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皇后十三岁时便嫁给了当时太原留守李渊的次子、年方17岁的李世民为妻，她年龄虽小，但已能尽行妇道，悉心事奉公婆，相夫教子，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小媳妇，深得丈夫和公婆的欢心。唐高祖武德九年八月，李渊因年事已高而禅位给太子李世民，李世民就成了唐太宗。水涨船高，长孙王妃也随即立为母仪天下的长孙皇后。
做了至高无上的皇后，长孙氏并不因之而骄矜自傲，她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贤良恭俭的美德。对于年老赋闲的太上皇李渊，她十分恭敬而细致地侍奉，每日早晚必去请安，时时提醒太上皇身旁的宫女怎样调节他的生活起居，像一个普通的儿媳那样尽着孝道。对后宫的妃嫔，长孙皇后也非常宽容和顺，她并不一心争得专宠，反而常规劝李世民要公平地对待每一位妃嫔，正因如此，唐太宗的后宫很少出现争风吃醋的韵事，这在历代后宫都是极少有的。长孙皇后只凭着自己的端庄品性，无言地影响和感化了整个后宫的气氛，使唐太宗不受后宫是非的干扰，能专心致志料理军国大事，难怪唐太宗对她十分敬服呢！虽然长孙皇后出身显贵之家，如今又富拥天下，但她却一直遵奉着节俭简朴的生活方式，衣服用品都不讲究豪奢华美，饮食宴庆也从不铺张，因而也带动了后宫之中的朴实风尚，恰好为唐太宗励精图治的治国政策的施行作出了榜样。
因为长孙皇后的所作所为端直有道，唐太宗也就对她十分器重，回到后宫，常与她谈起一些军国大事及赏罚细节；长孙皇后虽然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女人，但她不愿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干预国家大事，她认为男女有别，也应各司其职，因而她说：“母鸡司晨，终非正道，妇人预闻政事，亦为不详。”唐太宗却坚持要听她的看法，长孙皇后拗不过，说出了自己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出的见解：“居安思危，任贤纳谏而已，其他妾就不了解了。”她提出的是原则，而不愿用细枝末节的建议来束缚皇夫，她十分相信李世民手下那批谋臣贤士的能力。
关于任贤纳谏一事，唐太宗深受其益，也执行得尤为到家，他常对左右说：“人要看到自己的容貌，必须借助于明镜；君王要知道自己的过失，必须依靠直言的谏臣。”他手下的谏议大夫魏征就是一个敢于犯颜直谏的耿介之士。魏征常对唐太宗的一些不当的行为和政策，直接了当地当面指出，并力劝他改正，唐太宗对他颇为敬畏，常称他是“忠谏之臣”。但有时在一些小事上魏征也不放过，让唐太宗常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一次，唐大宗兴致突发，带了一大群护卫近臣，要到郊外狩猎。正待出宫门时，迎面遇上了魏征，魏征问明了情况，当即对唐太宗进言道：“眼下时值仲春，万物萌生，禽兽哺幼，不宜狩猎，还请陛下返官。”唐太宗当时兴趣正浓，心想：“我一个富拥天下的堂堂天子，好不容易抽时间出去消遣一次，就是打些哺幼的禽兽又怎么样呢？”于是请魏征让到一旁，自己仍坚持出游。魏征却不肯妥协，站在路中坚决拦住唐太宗的去路，唐太宗怒不可遏，下马气冲冲地返回宫中，左右的人见了都替魏征捏一把汗。
唐太宗回宫见到了长孙皇后，义愤填膺地说：“一定要杀掉魏征这个老顽固，才能一泄我心头之恨！”长孙皇后柔声问明了原由，也不说什么，只悄悄地回到内室穿戴上礼服，然后面容庄重地来到唐太宗面前，叩首即拜，口中直称：“恭祝陛下！”她这一举措弄得唐太宗满头雾水，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因而吃惊地问：“何事如此慎重？”长孙皇后一本正经地回答：“妾闻主明才有臣直，今魏征直，由此可见陛下明，妾故恭祝陛下。”唐太宗听了心中一怔，觉得皇后说得甚是在理，于是满天阴云随之而消，魏征也就得以保住了他的地位和性命。由此可见，长孙皇后不但气度宽宏，而且还有过人的机智。
长孙皇后的长子李承乾自幼便被立为太子，由他的乳母遂安夫人总管太子东宫的日常用度。当时宫中实行节俭开支的制度，太子宫中也不例外，费用十分紧凑。遂安夫人时常在长孙皇后面前嘀咕，说什么“太子贵为未来君王，理应受天下之供养，然而现在用度捉襟见肘，所有器物都很寒酸”。因而屡次要求增加费用。但长孙皇后并不因为是自己的爱子就网开一面，她说：“身为储君，来日方长，所患者德不立而名不扬，何患器物之短缺与用度之不足啊！”她的公正与明智，深得宫中各类人物的敬佩，谁都愿意听从她的安排。
身为一国皇后，能有如此宽厚仁爱之心，她克己让人的做人处世态度，令众人敬佩。在李世民这位成功男人背后，有着长孙皇后这样一位伟大的女人。无论是为人处世，还是佐君朝政，她都以身作则，洁身自好，不愧为百世典范。
居高位的人常常为众人所仰视，他们的一言一行会得到更多人的关注、议论和评判。如果此时能以低调的姿态俯就众人，以亲和的语言善待众人，做到位尊而不自矜，权重而不自傲，功高而不自居，明显而不炫耀，就一定会赢得众人的拥戴，人心的归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