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孤悬塞外，地区辽阔，交通梗阻。阿拉善旗旗政府所在地定远营（现名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距宁夏省城120多公里，虽有贺兰山绵亘其间，三关崎岖险道三十里，而且汽车仍可畅通。额济纳旗旗政府在东庙，距宁夏省城约600公里，戈壁荒漠，由宁夏取道阿拉善旗至东庙，驼程至少1月。阿拉善旗有人口1万余，额济纳旗仅人口2000左右。两旗除定远营有汉、蒙、回各族杂居外，其余地区均系蒙民，以游牧为主，多产羊、骆驼、牛。阿拉善旗以达理札雅为札萨克（即旗长）。额济纳旗长图布新巴雅尔。其弟塔旺嘉布，亦称塔王，掌握额济纳旗实权。阿拉善、额济纳两旗均信奉喇嘛教。
1933年，马鸿逵任宁夏省政府主席时，马鸿逵的势力并未侵入两蒙旗，国民党行政院也没有明文将两旗规划宁夏省管辖，而是另设蒙藏委员会专门管理蒙藏事务。这种互相牵制的措施，实予日本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日本间谍深入两蒙旗，设置特务机构，辟飞机场，架设电台，从事间谍活动，并进行挑拨、分化，加之国民党中央政府处理失当，马鸿逵胆小怕事，态度暧昧，致使日谍明目张胆地在蒙旗大肆活动。国民党以阿拉善旗形势日渐恶化，偏听军事在专员郑子献和宁夏省主席马鸿逵的报告，于1938年2月，命令马鸿逵进攻定远营。马派马腾蛟为指挥官，以宁夏警备第一旅马宝琳的王有禄团为主攻部队，配合骑兵一营，炮兵一营，分两路包围定远营。马宝琳亲率何玉魁步兵团进驻贺兰山苏峪口为预备队，作为策应。部署既定，马鸿逵遂向达理札雅提出三个条件：第一，阿拉善旗保安队全部解除武装；第二，交出日谍及电台；第三，达理札雅移驻银川。限令1938年2月24日晚8时前答复，逾期开始攻击。当晚8时，未见答复，马腾蛟遂命令炮轰定远营城楼及王府花园。11时，达理札雅亲自与马鸿逵通电话，要求停止炮轰，情愿依照条例交出电台、武器，并亲到银川。马鸿逵在围攻定远营时，并以驻三盛公之马文忠骑兵团袭击住在亭下（三盛公附近）的阿拉善旗保安队第八中队，该队队长撤退到阿拉善旗北山一带。2月27日达理札雅被押往银川，马派警备旅长马宝琳驻定远营，旗下政务由协理处理。1941年达理札雅移驻兰州，交第八战区司令部监管，直到1943年，准其回阿拉善旗为女儿办婚事。从此，阿拉善旗变成了马鸿逵的辖区，马鸿逵对阿拉善从政治经济上进行了疯狂掠夺。政治方面，首先计划设县政府，但却欺骗蒙民说“蒙民仍归旗政府管辖的，定远营汉人由政府管辖。”企图形成蒙汉分治的局面，由于遭到蒙古族人民的坚决反对而未得逞。1938年秋，马鸿逵又在定远营设立了“宁夏省政府驻定远营办事处”（实际上是县政府的变名），张朝栋、高中第先后任主任。“宁夏省政府驻定远营处”在定远营首先进行清查户口，组织保甲，填发身份证，登记壮丁。当时定远营人有7000余，其中有汉民2000余，编了8个保（后改编为13个保），120个甲，并设联保办公处，派联保主任，户籍干事，对蒙旗、汉人进行压榨剥削和征兵。从1940年到抗日战争胜利，先后共征兵7次，每次80至100余名不等。大部分青壮年被征走，没有被征去的，也不能安心生产，只有抛下父母逃往他乡。被征者，由于不堪兵营虐待之苦，遇有机会，即行逃跑。