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末年，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小群以百数。上使使者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馀级。于是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觉而弗捕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弗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避文法焉。光武时，群盗处处并起。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擿，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以禽讨为效。其牧守令长坐界内有盗贼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为负，但取获贼多少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贼并解散。此二事均为治盗，而武帝之严，不若光武之宽，其效可睹也。（《随笔》卷十一）
“点评”
汉代对付盗贼的办法有二：一个是严酷的“沈命法”，要求见一个杀一个，结果都说没见到，使盗贼愈来愈多；一个是比较宽大的抓捕法，以抓捕数目考核成绩，只治藏匿包庇者的罪，结果盗贼纷纷散伙，四处逃命。
《随笔》卷十六还有《治盗法不同》条，说的是唐代西川节度使崔安潜整治盗贼的办法，他是一到管辖地先出告示，号召告发，对告发并捕获的给赏钱，同伙告发捕获的，可免告发者罪过，与常人同样受赏。不久，就有人响应号召，被捕者因是被同伙所捕不服气，崔说：“你既然被他抢先捕了来，你就该死，他该受赏钱。”并立即兑现。于是盗贼无法容身，当夜便离境逃走，以后再也无人为盗。宋代李常治齐州时则用拔窝点的办法，使盗贼无处藏身而灭绝。
其实，不论汉代还是唐代，那些成帮结伙被叫做盗贼的人，实在说大多是当时社会不堪受压榨的造反民众，有的是由于官逼民反，揭竿而起；有的是由于贫富悬殊，不满而起。总之，所谓盗贼者，乃是封建统治重压之下的产物，大多带有反对强暴、劫富济贫的色彩。
还是唐太宗看得明白，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唐纪》里写到他与群臣议论怎样禁止盗贼的事，有人主张用严刑制止，唐太宗微笑着说：“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馀，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这是多么心明眼亮、有自我批评精神的圣明君主！能把社会问题看得如此透彻。事实是，自从皇帝说了这话之后，治理了几年，天下真的太平了，再也没人捡拾别人丢在路上的东西据为己有，大门可以不关，商人和旅客也敢于露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