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学校以外，最引我注目的艺术团体是“易俗社”，旧戏毕竟是高古的，平常人极不易懂。凡是高古的东西，懂得的大抵只有两种人，就是野人和学者，野人能在实际生活上得到受用，学者能用科学眼光来从事解释，于平常人是无与的。以宗教为例，平常人大抵相信一神教，惟有野人能相信荒古的动物崇拜等等，也惟有学者能解释荒古的动物崇拜等等。以日常生活为例，惟有野人能应用以石取火，也惟有学者能了解以石取火，平常人大抵擦着磷寸一用就算了。野人因为没有创造的能力，也没有创造的兴趣，所以恋恋于祖父相传的一切；学者因为富于研究的兴趣，也富于研究的能力，所以也恋恋于祖父相传的一切。我一方不愿为学者，一方亦不甘为野人，所以对于旧戏是到底隔膜的。隔膜的原因也很简单，第一，歌词大抵是古文，用古文歌唱教人领悟，恐怕比现代欧洲人听拉丁文还要困难，第二，满场的空气，被刺耳的锣鼓，震动得非常混乱，即使提高了嗓子，歌唱着现代活用的言语，也是不能懂得的，第三，旧戏大抵只取全部情节的一段，或前或后，或在中部，不能一定。而且一出戏演完以后，第二出即刻接上，其中毫无间断。有一个外国人看完中国戏以后，人家问他看的是什么戏，他说“刚杀罢头的地方，就有人来喝酒了，这不知道是什么戏。”他以为提出这样一个特点，人家一定知道什么戏的了，而不知杀头与饮酒也许是两出戏的情节，不过当中衔接得太紧，令人莫名其妙罢了。我对于旧戏既这样的外行，那么我对于陕西的旧戏理宜不开口了，但我终喜欢说一说“易俗社”的组织。易俗社是民国初元张凤翙作督军时代设立的，到现在已经有十二年的历史。其间办事人时有更动，所以选戏的方针也时有变换，但为改良淮腔，自编剧本，是始终一贯的。现在的社长，是一个绍兴人，久官西安的，吕南仲先生。承他引导我们参观，并告诉我们社内组织：学堂即在戏馆间壁，外面是两个门，里边是打通的；招来的学生，大抵是初小程度，间有一字不识的，社中即授以初高小一切普通课程，而同时教练戏剧；待高小毕业以后，入职业特班，则戏剧功课居大半了。寝室，自修室，教室具备，与普通学堂一样，有花园，有草地，空气很是清洁。学膳宿费是全免的，学生都住在校中。演戏的大抵白天是高小班，晚上是职业班，所演的戏，大抵是本社编的，或由社中请人编的，虽于腔调上或有些许的改变，但由我们外行人看来，依然是一派秦腔的旧戏。戏馆建筑是半新式的，楼座与池子像北京之广德楼，而容量之大过之；舞台则为圆口旋转式，并且时时应用旋转；亦有布景，惟稍简单，衣服有时亦用时装，惟演时仍加歌唱，如庆华园之演《一念差》，不过唱的是秦腔罢了。有旦角大小刘者，大刘曰刘迪民，小刘曰刘箴俗，最受陕西人赞美。易俗社去年全体赴汉演戏，汉人对于小刘尤为倾倒，有东梅西刘之目，张辛南先生尝说：“你如果要说刘箴俗不好，千万不要对陕西人说，因为陕西人无一不是刘党。”其实刘箴俗演得的确不坏，我与陕西人是同党的。至于以男人而扮女子，我也与夏浮筠刘静波诸先生一样，始终持反对的态度，但那是根本问题，与刘箴俗无关。刘箴俗三个字，在陕西人的脑筋中，已经与刘镇华三个字差不多大小了，而刘箴俗依然是个好学的学生。我在教室中，成绩榜上，都看见刘箴俗的名字。这一点我佩服刘箴俗，更佩服易俗社办事诸君。易俗社现在已经独立的住，戏园的收入竟能抵过学校的开支而有余，宜乎内部的组织有条不紊了，但易俗社的所以独立的住，原因还在陕西人爱好戏剧的性习。西安城内，除易俗社而外，尚有较为旧式的秦腔戏园三，皮黄戏园一，票价也并不如何便宜，但总是满座的，楼上单售女座，也竟没有一间空厢，这是很奇特的。也许是陕西连年兵乱，人民不能安枕，自然养成了一种“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乐，且以永日”的人生观。不然就是陕西人真正爱好戏剧了。至于女客满座，理由也甚难解，陕西女子的地位，似乎是极低的，而男女之大防又是甚严。