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格尔》是数百部蒙古族英雄史诗中最优秀的一部，也是整个蒙古族民间诗歌艺术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它由广大蒙古族群众创作而成，是集体审美意识的体现。
世世代代居住在大草原和山林中的蒙古族牧民和狩猎人，按照自己的审美方式不断创造和加工着《江格尔》，使其吸收着代代相传的蒙古族古代诗歌的艺术精华，从而达到了蒙古族民间诗歌艺术的最高峰。
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中的主人公江格尔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他从3岁起便策马降魔，少年时便将42个可汗的领土攻占。他一生中率领英勇的部下，同异族侵略者进行顽强奋战，保卫宝木巴国，使人民幸福安康。
《江格尔》中的骏马形象塑造得神勇高大、矫健、丰满、神勇，具有理想化的特征。勇士们的骏马亦身躯高大、外形漂亮、动作敏捷、无所畏惧，而且同勇士一样有胆识、力量和勇气。它们身上集中体现了蒙古族人对于马的爱戴。
洪古尔在娶妻途中唯一的伙伴菊花青宝驹，史诗有着这样的外形描绘：
骏马的四蹄钢铁般坚硬；骏马的鬃毛翅膀般扇动。闪闪发光的长鬃，带起铮铮的琴声；又粗又长的尾巴，甩出动人的笛音。
骏马不但发挥了坐骑一切功能，还是一匹人格化的骏马，和人一样有意识、语言。例如，洪古尔在娶妻的途中，吃饱喝足，竟然酣睡了过去。他的坐骑宝驹菊花青提醒洪古尔说道：
像在父亲的家里一样，你竟能这般坦然的睡觉！不要说你是万能的人，就是我这个草包，也想念北方的故土，已到了难以克制的地步，岂能在这里久留！
于是，洪古尔苏醒过来，振奋精神，一鼓作气，驰过草原、跨过雪山，飞向他的目的地。对于单枪匹马娶妻路上的勇士而言，骏马此时是他唯一的助手与伙伴，骏马可以给勇士勇气与智慧，可见骏马对于勇士而言，可以增添勇气和激发斗志。
除善骑外，娶妻的勇士们不论有没有遇到阻挠或拒绝，还必须通过摔跤和射箭来证明自己的英勇与胆识。如洪古尔之子浩顺·乌兰在娶妻时与其他勇士较量的第一项便是赛马，浩顺远远地甩开了对方。
第二项射箭，其比赛要求非常之高。射出的箭，须射中芦苇的节子，穿过狐狸胯骨的窟窿，射裂白皑皑的雪峰，射到7条河的源头，燃起7堆野火的地方，还要不等飞箭落地抢先赶到，将箭头叼在口中，这项比赛才能算得取胜。
比赛标准如此之高，这说明当时蒙古族勇士的射箭是必备的技能，也是手到擒来的基本功。
史诗中对于弓箭的描写也非常细致、具体。弓箭是勇士们必不可少的实用武器，而且也是装饰品，正如身佩腰刀一样。这种审美形态能使人产生一种雄伟、刚健的壮美感。
浩顺与对手第三项是摔跤的角逐，这不仅仅是力量的对抗，更是智慧与技巧的较量。浩顺“使用妈妈交给的计谋，使用爸爸传给的掼术，使用各种脚绊”才将对手制服。可见，蒙古民族崇尚的不单单是勇猛和剽悍，更欣赏的是勇与谋，智慧与力量的结合。
勇士们只有具备了这些特点，他的子民心中才把他们和勇猛、矫健、昂扬、奋发、潇洒、灵秀、忠义、赤诚等赋予英雄的审美价值相联系。赛马、骑射、摔跤可以说是民族审美意识的集中表现，民族美学的物化形态。
另外，《江格尔》还体现了蒙古族人民对酣睡的审美观。赛力罕塔卜克是江格尔手下的一名勇士，史诗在他去请洪古尔途中有一段对于他酣睡的描写，而唤醒他的便是他的坐骑白龙驹。
史诗是这样描述的：
勇士来到茫茫的荒原，搭起炉灶，把枯木点燃，紫色的铜锅里，将红茶熬煎。他胡乱地把茶扬了一气，把一大块酥油放进茶里，然后他喝起浓酽的茶水，三川柳似的周身红遍，皮条似的舒展身躯，躺倒酣睡。
熟睡了七七四十九天，那洁白的骏马，咴咴嘶鸣，口吐人言：赛力罕塔卜克将军呀！难道咱们是为了睡觉，才来到这旷无人烟的荒郊？
《江格尔》中对于英雄出征前酣睡的描写并不少见，只是英雄酣睡的地点不同，有的在山中，有的在山林中，有的在荒野上，而无一例外的大都在战争的前夕，唤醒英雄的一般都是他们的坐骑，醒来之后的英雄精力充沛、体力过人，在战争中表现得更加勇猛，从而取得胜利。