因之，每次征兵都秘密进行，先以军队突然将街道严密封锁，然后由保甲挨户搜捕，居民提心吊胆，鸡犬不宁。不幸被抓，绳索捆绑，如同逃犯，而捕抓逃兵更为凶恶，跑一罚三，家属无人顶替即在家族中捕捉顶替。卖身当兵的人，大都是逃兵、流氓、地痞，得钱后一入兵营，又乘机逃跑，军队再向原主要兵。如此反复压榨，没有交清的日子，最后只有破产倒闭。到了无兵可征时，马鸿逵又实行以马代丁，以驼代丁的办法，先后征去骆驼1000余只，马800余匹。另外，强迫旗政府以购买名义，向牧区征走马1000余匹，牛500余头。
当时，额济纳旗因人口稀少，距离遥远，地僻旗穷，即无可抽之款，只购买了30余匹马，在行政上别无设施，幸免蹂躏。
经济方面，主要掠夺土特产品，如羊毛、驼毛等。马鸿逵为迫使阿拉善旗人民屈服于他的淫威，在阿拉善旗设置特务机关——“军警联合督察处”沿蒙旗边界地区，配合大批骑兵缉私队巡逻，盘查行人，留难旅客，封锁蒙旗粮食，皮张及百货出入，并在交通要道设置关卡，暗探，名曰“缉私”，实则抢掠。
蒙旗不产粮食，完全仰赖宁夏供应。以往蒙旗驼运白盐出境，采购粮食回蒙，中卫县的莫家楼，宁朔县的叶什堡，宁夏省城，设有盐仓之处，即为购粮地点。马鸿逵控制压迫蒙民，以粮食为武器，尤以抗战后期，管制特别严格，不准自由采购，蒙民用粮须由马批准，从军粮仓库领取。
另一方面，马鸿逵又在定远营设立银行办事处，用“富宁公司”名义垄断，以贷款、预支等手段进行高利贷剥削蒙民。每年冬、春季节，牧民生产和生活有困难时，以月息8分向牧民放高利贷，到夏、秋毛皮上市时，以规定所谓的“官价”驼毛每斤2角4分，羊毛每斤8分至9分收回贷款，老羊皮每张只发价1角至2角，在这种残酷的经济掠夺下，牧民群众终年劳动所得，全部交给“富宁公司”还不够偿还利息，只得再向其贷款，重利盘剥之下，蒙民生活极为困苦。
贺兰山林木茂盛，各寺院及牧民砍伐树木赖以生活，马鸿逵统治阿拉善旗以后，木材设厂专卖，一椽一檩，不准任何人采伐，但一到采伐季节，即派部队入山，乱砍乱伐，使大片森林，遭到严重的破坏。
马鸿逵从1938年炮轰定远营后，统治阿拉善、额济纳两旗11年，直到1949年秋得到解放，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开始了新的生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派遣大批间谍潜入绥远各盟、宁夏各旗和甘肃酒泉、威武等地，搜取情报，并企图制造民族矛盾，分化西北各民族和祖国的关系。
阿拉善、额济纳两旗毗连宁夏，国民党中央政府遇事责成宁夏省政府处理，马鸿逵则态度暧昧。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定远营和东庙地方设立特务机关、电台后，汽车、骆驼经常由绥远百灵庙沿绥新（疆）公路向各据点运送军用物资和生活用品，并在东庙、定远营两地开辟军用飞机场，在百灵庙—定远营—东庙之间，不定期通航。并派遣两个会说华语的间谍，持国民党北平某机关的旅行证，来到宁夏，住通商会馆，在福庆楼宴请宁夏厅、处长，马鸿逵亦亲自参加。
