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自己的从政经历就是对章 羊的商人就不敢漫天要价了；男女行人都分别各行其道；路不拾遗；各地到鲁国城邑的旅客都宾至如归。“其与乡党，恂恂似不能言者。其与宗庙朝廷，辩辩言，唯谨尔。朝，与上大夫言，？？如也；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入公门，鞠躬如也；趋进，翼如也。君召使傧，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驾行矣。”
（四）忠诚守信，民无信不立
在孔子的执政理念中，忠诚守信的价值观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颜渊》）从孔子与子贡的章 使武备充实、使民众信任，都是孔子执政理念的重要内容，在章 实践、忠恕、信义教育弟子，并为他们制定了四条禁律：不揣测，不武断，不固执，不自以为是。
孔子认为，信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只有忠诚守信，行为笃实恭敬，并且时刻铭记在心，任何时候都不马虎懈怠，才能畅行于天下，否则，便寸步难行。“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卫灵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为政》）他认为，取得民众的信任是执政和履行政务的基本前提，“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子张》）他反复教导弟子们：“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谨而信”，“敬事而信”（《学而》）；“信以成之”（《卫灵公》）；“信则人任焉”（《阳货》）；“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言必信，行必果”；“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君子忠信而不勾结，小人勾结而不忠信。孔子的高足曾子根据孔子的这些思想提出了著名的“三省理论”：“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
（五）修己以敬，安仁立命
据《论语？公冶长》：“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可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修身养性，努力向学，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比忠诚守信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那么怎样才算得上是好学呢？孔子的回答是：“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论语》开篇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字千钧，力透纸背，回响千古，万世相传。修身学习，提高自身的素质又是为了什么呢？请看《论语？宪问》中子路与孔子的这段对话：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
‘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
‘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犹病诸！’《大学》对这段话的涵义作了最好的注脚：“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致”孔子还认为，修身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是一个终生永不停息的积累过程，任何时候都来不得丝毫的懈怠，不能为已经取得的成绩所羁绊，“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子罕》）
孔子一生的孜孜以求就是对“修己以敬”和“好学”的最好阐释。“孔子少孤”（《礼记？檀公上》）而“贫且贱”，但却自幼志存高远，“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以其坚持不懈一以贯之的勤奋好学精神，成为当时以博学多识闻名遐迩的“圣人”。弟子们对他更是顶礼膜拜，服膺尊崇之至，颜渊谓之“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虽欲从之，未由也已”（《子罕》）。子贡谓之“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子张》）。司马迁谓之：“《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世人谓之“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八佾》）。在世人和弟子们的盛誉面前，孔子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低调的自我评价取向：“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但惟独对于勤奋好学这一点，孔子不仅充满自信且深引以为自得：“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予一以贯之。”（《卫灵公》）“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他认为“君子不器。”（《为政》）――君子不是器皿，应当兼备高尚的美德和各种才能，以适应各种不同任职和各方面对自身主观条件的需要。但任何一种德行的修养都离不开努力向学，“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
孔子主张“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张》）。对于学业优秀德才兼备的弟子，孔子坚决支持他们出仕，他毫不掩饰地称赞冉雍：“雍也可使南面。”（《雍也》）相反，对于学业尚不圆满和德才尚不具备出仕条件的弟子，孔子则坚决地予以反对，“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先进》）孔子之所以反对子羔出仕，严厉斥责子路推荐子羔担任费邑的长官是“误人子弟”，是因为他认为“柴也愚”（《先进》）――子羔愚笨，且学业尚未圆满，处事不达权变，贸然出仕，必贻害无穷，违背了孔子“学而优则仕”的一贯主张。孔子一生一方面积极进取，坚持“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始终充满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喟然长叹：‘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史记？孔子世家》）他不无风趣地对劝阻其出仕的弟子说“：我岂匏瓜哉，焉能系而不食？”（《史记？孔子世家》）另一方面又乐天知命，随遇而安，潇洒旷达，既不降志辱身以求进取，也不隐居放言消极避世，他对品学兼优的得意高足颜渊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述而》）认为只有自己和颜渊能够做到“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滕文公下》）。对于自己这种可仕则仕，当隐则隐，能进则进，宜退则退的政治态度，他作了这样的概括：“笃信好学，死守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面对屡屡碰壁，郁郁不得志的境遇，他的态度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述而》）“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
