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不语怪力乱神”，鬼不在其内，所以，古往今来，即使圣人之徒，也有写鬼说鬼者，如《钦定四库全书》的总编辑纪昀，还写了一部《阅微草堂笔记》。更何况象《子不语》的袁枚，《聊斋志异》的蒲松龄这样的大名士、大文学家呢？在他们笔下，不但写得鬼气拂拂，而且还写得栩栩如“生”。
许多大文豪都不怕写鬼，莎士比亚在他的《哈姆莱特》里，让鬼魂上场。歌德的《浮士德》中的梅靡斯特，本身就是一个魔鬼。
鲁迅先生也写过鬼的，至少他写过两种鬼，一个是无常鬼，也就是拘魂使者。一个便是女吊，应该说是很风流的女性吊死鬼。先生认为这两种鬼，是绍兴“有特色的鬼”。尤其这个女吊，不伸出可怕的长舌头的浙东地方的鬼魂，由于先生写了，因而也在文学画廊里，得到了永生。于是凡读过先生著作者，无不知这个显然是很可爱的女性吊死鬼的。
他对女吊的评价极高，认为是“一个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他还说：女吊“也叫作‘吊神’。横死的鬼魂而得到‘神’的尊号的，我还没有发见过第二位，则其受民众之爱戴也可想。”
接着，先生写她的出场：“这之后，便是跳‘女吊’。自然先有悲凉的喇叭；少顷，门幕一掀，她出场了。大红衫子，黑色长背心，长发蓬松，颈挂两条纸锭，垂头，垂手，弯弯曲曲的走一个全台，内行人说：这是走了一个‘心’字。”
仿佛电影的推拉镜头似的，一下子把那悲艳的女主角和围绕着她的阴森森的气氛，烘托了出来。
“为什么要走‘心’字呢？我不明白。”
连巨匠如先生者，也还弄不清楚，他人当然更不敢置喙了。
大家都知道，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心的形状、以及心这个字眼，都与爱情紧密相连的。例如男人称呼妻子或未婚的女友叫做“甜心”。例如爱神邱比特的箭，射中的靶子，就是一颗心。例如情人节的礼品，项练上坠着个心形金荷包，荷包里有一张所爱之人的倩影。凡此种种，说明心形和心字，是毫不犹疑的爱情象征。
因此，我每次读先生这篇《女吊》，总有一个深觉可笑的疑问：也许做了厉鬼以后，便中外合璧，不象阳间那些一心维系道统的大人先生们，太拘泥于东西文化的异同，敢于有万物悉备于我，一切均能为我所用的胸襟？一个女吊，居然会有这种豁达，而活人却怵怵惕惕，对外来事物，不分青红皂白，怕到要命的程度，当然是相当可笑的了。
那时候，大概还是大清朝吧？硬被人家敲开了闭关锁国局面，所以对于“西夷”或“西酋”的一切，视作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生怕坏了我五千年中华古国的风水。想不到区区一女吊，倒挺敢于“洋为中用”的，比起那些把脑袋扎在沙漠里，恨不能躲开整个世界的大活人，要胸怀宽阔得多。
也许东西文化并非象楚河汉界一样，分割得那样清楚，自有其交融汇通或相映成趣的地方。否则我想不透，远离尘嚣的浙东那穷乡僻壤之中的女吊，怎么竟会无师自通的和外国人对于心的理解合拍，在野台班上舞之蹈之表现出来呢？
鲁迅先生在这篇文章里，特别说明了是四十年前的往事，是他幼年坐在乌蓬船上，吃着罗汉豆，于湖光山色间观看社戏的印象。
作为整个人类文化传统中的一部份，各个分支固然有其自己的民族，或国家、地区的特色，但共同的相通的，能够比较可以对应的东西，还是占主要地位的。“情由心生”，世人悉皆如此，也就不奇怪女吊表演出一个心字的缘由了。
因为即或那时“西风东渐”，但远没有象现在这么多的外国电视连续剧可以师法，更没有模仿外国生活方式的国产电视连续剧可以仿效，很难有这种大开眼界的机会。孤陋寡闻的中国这些女吊们，真无法想象怎么会“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虽然中国人也有“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我思故人，实获我心”、“长恨人心不如水”、“只愿君心似我心”、“更别有系人心处”、和“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等等要比西方人久远得多的有关爱情和心的比兴之说。可是中国人若不是感情升华，化为意象，“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便是“与君别后泪痕在，年年著衣心莫改”、“本待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实实在在的对物抒情。
这些锦句几乎很少在心的形状上，或心这个字眼上做文章的。倒是王实甫的《西厢记》里有一句：“不移时，把花笺锦字，叠做个同心方胜儿”，庶几近似。但这种折纸游戏，怎么也折不出心的真正的样子来的。这可能和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教育影响，而人体解剖不发达有些关连吧？
