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穆楚克栋鲁普
一、赴蒙前的联络
我于1949年4月间到达阿拉善旗定远营，虽然想通过国民党政府的许可和美帝国主义的支持，进行所谓“西蒙自治运动”，但面临当时局势的变化和我的“大蒙古主义”思想的支配，对蒙古人民共和国也有试试看的心理。因此，当我赴广州请愿路过银川时，就派我的侄子阿拉坦瓦齐尔前往内外蒙交界地方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联络。他到了乌盟中公旗一带就停留下来，一直到了当年8月间才接上头。在阿拉坦瓦齐尔未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取得联络之前，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因为内蒙西部盟旗尚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之下，很想把我争取过去，就派人（忘其名，可能是巴图吉尔嘎郎）带着我的长子都嘎尔苏隆（当时在乌兰巴托乔巴山大学学习，我的家属在日本投降后苏蒙军到达锡盟时，即到了乌兰巴托）的亲笔信和我的家属照片以及缎子、银碗、哈达等赠品，由阿拉善旗北部防卡段塔拉腾岱队长伴同前来定远营见我。适我当时在广州未回，段塔拉腾岱就把信件和赠品等物交阿拉善旗协理罗巴图孟柯代为保管。蒙古人民共和国派来的人员还要求说：“既然德王不在，可否见你们阿拉善旗的达王爷（达理札雅）谈淡。”段队长说：“那我可不敢做主，我看不用见了。”这个人就未见到想要见的人而回去了。我从广州回到定远营后，乌盟盟长林沁僧格便对我告知此事，罗巴图孟柯也将信件和赠品等物交给我，我看都嘎尔苏隆来信所云，无非报告他和家属的情况及探询我的工作情况。我因当时的阿拉善旗尚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之下，不仅在定远营有马鸿逵的军队控制着我们，便有“中统”、“军统”等国民党的特务人员注视着我们，深恐事机不密，惹出麻烦，就给都嘎尔苏隆复信，嘱他不要给我来信，而致引起国民党方面的怀疑，影响我搞的“西蒙自治”工作。把信秘密交段塔拉腾岱设法送去。
当我在定远营召开所谓“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后不久，锡盟阿巴嘎右旗札萨克雄诺敦都布从乌盟的巴彦陕丹来到定远营，带来阿拉坦瓦齐尔对我的书面报告，内容主要是：“在内外蒙交界哈拉而格地方，见到蒙古人民共和国主要负责人员道洛道克和巴雅尔（即敖齐尔巴图）两人，他们说：当日本投降时，我国曾派飞机到张家口上空散发传单，因为当时你是伪蒙政权的首领，在传单上不能不提到你。并且这个传单是早就印好的，准备和日本作战时用的，嗣日本虽然投降，前方仍在相持状态，所以前线部队仍把这个过时的传单散发，竟至引起你的顾虑去了北京，我们衡量一个人的好坏，要看这个人对于人民怎样。据我们了解你在日本强力压迫之下，还能委曲求全，折冲樽俎，与日本方面有所争执。你在北京期间也未做过什么坏事，感觉你还不错。我们不愿逼的一个人无路可走，就叫阿拉坦瓦齐尔转去你家属的信，信都收到了吧？最近听说你又与美帝国主义拉拢，我们认为不对，请你想一想，美国对黑人怎样？就可预知对蒙古如何了。我们很希望你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来，如果你肯来的话，乔巴山元帅和全体人民都将亲切诚恳地欢迎你。”来信对我在伪蒙疆时期的罪恶有所隐讳和原谅，这是因为当时蒙古人民共和国想争取我，当然不出斥责之言，故作隐讳之语，使我容易接受而往。实际上我在伪蒙疆时期的罪恶是严重的。
当宁夏已经解放，我正准备从定远营出走时，段塔拉腾岱特来见我说，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巴图吉尔嘎朗前来见我有要事接洽。我答说在定远营见面不方便，我准备明日出走。希你告知来人在草地等我，他即告辞而去。当我由定远营向北出走约有一天的路程，便在路旁一处洼地中，发现有一顶帐房，即叫图们德勒格尔乘马前去询问，段塔拉腾岱和巴图吉尔嘎朗便从帐房中走出来，图们德勒格尔当即引来见我，巴图吉尔嘎朗把蒙古人民共和国赠给我的缎子、哈达等礼品和我儿子都嘎尔苏隆的来信交给我，并说都嘎尔苏隆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上所派的人员罗布僧等，正在沙尔札以北的察干套老盖地方等候已有一月之久，希我即行前往会晤。我拆看都嘎尔苏隆的来信上说：“爸爸前次来信，我已接到了，本应依照爸爸的嘱咐，不再给你去信，以致影响你的工作。但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上很希望你来，你如果肯来时，愿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任何地方居住都可以。依我看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在眼前了，希望您赶快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来吧。”我看过这信后，巴图吉尔嘎朗和段塔拉腾岱又劝我就此前往。但我这时西进心切，急欲到土克木庙转往巴彦陕丹去，用预先布置下的电台，通知集结在内外蒙边境上锡察零散部队前来，供我的驱使，我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存有戒心，就对巴图吉尔嘎朗说：“我这时不能去沙尔札，要到巴彦陕丹去，请你速去沙尔札通知他们，务于8月18日到巴彦陕丹等我。”他即告辞而去。
