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以后，山东地区的考古工作一直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对于龙山文化的研究也在逐步积累的基础上不断的深入，到了80年代以后，龙山城的陆续发现，以及文字和铜器的出土，更是将龙山文化的研究推向了高潮。龙山文化的遗址遍布山东及附近地区，调查得到的数量，超过了一千多处；其中经过正式发掘的就有六十多处，在同时期全国的考古工作中，堪居首位。
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包括山东全省和安徽、江苏北部以及河南的东部地区，总的面积达到了20万平方公里，在这样的规模内，城址林立，不同等级的聚落星罗密布，展现出东方地区早期文明的恢弘气势。
城的出现，被学界认为是文明产生的重要标志之一。东西方数量众多的文明起源研究，都将城的起源作为主要标准。中国古人也早就将城作为重要的内容载入典籍，《礼记》中有云：“城郭沟池以为固”，就是早期对城的重要价值的一种认识。
龙山文化中陆续发现的城址，形状布局，各有特点；各占一方，遥遥相望。最早发现的城子崖遗址，就是一处龙山城址，这个城平面呈方形，面积约有20万平方米，是龙山文化中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座城。城内的文化遗留十分的丰富，堆积层很厚并且十分复杂，表明当时居住人口众多，活动频繁。由于早期工作的局限性，对这座城没有全面的发掘钻探，正式发掘的面积很小，不足以进一步讨论布局和功能问题。但是城内出土的陶器制作精良，个体巨大，不愧“王者风范”，众多卜骨龟甲的出土，也反映了活跃的宗教活动的存在，龙山城一度的繁荣景象还是能够在想象力丰富的考古学者眼中建立起来。在龙山城周围，方圆近百里的范围之内，还分布着几十个同时代的遗址，相对于城子崖，它们的规模要小得多，出土遗物也略逊一筹，将之作为一个群体来考察，初步的城乡对立格局已经十分明显。
位于泰沂山系北面的邹平丁公遗址，也是一处重要的龙山城。这座城是20世纪80年代山东大学组织力量进行系统工作的。城的平面是圆角方形，四面的城垣都十分规整，总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最近的发掘似乎还显示，在这个城圈之内，还有另一重城垣，而这种双重城垣的形式，在龙山城中也并非首例。丁公城的建筑方法与城子崖基本类似，由于地处平原，丁公城的城垣之外还挖有大规模的城壕，防御功能得到了加强。丁公城内的文化遗留也是异常的丰富，先后六次发掘共出土龙山遗物近5000件，陶器的制作水准可以同城子崖媲美，而其最重要的发现是一片刻有五行十一个文字的陶片，这在龙山文化中是到目前为止的孤例。
在临淄齐故城的西北，近年还发现了一座重要的龙山城，遗址位于田旺和桐林两村之间，故被命名为田旺城。由于试掘的面积很小，现在对这座城的认识还比较肤浅，大约知道也是一个方形的城，面积约有15万平方米左右。令人侧目的是在这里出土的巨型陶器，它们全部来自于一个灰坑，大小依次递减但形态相似的陶鼎和陶簋，令人很自然的联想到西周的列鼎制度；而另有3件陶甗也像“列甗”一样逐个递减，最大的一件高达116厘米，堪称中国第一。这些组合完整，气势宏伟的陶器集中在一个灰坑内出土，显然不是偶然造成的，因此，很多专家认为这是一组陶礼器，这个灰坑所在之处应该是进行重要的宗教祭祀活动的场所。
还有一个面积相对较小的龙山城是位于弥河流域寿光县的边线王。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形态是一个内外相套的两重城址。大城平面是圆角方形，四边的城墙各开有一处城门，全城面积近6万平方米；小城的平面形状类似大城，但是面积要小得多，仅1万多平米。可惜的是，这处遗址地面破坏较为严重，今天可以看到的只有两重城垣的基槽。根据基槽内建城时混入的陶片来看，这两重城墙并不是同时使用的，大城的时代要比小城略晚，因此，可能是小城废弃之后，就地扩建而成为大城。这座城址的发现也说明了山东龙山城的多样性，可能不同大小和形态的城址具有不同的功能，所以边线王城的发现也有其独一无二的意义所在。