然而，女吊却袅袅搦搦地在舞台上走出一个“心”字来，好了得！
当然，上吊可以有许多理由，但似乎此种手段，却被女性自杀者所垄断。而女人投缳却泰半与感情事有关，就是鲁迅先生看的这出目连戏，那位女主角，也是因为做童养媳，后来又被卖入娼门，而得不到她应有的爱情，才把脖子伸进绳套里去的。
所以，她要将这个心字表达出来。
“她将披着的头发向后一抖，人这才看清了脸孔：石灰一样白的圆脸，漆黑的浓眉，乌黑的眼眶，猩红的嘴唇。……比起现在将眼眶染成淡灰色的时式打扮来，可以说是更彻底，更可爱。不过下嘴角应该略略向上，使嘴巴成为三角形：这也不是丑模样。假使半夜之后，在薄暗中，远处隐约着一位这样的粉面朱唇，就是现在的我，也许会跑过去看看的，但自然，却未必就被诱感得上吊。她两肩微耸，四顾，倾听，似惊，似喜，似怒，终于发出悲哀的声音，慢慢地唱道：‘奴奴本是杨家女，呵呀，苦呀，天哪……’”
在鲁迅先生笔下，出现过许多女性，如农村妇女《祥林嫂，如城市女性子君，如神话人物女娲，如让阿Q萌发出强烈性冲动的吴妈和小尼姑，都比不上这个女吊，有着这样细致入微的传神描写。
在《呐喊》和《彷徨》中，很少见有如此大段的笔墨，来刻划一个人物。鲁迅先生尚白描，通常三言两语，便把形象勾勒出来。独独这个女吊，却能获此殊荣，并不完全因为她有“更彻底，更可爱”的美丽。虽然先生说过，若是半夜三更，碰上这位粉面朱唇的女吊，也许要去瞅瞅的。
但尤为重要的原因，我想恐怕还在于她尽管是个鬼，却“是可以十分坦然的和他们相处”的鬼。坦然相处，无须防范，并非任何时候，任何人都能达到如此真率自然境界的。
一到人间，世态百象，可就不那么简单的了。
有时候，你掏给他心，也就是滚烫的、或热烘烘的“情由心生”的心，可对方却未必会领情，“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倒很可能把这颗心拿来当早点吃了，一抹嘴，连声谢也不说的。
在《女吊》一文中，唯一的对女吊的批判是：“中国的鬼还有一种坏脾气，就是‘讨替代’，这才完全是利己主义”。
其实，这也无可指责，因为鬼的目的性很明确，要重新投身做人。这和人偏要做鬼，搞鬼，鬼鬼祟祟，鬼头鬼脑或者“三分象人，七分象鬼”不同，后者在干这些鬼名堂时，还装出一逼正人君子模样，满口道德文章。
其中最可恶者，有的人如同蚊虫在吸你的血以前，还有哼哼呀呀地发一通屁论，以证明他吸你的血，是对你多么的爱护和关怀云云。还要感恩戴德，要不是他挽救你，把你的血吸了，你还有今天么？
这种人，细品起来，真是人不如鬼。
女吊的追求，是赤裸裸的，丝毫不加掩饰的。她就是打算再一次回到人间来，尝一尝真正的人生乐趣，以弥补那已经过去，但很遗憾的一生。所以，她努力寻找一个该死的人作她的替身，半点也不感到难为情。
“讨替代”或是“找替身”，确实可算是中国鬼的一种不太好的求生手段。
不过，幸好她每次只需要一名替死鬼，胃口很小。而且这名替死鬼还有资格再找另一名替死鬼，死死不已的同时，也生生不灭。比起那些踩着别人脑袋，所谓用鲜血染红顶子的人，简直小巫见大巫。何况可以轮换着找替代，岂不是尚有一些人情味么？可是，若碰上爱吃人血馒头的家伙，那要比女吊狠得多多，必然是永劫不复的命运。
我曾经在小说中，写过一个水乡湖区里溺死的鬼魂找替代的传说。似乎非正常死亡的人，都得采取这种办法摆脱困境。否则永远在阴朝地府里当一名孤独的游魂，无依无靠在湖荡里飘泊。
为了使替死的人尽快地失足落水，以便自己脱生，要设计出很多迷惑的魔法。对儿童，化为一只美丽的蝴蝶，或一只漂亮的水鸟，使他发生兴趣。对青年人，变成二八佳人，动之以情。对那些驾船的、打渔的，则是一条手到擒来的大鱼，诱之以利。或者，叫一声你的名字，你贸贸然地答应了，也终于成了替死鬼。
似乎有些残酷，然而也不回避残酷，这应该说是挺光明正大的，因为不假惺惺。
老实讲，她全部的野心，最大也只不过再活一次。她根本不想一朝得意，让全世界都臣服于她，也不想荡平一切，只剩下她一个光杆司令。她从来不发表冠冕堂皇的宣言，来美化她并不体面的动机；也没有拉帮结伙，搞个小圈子什么的。目的单纯，只是想做人！
女吊，其实应该是复仇之神。
有一出戏文，叫做《活捉王魁》，又叫《情探》，就是对负心人的报复和进行惩罚的大快人心的好戏。那敫桂英生咽不下这口气，上吊死了化为鬼，魂飞相府，也要让那个背弃她的家伙休想自在。
那白裙曳地，袅袅娜娜走来的女吊，是那样的冷艳绝情，眼里闪烁着仇恨的光，何其令人怖畏啊！
不过，并非所有女吊，都象敫桂英那样复仇心切。鲁迅先生写道：“她（女吊）有时也单是‘讨替代’，忘记了复仇。”
这倒是女吊性格的或许堪称可爱的一面了。
生的欲望压倒一切，因此，把其它一切，置之度外，这不也有其可敬的一面么？
鲁迅先生最后总结：“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
先生一生，嫉恶如仇，对这些远不如鬼的人面东西，那假面具后的全部卑劣，看得太透太透，这才觉得堂堂正正的女吊，虽是鬼魂，倒能让善良的人有一点警醒吧？
1991.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