我向土克木庙行进途中，遇见雄诺敦都布派来的贡布，他即拿出雄的介绍信给我看，记得信上写着：“听说你正在从事蒙古自治工作，我没有什么贡献的，现在我把贡布派去帮助你。贡布这个人很忠实，希望你放心使用。”我看过信后，就迫不及待地问贡布说：“你知道布置在土克木庙和巴彦陕丹的几部电台的事吗？”他对我说：“我听说这几部电台，都被阿拉坦瓦齐尔送交蒙古人民共和国了。”听到了这个消息，使我大失所望，心中至为不快。待我到达土克木庙后，就派人把阿拉坦瓦齐尔找来，他见了我就劝我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去。我仍狂妄自大地说：“现在以民族复兴事业为己任者，舍我其谁与归！我仍打算西进，从事蒙古工作，设如我现在去蒙古人民共和国，人家必然说我为了家庭团聚，因私废公，我是有口难辩。”并声色俱厉地严词责备他，不应该未经我的许可，就把几部电台当成礼物送给蒙古人民共和国，使我不能与各方面通讯联络，更责备他五月间即奉我之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联络，竟在乌盟中公旗一带逗留迟到八月才接上了头，真是误时失事。阿拉坦瓦齐尔很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我以为你去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不成问题的，所以就把几部电台都送礼了。如果知道你仍要西进，自然把电台给你留下一部就是了。”谈到此，我看再埋怨他也是无济于事，就偕同阿拉坦瓦齐尔、达格瓦敖斯尔、图们德勒格尔等赴乌盟巴彦陕丹，乌盟盟长林沁僧格及其子雄诺和雄诺敦都布等已先到此等候。我到达后，就叫随从人员在巴彦陕丹庙北边搭起一顶帐房，等候蒙古人民共和国派来的人员罗布僧和我的长子都嘎尔苏隆等前来会晤。到了农历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守候帐房的人员前来报告说蒙古人民共和国已派巴图吉尔嘎朗等2人到此，我即请他前来见面。巴见我后，即将都嘎尔苏隆的来信交给我，信上说：“我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人员从察干套老盖到哈拉而格又已很久，我看人家等候的都不耐烦了，即使爸爸不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来也应来此一次，和等候的人员见面谈谈，我们父子也可以相见。”当日晚上我就和雄诺敦都布、阿拉坦瓦齐尔、图们德勒格尔等商谈是否前往哈拉而格的问题。因为我约定是在乌盟境内巴彦陕丹见面，而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约我在其国境内哈拉而格会晤，雄、图2人都不言语，阿拉坦瓦齐尔因受过我的责备，更不表示意见，让我自己考虑。我本来对蒙古人民共和国是有戒心的。但业已到此，设如中途折回，恐人耻笑，就强作镇定，自逞英雄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无论吉凶祸福，在所不辞，我是决心前去。设如我此去回不来，失去了自由，就请你们自己想你们的办法吧。”
这样决定和安排之后，翌晨我就偕同阿拉坦瓦齐尔、图们德勒格尔等前往。因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卡上有信请林沁僧格前去商量事情，他自己不愿意去，特派其子雄诺代表他与我同往。路上我们住宿二宵，巴图吉尔嘎朗即派其随从人员先去送信，我等将近哈拉而格时，见有1辆汽车朝向我们迎上来，我等也就一齐下马迎上去。从汽车上下来一个蒙古人民共和国上校，自我介绍说是名叫却吉拉，与我握手寒暄后，即指挥巴图吉尔嘎朗把我的随从人员和帐房送到哈拉而格去，旋又把我让上汽车开至防卡外边停下，又把我让进一顶蒙古包里，略进茶点后，却吉拉对我说：“我们这次没有按照边界上的严格规定派人到巴彦陕丹把你请来，很觉失礼，更对不起的是内务部（实际是内防处）次长巴雅尔、中央派来的罗布僧和你的儿子都嘎尔苏隆等在此等候好久，不见你到来，以为你不来了，所以他们都走了，现在可能走到桑达赖飞机场。我正要收拾东西回去，你也回去吧。你如有什么话，我可以用电报代你转达。”说着就拿出香槟酒和肉类招待我。我听到他叫我回去之言，就解除了怕扣留的戒心，和他攀谈起来。边谈边吃了一会，他就去打电报联络，我在蒙古包内等候，这时阿拉坦瓦齐尔也溜到卡子上，不知捣什么鬼。次日晨，阿拉坦瓦齐尔老出去瞭望，将近中午时，巴雅尔才来与我相见说：“乔巴山元帅派来的罗布僧和你的儿子都嘎尔苏隆，在此等候好久，以为你不来都回去了。我因边境上有事未回，听说你来了，我特又赶回来和你谈谈。”我问他说：“乔巴山元帅对我有什么话吗？”他答说：“他们知道，我不知道。你如有什么话，我可以转达。”接着我就和他交谈起来了。记得他在谈话中这样说过：“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我们蒙古国与中国快要发生外交关系。你如有什么事情，最好转与北京方面请求，我们不能干涉人家的内政。”说着又以好烟和肉类招待我，并边吃边说：“你的大儿子在乔巴山大学学习，二儿子在师范毕业后教书，三、四儿子正在中学就读，你的儿媳和姑娘都当小学教员，总之你的家中人都很好。”我对他说：“请你转告我的孩子们，务要用心学习，好为蒙古民族而努力。”谈话之间，天已黄昏，他说：“今天已经晚了，你们明天再回吧。”晚间他又拿出很多的酒肉来，我们是尽兴地吃喝和畅谈，不知不觉之间，我竟喝的酩酊大醉，雄诺喝的更多，竟至呕吐起来。
