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忠
1924年9月，直系军阀吴佩孚发动反击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战争。冯玉祥痛恶曹锟、吴佩孚贿选执政，尤其不愿卷入军阀混战，于是决定：（一）反抗直奉战争；（二）迎请孙中山北上主持一切；（三）严整军纪、不扰民，不害民。1924年9月21日率部由古北口前线回师南下。24日抵滦平，改其部队为国民革命军，自任总司令。1924年11月1日在北京成立摄政内阁，驱逐溥仪出宫。
冯玉祥此举，既摆脱了直系军阀的霸糜，推翻了曹锟、吴佩孚政权，又彻底解决了国中之国——紫禁城清室小朝廷。冯氏自称此举为“北京革命”。而在清室藩封的世袭亲王塔旺布里甲拉统治的阿拉善旗，称其为“东军之乱”，而且在群众中形成了憎恨和恐怖气氛。
1925年春，冯玉祥出任临时执政、段祺瑞任命的西北边防督办，同时改其所部国民军第一军为西北军，号称大军15万。1925年9月初，冯玉祥接受了段祺瑞让其兼任甘肃督军（督办甘肃军务善后事宜）之命，派其部下第二师师长刘郁芬为其代办，率师入甘。刘部自包头分6个梯队出发南下，经过阿拉善旗的沙金套海、磴口巴格（今磴口县、乌达等辖区）等地区，月底进抵宁夏府（今银川市），至1925年10月底才开进兰州。在此之前，冯督办曾派石友三修筑包宁公路，很长一段路直插阿拉善旗磴口地区。
刘郁芬部南下时，士兵臂上佩带“不扰民真爱民”6个字，队伍前头有由宣侠父、钱青泉等共产党员为骨干的政治工作人员，沿村镇做宣传工作。军纪虽较严谨，但大军过境，驮运任务、粮秣供应等，都免不了由地方承担。仅阿拉善旗的磴口、道兰素海、巴音套海、沙金套海等4个巴格，支援马克云旅的军队东渡和应付刘郁芬的第二师南下，共付支差骆驼1270多峰，而回者仅半数。在牧民叫苦不已之时，冯军驻磴口的米营长派部下到阿拉善旗牧区，擅自抓去民驼600多峰；平罗县县长亦渝令磴口巴格的商绅，供应过境冯军3个旅的粮秣。当时的磴口不过二三十家居民，四五家商店，日用口粮和柴草皆由宁夏或后套购买，要求这样的穷困牧区，供应大批军需粮秣，实在是难中之难。
1926年，大股西北军继续赴甘肃，接踵而来的年差、徭役，日甚一日，地方官民应接不暇。是年夏季开始，督办甘肃军务善后事宜刘郁芬，曾派咨议张鼎勋、副官赵同美等，到阿拉善旗坐镇，索要骆驼1000峰，宁夏镇守使马鸿宾、道尹陈必淮也曾派马营长、阎军官带队来旗，索要骆驼1500峰；援甘总司令部派王副官来旗要驼500峰，中卫县也曾派出差役，带同军人，在阿拉善旗境内随意捉拉骆驼无数；过境的十二师、回部等军，擅自入境捉去的骆驼，不计其数。
1926年夏，冯玉祥在苏联考察学习期间，于同年7月底，得知西北军同张作霖、吴佩孚联军，在南口激战失利西退，国民革命军已从广东出兵北伐的消息。便聘请列宁格勒总司令乌斯马诺夫为顾问、中共驻共产国际负责人刘伯坚为马列主义老师，共同于1926年8月17日由莫斯科坐火车秘密回中国。1926年9月14日到五原，与其旧部第三军的孙禹行、第五军方振武（共产党员）、第六军弓富魁及第一、第二军的几个人开会，决定成立国民革命军联军司令邰（简称国民军），并誓师参加北伐，冯玉祥被公推为联军总司令。
