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涛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德王由北平逃亡南京，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谅解，和美国在华特务机关的支持。然后不远迢迢数千里来到阿拉善旗，伙同先后前来的全国各地蒙古上层人物，于同年3月开始筹备，7月召开“蒙古各盟旗代表大会”，组成了“蒙古自治政府”。为时虽然只有两个多月，昙花一现。随之垮台，但是所以会出现这一离奇的历史事件，则绝非偶然。它是德王等和国民党政府合作，以共同抗拒全国或大西北解放的产物。当然德王的最终目的是要在国民党的谅解和支持下自搞蒙古独立王国（也就是所谓的高度自治）；而国民党政府的目的则是为了利用德王这一支蒙古力量助“戡乱”一臂之力。以挽救其自身的覆灭命运。所以双方虽然矛盾重重，时有龃龉，但最终仍在利益一致的前提下，这一闹剧还是出现了。
翻阅有关这一事件的历史档案，和有关人士的亲历记述，它的上述性质应该是不容置疑的。可是自全国解放以后，直至而今，却出现了“西蒙自治运动”和“西蒙自治政府”的说法，似乎德王当年所搞的只是在尚未解放的西部蒙旗向国民党反动派要求自治，以达到“西蒙”自求解放的愿望：或者说当年德王一伙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是主张只在“西蒙”搞自治的，以避免和乌兰夫领导的王爷庙东部蒙旗自治联合会重复对立。并说当年立即在“西蒙”成立一个自治政府，“能够把从东北（解放区）跑过来的那些蒙古武装军政人员，设法收容起来，不至东奔西跑。到处为害，就是将来解放了，也对解放有一定的好处。一方面，如果一时解放不了，这部分军政人员，也是一部分力量，还可以借此搞搞地方工作（自治）”。甚至还有一部分人更直截了当的认为，在“西蒙”立即成立自治政府，“如果将来解放不了，对国民党来说，是自治而不是什么背叛；如果将来解放了，对共产党来说，给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堵截住叛匪，消除了内蒙西部地区的战争危害，是为迎接解放而不是抗拒解放，这是一举两得之事”（见《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一辑何兆麟的文章）。
显然上述这些论点，都不过是为了掩饰这一事件的真实性质。那么究竟是“蒙古自治”呢，还是“西蒙自治”呢，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也就有研究的必要了。当年（1949年）自德王前来阿拉善旗之日起，直至他垮台逃亡外蒙之后，以及阿拉善旗和平解放数年，我一直都身在阿拉善旗政府任职，对于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演变过程，也都亲历、亲见、亲闻。为了弄清历史的本来面目，现将自己的经历叙述如后，供社会各界参考。
第一，德王是1949年3月到达阿拉善旗的，立即在达理札雅王府西院成立“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其中主要成员有：德王、达王、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札奇斯钦、林沁僧格、德古来、乌古廷、达穆林旺楚克、陶布新等。同年7月召开“蒙古各盟旗代表大会”，除新疆和青海蒙古没有派代表外，其余几乎所有蒙古各盟旗都有代表参加，名副其实是个“蒙古各盟旗代表大会”。这是当时的正式名称。会场上悬有红布黑字的大横幅，凡参加大会的人都曾亲见。