翌日巴雅尔又拿出一封蒙文信对我说：“我把你嘱咐你儿子的话都用电报转达了，现在都嘎尔苏隆业已回来电报，请你看看。”我接过来看到信上说：“爸爸，我坚决向正确方向走，只要心脏还跳动时，绝不变更。爸爸既然前来，关于民族的事情，最好与巴雅尔他们商量解决的办法。”我回味信中的语汇，也像都嘎尔苏隆自己说的话，例如民族二字蒙古人民共和国是用“爱玛克”，而信中仍用“敖克撒嘎登”，因此我更信而不疑。巴雅尔又问我说：“你究竟有什么打算？”我转而问他说：“你看我往哪边去好？”他说：“印度不错。”紧接着他加以解释说：“不过印度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他说出这话以后，我当时认为对我是无话不谈的诚恳表示。现在回想起来，担任内务处次长重要职务的巴雅尔，绝不会无意识地脱口说出“印度不错”的话，可能从阿拉坦瓦齐尔等报告中，知道我有通过青海西藏而去印度的打算，因而故出此言试探我。谈至此，我就起身告辞，巴雅尔指着桌上放着两个半盒纸烟说：“把这个也带上吧。”我顺手把两个半盒纸烟装入一个盒内，并意味深长地说：“把这两个合起来好。”暗示内外蒙合并之意。他笑而未答。接着他就陪同我乘坐汽车到了我初到时的住所，我改换乘马向他告辞说：“我这次来感觉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是能够自主的，把我对蒙古人民共和国过去的想法打消了。”他很郑重地说：“你现在的想法很对，你别认为对巴雅尔说说就完了，我一定把你的话转向我们的国父——乔巴山元帅报告。”谈至此，我就率同图们德勒格尔等再向其告辞而归。我归途中听说达格瓦敖斯尔、赵宝纲等已和阿拉坦瓦齐尔约定，一同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去。我返土克木庙后，不仅从此对蒙古人民共和国解除了戒心，大家也为我安全回来而庆幸。苏和巴图尔特来见我说：“在你未回之前，有人认为你一去多日未回，必被蒙古人民共和国扣留，当了俘虏。曾和我商量，另推李守信为首领，率领部队西进。我认为这样做不妥当，力排众议，坚持等你回来再说，不能毫无根据地断定你已被俘。”
我由土克木庙流窜到巴伦沙尔札后，海福泉要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去，我即与阿拉坦瓦齐尔写了一封信，叫他带去。信中记得有“我决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去做蒙古民族工作”的词句。这时我已知道阿拉坦瓦齐尔完全是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工作，因此特给阿拉坦瓦齐尔写信，表示为“蒙古民族工作”的决心，意在使他转交蒙古人民共和国人员看过，不敢于看不起我。但据我现在推断，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关人员看过我这封信后，发现会有狂妄自大，反动到底的情绪，可能联想到我不愿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接洽，仍在中蒙边界上作反人民的扰乱行为，从而招致纵容之嫌，以影响中蒙国交，恐遭纵容之嫌，所以又派人来争取我。记得在海福泉走后不久，便接到段塔拉腾岱从阿拉善旗保安队给我来信，信上除了请我约束部队，避免冲突，勿致酿成流血事件外，并说蒙古人民共和国又派巴图吉尔嘎朗前来，被阿拉善旗保安队遇见留在队部，等候与我相见。我即派贡布前往接洽，贡布回来报称，巴图吉尔嘎朗已返回。我又派贡布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上察干套老盖地方联络，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巴雅尔和巴图吉尔嘎朗早以到此，见贡布到来，至表欢迎。巴雅尔说：“你来了很好，我把阿拉坦瓦齐尔带来，正打算叫他前去联络。可巧他因有事到别的地方去了。你既然前来，他就不必去了。”当派巴图吉尔嘎朗随同贡布来到巴伦沙尔札庙，请我前往察干套老盖与巴雅尔相见，说是有要事相商。我答称需到拐子湖后再行前往。
我由巴伦沙尔札到拐子湖后，即召集李守信、宝贵廷、吉致祥、托克托胡、苏和巴图尔、都固仍仓等开会，提出要去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唯恐有人阻拦，强调这次去的目的是为了联络工作，便中还治疗我腿肿的疾病。在座人员均表同意，并由吉致祥提出派韩撒嘎拉团长率领队伍护送我到国境上。
我于12年29日偕同策仁道尔吉、图们德勒格尔等，由巴图吉尔嘎朗、贡布两人带路，前往蒙古国境界上的察干套老盖地方与巴雅尔会晤。当我出发时所有我这一伙所谓军政首脑人员都出来给我送行，我抱着激动的心情和送我的人一一握手，颇有生离死别之感。临行时李守信对我说：“你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好好地联络吧，我也打算去，就是栽跟头也栽在蒙古地方，决不栽在八路手里。”我和送行人员道别后，就向目的地进发，当快到察干套老盖时，巴雅尔率同几个随从人员，乘坐一辆大卡车（上边架设着电台）迎上来，把我让上汽车，叫巴图吉尔嘎朗带同我的随行人员步行前往，图们德勒格尔很不愿意离开我，想一同乘车随身保护我，我以目示意，他才没有跟我一同走。到达后，巴雅尔把我让进一个蒙古包里，略进茶点后他对我说：“乔巴山元帅有要紧的话和你说，所以又特派我来请你到乌兰巴托去。”我说：“现在我接到阿拉善旗保安队转来阿拉善旗政府电报通知，说是驻在肃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派5个代表将要到来和我见面，我想和他们谈谈再去。”他说：“那有什么要紧呢？”说着他把我和巴图吉尔嘎朗丢在屋里出去了。刹那间他又进来和我说：“你想好了没有？还有什么顾虑吗？”我说：“我倒是没有什么顾虑的，但是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已与中国发生了外交关系，我如去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否影响中蒙国交？这倒值得考虑。”他说：“那没关系，只要你肯来，一切由我们负责。”这时我想起在哈拉而格和他见面时，记得他曾和我谈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宪法上明文规定：“凡是从事民族运动的人，如到蒙古人民共和国避难，均可容留。”同时我又这样猜想：乔巴山究竟对我有什么重要话说呢？或者要和我谈含有民族意义的问题，如果是谈含有民族意义的问题，最重要的莫过于内外蒙合并问题。设如这一问题得到乔巴山的默许和支持，我就可以安全回来，率领部队西进，依靠美国的支持，周游世界各国，宣传内外蒙合并问题，待至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动的时候，乔巴山在外蒙、我在内蒙进行这一活动，虽然所走的道路不同，将来还是殊途同归，实现内外蒙合并建立统一的“大蒙古国”。