洪古尔在活捉魔鬼端殊日格尔勒前夕，在清凉的泉边，茂盛的草滩上四肢伸展像皮条，全身红得像三川柳，直睡了七七四十九个黑夜和白昼。
洪古尔在睡醒之后更是精力过人，史诗中说他“公驼般的吼叫了一声，牦牛般的伸了一个懒腰”。
然后洪古尔出发后，先是砍掉了魔鬼的使臣，又骑马飞驰3个月，直奔魔鬼的宫殿，10万黑魔也未能抵挡住力大无穷的洪古尔，最终将魔鬼端殊日格尔勒活捉。
对英雄酣睡的描写恰好反映了蒙古族人民原始思维逻辑的审美意识。他们发现如果困顿体乏，只要踏踏实实地睡一觉，体力、精神自然就会恢复，从而精力旺盛。因此他们认为，英雄同样需要通过酣睡补充体力和精力。
英雄们酣睡起来非常人能比，一睡就是几十天，甚至几个月。人们相信睡的时间和体力的充沛成正比。而给予英雄们睡觉的时间越长越表达了蒙古族人民对于力量的推崇。力量、精力、强健是英雄的标志也是这种原始逻辑审美意识的又一具体化形态。
英雄死而复生在《江格尔》中也占有重要位置。江格尔、洪古尔等都经历过死而复生的事，从他们关于死而复生的描写中，可以发现蒙古族人民对于生命的审美意识。
从中可以发现两个鲜明特点：一是搭救者往往为女性。在蒙古族原始人们的思维中，女性是生命的缔造者，她们既能孕育生命也有起死回生之术。因此在《江格尔》中，妇女形象有着神奇的一面，她们个个都有着非凡的本领。
如江格尔的妻子阿白·葛日洛能辨别真伪，且能牢记住99年前往事，预知未来99年的事情；洪古尔的妻子卓莉赞丹是个神仙般的女人，她不但预知世事，还能变出铁马、铁兵阻挡敌人；洪古尔的母亲希莉苔·赞丹·葛日洛夫人有着萨满般神奇的法术。
这些具有超凡本领勇士的妻子们，还个个美貌如花，多才多艺。如洪古尔之妻卓莉赞丹，她像永不凋零的花朵，她有着白皙的前额，肌肤好似白丝绸，身段长得丰满而秀美，两颊红得活像草莓，10个指头细而又长，全身闪射着朝阳般的金辉，还有一副善良心肠。满腹的学问，含而不露，满脑的智慧，使用不完。
蒙古族人民的审美观中最美的是阳光和月光，女人脸上光彩的描述足以淋漓尽致的表达出，牧民们心中理想的美女形象。由此可见，《江格尔》中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源自于远古蒙古族牧民们的自然审美观。
二是搭救手段往往为天赐甘露或神丹妙药。在蒙古族原始人们的思维中，对于大自然更多的是畏惧与臣服。当看到日月星辰的交替、四季周而复始的运转、动植物的生与灭，他们自然联想到人的生老病死及不可抗拒的生命消失。因而，远古先民将最美好的希望寄托在英雄身上。
英雄不仅仅是一个具有超越人的非凡之人，更是蒙古族人民审美意识的具体载体。凡人生死或许无关紧要，英雄是永远不会逝去的。
英雄是智慧、勇敢、正义、剽悍、力量、机敏等诸多审美价值的综合象征体。因此，人们力求借助巫术形式、借助于天意、天赐之露、灵药等神力，使英雄得以复生，永葆生命力。
人们认为，只有英雄的永生，由他们审美意识而想象出的理想人性及生活才能得以实现和延续。洪古尔是《江格尔》中最引人注目、最出众的英雄。因此死而复生的次数也最多，并且每次死而复生之后会立刻投入战斗中。
同时，人们又把这种理想化寄予现实中，即所有将领都像史诗中的英雄那样无限忠于民族、忠于人民，在战斗中发挥英勇无畏的英雄气概，过人的智慧与无人能比的高强武艺。
蒙古民族在自己独特的生活环境中，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并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审美意识。这种审美意识又影响着其文化的倾向，从而上升到影响民族心理素质和民族性格的形成。
民族心理素质和民族性格又决定了他们在文化生活中，对审美对象和审美形式的追求。勇猛、顽强、进取是蒙古民族的民族精神，也是蒙古民族的审美意识。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在历史的长河中慢慢积淀，而后成为被后人们广为传唱的英雄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