1926年9月16日，冯玉祥发出献身革命的宣言。9月17日，冯玉祥举行“五原誓师”后，宣布全军集体加入国民党。随后接受了中共北方局书记李大钊提出的“出宁夏，取潼关，而后会师北伐”的作战计划，制定“固甘援陕，联晋图豫”八字方针。冯氏治军的金科玉律是“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兵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对军队的政治训导抓得非常紧，一心想使其成为有主义、有信仰的革命部队，正式聘乌斯马诺夫等为政治法律顾问，让共产党员刘伯坚主持政治部的工作。各军的政治处也多为共产党员主持。此时的冯氏国民军，真诚执行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在政治上可谓黄金时代；但在装备给养上，自南口溃败后，局促穷荒，粮秣匮乏，饱一餐，饿两顿，饷项无一文，服装五颜六色，鞋袜不全，有戴奉军皮帽的，有戴直军布帽的，肩领章全无，器械皆不全，缺背带，短刺刀、少弹带，七零八落，找不着一个整齐人。幸有河套土著人王英，见其艰难困苦，乃赠羊数万只，雪中送炭，救了冯军官兵之命。
“五原誓师”后，国民军经宁夏东渡北伐，在阿拉善旗的磴口巴格设一兵站，先派一初级军官负责工作，派差抓驼，引起当地蒙、回群众不满。1926年11月底，冯玉祥赴宁夏途中路过磴口，在那里停留一天，向民众宣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访问了地方风俗、人情和疾苦。冯觉得原磴口兵站工作不得力，改派一阅历知识较高的中级军官接任其职，兵站总负责人为闻承烈。
冯玉祥途径阿拉善旗沙金套海巴格的三盛公（今巴彦高勒镇）时，看到那里纯为天主教的势力范围，约有百十户人家，没有学校，附近人民的一切事情，都操在比利时、意大利等外国人之手。此状犹如被推翻的末代皇帝溥仪，仍在紫金城里关起门来当皇帝一样。冯玉祥决心要反帝国主义，当然不能容忍外国人在这里行使特权，毅然决定将该地划为县治，令工兵营长吴某任县长。随即以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名义发出训令说：
“平罗幅员辽阔，治理诸多困难，亟应于磴口地方添设县治，北自绥远临河界起，南至河拐子止，定名为磴口县”。并委任刘振远为磴口县知事，令其觅定县署地址，即日任事。
刘振远于1926年12月1日走马上任，将阿拉善旗在河沿东首新构建的一所院落，作为县署办公地址。并令阿拉善旗驻磴口总管巴依尔（宋宗鲁）向沙金套海等巴格摊派差驼数百峰；同时委令佃民杨、李二人为通事，向群众摊派米、面、猪，羊、草料。
磴口设县，对阿拉善的封建统治政权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磴口原为阿拉善旗通过黄河将池盐运往外埠的码头要地，失去了磴口，不仅意味着缩小了土地、缩小了管辖范围，而且在经济收入上影响极大。磴口迤北的沙金套海等巴格，是阿拉善旗的唯一产粮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火烧三盛公教堂，清廷议决由阿拉善旗屈辱赔款白银5万两，因款额甚巨，旗衙门给外国人只交付银2万两，所缺3万两，用三盛公的耕地作抵押。磴口设县时，旗府正拟交涉收回抵押给教堂的土地权，如将此地划归磴口县管辖，不仅切断了阿拉善旗北部地区牧民粮食来源地，而且将大量减少阿拉善旗的财政收入。
