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感到自豪一辈子的故事是：琼台是我用心灵书写爱情故事的地方，在这块古老的书院，我找到了一位一辈子只有她的爱人，而且以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满告终。她叫严朝晖。记得第一次见她是在琴声优扬的音乐室，她那姣美的笑貌和扣人心弦的风琴声使我倾倒，从此锦书传情，鸿雁送信，心心相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用七天七夜写了一首长达三百句的如诉如泣的爱情诗，以此感动芳心，以致有情人终成百年之好。
每当有人问我你是哪间大学出来的，我总会神气十足地回答：我来自琼台书院！
那一年，我穿上了绿军装
三年的大学生活结束了，我又该回到我出来的地方。分配那年，我被“塞”到琼海县边远地区的一个只有三四百师生的初级中学当教师。那生活条件好吓人，每人一间小瓦房，一间茅房当厨房。每个老师都得自己做饭，且要自我解决柴米油盐酱醋茶。好在那里的学生听话，挑水呀，拾柴劈柴，全给学生们“包”了。那时的工资标准是每月60多元，与老百姓相比，算是高的了。
1984年6月的一天，我正在讲台上给同学们上化学课，教导把我叫了出去捎给我一个消息：你当上兵了！请立即到海南军区干部文化学校报到。我高兴得跳了起来。
穿上了绿军装，戴上了八角帽，我当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军官。
简直是个梦！然而不是梦。记得小时也想当兵，几次偷了当军官的姑父的军帽戴，给奶奶断喝了：“别胡闹，这兵是咱们当的？”可不，咱可是“黒五类”的孩子呀。
部队是个人生大熔炉，我在里面得到了良好的打造。入了党，提了干，虽然职位不高，但副连级教员的头衔足使我心满意足。我干的是文官，新兵连没下过，歩枪手枪实弹射击还是打了几次。在部队，最大的收获是严格的工作纪律、制度和粗茶淡饭，对于提升我的道德修养，增强我的组织纪律性和吃苦耐劳的毅力可以说是裨益良多。
时光匆匆，转眼就是三年。1987年底，我转业到地方工作，在省委一部门供职，从科员一直干到杂志社总编辑、处长、机关党委副书记什么的，算是尽职尽责，胜任愉快，不断进步。
《圣经》上说，人是原罪主义者，人生下来就得吃苦、受罪。可不，我是坎坷的儿子，我是苦难的学生。然而，坎坷何足畏，人活一口气，奋斗才成功。在坎坷中打滾成长、跋涉的人哪怕取得那么一丁点的成绩也会感到对得起爹妈对得起自己。
回首那一段段人生路，我还是这么一句老话：今生无愧。
我的作家梦
作家，一个多么美好、神圣的名字。当一名作家，是我儿时的梦，一个美好的绿色的梦。
也许是一种天性，我从小爱啃书本，喜欢作文章。妈妈从不强令我读书写作、当作家，可是妈妈书架上的书给我创造了读书写作的氛围。儿童故事呀，历史故事呀，科普读物呀象磁铁般吸引着我。小学四五年级时，我在班里的作文总是领先。还有二姐对我的影响很大，她四年级时那篇《我爱美丽的加积》的作文入选县里“小学生优秀作文选”，我是羡慕之至，爱不释手，暗中下决心也要写出比这更好的作文。在老家的小学里念初中时，作文是我的强项，语文老师每每将我的作文在班上宣读和讲评，令我十分得意。
那时候真是读书的黄金时代。除了上学、劳动和玩耍外，读书就是我极为开心的事。那时最爱看的是《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林海雪原》、《青春之歌》之类的书。一读书就入迷，躺倒在床上啥活都不干啦，以至奶奶常常这样骂我：“你这孩子是吃薯还是吃书？书能养你一辈子吗？”那时没有大米饭吃，番薯是填饱肚子最重要的主粮。还有一次，给队里晒花生，都乌云压顶电闪雷鸣了，我还是抱着那本《三国》一个劲在哪里啃而被队长臭骂一顿。
那时，我常常在上学的路上给同村里一起的孩子“讲古”，（即讲《三国演义》、《水浒》和〈西游记〉之类的故事），听得他们人了谜，以至他们在上学放学时全都紧紧跟着我。岂止是本村的，邻村的小孩也跟着来听，甚至一直跟到村里来。那时，我成了学校里大名鼎鼎的“讲古大王”。值得一提的是那时我有一副天生的记忆力，在“讲古”时熟能生巧，总要来一番添油加醋，使之更加活灵活现，这在文学上说也可以说是一种“再创作”吧。