一天我在《新秦日报》(陕西省城的报纸共有四五种，样子与《越铎日报》《绍兴公报》等地方报差不多，大抵是二号题目，四号文字，销数总在一百以外，一千以内，如此而已)上看见一则甚妙的新闻，大意是，离西安城十数里某乡村演剧，有无赖子某某，向女客某姑接吻，咬伤某姑嘴唇，大动众怒，有卫戍司令部军人某者，见义勇为，立将佩刀拔出，砍下无赖之首级，悬挂台柱上，人心大快，末了撰稿人有几句论断更妙，他说这真是快人快事，此种案件如经法庭之手，还不是与去年某案一样含糊了事，任凶犯逍遥法外吗？这是陕西一部分人的道德观念，法律观念，人道观念。城里礼教比较的宽松，所以妇女竟可以大多数出来听戏，但也许因为相信城里没有强迫接吻无赖。
陕西的酒是该记的，我到潼关时，潼人招待我们的席上，见到一种白干似的酒，气味比白干更烈，据说叫做“凤酒”，因为是凤翔府出的。这酒给我的印象甚深，我还清楚地记得，酒壶上刻着“桃林饭馆”字样，因为潼关即古“放牛于桃林之野”的地方，所以饭馆以此命名的。我以为陕西的酒都是这样猛烈的了，而孰知并不然。凤酒以外，陕西还有其它的酒，都是和平的。仿绍兴酒制的南酒有两种：“和南酒”与“苦的酒”。苦的酒更近于绍兴。但如坛底的浑酒，是水性不好，或手艺不高之故。和南酒则离南酒甚远，色如“五加皮”，而殊少酒味。此外尚有“酒”一种，色白味甜，性更和缓，是长安名产，据云“长安市上酒家眠”，就是饮了酒所致。但我想酒即使饮一斗也是不会教人眠的，李白也许饮的“凤酒”罢，故乡有以糯米作甜酒酿者，做成以后，中有一洼，满盛甜水，俗曰“蜜勤殷”，盖酒之类也。除此四种以外，外酒入关，几乎甚少。酒类运输，全仗瓦器，而沿途震撼，损失必大。同乡有在那边业稻香村一类店铺者，但不闻有酒商足迹。稻香村货物，比关外贵好几倍，五星皮酒售价一元五角，万寿山汽水一瓶八角，而尚无可赚，路中震坏者多也。
陕西语言本与直鲁等省同一统系，但初听亦有几点甚奇者。途中听王捷三先生说“汽费”二字，已觉诧异，后来凡见陕西人几乎无不如此，才知道事情不巧，盖西安人说S，有一大部分代以F者，宜乎汽水变为“汽费”，读书变为“读甫”，暑期学校变作“夫期学校”，省长公署变作“省长公府”了。一天同鲁迅先生去逛古董铺，见有一个石雕的动物，辨不出是什么东西，问店主，则曰“夫”，这时候我心中乱想：犬旁一个夫字吧，犬旁一个甫字吧，豸旁一个富字吧，豸旁一个付字吧，但都不像。三五秒之间，思想一转变，说他所谓［×者也许厶×是吧，于是我的思想又要往豸旁一个苏字等处乱钻了，不提防鲁迅先生忽然说出：“呀，我知道了，是鼠。”但也有近于S之音而代以F者，如“船”读为“帆”，“顺水行船”读为“奋力行帆”，觉得更妙了。S与F的捣乱以外，还有稍微与外间不同的，是D音都变在dS，T音都变为TS，所以“谈天”近乎“谈千”，“一定”近乎“一禁”，姓“田”的人自称近乎姓“钱，”初听都是很特别的，但据调查，只有长安如此，外州县就不然。刘静波先生且说：“我们渭南人有学长安口音者，与学长安其他时髦恶习一样的被人看不起。”但这种特别之处，都与交通的不便有关。交通的不便，影响于物质生活方面，是显而易见的，汽水何以要八毛钱一瓶呢？据说本钱不过一毛余，捐税也不过一毛余，再赚一毛余，四毛钱定价也可以卖了。但搬运的时候，瓶塞冲开与瓶子震碎者，辄在半数以上，所以要八毛钱了。(长安房屋，窗上甚少用玻璃者，也是吃了运输的亏。)交通不便之影响于精神方面，比物质方面尤其重要。陕西人通称一切开通地方为“东边”，上海北京南京都在东边之列。我希望东边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好的一部分，随着陇海路输入关中，关中必有产生较有价值的新文明的希望的。