我更作过这样猜想：作为一个蒙古人的乔巴山，绝不会甘心受俄国人的控制，必有独立自主的想法。有我这样一个人配合他搞内外蒙合并问题，他一定是愿意的，即或不便公开地支持我，也会心领神会地默认。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蒙古人民共和国虽然宣布独立，但人口少，国家穷，对于内蒙不无领土的野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中蒙两国都是一类性质的国家，乔巴山恐怕影响中蒙国交，不便进行吸收内蒙人工作，但对纯牧业地带，或者还有拿过去一个是一个的想法，却又不便自己出头这样做，正好利用我这样一个人来做这个工作。由于有这些幻想支配，我破除了一切顾虑对他说：“那这就去吧。”他又说：“你这次去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要绝对保守秘密，你穿这身衣服可不行，必须换装。”说着就给我拿出一件很好的皮袄换上，跟随我的策仁道尔吉、图们德勒格尔、贡布等也都另换服装。临行时，我对巴图吉尔嘎朗说：“护送我的队伍，现在还驻在边境上，给养非常缺乏，为了避免发生抢掠扰民事件，请这边接洽给些粮食怎样？”他即转向巴雅尔请示，巴雅尔说：“这个事情到乌兰巴托再说吧。”我就抱着搞内外蒙合并的幻想和解决部队给养的暂时目的，随同巴雅尔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
二、招待中监视
我到了乌兰巴托后，即被安排在内务部中居住，继而策仁道尔吉、图们德勒格尔、贡布、札那等亦随后赶到。巴雅尔问我说，“你留谁和你住在一起呢？”我说：“仅留札那给我做饭的人和我一同居住就行了，他们三人到别处居住吧。”不意我等一行分开居住之后，就失去联络的机会。内务部却派来一个名叫旺丹的上校，经常和我联系，派一个名叫罗布僧道尔吉的住在招待我的住所陪伴我，后来知道他是一个上尉。派一个名叫贡达力的给我做饭，后来知道他是个中尉，还有一个常来往的尉官名叫巴彦托克托胡。招待我的住所颇为舒适，照顾亦甚周到，吃的是小灶饭，吸的是高级烟，我认为是对我的优待，实际上我的一言一行都在内务部人员监视之中。招待我的住所备有《列宁全集》，晋、冀、察、绥边区政府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等很多的书籍，我在没事的时候，就随手翻阅，这是我看马列主义书籍的开端，才知社会上还有阶级的说法。
有一次巴雅尔同内务部长都音科尔札布，一个中将苏联顾问（忘其名）和一个少校翻译来访问我，都部长问我究竟作如何打算？我说：“我在此办完公事之后，仍想回去干‘民族事业’。如果中国共产党乘胜利的余威，无理的压迫我，我只要有力量的话，仍要进行反抗。”都部长很惊讶地说：“你还要反抗呀！”苏联顾问接着对我说：“你错了，现在你不应再反抗中国共产党，应当凭你在内蒙过去的声望和现在的职业，发布告示，进行宣传，劝说内蒙古人民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由于我这时仍然存在着反动到底的思想，对于苏联顾问的指引明路和诚恳劝告还不愿意接受，就答复他说：“我觉得我这样想和这样做是对的。”苏联顾问听到我答复之后，表示不耐烦的样子，离开座位，在屋中来回踱步。当苏联顾问和我谈话的时候，虽然有一个少校翻译在旁，都部长却自己充当翻译，我认为他有失部长的身份，有点看不起他。就转向巴雅尔说要见乔巴山，巴雅尔说：“你跟都部长说吧。”但我未向都部长说，而都部长却对我说：“你可以和你的家属见面了，你看看你的儿女们，受了蒙古人民共和国教育以后，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但是你这次来我国首都，是极为秘密的事情，你如见到你的家属的时候，务要切实嘱咐他们，不要向任何人说，以免消息外漏。”这时我想起我派陶布新赴宁夏带去的信件底稿还在我的身边，因为信件中有“采取公民投票方式，解决内外蒙合并问题”的建议，我以为一定能够引起他们的重视，就取出来给都部长看。不意他漫不经心地看了一下，就放在桌子上走了。翌日晚上，都部长和苏联顾问又来向我说：“你不要回拐子湖了。你虽然不能回拐子湖，但从此可以公开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住下去，能够和家属团聚也是喜事。你如有什么事情，请与巴雅尔商量吧。”
他们走后，我和札那说：“蒙古方面不叫我回拐子湖。”札那说：“诺颜（对我的尊称）到这里来错了，到宁夏去就对了。从前都札萨克去蒙古人民共和国时也说不久就回来，但是一去未归。”这时我也反复思维这个问题，既然不叫我回拐子湖了，我再怎么办呢？曾想要求蒙古人民共和国用汽车把我送回北京或兰州，旋又转念到：中国共产党虽然胜利了，是否能够永久保持这个胜利！并认为把我送回中国以后，难免要栽跟头，与其送回中国栽跟头，莫如栽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里，就这样呆下去，还未必栽跟头。这时我从广播上听说毛泽东主席到了莫斯科，旋又听说周总理把赛福鼎也领到莫斯科，可能商谈有关新疆问题。因此，我又想要求蒙古人民共和国把我送到莫斯科去见毛泽东主席，不是很有面子吗？还不失我这个所谓蒙古自治政府主席的身份，旋又转念想到：蒙古人民共和国肯送不肯送是一个问题，即使有可能性，这不是向中国共产党投降了吗？这时叫我向中国共产党低头，实在有点不甘心。同时还希望蒙古人民共和国把我留下，所以未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谈想去莫斯科的事。继而又想到：我不回拐子湖，留在拐子湖的人员说我扔下他们不管，只顾享受家庭团聚的快乐。而对我不满意呢！旋又转念到：并不是我不愿回拐子湖，而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不叫我走，对留在拐子湖的人员也能说得下去。总之，自从都部长不叫我回拐子湖后，心境上老是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对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虽然不再抱有很大的奢望，但还存在着一线希望，希望能够让我安全地在这里呆下去。