1973年，母亲给平了反，回到工作岗位，我们全家也就离开了文昌老家，到琼海的万泉镇定居。镇子不大，座落在美丽的万泉河畔，山光水色，风光旖旎。我的初二第二学期和两年高中就在这里度过。这里是我的作家梦做得最美好的地方，也是我文学写作的摇篮。
我为什么要学写作？除了所谓“情性”之外，主要还有三个原因：一是幼年多读点书，作文有天资，有功底，成长在老师同学们的赞扬和鼓励之中更容易进步；二是学好样。中学里常展览一些学生优秀作文，一位叫王惠的同学的精采文章每每打动了我的心，就象当年我崇拜二姐那样。三是好强心，王惠能写得好文章，咱为什么不能？早在小学和老家念书时，写文章就比人家强，如今怎甘居人后？
于是学着写些诗歌，散文。处处都想露一手。高一时，学校参加水利建设，工地上我积极向工地宣传广播站投稿，想不到崭露头角，其文章常作为通讯员来稿而受好评。记得那回到中原公社参加“大治坡”，我的那篇《以革命的精神从事工作》作为全公社优秀广播稿回响在数千人工地上空，让我的老师同学们夸奖和羡慕，更令我激动不巳。
那时的我写东西，最大的特点是有蛮劲，不觉得累。那时写的是诗歌，小评论，有时赶的是应景稿，“五四”来了写青年的稿，“七一”到了就写歌颂党的稿，“十一”来了就写歌颂祖国的稿。常常赶早晨，开夜车，写到半夜三更然后第二天将之寄到报社杂志社。为什么不知苦累，因为有一个美好的企盼，一个美好的梦--当作家的梦：让自己的手稿不断地变成铅字，最好是第二天。
然而，梦，毕竟总是梦。事实偏偏让我每每希望每每失望：几百篇稿件除了几件收到了“退稿单”外，全无音讯，甭说就是给丢进了编辑部的废纸篓！
1977年的一天，正在上山下乡的我收到一张有生以来第一次特别的汇款单，汇款金额为2元，落款是《海南日报》社。哟，那是我的那篇才有三二百字的小杂文《好新恶老之妙用》上了报纸。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作品见报，第一次稿费收入。我高兴得挥着它跳跃狂呼：我成功啦！
我写作真正出成果，应该说自军营开始，我写作的成功也应该归功于当兵。那时，我在部队当文化教员，课较少，上了几个月的课，就没得上了。那可是下岗啊。我的上司、教务处长让我去管图书馆，并鼓励我多读书，多写作。青年人没说的，党叫干啥就干啥。谁知当这图书馆管理员，竟改变了我的人生。白天，我泡在图书馆里阅读报章杂志中外名著，寻找写作题材，谋篇布局，下班后起早贪黑伏案学写作。写什么，还不是从新闻报道的豆腐块文章写起。那时候的写法甚是好玩，先是认真采访，写好稿件，再找领导批准，再盖上单位公章，然后骑着自行车急急送到报社、电台电视台，风吹雨打从不叫苦。
就这样，军校少了一个化学教员，多了一个写作爱好者，报社电台多了一个发烧友通讯员。那阵子真的写得好苦也好欢，不到一年就发表了近百篇章新闻作品（当然是“豆腐块”居多）。成绩虽小，却振奋人心，既提高了写作水平，又常领到积极通讯员奖，还有点小稿费。知足了，没事儿时还偷着乐。
百尺竿头，更进一歩。写新闻多了，总想换个品种，写些别的什么？掂量再三，于是写小杂文。干吗要写杂文呢？爱好使然。总记得1977年我在万泉上山下乡时不就在《海南日报》上发表过三两百字的小杂文。过去多么幼稚，现在应该说是成熟多了。况且，社会需要杂文，社会呼唤杂文，杂文能直面人生，干预生活，激浊扬清，使文坛热闹，净化社会和人的心灵。说写就写，总在那么一股“拼命三郞”的劲头。然而那杂文不断地写出，又同时不断地成为编辑部废纸篓里的废纸。
兴趣是成功之母，把写作当成了乐趣，你就成功了一半。有的人把玩麻将下歌厅什么的当成最大乐趣，而我恰恰是换成了写作。写作的乐趣，我是这样描述的：“数点梅花天地心”。
终于，1986年7月16日，我的那篇《莫坠钱眼中》的杂文在《羊城晚报》上头炮打响，我的文学创作事业自此一发而不可收。
近二十年来，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等三十几家报刊发表杂文散文随笔800多篇计100多万字，出版《谈笑风生》、《晨窗集》、《县长与牛》等杂文随笔著作5部，其中9篇作品获奖，《求人不如求已》等三篇作品被选入《中国青年杂文选》和全国中青年杂文征文选萃系列丛书《枫叶集》。杂文《县长与牛》荣获1994年人民日报“金台奖”，成为海南省颇有影响的杂文作家之一。1993年，我当选为海南省杂文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