基于以上情况，阿拉善旗政务处屡屡向宁夏道尹邵遇芝去函交涉说：“磴口镇为敝旗数百年管领之区，向来由旗委派总管、边官、驻扎巡防蒙队，保卫闾阎，历经办理无异。考其地界，南至石嘴山外，北与乌拉特旗毗连，并非甘肃平罗县与晋北临河县鞭长莫及之隙地。冯总司令路过磴口时，适该地总管、边官，带蒙队（蒙古兵）驰磴口迤北弹压土匪，和为冯军搜捉差驼，因而未及迎候，并非无人担任地方治理。今新县知事派差要物，使该地方一身而当两处差事，如何应得起？祗死不能服从。旗属蒙众叩求迅赐交涉，如能复原状，照旧安民，则感德不浅；倘或不然，则蒙众佃民铤而走险，将有择荫无由之日矣！窃查，冯总初到蒙边，不知地方管辖之故，既然民不服从，强设县治，一旦激成意外，将若之何？”
阿拉善旗抵制设县一事，历经多方周折终无变更。1927年春，冯部苏雨生旅驻防磴口一带，军纪很乱，任意宰食牧民牛羊牲畜，致使黄河沿上下及磴口周围所住蒙、汉、回民不能安生度日，相率避徙它地；磴口镇街道荒凉，门窗、户柱烧折一空。阿拉善旗政务处认为：“民为邦本，该处既已无管辖之民，自无设行政之必要，且适北套防务吃紧，故决定将总管公署迁驻旗属三盛公地方。”此后的磴口地区，形成一地两制局面。
自国民军南下开始，原绥远马福祥令其子马鸿逵归附国民军，被冯玉祥收编为一旅，派驻河套至石嘴山一带。马部从沙金套海至磴口一带，抓去民驼2000多峰，放回少数，中途倒毙甚多。1927年，大批国民军已入宁赴陕，驻河套磴口地区的苏雨生旅，纵兵扰害地方，百姓叫苦连天。是年，独立护路队匪徒（哥老会与地主武装、土匪的混合武装）袭击阿拉善旗，败退北逃，给磴口地区百姓造成极大灾难。“苏雨生旅以剿匪之名，行匪徒之实，来往于临河至大滩、四坝之间，横行无忌，流寇不如。苏旅驻三盛公冯营长、樊连长等，挨户搜刮，颗粒不留，衣物银两具搜，年轻妇女多被欺凌，嘉禾放马践食，民众疾苦惨不忍睹”。
阿拉善旗政务处对河套民众之苦难，虽屡次向驻防宁夏的国民军联军北路总司令宋哲元报告，要求将苏雨生旅调入宁夏境内，未达目的。
1927年8月，门致中被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七方面军总指挥，驻防宁夏。阿拉善旗民众把解除苦难的希望寄托于他。1927年10月8日，沙金套海、四坝等处佃民，委派代表哈玉王冉、李荣和、石良宝等到旗陈述疾苦说：“该地官兵扰害，民不聊生，四坝弹丸之地，庄田400顷，能耕者对半，因风沙大，耕九余五，年交租后，不够糊口，频遭匪害，十室九空，国民军师旅续到，差役之繁，鞭扑之苦，呼天不应，求救无门。军差稍歇，独立匪来，1000余骑散布田间。遭蹋至极，老弱转乎沟壑，妇孺冻饿沙窝，惨情笔难尽述。未几，匪徒就抚，佃民续归，忽苏旅长部由磴口来套，自大滩至四坝如蚕食，户号粮斗搜刮皆空。苏旅长对部下声称，奉宋哲元总司令电，凡本部官兵当守纪律，不准闯入民家为害百姓，马匹不准放入庄稼地等。不料其部下恼羞成怒，扰害更甚，佃户受辱过巨，拼死喊冤，被鞭挞横施，使民含垢忍辱，冤不敢申。独立匪队杀人放火，尚畏官军擒剿，而苏旅假官军之名，盗贼行为更明目张胆，劫掠奸淫，惨无人道。苏属彭营长部，开跋石嘴山前三日，纵兵日抢银物，夜轮奸妇女，致妇孺等窜入沙窝，数日换一避地，家人送粮，籍延残喘，而苏又布告禁止驮粮出境，派兵梭巡沙窝边，佃民求生无术，待死无期”。