后来所出现的诸如：“蒙古自治代表大会”，“蒙古人民代表大会”等名称，都不真实。由这个会所组成的政府叫做“蒙古自治政府”，而不是什么“西蒙自治政府”，其成员主要的有：德穆楚克栋鲁普、达理札雅、白海风、巴文峻、何兆麟、李守信、林沁僧格、吉致祥、德古来、达穆林旺楚克、吴熙宪、陈应权、乌古廷、包贵廷、苏和巴特尔、达理扎布、孙明海、吉利占太、雄诺、宝库等人。并于同年同月15日“就职视事”。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据此，筹备会的委员、大会的代表以及政府的组成人选，都是东蒙西蒙人士参半，东蒙几乎没有哪个盟旗没有人士参加，反而属于西蒙的青海、新疆蒙古却无人士参加。所以就其名称和参加人员的籍贯来说，都没有丝毫西蒙单独搞自治的迹象。事实上德王所纠集的这一伙人，都是当时国民党政权范畴内的蒙古民族上中层人士，其中包括尚未解放的各盟旗及由已经解放了的各盟旗逃亡出来的盟长、旗札萨克、仕官、军官、喇嘛、知识青年，以及在国民党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中任职的官吏，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和大批原“蒙疆自治政府”的高中级军政官员。德王的号召力确也不同凡响，他几乎把当时国民党政权下所有的，包括由解放区逃亡出来的或打出来的蒙古知名和有力人士，都网络在他的“蒙古自治”大纛下，共商蒙古民族复兴大计。可谓群贤毕集，济济一堂，声势是颇有盛大的。就连因故不能前来的国民党内蒙族党政要人，如白云梯（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李永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边疆党务处处长等也都极力赞助他的事业，在国民党中央政府内部为之奔走呼号。由此也可以说明，德王等当时所搞的绝非仅仅是“西蒙自治。”证诸当时德王、达王等许多人与国民党政府的所有公私往来函电或其他文件，都是说的“蒙古自治”而没有“西蒙”字样，这个事实是不容置疑的。
第二，直至同年（1949年）8月，大西北的中心城市兰州宣告解放，宁夏局势岌岌可危，德王在阿拉善旗定远营的“蒙古自治政府”甫告成立不足两个月，就站不住脚了。所有成员纷纷逃亡南京、广州、香港和台湾等地。最后德王、李守信、包贵廷等率部出走阿拉善旗西北部沙漠地带，定远营仅留下因拖家累眷及其他原因不能或不愿出走的一二十人，为首的是达理札雅、巴文峻、何兆麟，白海风等4人。这就是所谓的德王一派和达王一派“分裂”。结果是阿拉善旗达王单独通电起义，德王则仍于沙漠中顽抗，拒不向解放军投诚。
德王是9月20日出走的。直到这时，定远营城内达王府西侧一所大院门口才挂起了一个二尺长半尺宽的白地黑字木牌，上书“西蒙自治政府”字样。院内则空无一人，当然也就没有人“办公”。而且只时隔三天，到9月23日，解放军一野十九兵团徐成功一个团进入到阿拉善旗距定远营之南30公里的腰坝地方，这个木牌就摘下了。所以这个“西蒙自治政府”只挂了三四天牌子，而且什么事情也没有干。
另一面，德王、李守信、包贵廷等在沙漠中所打的旗号仍是“蒙古自治政府”，他们这个政府的部队——新编骑兵第一旅扩大为两个师，实力有3000人之多，美式装备，并改称“蒙古军”，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政府的文职人员也有100余人，并且采用成吉思汗纪年和成吉思汗的三色旗帜，比之于定远营城内的“西蒙自治政府”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文职人员，自是气象大观，不可同日而语。同时德王由定远营出走时，就把“蒙古自治政府”的长方形大木牌和“蒙古自治政府”的木质大方印都带去了，继续使用。这说明这个政府确是搬了家，进行了改组。