想来想去，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负责人员商量才能解决问题。因此，趁着巴雅尔前来我的住所的时候，便和他商量说：“留在拐子潮的人员和部队怎么安排呢？要不我把他们交给兰州的彭德怀吧！该怎么进行呢？我给彭德怀写信表示这个意思行吗？要不叫部队也到这里来怎样？”巴雅尔说：“武装部队来这里可不行，如来二三十个少数人员还可以，但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仍须向领导上请示。”我又说：“要不我去信叫留在拐子湖的主要人员到察干套老盖和我见面，当面交代这一问题，你看怎样？”接着他便去请示他们的领导。旋即回来转告我说：“领导上说这个办法很好，同意你去信叫留在拐子湖的人员到察干套老盖和你见面，我去把阿拉坦瓦齐尔找来，帮助你写信。”过了一天，他才把阿拉坦瓦齐尔找到我的住所，帮助我写信。记得信中大意是：我到这里已见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导，现在在此看病。请转告肃州解放军派来的代表，我暂时不能回拐子湖了。希见信后，务请在“蒙古军总司令部”负责的李守信或宝贵廷、在第二师负责的都固仍仓或托克托胡，在第一师负责的苏和巴图尔或敖木巴图尔6人中的3人前来边界上察干套老盖和我会面商谈要事。把信写好交给巴雅尔之后，我又想亲去拐子湖安排工作，深恐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不叫我去，便提出很多的理由，说明我有亲自回去的必要。记得这个请求书是我亲笔写的。大意如下：“留在拐子湖的人员和部队，给养缺乏，无法维持，设如仍然外出抢掠，对于我的责任更大。因此，我想亲自回去一趟，作妥善的安排，把他们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并辞去我的主席职务。我把这些事办完之后，保证仍然回到这里来。”刚好写完这个请求草稿，适巴雅尔前来，我就念给他听，他说：“这样办也是道理。”我说：“待誊写清楚再交给你。”他说：“已经写清楚了，不必再行誊清，我拿出去打字交上去好了。”同时他给我出了5个问题，叫我作详细的答复。一是日本对蒙古和苏联的政策怎样；二是成立蒙古自治政府的目的和其内部组织情况如何；三是散落在各地的蒙古人口有多少。还有两个问题我记不很清楚了，大概是美国和国民党政府对蒙政策怎样两个问题。他仍把阿拉坦瓦齐尔叫来帮助我写。我对于第一个问题，认为既是过去的事，也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所知道的，没有详细写的必要，就没有怎样写。对于第二个问题，恰巧阿拉坦瓦齐尔还带着“蒙古自治政府”组织法，就按其中的各项规定，把组织情况写下来。对于第三个问题，便就我所知把散处各地的蒙古族人口写出来，甚至连道听途说缅甸尚有七八十万蒙古人也写上去了。至于四、五两个问题，我也敷衍了事的写了一些，就交由旺丹递转。旺丹看过之后，很不满意地说：“这样重要的几个问题，你写的很肤浅，连小孩子都欺骗不了，对我们怎能交代下去。”
关于要求亲去拐子湖的请求书交上去以后，竟如石沉大海，没有答复。巴雅尔却把我召唤在拐子湖的人员李守信等前来察干套老盖的信稿交下来说：信上不能写你见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因为提到领导是指乔巴山元帅而言，仅写已经见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达拉嘎”就行了。我只好按照他的意思改写。我亲笔写好信后，提出想叫图们德勒格尔送去。他说：“图们德勒格尔骑骆驼走得慢，不如派贡布去骑骆驼走得快。”我也只好表示同意，于是就由巴雅尔把贡布叫来，把信交给他嘱咐从速把信送到拐子湖。贡布走后，札那对我说：“贡布出来曾拆看你的信，我从旁观察贡布看到不叫你回拐子湖的一段时，吓的两只手都发抖了。”后来听说李守信等6人接到我的亲笔信，都到乌兰巴托来了，可是当时没有叫我知道，我还闷在葫芦里，仍等待与留在拐子湖的人员会晤。
贡布走后，我的腿肿病加重，旺丹请来苏联医生给我诊治。接着巴雅尔又陪我看电影，并对我说：“你现在可以和您的家属见面了。”我恐怕他看不起我，还打肿脸充胖子，故作矜持说：“我是先公而后私，待把公事办完之后，再和家属见面也不为晚，忙什么呢”我在这个期间，虽然没有和全部家属见面，巴雅尔曾把我的长子都嘎尔苏隆带来见我，并说：“他几次要求要见你，所以我把他带来，促使你们父子见面之事，我算办到了。”我们父子见面时，本来有许多话要说，可是因有巴雅尔在座，不便谈有关政治的重要问题，仅仅谈些家常。都嘎尔苏隆报告我说：“日本投降后，我由西苏尼特旗到了乌兰巴托，闲居约有一个月后，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上叫我去信把全家都叫来，俟他们到后，优越照顾，给予安排住所和生活。我先入干部学校，继又转入乔巴山大学，再有一年半就毕业了。我的二弟嘎扣僧吉儒穆德入学校受过训练以后，已经当了教员。我的爱人色尔吉默德克和我妹妹巴图那逊在师范学校毕业后，也都当了教员。我的三弟敖齐尔巴图和我四弟都入十年制中学。我的母亲和我的孩子也都很好。并且蒙古人民共和国按照部长级的待遇照顾我们家庭，逢年过节，还给一两千元花用。”继而又问我说：“听说你带领的军队不守纪律，疯抢乱夺，把爸爸也连累坏了吧？”接着他又翻阅桌上放的《列宁全集》，指出一段对我说：“这一段是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论断，爸爸应当好好地看看。”谈至此适巴雅尔入厕，趁此机会我问他说：“你在哈拉而格什么时候回来的？”他答说：“爸爸还未到达的时候，我就先回来了。”这时巴雅尔也由厕所回来，就偕同都嘎尔苏隆走了。又有一次旺丹又把都嘎尔苏隆带来见我，旺丹在座陪谈，都嘎尔苏隆竟贸然地向我说：“爸爸你不愿和别人谈的话，也不要对我说。”我觉得他这话说的走嘴了。接着他又告我说：“我们家中人由西苏尼特旗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时，把我们自己的二三百匹马和牛羊等牲畜都赶来。现由蒙古人民共和国派人照管放牧，并规定仍是我们的私有财产，我准备这几天去看看。”继而又谈些家常琐事就走了。第三次都嘎尔苏隆前来见我，是在农历大年初一给我拜年，仍是旺丹带来的，他给我请安问好后就要走。临走时对我说：“爸爸，你有工夫叫我来吧。”看样子好像有许多话要向我说，因有旺丹在座，没有再谈什么就走了。