磴口一带民众的疾苦虽深，在那兵连祸结之日，谁也难以解救。国民军东进时，第五军军长方振武（中共党员）曾给阿拉善旗政务处来函说：
“因军中缺战马甚多，拟请在宁夏东西两蒙旗购买400匹，请贵旗派委妥员，帮买战马200匹”。
方振武军，纪律严明，此次来函出钱购买战马，旗里当然无理拒绝，便给予协助。
国民军于1926年7月，派许营长来阿拉善旗招募军队。对此，阿拉善旗政务处答复说：
“定远营并无逗留闲人，似不需设法迁驱；附近商号虽有少数佣工多则一年，少则数月，皆回原籍；客民多系山前贩粮之人；故让本旗协助招募军队，碍难遵办”。
1926年11月24日，冯玉祥由五原向宁夏进发时，西安之围已解，冯的焦念之心大觉宽慰，便在宁夏府（今银川市）住了20多天，从事部队的移调和训练新成立的部队，每日朝会，亲自向队伍讲演三民主义和革命精神。
冯在宁夏见到官吏之间仍实行清室之礼，认为这是当今中国的怪现象，下令布告全民，禁止跪拜之礼，废除奴才制度。并给阿拉善旗发来20张布告，令其张贴遵行。
阿拉善旗政务处得知冯玉祥已抵宁夏府，便以护印协理达都拉旺喜格、那睦济勒、达喜道尔吉3人名义致函祝颂曰：
“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冯老先生伟鉴：敬肃者边蒙僻处，电政不通，世界见闻诸多落后。昨日，蒙员至自宁夏，始悉总司令仁巾并迩被福曜高临逖，听之，余距跃三百，恭惟总司令恩悬冬日，德洽春风，大则为四百兆人民造辛福，近则与九万万同胞进文明，拍手欢呼，倾心贺祝！护印协理等代守藩封，了无建树，独喜檐帏暂驻，盼沾皓月之光，尤祈席卷长驱，仰托齐天之福。随呈不腆，甚表欢迎，敬乞哂存，不胜荣幸之至。”
冯玉祥对阿拉善旗执政者的祝贺信，甚为欣慰，于1926年12月16日给阿拉善旗护印协理诸君回函说：
“地接芳邻，时钦雅范，驶驱糜止，把晤遂疏，辰维景茀云蒸勋华日茂式，为颂慰，顷奉瑶章拜悉，一切借承奖饰，愧不克当，重以物遥颁益惭恧，拜登之下，铭感良深。方今国困民穷覆已无日，玉祥受人民之委托，为主义而奋斗，简率三军，驱除群贼，所赖将士用命，民众同情，逐北追奔，秦中清肃，即当出豫、汴，荡涤余氛，解辟倒恳，永图康乐。诸君宏才卓识，定当策献，尚请指助，共同努力，籍合群策，早竞全功，是所祷盼，专覆伸谢，顺颂台祺。冯玉祥拜启。”