以上是“西蒙自治政府”或“西蒙自治运动”这一名词的由来，也是“西蒙自治运动”或“西蒙自治政府”的实际经过情形。
但是前面已经说过，“西蒙自治政府”的招牌只挂了三四天，自9月23日解放军徐成功团进入阿拉善旗腰坝地方的当天，这个招牌就不见了。当时达理札雅派遣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上校参谋主任李文钦和蒙藏委员会驻阿拉善旗协赞专员、区防司令部上校政工主任戚涛（我本人）与何兆麟3人为和平代表，前往腰坝迎接解放军，洽谈阿拉善旗和平解放的具体事宜。当时徐团首长并不知道定远营城内还有一个“西蒙自治政府”，也不知道阿拉善旗沙漠中还有一个“蒙古自治政府”，所谈内容只是阿拉善旗保安队缴不缴械，阿拉善旗军政人员的安置、在阿拉善旗的国民党特务人员如何报到、阿拉善旗何时成立人民政府、阿拉善旗目前如何维持地方治安以及宁夏马军驻定远营工兵营哗变如何善后等问题，而只字未涉及德王等的“蒙古自治政府”和达理札雅、巴文峻、何兆麟、白海风等的“西蒙自治政府”问题。何兆麟原是“蒙古自治政府”，也是“西蒙自治政府”的内务署长，在阿拉善旗政府中并没有职务，但在这次赴腰坝洽谈和平解放他没有说明自己的身份，也没有说明他是代表哪个政府来洽谈和平的。徐团首长只认为他与李、戚一样，也是阿拉善旗政府或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的职员，当然是代表阿拉善旗政府的，事实上他当时所谈的也只是上述阿拉善旗和平解放的问题，毫未涉及“蒙古”或“西蒙”自治政府的问题。或者他认为这样的自治问题和解放军一个团谈判解决不了问题，因而这次没有必要提出，则未可知。
同年10月5日，达理札雅亲率白海风、何兆麟、李文钦、戚涛、段巴图尔（阿拉善旗政府章京）去银川，与解放军一野十九兵团杨得志司令员、李志民政委及耿飙政治部主任等谈判阿拉善旗和平解放的善后具体问题及争取尚在沙漠中顽抗的德王武装投诚问题。直到这时，何兆麟、白海风才向解放军十九兵团首长提出了“西蒙自治政府”的问题。并说明“西蒙自治政府”的辖区包括全部绥远及绥远以西的宁夏境内各盟旗，要求十九兵团承认这个“西蒙自治政府”，从而与乌兰夫领导的“东蒙自治政府”（这是何、白拟定的名称）实行分治，以达到他们个人的政治目的。因为他们害怕共产党，不愿与乌兰夫的内蒙古自治政府合并，而单独搞一个他们（包括德王一伙）自己的“西蒙自治政府”较为方便。他们自称这是“民族自治”，原以为共产党解放军可能答应的。但杨得志司令员的即席答复，却出乎他们的预料之外。杨司令员郑重地告诉他们：“西蒙自治政府”并不存在，共产党解放军不能承认，我们只承认以达理札雅先生为首的阿拉善旗政府。乌兰夫领导的内蒙古自治政府，包括全部内蒙古，在这个政府领导下，蒙古各盟旗都可分别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杨司令员言毕，何、白2人当即俯首默然，无言以对（达理札雅及其他人对这个问题都未发言）。自此以后，再未重提“西蒙自治”或“西蒙自治政府”问题。在谈到德王一伙时，兵团首长们主要是争取这一部分武装缴械投诚，择地集中改编，可按党的少数民族政策予以优待。尤其德王个人的出路问题更可宽大处理，首先解除他的战犯“之名”，然后适当安置。自始至终，首长们也没有提到当时尚在沙漠大肆张扬的“蒙古自治政府”，当然也就没有承认这个政府的可能了。大概杨司令员是认为所谓的“西蒙自治政府”和“蒙古自治政府”是一回事，哪个名称也实际不存在，所以都不能承认。事实上“蒙古自治政府”虽曾经过筹备，开过大会，选举产生了主席、副主席，但终只是搭了一个空架子，实际并没有做成什么事，也没有实际统治过全蒙或西蒙任何一个盟旗，所以实际并不存在这么一个政府，就连国民党也没有承认过这个政府（认为不具备一个政府的条件，故不予批准备案），当然共产党解放军更不能承认这个政府。达、何、白等虽然临时改称“西蒙自治政府”，企图以这样一个政府的名义与共产党解放军谈判和平，讨价还价，那怎是可能的呢？