除了这些早期的城址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发现同样地引人注目。比如在弥河北岸的一个叫西朱封村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末期就曾经发现过一个重要的龙山文化墓地。尽管这个遗址几乎被破坏殆尽，但在这里发现的三座龙山文化大墓却是龙山文化中不可回避的重要收获。这三座大墓都是长方形的土坑墓，但是与同时期一般墓葬规模相比，墓室就真的是十分的宏大，其中最大的一座平面面积达到了30平方米，墓的深度超过了2米。而且在这几个墓葬中，发现了保存良好的葬具，有的是一椁一棺，有的是两椁一棺，“椁”就是外棺，根据文献记载，天子、诸侯、士大夫等分别有用几椁几棺的礼制规范，西朱封大墓的葬具也同样表现出早在四千多年之前就已经颇具雏形的棺椁等级制度。另外，在棺材的周围还有红、黑、白三色彩绘的边箱和脚箱，随葬品一般都放置在棺椁之间或是边箱脚箱内。略与想象有异的是这样高等级的墓葬内，随葬品的数量却不多，一般就是百件左右，但是随葬品的质量相当突出，除了精致的人工遗物外，还有猪下颌骨和鳄鱼骨板作为陪葬。在随葬品中，最令人瞩目的是玉器，玉器的数量和质量都是同时期其他文化无法媲美的，通体经过磨光的玉器，特别是一些经过透雕的发簪和冠状饰，是那个时代不可多得的精品。而随葬的陶器无论是实用器还是明器都制作十分规整，没有一般随葬品粗制滥造的现象，特别是数量众多的蛋壳陶杯和白衣陶鬻，为其他墓葬所鲜见。
位于鲁东南沿海的一些龙山遗址也以各自的特色成为研究的重心。日照市附近的两城镇遗址规模巨大，据估测有一百万平方米，是山东龙山文化迄今为止最大的一个遗址。而且两城镇的研究史也十分久远，早在1934年这里就有了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山东龙山文化的出土玉器数量较少，两城镇还是目前为止出土玉器最多的一个地点。
日照附近最靠海的位置还有一个东海峪遗址，这处龙山文化遗址的延续时间不长，但是在这里发现的房屋基址采用了分层夯筑的方法，并且还出现了台基式的建筑，这些对中国古代十分流行的夯土台基式建筑的发展而言，有着非常重要的先驱意义。
另一种对中国建筑史产生影响的技术也同样发现于日照地区的遗址中。在尧王城龙山文化遗址，发现了另一类台基式建筑，这类房屋的构筑程序中有一个重要环节是以土坯为建筑材料，采用了错缝垒筑技术，这在山东地区不仅罕见，在同时期的其他文化中也没有发现。
众多城址和台基房屋的发现令山东龙山文化的建筑技术成就显得极为突出，在许多龙山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石灰涂抹的房屋地面，甚至是石灰窑，这些发现令山东龙山文化在中国建筑史和城市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原始文化的发展自然也离不开它的经济生活和生计基础。从密集的遗址分布状况上分析，稳固的定居生活构成了龙山人农业生产大力发展的前提。与同一地区的先行文化大汶口文化相比。龙山文化的农业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了农具种类和比例的变化上，生产工具中，石、骨、蚌类的农具比例都有大幅度的增长，而农具的种类也比早期文化丰富许多，特别是作为收获工具的石镰和石刀，形态大小都和现在当地农村使用的铁制的同类工具十分相似。尽管在龙山文化遗址中谷物遗存发现很少，但是大量窖穴坑和大型陶容器的发现必然与剩余食物的储存有关，这也为农业生产的规模提供了一个佐证。此外，从大汶口文化晚期开始逐步发展的酿酒业到了龙山文化时期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一点学者们是由储酒饮酒器具的发达程度中有所了解的；而酒的大量饮用也同样可以反映农业生产的规模。
龙山文化中出土的动物和鱼类骨骼以及渔猎工具也说明家畜饲养和狩猎活动在当时龙山人的生活中仍然占有一定的分量，然而同发达的农业相比，可能比重就要略为减弱了。当然，在势力范围如此广阔的山东地区，龙山文化的发展也不平衡，因此地处泰山南北地区的聚落中，就很难看到像胶东半岛或是鲁东南沿海地区这样众多的渔猎类遗存，这种依据不同环境选择的不同的生计体系和今天的发展又是何其相似！