巴雅尔还陪着我乘坐汽车走马观花式的参观乌兰巴托的市景，他边走边指点说，这是乔巴山居住的地方，那是乔巴山大学，你的长子都嘎尔苏隆就在其中学习。继而旺丹又陪着我参观了乌兰巴托工业区的外景。总之，在我初到蒙古人民共和国两个来月的时间，虽然被暗中监视，表面上还是优越招待，吃的是丰美饭菜，吸的是高级香烟，内务部人员还常陪同我看电影，逛大街，请医治疗腿病，使我感觉到如果这样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居住下去，虽然达不到政治上的欲望，却也悠闲自在。不意对我的招待渐渐地冷淡了，记得有一次札那告诉我说：“我听巴彦托克托胡对贡达力说，今后不要再买好纸烟了，用一般的纸烟招待就可以了！”我也感到对我的招待，不如初到时周到。有一次巴雅尔陪我看电影甫经告辞后，我叫罗布僧道尔吉又把他请来，对他说：“从前你曾叫我和家属见面，只以公事在身未果，现在派往拐子湖的贡布没有回来，趁此闲暇时间，我和家属见见面吧。”他若有所思的忖度一下说，“等一下再说吧。”过了几天，巴雅尔又来向我说：“我最近可能到东部去。”我问他说：“你走后我有事情和谁联络呢？”他说：“可以和旺丹联络，如果是重要的事情可不行，应与我们领导上直接联络。”从此以后巴雅尔就不再到我的住所来。我还以为真的到东部去了，但据阿拉坦瓦齐尔告诉我说：“巴雅尔并未到东部去，可能到拐子湖去了。”这一系列的问题，在我的脑子里不断地起伏萦回，引起我的怀疑和猜想：为什么从前他们主动叫我和家属见面，现在为什么我要求和家属见面又不允许？为什么过去以宾客之礼相待，现在却降低了招待？为什么巴雅尔辞东去，避不和我见面？从各种迹象上使我觉得蒙古人民共和国对我的态度变了，究竟要变到什么程度，我只有胡猜乱想罢了。
三、逮捕审讯
1950年2月27日（农历正月十一日），旺丹前来请我去看曾当过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苏和巴图尔事迹的电影。我说：“下次再看吧。”他敦促我说：“这个电影很重要。我们先去看，随后罗布僧道尔吉和札那也来看。”我不便再推辞，就同他乘汽车前往。到了一所宫厅式的门前，汽车骤然停止，却不是电影院，我下汽车时不小心被台阶绊了一跤，他还关心地说：“怪我没有扶着你。”接着他即去打电话，我在旁边听到他问对方说：“那两个人来了没有？”我还以为是问罗布僧道尔吉和札那2人，实际上他是调动事先安排好的人员来逮捕我。顷刻之间却吉尔上校便出现在我的眼前，旺丹便扮起严肃的面孔向我宣布说：“德穆楚克栋鲁普！我们党政方面，认为你是敌人，应即实行逮捕。”随即叫我举起手来，解开衣带搜查，并严词追问我有手枪没有？我说没有带在身上，经他们详细检查以后，把我的腰带拿去。我当时本来有很多话要说，质问他们为什么对我的态度前后不一致？凭什么证据逮捕我？但在此情况下，知道说什么也是无用，不是和他们进行争辩的时候，便束手就擒，任其摆布，既未争辩，也未反抗。把我带上楼以后，便将巴雅尔在察干套老盖给我的那件皮袄脱下，换上罪犯穿用的老羊皮袄，登记随身物品，押入监狱监管。第二天一个少校监狱长带我去见旺丹和却吉尔，又登记从我住所搜查出来的物品、手枪等，并叫我签字，其中有银洋1元，我说这不是我的，是札那的，没有签字。第三天为了正式补行逮捕手续，又把我从监狱提出来，旺丹口述我的罪行是：过去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现又勾结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企图颠覆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犯了蒙古法律上的重要条款，实行逮捕究办等语。却吉尔按照旺丹口述写好之后，迫令我签了字，这时颇有“昨为座上客，今为阶下囚”之感。
从1950年3月1日开始，便由巴雅尔秘密审讯我说：“现在我奉领导上的指示，负责审讯你。本来我们等待你好些日子，但你毫无悔罪的表示。现在中国方面确认你是罪大恶极的罪犯，要引渡回去处理，可是我们还没有给，答复说正在教育你。”以后便入正式审讯阶段，由3月开始进行到当年9月18日。审讯的期限很长，审讯的问题很多，在审讯的每个重要问题上，我有供词，他们有记录。因为年深日久，我记不清全部的问题了，现在就我记忆所及，把几个主要问题，谈述如次。
1.关于勾结日本帝国主义问题。审问时巴雅尔问我说：“你把你给日本当特务的事情说一说吧”。我答说：“你如把我当成日本的特务看待，就是掉了脑袋也不承认。如果叫我把我和日本勾结的经过谈谈，那倒可以。”他说：“那你就谈谈吧”，于是我将盛岛角芳前来锡盟各地游历；屉目恒雄前来我旗初则充当喇嘛，继则设立善邻协会，掩护特务工作的进行；日本特务机关派中岛万藏等到百灵庙蒙政会进行特务工作的情形；我派补英达赖前往日本关东军购买枪支的原委；我亲往伪满洲国新京面见日本关东军参谋副长坂恒征四郎的经过，以及组织蒙古军总司令部和在嘉卜寺成立蒙古军政府的情形，全部谈述出来。我谈完之后，他特把中岛万藏在百灵庙进行特务工作的供词记录念给我听，并叫我在供词上签了字。
