权，关在自己的公馆里当文学长老；相信一张两指宽的手谕，几句别人也未必不会说的挖苦话，后辈们必须立刻战战兢兢，诚惶诚恐，这当然是一种错位的找不到感觉的感觉。
一九九○年意大利世界杯足球赛期间，前球王贝利就对来参赛的巴西国脚们，经常发表议论，也很影响舆论。终究是作过球王的人，谁也不能不当回事。但无论如何，他踢球的黄金年代已成过去，他那些主意，建议，高见，特别是事后诸葛之类，自然是不合时宜的。足球运动在进展，足球打法，更是变化多端。这些终日在球员耳边响着劝喻、指导、责难，免不了还要指手划脚，于是把队员惹烦了，他们冲这位球王吼了。
“要么回家，要么闭上你的嘴！”
初初，我感到他们对球王也太失敬了，继而一想，你贝利也不下场，坐在主席台上，反正说话不嫌腰疼，可这些球员们被他的这些絮絮叨叨，弄得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攻也不是，防也不是，踢也不是，不踢也不是，于是我也能谅解这班队员们的不礼貌了。
否则，要不让他们吼出来的话，很可能一个个要得气闷心的。
1992.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