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晚报上读到今人写的一篇短文，不禁使我联想起另外一位相映成趣的古人，可谓无独有偶了。
唐初，有一位当过盈川令的杨炯，官声不怎么样，诗名倒是蛮响亮的。不过，他是一个总充满失落感的诗人。
他，再加上英年早逝的王勃，投河自杀的卢照邻，和那位对武则天大不敬的骆宾王，后人称初唐四杰。在当时的文坛上，这四个人以诗文齐名，著称一时。也是当时的读者多事，习惯性地把这四位缩称之为“王杨卢骆”。
这就使杨炯很不开心，他说他“愧于卢前，耻于王后”，对这样的安排不满。
其实，王子安和后三位，显然不是一个等量级的。而卢、骆也是各有短长。但这位牢骚满腹，好象受了多大委屈，和不公平待遇，没拿到桂冠诗人奖的杨炯，不但写不出王勃“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的诗，和“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文，怕也写不出卢照邻“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骑似云”的《长安古意》，和骆宾王“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的《在狱咏蝉》的。至于“请看今日之城中，竟是谁家之天下”那样气势磅礴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更是我们这位杨诗人或杨作家所望尘莫及的了。
因此我总怀疑，唐初的文学爱好者，不至于如此不识货，给他一个银牌位置。也许，这样排列组合，不一定有什么名次上过多考虑，只不过念来比较合乎平仄，琅琅上口罢了。杨炯忒自作多情了一些，也太在乎排名先后了一些，于是酸溜溜地说出令人倒牙根的八个字了。
嫉妒害人，文学上的嫉妒，害人之外，还害自己。因为一个诗人、作家开始嫉妒了，便也就开始衰弱了。若明智些，或急起直追，或埋头奋斗，面壁也好，磨剑也好，来日再在文学的竞技场上一赛短长，这才是正道。然而，一患上这种文学红眼病，通常很难理智。抓耳挠腮，心痒难禁，既坐不下来写诗，也定不下心来做小说，于是就求诸于文学以外的手段，来达到张扬于文学的目的。前几年拍摄的获奥斯卡奖的《莫札特传》，就有许多这样惊心动魄的描写。但结果呢？莫札特是永远的，而那位宫廷乐师呢？谁还记得？
据《旧唐书》，这个杨炯十一岁就举神童了。看来神童不好当，十个神童有九个要被美誉声名所扼杀。过早的成功，过度的吹捧，和过份的自我感觉良好，其实是一剂毒药，把他坑了。于是这位神童醉心于虚名的追求，甚于艺术的完善。只知道终日嫉妒他人的才能，气得脑充血，而不明了自己在创作上的每况愈下，永远感觉良好。
杨炯嫌当时文坛对他不够热烈，排名在王勃的后面，是对他的冷落。神童当惯了，当出一身毛病，没有人簇拥着他，没有人给他唱赞歌，一天也过不去。在这种病态心理的支配下，这位先生居然自己动手，抬高自己，如时下有人总爱在报章上自吹自擂一样。《旧唐书》说他：“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那时候，要是有报纸的话，就省得杨炯这么费事了。
所以，他特别恨那个姓王的，放在他的名字前面，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老实讲，此公诗的造诣，在四杰中最缺乏创见的了。词藻虽然华丽，内容却很贫乏，由于贫乏，不得不令人讨厌地重复自己。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里选了他两首五言，很遗憾，意旨、手法都差不离。论者评他跳不出陈、隋遗风，拿今天的话说，也就是老一套，没有什么新鲜气息吧？
我想，他大概被这种嫉妒心折磨得够痛苦的。
他在《从军行》里写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哪怕到部队去当个连长，也不再写作了。这大概是在文学的竞争中，屡屡败北的感慨吧？写不出东西，尤其写不出好东西，硬要人家承认你是诗人，是作家，是大诗人，是大作家，那是妄费心机的事。即使上官婉儿给武则天奏上一本，封他一个种子作家的名号，难道读者就会买账的吗？
后来，杨炯还真有一点变态，成了个虐待狂。《旧唐书》说他：“炯至官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搒杀之”。
文人杀人，并不鲜见，杨炯即是一例。动笔不行，动刀还是有一手的，在有来俊臣这样的酷吏的时代，他能在史书上留下“残酷”二字的评价，可见他的狠毒，文人一变态，也是很可怕的。
杨炯的同时代人张鷟，在他的《朝野佥载》里记载了他的一段趣闻。说这位诗人写文章，好用古人姓名，如“张平子（衡）之略谈，陆士衡（机）之所记”，“潘安仁（岳）宜其陋矣，仲长统何足知之”，时人哂笑他的这种不厌其烦地列举名人名流的以显示，以卖弄，以增加某种本钱的笔风，叫做“点鬼簿”。
那篇晚报上的短文，本来篇幅就不大，竟三分之二强全是某某某，谁谁谁，又是某某某，又是谁谁谁，不亦乐乎地开了一个长长的人名单。因此我一下子想到杨炯，想到他的“点鬼簿”的典故。
我想，如果杨炯地下有灵，一定会跳起来说：“吾道不孤”的。
1992.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