2.关于内外蒙古合并问题。在审问时我反问巴雅尔说：“我总觉得在哈拉而格会面时，你们对我是另有意思的”。他听到我的反问之后，立刻怫然作色，愤怒异常，态度激动地说：“你的居心太坏了，你说这话，不但想把我陷在里头，并想把我们的领导也拉进去。你搞内外蒙合并，是企图破坏中蒙国交”。我又反问他说：“你不是说过想利用我做民族工作吗？”他说：“本来我们曾这样想过，但是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不利用你了。你到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后，如果早把你的罪过坦白交代，知道你还懂蒙汉满文，打算把你安排在科学院工作，该有多么好呢？但是你总是执迷不悟，一味拖延，拒不交代，就是在甫经逮捕你时，仅仅我们几个少数人知道，如果你有悔罪表现，坦白交代问题，尚不为晚。可是这些机会你都错过了，现在说什么也不行了，只有以罪犯来对待你”。这一段审讯他未叫我签字。
3.关于勾结美帝国主义问题。当审讯时，他们把许多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的名片拿出来问我认识与否？并把郭木布札普联络达格瓦敖斯尔等几个人给拉铁摩尔写的信，请他把蒙古问题提到联合国去的原信稿拿出来，问我知道否？问是不是我的主使？我看这封信确是郭木布札普亲笔写的，就对他说：“这事是郭木布札普等几个人干的，不是我的主使，但是与我当时的想法相同。”接着我又把“蒙古青年同盟”成立的经过及主要人员供述出来，并声明我虽与“蒙古青年同盟”主要人员札奇斯钦、达格瓦敖斯尔、席振铎等有过联络，也与美国外交人员若斯冰、舒勒台斯及特务人员拉铁摩尔，李嘉胜、马滋、萨拉刻、白智仁等有过接触，但未参加“蒙古青年同盟”这个组织。
接着我又供出白智仁向我建议派兵攻打董其武问题。我谈出这个问题之后，他就抓住不放，严词追问好多日子。他追问白智仁叫你派兵打董其武是什么意图？你们谈了一些什么话？都要交代出来。我供说：“当时白智仁虽向我作此建议，但当时我认为我既无攻打董其武的武力，更不愿树立政敌，所以漠然置之。”我这样答复之后，巴雅尔很不以为然，仍是严词逼问，决不放松，非叫我说出这事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有什么关系不可。而且威胁我说：“你如不说，你的皮肉要受苦呀。”并叫我自己写供词。在其严词逼问之下，我曾翻来复去地想过：他非叫我承认这事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关系不可，意图何在呢？莫非以此罪名把我留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不引渡回国了，这种想法又触起我宁在蒙古栽跟头，不回中国栽跟头的念头，于是就迎合他的意思写了一个供词。记得供词的内容大意是：“白智仁向我建议派兵攻打董其武，是想以此为理由打埋伏，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乘机活动。”我写完之后交给巴雅尔，他看过之后，就把从前关于此事的审讯记录用笔抹掉，并对我说：“你应在这个供词之后，添上这是白智仁给我的使命一句。”我就依照他的话添上了。他马上拿着这个供词上楼请示他们的领导，约有两个小时的工夫才回来对我说：“照这个供词来说，你可是美国的特务咧。”我恐怕他在这一问题上又行逼问，就满口应称说：“是呀！是呀？”这个案子就这样确定下来，后来我觉得这个供词不妥，又向巴雅尔申诉说这是逼问之下的假供词，他说：“在审问的时候，我是很和平的，没有强迫你承认，是你自己招供的呀。”我又申辩说：“当时我说是说了，究竟是真是假，希望你再作调查”，他驳斥我说：“当时你说了，现在又想翻供，又叫我调查，看起来你这个人真狡猾呀。那么，你把真实的内容写出来，由内务部人员轮流审问。”经他这样一说，我恐怕又招致轮流逼问，引起很大的麻烦，想到这里，认为再行争辩也是无用，就不再吭声了，只好凭他们摆布吧。
在审讯时期中，记得内务部长都音科尔札布和苏联顾问有一次亲自参加审问我说：“你老是不很好的交代，现在准备叫知道你的罪行事实的人出头对质，看你还有什么话说。”说着便叫人把李守信、陶克陶、达格瓦敖斯尔3人唤进来，都部长问我说：“你们认识吗？”我说：“认识”。他又说：“你们有宿怨吗？”我说：“没有。”接着便由李守信首先对质说：“德穆楚克栋鲁普，在蒙疆时，想把内外蒙合并起来。连同在苏联境内的布里亚特蒙古也包括在内，建立大蒙古国，他想做大皇帝。”后来据李守信对我说：这个证词，是在未审讯前，把他训练了一周，教他这样说的，在审讯前夕还问他说，你记住了没有，他说这可不一定，到时再说吧。继由陶克陶对质说：“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德穆楚克栋鲁普成立蒙疆政权，是企图以蒙疆为军事基地。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如果叫我详细说，我都能说出来。”但是审问人员没有叫他再往下说，他就停止发言。最后由达格瓦敖斯尔对质说：“德穆楚克栋鲁普是‘蒙古青年同盟’的重要盟员。”我当时因为精神恍惚，没有注意听达格瓦敖斯尔的证词，当审讯人员问我时，我都马马虎虎的承认了。最后巴雅尔说：“现由他们三人作证，如果你再不坦白交代，还要叫15个人出来对质。”可是后来审讯时，我都主动的交代了。再未提出其他人员来作证。
在审讯时，旺丹曾打开一个柜橱说：“这满满的一柜橱文件，都是关于你的材料，就连你姨太太像片都收罗在内，你不坦白交代怎能行！”又有陪审的一个少校说：“你在张家口搞蒙疆政权时期，我曾扮作牧工的身份，为蒙古生计会赶羊到了张家口探询情况，你的什么事情，我是都知道的，你不谈怎能行。”旺丹又说：“日本投降时，我曾亲到张家口想挽救你，把你争取过来，不意你竟跑到北京去了，你真把我们害苦了。”翌日叫我看这次审讯和对质记录，我发觉达格瓦敖斯尔证词上说我是“蒙古青年同盟”的主要盟员，特向巴雅尔提出争辩说：“我连蒙古青年同盟的章程都未看过，说明我不但不是主要盟员，就连普通盟员也够不上。当时我因为倾听别人的话，没有注意听达格瓦敖斯尔这句话。”巴雅尔说：“这样重要的事情，你怎么不注意听呢？今后关于重要的事情，你得注意呀。”过了几天，我又提出这一问题，请求更正。他不耐烦地说：“这事已经过去了，而且你已签了字，再不用提了。”
四、引渡回国
