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大舜云:“诗言志,歌咏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
“译文”
虞舜说过:“诗言志,歌咏言。”有了圣人通过经典作出的分析,其意义已经很明确了。所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通过文辞来表达情志,道理就在于此。“诗”的意思就是“扶持”,就是要扶持人的性情;孔子说过:《诗经》三百篇的文章内容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无邪”。现在用“扶持”的含义来解释诗歌,这和孔子说的道理是一样的。
“原文”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乐辞,《玄鸟》在曲;黄帝《云门》,理不空弦。至尧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风》之诗,观其二文,辞达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败德,五子咸怨:顺美匡恶,其来久矣。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始彪炳,六义环深。子夏监绚素之章,子贡悟琢磨之句,故商赐二子,可与言诗。自王泽殄竭,风人辍采,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秦皇灭典,亦造《仙诗》。
“译文”
人有各种各样的情感,相对于外界各种事物就会产生各种感应,由感应而引发为吟咏,这是很自然的事。从前葛天氏的时候,就有了歌曲《玄鸟》;黄帝所作的《云门》,按理说也不会只有曲而无词。到唐尧有了《大唐》之歌,有了虞舜作的《南风》一诗,考察这两个作品,它们仅仅只是达意而已。后来由于大禹治水获得成功,各项事情得到了规范,因此受到了歌颂;夏帝太康道德败坏,他的五个兄弟便作《五子之歌》来表示自己的怨恨。由此可见,用诗歌来歌颂功德或讥讽过失很久以来就有了。从商朝到周朝,各种体裁都已齐全完备;《诗经》体现出灿烂光辉;诗歌的各种体裁和创作方法也周密精深了。子夏理解到诗句:“素以为绚兮”的深意,子贡领会到《诗经》中“如琢如磨”的道理,所以孔子认为他们有了谈论诗的资格。后来王朝的德泽衰竭,专职采诗的人停止了工作。但春秋时人们却常常在交际场所中朗诵一些古旧的诗章,以此表达自己的思想。这种做法可以表达对宾客的礼节,也可以显出自己的口才。到了楚国,就有了来讽刺楚王的《离骚》。虽然秦始皇焚书坑儒,但也产生了《仙真人诗》。
“原文”
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也。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
“译文”
汉朝初年韦孟首创了四言诗,其中的规讽意义是继承了周代时的作品。汉武帝爱好文学,于是就出现了《柏梁》;但当时的严忌、司马相如等人,他们的作品却没有一定的定规。成帝的时候,对当时的诗歌作了评判和整理,共有三百多篇,那时朝野的作品是相当齐全丰富的。但在这些遗留下来的作品中却没有看到有五言诗,因此,李陵、班婕妤所作的作品就不免为后人所怀疑了。不过在《召南·行露》中,开始半章就有五言诗;在《沧浪》里就全是五言诗了;远在春秋时,有倡优所唱的《暇豫》;汉成帝时有儿歌《邪径》,就这些事例来看,五言诗很早就有了。还有《古诗》,写得很漂亮,可能是枚乘所写,而其间《孤竹》一篇则是傅毅所作。就文采来推测,可能是两汉时的作品吧。从写作风格上来看,这部作品直白而不粗野,能婉转地描写事物,能以悲伤动人的笔调深切表达作者的情感,实在是五言诗里的代表。说到张衡的《怨篇》,则清新典雅,耐人寻味;《仙诗缓歌》,又常常给人以新的声韵。
“原文”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若乃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
“译文”
汉朝建安初年,五言诗的创作非常踊跃,曹丕、曹植在文坛上大显身手;王粲、徐干、应玚、刘桢等人也争先恐后地驱驰于文坛。他们喜爱风月美景;喜欢游荡于清池幽院之间;讲述所受到的恩宠;描述宴会畅饮的情景;充分展示他们的志向;明白地表现他们的才华。他们在述诉事情、抒发情怀时,并不是追求细密的技巧;在描写事物时,只是表现出事物的清晰本色。这些都是那个时期的人所共有的特点。到正始年间,道教思想流行,在诗歌里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像何晏等人,作品都比较肤浅;只有嵇康的作品还能表现出清晰、严肃的思想,还有阮籍的诗也还有一些深刻的含义,因此,他们就能成为那个时代众人的标榜。就像应璩的《百一》诗一样,也能毅然独立,文辞曲折而含义正直,这正是建安时期遗留下来的正直的文风。
“原文”
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隽矣。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
“译文”
到晋代时,有才华的作家们,渐渐开始进入到浮夸绚丽的文风中去了。张载、张协、张亢、潘岳、潘尼、左思、陆机、陆云等,在诗坛上并驾齐驱,他们诗歌中华丽的文采比正始期间要更加多,但表现力却比建安时期又要弱。他们或精妙于对文章字句的雕琢上,或过分看重细节来表现自己,这就是当时诗坛的大概情况了。到了东晋,诗歌创作就又沉溺于玄学的风气中了,他们耻笑务实的文风,崇尚抛开人与人之间必然关系的空谈。所以自袁宏、孙卓以后的诗人,虽然他们的文章在字句文采上都各有雕琢,但都一致倾向于玄学之文风,在他们看来再也没有别样的诗能与玄学文风的诗歌争雄了,由于这种原因,郭璞的《仙篇》就成了当时最引人注意的好文章了。南朝宋初的文章,在体例上对前代的诗歌有了选择性的继承,庄子、老子的思想在诗歌创作中逐渐淡出,取而代之以对山水的描述。于是在诗歌创作中字与字之间的对偶成了决定诗歌文采的因素,在每一句的新义上争夺新奇,在文字上要逼真地把事物的形貌描写出来,文辞方面要务必做到新奇,这就是近来诗人们所追求的。
“原文”
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幹。然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若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忽之为易,其难也方来。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萌于图谶;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余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总归诗囿,故不繁云。
“译文”
因此,纵观历代,它的发展情况也就清楚了;归纳一下它们的异同之处,其要点也可以明白了。例如四言诗的正规体例,是以文雅、润和为基本的;五言诗的常见基调,是以清新华丽为宗旨的,对于这些不同特点的不同使用,只有看作者的才能而定了。例如张衡获得了四言诗文雅的一面,嵇康的作品具有润和的一面,张华模拟到了五言诗清新的一面,张协发扬了华丽的一面,各种特点都具有的是左思和刘桢。太冲、公幹文词优美。诗歌具有恒定不变的体例,而人的思想却没有固定不变的,配合不同的性格来划分特点,所以很少有能在各个特点都兼有的。如果能认识到诗歌创作中的困难,那么在实际创作过程中也还会是比较容易的;如果忽视了其中的难处,那么反而还会遇到困难。至于三言、六言、杂言诗,它们都是出自于《诗经》;“离合诗”的产生,又是萌发于汉代的图谶;“回文诗”的产生,则是宋代贺道庆开始的;联句共韵诗,则是创作于《柏梁》。这些体例虽然篇幅大小不同,但它们的创作情况和道理却是一样的,总体来看,它们都是属于诗的范围,因此也不一一详细说明了。
“原文”
赞曰:民生而志,咏歌所含。兴发皇世,风流《二南》。
神理共契,政序相参。英华弥缛,万代永耽。
“译文”
总之,人们生来都有情志,然后在诗歌的咏唱中将它表达出来。诗歌产生在上古时期,其形式发展到《诗经》。它应该和自然之道所一致,并和政治秩序相互结合。这样优秀的诗歌就会越来越多,为后人永远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