农业的发展和技术的提高，也促进了社会的分化和劳动力的剩余。所以，到了龙山时期，手工业生产开始蓬勃发展。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陶器制造业的高超成就。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出现陶器，到秦汉之后陶容器生产的逐渐衰败，这是一个历时近万年的过程，而龙山文化的制陶业当之无愧达到了这个过程中的顶峰。快轮制法是龙山文化陶器最常用的制作技术，这不仅提高了效率，也使成器外形更为规整、线条更为流畅；龙山文化的制陶工艺已经发展得十分合理，能够根据不同的功能来配制不同的陶土原料，并使用拼接技术使陶器可以十分巨大而又坚固；烧造的工艺水平则可以由龙山文化所特有的白陶和黑陶上得到表现，根据专家的实验研究，龙山文化这种以高岭土为原料的白陶所需的烧成温度在1000度以上，几乎可以与几千年之后才出现的瓷器烧制水平相媲美，而色泽光亮、器体纤薄的黑陶烧制技术更要复杂得多，不但要有密闭的烧制环境，还要有适度的渗碳，否则就无法得到透黑的效果，甚至今天的复制品都难以达到龙山黑陶这样的标准，由此可见其“高科技”含量甚高；除了技术方面的成就，龙山文化陶器的艺术水准也令艺术史家们啧啧称奇，龙山文化的陶器种类繁多，与之前后同一个地区的文化相比是绝无仅有的，而美观典雅的造型、简洁的纹饰和分明的棱角处理即使依照今天的审美标准也是极具现代感的，很多实用陶器和随葬礼器，本身就是一件件的艺术品，五千年的风雨，不由令人为这美的永恒存在而感叹。
冶铜业也是龙山文化手工业中突出的一个组成部分，龙山文化出土的零星铜器，和制陶业上所反映出来的对高温烧制技术的掌握，都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当时冶铜业产生的可能性，而山东地区本身丰富的自然资源，也为龙山文化成为中国青铜时代之前的冶铜发源地区之一创造了先天的条件。
此外，玉石器的制作、工程建筑的进行也都和明晰的社会分工联系在一起。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专业化程度高、分工明确、各自发展的手工业生产的蓝图。
各国学者谈及文明起源问题时，在判断标准的选择上总是争执不休，而能够得到学界公认的指标一般有礼制、文字、城市及宗教等几个方面。尽管龙山文化留给我们的问号还有很多，研究的空间还十分广阔；但仅凭迄今所见，龙山文化遗存的发现，已为中国文明的源头掀开了冰山的一角。
江南古国——良渚
良渚——这是一个美丽的名字，同时又充满了神秘气息，在太湖地区这片“良渚”之中，5000年之前，曾经一度有过令今人惊叹不已的辉煌。
良渚文化因其玉器而为世人瞩目，但其实，早在这之前，这个名字已经存在于研究者的论著中，直到那些重要的墓地被揭开，良渚才绽放出异彩的光芒。
1936年，当时任职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先生，在他的家乡良渚镇发现了一些黑色的陶器，并开始在周围的遗址进行发掘。对于中国考古学来说，30年代还只是它的童年，施先生在1938年就出版了正式发掘报告《良渚》，令这个美丽的名字早早的便进入了中国学术界的视野。当时的学者对于古代遗物的认识还比较肤浅，而施昕更却以其严谨的科学态度，确认这些黑陶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
到了50年代，著名的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进一步的讨论了这些黑陶所属的文化。他发现它们和山东、河南的古陶器样式不同，进而提出了杭州湾区的说法，为这些提早问世的良渚遗物确定了范围和时间。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江浙沪一带的考古学家们一直在太湖地区奔波工作，并且继续发现一系列良渚文化的遗物。特别是在浙江吴兴县一个叫做钱山漾的地方，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的农业工具，以及许多保存完好的水稻、丝麻织物和芝麻、枣核等各种农作物的遗留。“良渚文化”从那时候开始就在学界得到了公认，它不仅仅是一些和其他地方不一样的陶器，还有了各种反映古代农业生活的实物证据。
然而就像走了下坡路似的，60年代后期开始，太湖地区变得沉寂了，良渚文化似乎也开始被人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