陕西而外，给我甚深印象的是山西，我们在黄河船上，就听见关于山西的甚好口碑。山西在黄河北岸，河南在南岸，船上人总赞成夜泊于北岸，因为北岸没有土匪，夜间可以高枕无忧。(我这次的旅行，使我改变了土匪的观念：从前以为土匪必是白狼，孙美瑶，老洋人一般的，其实北方所谓土匪，包括南方人所谓盗贼二者在内。绍兴诸嵊一带，近来也学北地时髦，时有大股土匪，掳人勒赎，有“请财神”与“请观音”之目，财神的票，观音女票，即快票也。但不把“贼骨头”计算在土匪之内，来信中所云“梁上君子”，在南边曰贼骨头，北地则亦属于土匪之一种，所谓黄河岸上之土匪者，贼而已矣)我们本来打算从山西回来，向同乡探听路途，据谈秦豫骡车可以渡河入晋，山西骡车不肯南渡而入豫秦，盖秦豫尚系未臻治安之省分，而山西则治安省分也，山西人之摇船与赶车者，从不知有为政府当差的义务，豫陕就不及了。山西的好处，举其荦荦大者，据闻可以有三，即一，全省无一个土匪，二，全省无一株鸦片，三，禁止妇女缠足是。即使政治方针上尚有可以商量之点，但这三件事已经有足多了。固然，这三件在江浙人看来，也是了无价值，但因为这三件的反面正是豫陕人的缺点，所以在豫陕人口碑上更觉有重大意义了。后来我们回京虽不走山西，但舟经山西，特别登岸参观。(舟行山西河南之间，一望便显出优劣，山西一面果木森森，河南一面牛山濯濯)上去的是永乐县附近一个村子，住户只有几家，遍地都种花红树，主人大请我们吃花红，在树随摘随吃，立着随吃随谈，知道本村十几户共有人口约百人，有小学校一所，村中无失学儿童，亦无游手好闲之辈。临了我们以四十铜子，买得花红一大筐，在船上又大吃。夏浮筠先生说，便宜而至于白吃，新鲜而至于现摘，是生平第一次，我与鲁迅先生也都说是生平第一次。
陇海路经过洛阳，我们特为下来住了一天。早就知道，洛阳的旅店以“洛阳大旅馆”为最好，但一进去就失望，洛阳大旅馆并不是我想像中的洛阳大旅馆。放下行李以后，出到街上去玩，民政上看不出若何成绩，只觉得跑来跑去的都是妓女。古董铺也有几家，但货物不及长安的多，假古董也所在多有。我们在外面吃完晚饭以后匆匆回馆，馆中的一夜更难受了。先是东拉胡琴，西唱大鼓。同院中一起有三四组，闹得个天翻地覆。十一时余，“西藏王爷”将要来馆的消息传到了。这大概是班禅喇嘛的先驱，洛阳人叫做“到吴大帅府里来进贡的西藏王爷”的。从此人来人往，闹到十二点多种。“西藏王爷”才穿了枣红宁绸红里子的夹袍翩然莅止。带来的翻译，似乎中国语也不甚高明，所以主客两面，并没有多少话。过了一会，我到窗外去偷望，见红里红外的袍子已经脱下，“西藏王爷”却御了土布白小褂裤，在床上懒懒地躺着，脚上穿的并不是怎么样的佛鞋，却是与郁达夫君等所穿的时下流行的深梁鞋子一模一样。大概是夹袍子裹得太热了。外传有小病，我可证明是的确的。后来出去小便，还是由两个人扶了走的。妓女的局面静下去，王爷的局面闹了；王爷的局面刚静下，妓女的局面又闹了。这样一直到天明，简直没有睡好觉。次早匆匆地离开洛阳了，洛阳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只有“王爷”与“妓女”。
现在再回过头来讲“苦雨”。我在归途的京汉车上，见到久雨的痕迹，但不知怎样，我对于北方人所深畏的久雨，不觉得有什么恶感似的，正如来信所说，北方因为少雨，所以对于雨水没有多少设备，房屋如此，土地也如此。其实这样一点雨量，在南方真是家常便饭，有何水灾之足云。我在京汉路一带，又觉得所见尽是江南景色，后来才知道遍地都长了茂草，把北方土地的黄色完全遮蔽，雨量既不算多，现在的问题是在对于雨水的设备。森林是要紧的，河道也是要紧的。冯军这回出了如此大力，还在那里实做“抢堵”两个字。我希望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水灾平定以后再做一番疏浚并沿河植树的功夫，则不但这回气力不算白花，以后也可以一劳永逸了。
生平不善为文，而先生却以《秦游记》见勖，乃用偷懒的方法，将沿途见闻及感想，拉杂书之如右，敬请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