其次同年10月中旬，德王派其高级秘书陶布新为代表前来银川，与解放军十九兵团谈判和平。兵团首长同样也曾严词拒绝承认他的“蒙古自治政府”，而只要求德王放下武器，率部择地集中改编，决按中国共产党的少数民族政策予以优待。此后陶布新虽然还曾向宁夏省人民政府及宁夏军区提出“蒙古自治政府”，要求承认，但结果还是遭到拒绝。最后德王、李守信、包贵廷等都逃亡去了外蒙古，所余部队及军政官员随即向解放军缴械投诚，“蒙古自治政府”问题也就此结束。
至于“西蒙自治政府”的产生，只是达、何、巴、白临时更换的名称，挂牌只有三四天。它既没有经过筹备阶段，也没有开过代表大会，更没有举行过选举，当然国民党政府也不知道。如果说也曾有过这么一回事的话，那也只是达、何、白、巴以这样一个空洞的名称，曾向十九兵团进行政治投机而已。何况它还是以德王为主席，达王仅是个副主席代理主席。连德王自己也没有认为他是“西蒙自治政府”的主席，那么这个政府的存在就值得怀疑了。
第三，根据上述，是自从德王出走，阿拉善旗和平解放前三天，才出现了“蒙古自治政府”和“西蒙自治政府”两个政府。然而这两个政府是一家呢还是两家？也令人费解。达、何、白、巴既是“蒙古自治政府”的副主席、署长或秘书长，也是“西蒙自治政府”的副主席，署长、或秘书长。这一点是肯定的，无人异议；其次达理札雅是“西蒙自治政府”的副主席、主席的位置仍留给已经出走的德王。或者说德王当然还是主席，只是出走不能视事，才由达王以副主席代理主席。既然这两个政府的领导人都是同一批人，那么两个政府应该是一家。然而两个政府又同时存在，名称互异，这却是不可思议的。说“西蒙自治政府”是“蒙古自治政府”的分支机构也说不通。同时除领导人外，两个政府的成员也不相同。例如“西蒙自治政府”的成员（档案中有一个三四十人的名单），有许多是阿拉善旗人，而“蒙古自治政府”中却无一个阿拉善旗人；此外两个政府的组织机构也不一样，例如“西蒙自治政府”没有一个“保安委员会”，而“蒙古自治政府”则设有“蒙古军总司令部”；再如，“蒙古自治政府”用的是成吉思汗纪年，打的是成吉思汗的三色旗，而“西蒙自治政府”因挂牌只有三四天，没有旗帜，也不知用何纪年。更有甚者，两个政府各有各的所信。如此说来，这两个政府又不是一家了。证诸何兆麟、白海风等曾要求解放军十九兵团承认“西蒙自治政府”。而德王派赴银川的代表陶布新则要求承认他的“蒙古自治政府”，那么不是一家也似乎是事实。然而“西蒙自治政府”的主席仍要德王担任，又作何解释呢？
综合上述，可以了然：德王是以“蒙古自治政府”的领袖自居，这个政府原是在1949年在定远营成立，而后又移到阿拉善旗沙漠中去的。虽然扩大了组织，建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统辖蒙古军两个师，并改用了成吉思汗纪年（原是用中华民国纪年），增设了旗帜，但用的招牌仍是原来的大木牌，印信仍是原来的木质大方印，他的武装实力3000人，文官100多人，加以他本人从事蒙古自治运动十几年，国内国外名望素著，所以他坚持要求解放军十九兵团承认他的这个政府、他还想撇开解放军十九兵团直接派代表去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而达、何、白、巴则是临时创造了一个“西蒙自治政府”的名称，虽然既无一兵一卒，也没有文职人员，但似乎他向原来与德王合搞的就是“西蒙自治”，现在德王因和他们意见不合出走了，而他们仍在继续搞下去。