（六）选贤任能，因才适用
孔子认为，执政兴业，人才难得，自古皆然。“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泰伯》）因此，他十分珍惜人才，为培养和造就人才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
（《史记？孔子世家》）他非常赞赏自己的弟子颜渊，不无得意地赞叹道：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他甚至明确表示如果有一天颜渊发财致富，自己将心悦诚服地为他做一名忠实的管家――“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史记？孔子世家》）颜渊不幸早逝，孔子悲痛欲绝。“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先进》）相反，对于那些懒散懈怠的弟子，孔子一方面予以循循善诱，一方面则毫不留情的给予严厉地批评“：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公冶长》）
有这样三个历史故事，我们可以从中看出选贤任能在孔子执政理念中的重要地位和分量。其一，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到鲁国访问，询问孔子说，从前秦穆公能以一个地处偏僻之壤的小国而雄霸诸侯，其奥妙何在呢？孔子回答说：“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把秦国雄霸诸侯的原因归结为执政得当，特别是不拘一格起用以五张黑羊皮赎回来的百里奚，委以重任，赢得了齐景公的啧啧称赞。其二，“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论语？雍也》）――子游在武城邑做地方长官，孔子问：你在那个地方发现人才了吗？子游回答说：有个叫澹台灭明的，行路不走小道，没有公事从未到过我的住所。这里虽然纪录的是师生间不经意的简单对话，我们也足以从中看出，孔子对作为一方地方长官的弟子在执政过程中是否重视人才问题的热切关注。其三，臧文仲为鲁国大夫，明明知道属下柳下惠是个不可多得的贤才，但却并不举荐他，孔子评判说：“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论语？卫灵公》）由此可见，孔子把荐举和录用贤才作为执政者责无旁贷的要务之一，倘不能举用贤才便是失职或渎职。
重视人才，注重选贤任能，在孔子的执政理念中是根深蒂固的。孔子认为，执政兴业重在选贤任能，选贤任能要重其所长，不能求全责备，舍长以就其短，智者难有所为，避短而用其长，人皆可以从政而有所作为。“鲁哀公问政，对曰：‘政在选臣。’”（《史记？孔子世家》“）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雍也》）孔子注重从政者的德行修养，强调“君子怀德”（《里仁》），同时也非常注重其学识和才干素养。
“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卫灵公》）鲁国大夫孟公绰持身清廉但却短于才干，孔子评论说：“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宪问》）――孟公绰当赵氏、魏氏的家臣力量有余，但由于才能的限制，即使是做滕国、薛国这样小国的大夫也难当其任。
（七）求真务实，节用爱民
孔子一生始终充满着饱满的政治热情，时刻准备着出仕履行政务，一展平生之所学；另一方面又率真笃实，“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无可无不可”（《史记？孔子世家》）。“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孟子？万章 广收门徒传道授业，或是出席祭祀礼仪、著述修史、闲赋家居，孔子都一以贯之地践行自己“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路》）的行为准则：执政兴业，务须求真务实，扶持正气，――“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学而》）“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祭祀社交，务须虔诚恭敬，实事求是，――“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子入太庙，每事问。”（《八佾》）修己以敬，务须坚持学以致用，求得治国安邦的真才实学，――“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为学求知，切不可不懂装懂，务须老老实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政》）。――他虽然素以博学多才而著称，但却十分坦率地承认自己于稼穑之事“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子路》）“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卫灵公》）。孔子还认为，一个人一旦脱离了谦虚谨慎求真务实的作风，变得花言巧语，仪容伪善，骄矜吝啬，便没有什么希望了――“子曰：‘巧言令色，鲜仁矣！’”（《阳货》“）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泰伯》）
在孔子的执政理念中，节用爱民是谦虚谨慎求真务实作风逻辑链条的必然延伸。齐景公问政，“孔子曰：‘政在节财。’”
（《史记？孔子世家》）“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乡党》“）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子路》）孔子还认为，爱民必须做到富民、教民――“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亦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子路》）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了这样一个历史故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摄行相事，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哉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面对季桓子的奢靡专权和鲁国江河日下的政治状况，孔子尽管深深地眷恋着生育养育了自己的鲁国，也热切地期望着在获之不易的“大司寇摄行相事”的职务上有所作为，然而，“道不同，不相为谋”（《卫灵公》）。
既然自己的执政理念特别是节用爱民的政治主张在鲁国没有施行的空间和希望，孔子最终还是恋恋不舍又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去，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颠沛流离的周游列国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