冯玉样本想对阿拉善旗进行一些改革，此次正是机会。此念源于冯在张家口驻防时，正奉九世班禅进京，内、外蒙古人民成百成千地进京朝拜，蒙古王公们依旧保持着满清时代的体制，随侍奴仆受着非人的压迫和虐待。冯对此种情形非常不满，曾向段祺瑞拍电，建议取消王公制度，伸张人权平等的原则，但未被采纳。此次路过宁夏，便向镇守使马鸿宾表态，要废除阿拉善旗的世袭王公制，改为县治，并让马鸿宾修函派专人到山后，邀请几位阿拉善旗的执政者，赴宁面商。马鸿宾派营长马纟贞纟贞于12月初乘马到旗，说明冯总司令请见之意。政务处要员，只对来使热情款待，赠羊只，供草料，就是不明确答复赴宁议事之事，马纟贞纟贞无奈，只好带着阿拉善旗赠送的一匹良马，回宁禀报。马鸿宾在冯的催促下，也很着急，便于12月12日再给旗发急电，务让“旗内要员，在四日内多来几位，面见冯玉祥”，马纟贞纟贞也很着急，再派军需官王麟瑞，牵着阿拉善旗赠送的良马原物奉还，并再邀旗执政者，“只少须四五位到宁见冯”。
当时阿拉善旗的王爷塔旺布里甲拉住北京，旗政有达都拉旺喜格、那睦济勒、达喜道尔吉三位协理护印执掌，对冯的再三邀请，他们拒之不恭，赴邀又怕，实感进退两难。他们最担心的是，冯玉祥能将末代皇帝溥仪赶出故宫，今朝公开举出革命大旗，在磴口设县治，在宁夏废奴才制，很多迹象意味着蒙旗王公制度能否存在的大问题。倘若轻举到宁，冯氏提出改变制度，将如何表态？于是旗里始终未敢派要员赴宁见冯。
1926年12月15日，尚不见阿拉善旗执政者到宁，宁夏道尹邵遇芝再次致函阿拉善旗政务处说：
“藩封近接尘教未亲，屡邀惠助，铭感殊深，敬维政祺茀履，双增嘉胜，载颂且祝，弟行能无似谬膺重寄，值此军务倥偬，徒叹鞅掌，窃幸仁邻近依，获益良多。刻下总司令驻节于斯，救国救民，抚绥怀袤，遐迩同钦，化五族为一家，登斯民于寿域，凡隶版图一视同仁，既无种族之分，何有蒙汉之别。倾奉总司令面谕，此次大军过宁，屡承惠助，济公好义高谊可钦，恐其间军人或有冒渎，怀渐殊深，本拟亲往致谢，实难分身，特令弟专请贵处总官，移玉来宁，以渴慕面罄谢忱，专此函达台端，务祈拔冗降临，弟叩扫榻欢迎，幸勿迟疑，至为切盼！”
“五原誓师”后，冯玉祥部国民军的当务之急是固甘援陕，东进北伐。军队的辎重供应问题是能否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冯玉祥在苏联时，曾向共产国际负责人季诺维也夫要求支援武器。为了配合国共两党合作北伐，共产国际答应了冯玉祥的要求。国民军既已东进，宁夏就成了后援要地，从苏联支援的军火物资，都需要从外蒙古的库伦（今乌兰巴托）运经阿拉善旗，再转送宁夏。阿拉善旗执政者既然执意不去宁夏面议，冯玉祥亦无可奈何，但军供不能误，只好在离宁前，于1926年12月14日、15日、16日，连续给阿拉善旗王爷写信，勾通志意，争取支援。冯还派参议严惟恮、席液池亲赴定远营，与旗面商并委任塔王为国民革命军宁绥护路司令。阿拉善旗护印协理代塔王接受委任状，表态保证交通畅通无阻，并给冯回信致意，同时赠狐狸皮4张，发菜1包。同时派参议徐味冰和上尉参谋李兰亭等到旗，购买去外蒙古途中用的蒙古包等用物，并雇用翻译向导，前往库伦，接运军火。
1927年3月间，大批军用物资由外蒙古陆续运入阿拉善旗境内。为确保安全，驻防宁夏府的国民军北路军总司令宋哲元，让宁夏道尹邵遇芝于3月4日致函阿拉善旗，“邀请首席协理、章京急克赴宁夏，会商要务”。冯玉祥曾三番五次请不动的阿拉善旗执政者，宋哲元岂能轻而请得动。3月14日旗政务处致函宁夏道尹说：
“查本旗行政一切事无巨细，自护印协理以至末僚并署老绅庶，均得从长集议，权衡轻重，研求至当；其故盖缘蒙人游牧散处，纯系集权，非内地居民。特函达贵道尹，呈宋总司令尝准，鉴我蒙旗行政之困难，诸凡原谅，以免无益代表，跋涉徒劳。如定有事磋商，则将事势昭末，邮知本旗，以便集众会议，随时函复。”