而且这是蒙古人自己的自治，是在国民党压迫下奋斗出来的自治，没有反共色彩，对解放还有好处（何兆麟的说法）。因而他们声称，他们的自治区域只是绥远和绥远以西各盟旗，而把绥远以东各盟旗留给乌兰夫（当时乌兰夫还没有进到归绥——呼和浩特市），另组“东蒙自治政府”（这是何、白拟定的名称）。这表示他们与乌兰夫的自治区域并不重叠对立，双方可以并存分治。而且他们原是在国民党统治下奋斗得来“西蒙自治”、乌兰夫原来也只在东蒙搞自治，双方并存分治似乎是合情合理的，因而要求解放军十九兵团承认他们的“西蒙自治政府”。那么他们就可以把德王请回来一起统治西蒙广大盟旗了。由上看来他们与德王既似一家，又似两家，很难肯定。不过一家也罢，两家也罢。他们的目的则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取得政治资本。他们的差别只有一点，那就是在做法上德王等较为僵硬，达王等则较灵活，而且德王的政治目的更大些罢了。
第四，按何兆麟的说法，当年在定远营的“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内部曾有争论，德王、札奇斯钦、德古来、乌古廷、吴熙宪等主张定名为“蒙古自治政府”，因为蒙古是统一的，绝对不能分割成为东西，如果分割开来，有失蒙古人心，对自治前途诸多不利。而达王、白海风、巴文峻、何兆麟等则主张用“西蒙自治政府”的名称，认为东部既有（乌兰夫领导的）王爷庙自治联合会，就应当避免在自治区域问题上重复对立……，这样将来就是解放了，对共产党也比较好说一些。而最后还是德王的意见占了上风，因而才确定采用“蒙古自治政府”名称。但在自治区域问题上，德王等主张全部内蒙古地区都包括在内，而达王等则认为实际上做不到，而且白白地给自己找麻烦，因此主张自治区域只限于没有解放的乌、伊两盟及绥东四旗，土默特旗和阿拉善、额济纳等旗（以上被称作西蒙）。至于出席成立自治政府代表大会的代表，则不限于这些盟旗，目前旅居在阿拉善旗的东蒙人士，也可以推选代表参加大会。结果是达王等的意见占了上风。这似乎是当时已经确定了自治区域。
问题是，当时内部有没有这场争论，外人不得而知。只是当时定远营各种公私场合未闻有这样的议论。事实是筹备会，代表大会以及政府的名称，都公开标明的是“蒙古自治”而不是“西蒙自治”。在代表大会上也没有讨论名称问题的议程，更无人临时决议讨论名称问题。反正是筹备会、大会，政府的名称都是“蒙古自治”，那么自治区域就应该是自然而然包括内蒙古全部各盟旗，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此外当时没有一个大会代表曾说过他们的“蒙古自治”区域只包括西蒙，这是否是在大会前每个代表都同意了，无须再说了的呢？其次，如果认为东蒙各盟旗当时已经解放，自治区域包括东蒙实际上达不到，所以就只能把西蒙定为自治的范围。这也说不通。因为此说名不副实，为什么不叫它名实相符呢？更重要的是，在所有的档案里，不论是大会宣言，蒙古自治法，政府组织法，以及与国民党政府的公私往来函电底稿及其他文件等，都找不到自治区域只限于“西蒙”的根据。那么是否可以说，他们当时事实上只统治了“西蒙”。这也不符合事实，事实上“蒙古自治政府”当时即在“西蒙”也连一个盟旗也没有统治过，甚至只统治一天也罢。根据是这个政府刚刚搭起了一个空架子，连国民党政府也没有给予批准备案（认为它不具备一个政府的条件）。它的主席、副主席7月15日才开始宣誓就职，除少数署长外，其余处长等各级官员还没有委任齐备，就到了8月，兰州吃紧了，重要人物纷纷逃亡。随之人民解放军一野十九兵团进军宁夏，9月宁夏全境解放，“蒙古自治政府”根本就没有时间实施它的统治。此外，阿拉善旗是“蒙古自治政府”的所在地，达理札雅又是这个自治政府的副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是当时的正式名称，原不叫保安委员会）。