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不能说得太满，事情不可做得太绝，而要在考虑事情时既有全力以赴的进取准备，也给自己留条退路。这样，进可攻，退可守，便没有了后顾之忧。清朝乾隆年间，纪晓岚在任左都御史时，员外郎海升的妻子吴雅氏死于非命，海升的内弟贵宁，状告海升将他姐姐殴打致死，海升却说吴雅氏是自缢而亡。案子越闹越大，难以做出决断。步军统领衙门处理不了，又交到了刑部。经刑部审理，仍没有结果。因为贵宁认定姐姐并非自缢，不肯画供。经刑部奏请皇上，特派大员复检。
这个案子本来事并不大，但海升是大学士兼军机大臣阿桂的亲戚，审理官员怕得罪阿桂，有意包庇，判吴雅氏为自缢，替海升开脱罪责。没想到贵宁不依不饶，不断上告，惊动了皇上。皇上派左都御史纪晓岚，会同刑部侍郎景禄、杜玉林，带同御史崇泰、郑征和东刑部资深已久、熟悉刑名的庆兴等人，前去开棺检验。
纪晓岚接了这桩案子，也感到很头痛。不是他没有断案的能力，而是因为牵扯到阿桂和和珅。他俩都是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并且两人有矛盾，长期明争暗斗。这海升是阿桂的亲戚，原判又逢迎阿桂，纪晓岚敢推翻吗？而贵宁这边，告不赢不肯罢休，何以有如此胆量，实际是得到了和珅的暗中支持。和珅的目的何在？是想借机整掉位居他上头的军机首席大臣阿桂。而和珅与纪晓岚积怨又深，纪晓岚若是断案向着阿桂，和珅能不借机一块儿整他一下吗？
打开棺材，纪晓岚等人一同验看。看来看去，纪晓岚看死尸并无缢死的痕迹，心中明白，口中不说，他要先看看大家的意见。
景禄、杜玉林、崇泰、郑征、庆兴等人，都说脖子上有伤痕，显然是缢死的。这下纪晓岚有了主意，于是说道：“我是短视眼，有无伤痕也看不太清，似有也似无，既然诸公看得清楚，那就这么定吧。”于是，纪晓岚与差来验尸的官员，一同签名具奏：“公同检验伤痕，实系缢死。”这下更把贵宁激怒了。他这次连步军统领衙门、刑部、都察院一块儿告，说因为海升是阿桂的亲戚，这些官员有意回护，徇私舞弊，断案不公。
乾隆看贵宁不服，也对案情产生了怀疑，又派侍郎曹文植、伊龄阿等人复验。这回问题出来了，曹文植等人奏称，吴雅氏尸身并无缢痕。乾隆心想这事与阿桂关系很大，便派阿桂、和珅会同刑部堂官及原验、复验堂官，一同检验。“纸包不住火”，终于真相大白：吴雅氏被殴而死。
于是讯问海升，海升见再也隐瞒不住，只好供出实情：是他将吴雅氏殴踢致死，然后制造自缢的伪象。
案情完全翻了过来，原验、复验官员几十人，一下儿都倒霉！乾隆发出诏谕：“此案原验、复验之堂官，竟因海升系阿桂姻亲，胆敢有意回护，此番而不严加惩戒，又将何以用人？何以行政？”阿桂革职留任，罚俸五年；叶成额、李阔、庆兴等人革职，发配伊犁效力赎罪，皇上在谕旨中一一判明。唯独对纪晓岚，谕旨中这样写道：
“朕派出之纪晓岚，本系无用腐儒，原不足具数，况且他于刑名等件素非诸悉，且目系短视，于检验时未能详悉阅看，即以刑部堂官随同附和，其咎尚有可原，著交部议严加论处。”只给了他革职留任的处分，不久又官复原职。纪晓岚在这个案件中之所以得到皇上的原谅，主要是他在验尸中以“我是短视眼”“看不太清”为由，给自己留下了退路。
世上没有绝对的事，即使你认为已有十全把握能做好的事情，也有可能发生意外而归于失败，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缺少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行。所以，凡事总是用最大的努力去争取好的结果，同时做好失败的心理准备、物质准备和应变措施。在追求利益时，既要考虑到成功的一面，也要考虑到有失败的可能，两者兼顾，方能周全。在欲进未进之时，应该认真地想一想，万一不成怎么办？及早地为自己留一条退路。
《战国策》中有一句名言叫“狡兔三窟”，意指兔子有三个藏身的洞穴，即使其中一个被破坏了，尚存两个；如果两个被破坏了，还剩一个。这就是一种居安思危的生存方式，也是一种先留退路的预防策略。多准备几手，多设想一下可能。出现的困难，多几个应急措施，一旦有了情况，出现问题，就能应付自如，“东方不亮西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