阿拉善旗执政者既不赴宁受命，宋哲元只好将转运军用物资的任务，交给该军驻阿拉善旗的代表赵景文旅长负责。赵景文是宋哲元于1927年1月13日派驻阿拉善旗雇驼向宁夏运盐的专使。宋哲元为保证军用物资顺利运抵宁夏，于1927年3月26日，致函阿拉善旗护印协理阿和加、安家、巴吉嘎（即：达都拉旺喜格、那睦济勒、达喜道尔吉三位协理的尊称）等先生说：
“敝军自进驻甘肃，由库伦运物，多蒙贵旗推陈照拂，俾得安全，未出意外，言念隆情，刻骨难忘，正拟笺表谢，适赵代表回宁谈，诸公事事忧遇，弥加钦感；嗣后敝军有库伦往返人及运送各物，倘经贵旗，请关拂格外，情同一家，谅不至以琐渎见责也”。
1927年4月，冯玉祥派赴外蒙古接运军械的参议徐味冰，由库伦回到定远营，听到当地谣传，国民军要兴师攻击定远营等。为了解除运送军械任务中发生意外，徐参议坦诚地向阿拉善旗执政者说明：“冯玉祥对阿拉善旗完全抱亲善主义，所谓攻击定远营之事，纯属谣言，如诸公不解释怀，味冰可将全家眷属移居此地，共享升平之福”。经此解释，王府官员的疑虑，逐步打消。于是，旗政务处对宋哲元要求妥运军用物资之事，于4月12日向阿拉善旗有关巴格、防卡发出命令说：
“冯军抵宁，对本旗特别关照，待遇极优，今即有军用物品经过蒙地，自应切实照料，籍敦邻睦。同时派专人驻沙拉子庙，随时为其代雇骆驼，转运由库伦来的人和军用品，每驼至定远营付脚价大洋六元。”
为保证军火安全，宋哲元曾派少数军队驻定远营，这又引起阿拉善旗的不悦，经与宋交涉，宋于1927年6月11日向旗致函说：
“派赴贵旗所驻之兵纯为迎护库伦来械弹，旗若肯定完全负责，队伍当即调回头关转谕民众各安生业，勿自警扰。”
国民军到宁夏后，加重了阿拉善旗民众的负担，王府官员对此亦深感压力一天天在增大。国民军的军饷、辎重运输等，要取之于民；阿拉善旗王府的一切开支经费，同样也是取之于民。阿拉善旗没有大宗的收入渊源，只有两项固定收入。一是本地蒙民的牲畜“包道”税和外来客民牲畜草头税，二是出租给甘肃省花定榷运局的擦汗布鲁克等盐池的租银，年收入约2万两白银。
进入1927年，阿拉善旗执政者除尽力应付各种军务差徭外，首先是大抓财经收入。从1月起，派参领黄康禄赴兰州，向花定榷运局、收税局，索回上年所欠盐池租银1.9万两。黄还受命向督办甘肃军务善后事宜刘郁芬请求，将旗内支援军队运输的骆驼，早日发还，如不能释放，则乞将前后脚钱银两和驼夫口粮一并发给，以示体恤。但当时北伐战争正在吃紧，冯玉祥部的主力继续东进，大批部队的粮饷供应十分紧缺。在此情况下，想要回援军骆驼和驮运费，当然是难以实现的。至1927年底，仅马鸿逵旅抓去的民驼就有2000多峰未退回，即使已退回的，也多因乏疲不堪而倒毙。由宁夏道尹邵遇芝和甘肃督办所迭次雇佣的骆驼中，仅自农历八月二十九日起至十二月初十日期间，雇去驮运军械的骆驼，就有1261峰未退回；这批骆驼行程数千里，有的到平凉，有的过西安，还在继续驮运军物。按当时雇驼时议定的脚价，每驼日付脚洋7角计，100天已欠脚洋88270元。冯玉祥虽然函告阿拉善旗，查清未支付脚洋数和未退还的役驼数，但由于战争的缘故，这笔欠款，一直无结果。