是年夏，日本特务机关长江崎寿夫少将率领大西俊三、松木平八郎等十几个间谍及汉奸四五十人，由百灵庙乘汽车达东庙。秋后，又由百灵庙特务机关派出10余人组成所谓经济考察团，从绥远乘汽车到宁夏，沿途测量地图，考察经济，拍摄照片，为所欲为，无人过问。马鸿逵并在省政府大礼堂举办秦腔戏剧晚会招待，又约其到私宅会谈。这一切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西北的野心。日谍以武力压迫图王从事间谍活动，还将该旗保安队100余人交日驱使。日谍由百灵庙运步炮200支到东庙，计划扩编该旗保安队。此外，日谍还经常散布谣言说：“傅作义失败了，日本人已占领绥远，马步康（青海驻酒泉部队）回子军要杀蒙民，汉人靠不住，日本人才是蒙古人的朋友”等等。企图煽动蒙、回、汉各族人民。日谍以额济纳旗为据点，势力已侵入甘肃安西等地，十分嚣张。国民党中央政府虽派王德金为驻额济纳旗军事专员，但因受日寇扼制，一筹莫展。马鸿逵则借口边远，更是不闻不问。
1936年春，关东军特务头子坂垣征四郎由百灵庙乘飞机来定远营秘密活动，以伪满洲国溥仪的名义和阿拉善旗达王联系，强调满洲与阿拉善旗的亲戚关系。有一次，坂垣征四郎化装乘一辆定远营去宁夏的回程空车，偷偷进入宁夏省城，秘密会见马鸿逵，马为掩人耳目，枪毙了那个汽车司机。国民党中央政府发觉日谍在阿拉善旗的活动后派郑子献为驻阿拉善旗军事专员，郑粗暴蛮干，对阿拉善旗施加压力，引起阿拉善旗的反感，彼此水火日深。迫于形势阿拉善旗将档案、财物、枪支运入牧区。马鸿逵隔岸观火，指责郑子献不善抚绥蒙民，并秘密向蒋介石提出“治边建议书”主张采用清代笼络蒙族王公、活佛，以蒙治蒙的政策。1936年宁夏民政厅派员去定远营筹备成立设治局，被阿拉善旗政府严词拒绝。阿拉善旗方面认为“阿拉善旗直属于南京，行政院颁发铜印与宁夏省印一样大，并没有阿拉善旗划归宁夏省政府管辖”。南京蒙藏委员会派代表刘柏石到宁夏，其意在拉拢马鸿逵以武力压迫阿拉善旗，而阿拉善旗因有日本人撑腰，公然写信给马鸿逵说：“中央是我的中央，我不反对；满洲国是我的亲戚，我不断绝。”宁夏马鸿逵和阿拉善两方争斗日益激烈，以至局面进一步恶化。
正当阿拉善、额济纳两旗局面日益紧张之际，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呼声日益高涨。国民党政府于1936年冬，命令宁夏省民政厅李翰园和当时驻防宁夏的第二十五师副师长杜聿明前往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劝令日谍撤离。李、杜2人向达理札雅接洽要200峰骆驼，欲从阿拉善旗取道沙漠直达东庙，日谍指使达理札雅拒绝了。李、杜二人又转道绥远，欲由绥新公路转二里子河赴东庙。适于此时，“双十二”事件发生，遂告停止。1937年3月，国民党政府迫于全国人民的要求，再电宁夏催李翰园速去额济纳旗。马鸿逵派5个随员，卡车1辆，送李到兰州，由甘肃省主席贺～祖命酒泉驻军马步康派队护送李入额济纳旗，破获了日本在额济纳旗的特务机关，日谍全部就擒，解送兰州。
在阿拉善旗的日本间谍，由于国民党中央政府一再电令马鸿逵令其出境，马于1937年秋，两次派其秘书长叶森赴定远营交涉。阿拉善旗旗长达理札雅推坂垣征四郎出面与叶森交涉，互相争吵颇烈，叶森坚持坂垣征四郎必须离开阿拉善旗，而日谍蛮横拒绝。阿拉善旗问题形成僵局。
（摘自《甘肃省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六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