然而连达理札雅也没有把他的阿拉善旗交给“蒙古自治政府”去统治，其他各盟旗就可想而知了。这就无怪乎解放后德王要求十九兵团承认他的“蒙古自治政府”，而兵团首长以“这个政府并不存在”为由，严词拒绝了他的要求。并同时宣布：我们只承认以达理札雅先生为首的阿拉善旗政府。并且在1949年9月，杨得志司令和李志民政委，在《宁夏日报》上联名发表文章，重新肯定阿拉善旗是在1949年9月23日与宁夏八十一军同时通电起义的，而只字未提“蒙古自治政府”或“西蒙自治政府”字样。这不也说明，这两个政府当年都“并不存在”吗？并不存在是说当初这两个政府只是一个空架子或只有一个空洞名称，而没有实际，这不是很明显的吗？所以“蒙古自治政府”的自治区域实际是“西蒙”一说也不能成立。至于“西蒙自治政府”，连个空架子也没有，那就更不在话下了。
奇怪的是，德王由外蒙引渡回国后住在呼和浩特市期间，曾写过《自述》。在这个《自述》里，他也说他当年在定远营所搞的是“西蒙自治”与他自己原来的言行大有径庭。这是为什么呢？而且照此说来，他与达、何、巴，还是一家。对这个问题，吾人应该考虑到：德王写这个《自述》时，是在经过共产党的改造，被特赦以后写的。而且是在乌兰夫领导下的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写的，他的心情自然和原来大不相同。吾人认为，他和达、何、巴、白的心情一样。达等在解放后，不愿说当年是和乌兰夫重复对立的，因而临时改换了名称，叫做“西蒙自治政府”，自治区域也改成只限于乌兰夫尚未到达的“西蒙”。可是当时德王仍在沙漠中率部顽抗不投诚，他仍以“蒙古自治政府”为号召，并采用了成吉思汗的纪年和旗帜。这说明德等和达等所搞的不一样是两家。而这次写《自述》，他的心情和态度变了，他仍愿和达等是一家，表示他原来也不是要和乌兰夫重复对立，以冲淡（至少是冲淡）他原来搞所谓自治运动的反共色彩，表示他不过是为了蒙古民族的复兴大业。这不是十分明显的吗？然而历史还是历史，档案中所保存的各种文件原稿，则不是德王等所可以任意改动的。德王只应说他当年是在西蒙搞蒙古自治运动，而不应说所搞的仅是“西蒙自治”。因为这两个范畴是大不相同的。
第五，如果硬要说真的有一个“西蒙自治运动”或“西蒙自治政府”的话，那也未始不可。只不过“运动”了约两个月，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下“运动”的，另外在阿拉善旗档案馆里，也确有一个“西蒙自治政府”的成员名单，但也只限于纸面上，并无实际，绝不似“蒙古自治政府”那样，已经搭起了一个空架子。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的10月份，才开始“运动”的。先是达理札雅、何兆麟、白海风，于10月5日在银川宁夏省政府，向解放军十九兵团首长要求承认他们的“西蒙自治政府”，遭到严词拒绝。然后又以报告书的形式，去函要求在兰州的解放军一野彭德怀司令员，并转呈毛主席，请求成立“西蒙自治政府”。这个报告书上写的时间是1949年10月1日，似在向解放军十九兵团提出要求之前，但实际何时发出不得而知。而且奇怪的是，既然“要求成立”，可见尚未成立。既然尚未成立，文后署名却是“西蒙自治政府”副主席代理主席达理札雅和秘书长巴文峻，好像是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已经就任了。这是谁委任或何人选出的呢？没有署名的主席又是谁呢？毫无疑问，他们的目的依然还是要求承认德王原来的那个“蒙古自治政府”。只不过缩小范围改称“西蒙自治政府”，以避免与乌兰夫重复对立而已。但是不要忘记，当时（报告书发出时）德王尚在阿拉善旗沙漠中与共产党解放军对抗，拒绝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解放军的解放，达王等倒先行代替德王要求共产党解放军承认他的“蒙古自治政府”了，这怎么可能呢。