约在这年8月间，1个少校把我的供词全部清抄一份叫我重新签字，我看头一个案件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中岛万藏和我的勾结关系，我因为一时忘记了，就对这个少校说：“我没有这个供词呀。”他说：“你说没有，我去把原供词拿来你看。”说着就去取来，我一看确有我的签字，就无话可说了。接着我又翻看另一个案件，记得上边写着我是逃到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上被逮捕回来的。对于在哈拉而格和察干套老盖两次的会晤，却只字未提，我觉得与事实不符。但认为提出争辩也是无用，只好随他去吧，就在全部供词上又签了字。根据以上迹象，我就猜想为什么又叫我签字呢？恐怕是要把我引渡回国了。思想上虽然有些波动，但认为像我这样一个内蒙的罪犯，也只好等待引渡回国听候处理。
到了1950年9月18日，把我从监狱里提出来，倒剪两臂，戴上黑布蒙眼，什么也看不见，仅听见除了叫我在监狱的号码外，还叫了3个号码。因此，知道和我一同引渡回国的还有3个人。把我拥上汽车后开到飞机场，改乘飞机飞抵北京，这是被引渡回国的经过。后来听我家中人说，我被逮捕后，把我的长子都嘎尔苏隆及在蒙疆政权当过文武官员的朝克巴达尔夫等多人均行逮捕，并严行搜查我家属的住所，没收我家中人所带来的财物和牲畜。嗣后又给我的次子嘎拉僧扣上“唱过反动歌词”的罪名予以逮捕下狱。把我的年仅16岁的三子和年仅14岁的四子及我的家属其他人等，押到最冷的地方阿拉杭盖，等于发配充军之罪。我被引渡回国后，我的家属虽已相继回国，但我的长子没有回来，十几年没有通讯！存亡未卜。我的次子返国后，经主管人员询明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没有反动活动，即行释放，并给予安排工作。我的四子在被押赴阿拉杭盖时，因年龄幼小，不知事故，惊惧异常，又加时届冬令，天气奇寒，忍受不了冷冻之苦，因而惊冻成疫，得了严重的心脏病，返国后虽经精心诊治，终成不治之症，病死于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我的三子亦因惊冻得了与四子相同的心脏病，时常犯发。像我这样罪恶深重的人，背国外逃，把我引渡回国，理应治以应得之罪。而蒙古人民共和国，却在逮捕和引渡我的同时，也不把我的家属送返祖国，竟把不知事故的孩子们处以充军之罪，押赴最冷的地带，领受惊冻之苦，造成死亡，我总觉得未免太过。
回忆1950年9月18日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引渡回国后，被改造的初期，虽对在阿拉善旗纵兵殃民的严重罪行有所认识了，但对于在伪蒙疆时期的滔天罪行还不认识。记得把我从北京移到张家口时，由于我对共产党的教育改造罪犯的政策不理解，认为共产党对我这个罪犯不便在北京处决，移到张家口是交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处死，才快人心，以平民愤。由于我猜测到张家口必死，因而产生力求速死的思想，我对教育改造我的领导上说：“如果要杀我，请求不要在张家口这个汉人地方杀，把我送到锡盟等处蒙古地方杀。如果在锡盟等地杀我不方便时，希望把我押解到阿拉善旗去，按照纵兵殃民的罪行明正典刑。我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的。”领导上答复说：“你等着吧，不要胡思乱想。”我细回味“你等着吧”这句话，认为杀我还不到时候，叫我等待死期的到来。因此更加猜疑不定，从我的住室窗户看见外边有木工做活，我疑惑为我作执行死刑的绞架。到1956年，由于共产党对我的耐心教育改造和听到看到大量的建设成就，以及在“三反”、“五反”中对贪污犯处理等等事实的印证，才逐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领导的正确，从心理佩服了中国共产党。并且知道了共产党不是要杀我，而是教育改造我。遂又向领导上说：“我在阿拉善旗的罪过，的确是非常严重的，假如我能从监狱出去的话，愿在阿拉善旗向被害的人民请罪，任凭阿拉善旗人民处理。”领导上说：“那是部队闹的，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1959年领导上召集我们开会说：“据说你们在阿拉善旗造成700里无人烟的地带，不知抢了多少东西？”我又说：“在阿拉善旗率部队抢骆驼、抢粮食、抢东西，罪恶很大。但我的罪恶还不只此，我在蒙疆时期，打着复兴蒙古民族建立独立国家的招牌，欺骗蒙古青年追随我，跟我走上了反动的道路，我用杀人不见血的方法贻害了很多有知识、有志气、有作为的蒙古青年，例如现在改造中的陈绍武、宝贵廷等等，就是跟着我走上了反动的道路而犯罪的人。”经过教育改造，这时我认识到，我在锡盟执政时期，是统治剥削人民的封建王公；在蒙疆时期，是投靠日寇血腥统治人民的头号帮凶；在阿拉善旗流窜时期，是纵兵殃民的土匪头子。我的罪恶是严重的，也是罄竹难书的。
由于中国共产党对我的长期耐心教育改造，使我深深地认识到，长期以来我自认一生肩负着“复兴蒙古民族”、“建立蒙古独立国家”、“舍我其谁与归”的“救世主”，实际上是政治野心家，对于蒙古民族，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罪人，大蒙奸；对于中华民族，我是一个死有余辜的民族败类，大卖国贼。像我这样的人，最终还能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特赦恩典，给我以重新做人的机会，实在是格外恩施。在感激涕零之余，我谨抱着知罪、认罪、悔罪的心情，在重新做人开始的今天，特将我一生各个时期的重大政治罪恶活动，搜索枯肠，陆续如实写出，借以向蒙古族人民、向全国人民，向给我以新生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请罪。并供有分裂民族、分裂祖国意念者作鉴戒。
摘自《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