后来，何兆麟、白海风亲自去兰州谒见彭德怀司令员，然后又去北京谒见周总理，去张家口谒见内蒙乌兰夫主席。他们的原计划是以汇报“西蒙自治政府”和平起义经过的名义，达到使一野、内蒙古和国务院承认“西蒙自治政府”的愿望。何、白2人是1949年10月23日到达兰州，12月20日去北京，最后返回内蒙的。但是都没有达到目的。当然“西蒙自治政府”既不存在，也就得不到承认。即未承认，也就无所谓什么起义了。最后各级首长还是一致只承认阿拉善旗政府，也肯定了阿拉善旗的和平起义。
如果说上述情况也算是一个“运动”，那么它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约两个月就流产了的一个“运动”。
其次所谓“西蒙自治政府”，成员竟有三四十人之多，而且还有一个蒙汉合璧的木质大方印。据说这个政府的成员，自1949年9月20日德王出走沙漠后，直到同年12月，都由阿拉善旗政府发薪，每人每月银元5元。可是根据档案里的人员名单，大部分都是阿拉善旗政府的职员，原都由阿拉善旗政府发薪，阿拉善旗财政也很拮据，自不可能再发他们一份。但他们的名字被列入“西蒙自治政府”的名册里，所以他们算是“兼职不兼薪”，为了拥护本旗王爷，自己既不吃亏，凑上个名字，也无不可。另有10余人，都是达王的熟人，他们原已和达王一起追随德王在定远营搞起了“蒙古自治政府”，这时他们没有跟着德王出走沙漠，而留在定远营跟着达王参加了阿拉善旗的和平起义。照理说达王有责任照顾他们的生活。恰逢达王要和何、巴、白等改换名称，要求十九兵团承认，所以就开了一个“西蒙自治政府”成员名单，造册发薪，每人每月给予生活费银元5元，以示关怀。何况达王关怀这些朋友，自己不掏腰包，而须由阿拉善旗财政支取，也要有一个名义。所以德王出走后，达王身为副主席，虽然改了名称，调整了组织机构，组成人员也多有变动，但达王仍有理由说服阿拉善旗财政改垫支发薪，那么这十余人的生活也就有了保障。好在只发了三个月，同年12月“西蒙自治运动”失败，这些人又安排到阿拉善旗所属各单位工作，成了共产党领导下阿拉善旗人民政府的成员，生活问题也就圆满解决。
根据上述情况说：“西蒙自治政府”只在纸面上存在，而无实际，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以上是“西蒙自治”一词的由来。显然解放前德王、达王等合搞的既不是“西蒙自治”，解放后达王与何兆麟、巴文峻、白海风等合搞的也不是真正的“西蒙自治”。西蒙自治根本就不存在“运动”的过程，也不存在实际的“政府”，即使是一个空架子也罢。这只是临时创造的一个名词而已。如果说“蒙古自治政府”经过开大会，发宣言，又有军队，文武齐备，毕竟还搭起了一个空架子，实际还存在那么一回事。而“西蒙自治政府”连个空架子也没有，就不能说也有那么一回事，既然没有那么一回事，那么“西蒙自治运动”也就无从说起了。
如果要问，德王、达王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们，在解放前后所搞的那究竟算是什么呢？答复是：他们一起合搞的确是一个“蒙古自治运动”，也搞起了一个“蒙古自治政府”的架子，只是最后失败了罢了。而达王与何、白、巴等在解放后所搞的则是这个“蒙古自治政府”的延续。证诸何兆麟的文章和他们在解放后的一连串活动都把德王当作他们的首领，这个论断是明白无误的。
因而吾人研究历史，不应真正的认定有一个“西蒙自治运动”或“西蒙自治政府”，这是个人的意见，仅供有关人士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