冯玉祥的国民军在东进会师北伐时，部队逐渐扩大，所需粮饷数额逐步增加。前方在打仗，留驻地方的军队在加紧筹集军供。偏僻贫困的边陲小旗阿拉善，也为其付出了巨大代价。
其一是，自国民政府颁布了禁种罂粟条例以来，阿拉善旗政府积极响应，禁止旗内佃民种植罂粟。不料东军一来，为了开辟军队饷源，刘郁芬接受其部下的主意，下令让甘肃境内农民种植罂粟，然后再向这些农民按种烟面积，收缴烟亩罚款。这个自相矛盾的怪政令，是由国民军联军北路总司令部驻阿拉善旗代表赵景文旅长宣布实行的，阿拉善旗政务处除向宁夏禁烟罚办处复函照会，以免发生一事两歧的误会外，并与赵旅长于1927年6月18日共同发出布告说：“奉上司令，现北路军兵多饷缺，拟于种烟地亩项下筹收罚款，协助兵饷。本年征收禁烟罚款标准，议定每自在烟苗出土时先收大洋5元，待收割登场时，再收烟土13两”。双方还议定，所收禁烟罚款，统按三成提归王府，以资办公，七成上缴宁夏。并许诺阿拉善旗，将来亦可仿照此法，筹集资金，不必按禁烟条例，严禁种罂粟。
国民军采取明令禁烟，实际上又强迫百姓种烟再收罚款的作法，使阿拉善旗境内罂花成片，吸鸦片者剧增，同时使王府的财政收入也大有改观，但由于阿拉善旗系牧区，耕地甚少，所征收的禁烟罚款，少于宁夏其他各县。1928年4月中旬，宁夏行政长邵遇芝函告阿拉善旗：禁种罂粟。对此出尔反尔、又有损阿拉善旗官方利益的决策，阿拉善旗政务处难以接受，认为“宁夏其他地区都允许种烟，而独对阿拉善旗、镇戎县（今同心县）禁种，实于公理不平；且佃民所种的罂粟冬苗入土，春苗即将出土之际，此时立禁，于民亦不利”。因此，旗政务处只得与宁夏派驻阿拉善旗的代表姚连榜（字甲三）进行交涉，要求能于通融过去，允许照种，禁烟罚款仍照章征缴。
其二是，1927年5月，宋哲元调赴陕西前线后，冯玉祥任命门致中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七方面军总指挥，驻防宁夏。门致中到宁夏，照样增加阿拉善旗的负担，如他要在石嘴山建造营房，向阿拉善旗索要大桁条千根、椽子5000根。阿拉善旗只得从贺兰山上砍伐，按数供应。
其三是，国民军来后，为开辟军供渊源，到处增设税收机构。1927年春，宁夏派卡员在阿拉善旗定远营设皮毛百货税捐征收局，致商民无利可图，相率歇业者甚多。他们既不出售货物，又不受收皮毛。少数勉强营业的商人，竟将售给蒙人的货物涨价一倍，收购皮毛则减价一半，牧民受害匪浅。对此，阿拉善旗曾派总管宋宗鲁携带骡一匹、黑皮一张、食品两盒，前往宁夏，与宋哲元交涉。宋哲元的答复是：“皮毛税捐关系甘肃省的国课，原系奉令设立，当此军费奇绌之际，未便擅自取消。”为了不伤情面，宋委托赵景文旅长代赠阿拉善旗衣料、花毯，磁盘数件而了事。此后，邻县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常有越权进入阿拉善旗地区设卡征税。如1927年6月间，宁夏、宁朔两县烟酒分栈经理方诚，报呈甘肃烟酒事务总局核准，派贾某来定远营设烟酒分卡，稽查偷税。王府官员对此设卡之举，坚决反对，曾与甘肃烟酒事务总局局长刘某进行交涉说：
“本旗自康熙、雍正，划界分明。民国元年，甘肃赵都督咨文，均以贺兰山脊为界，山前归甘肃所在地方官管辖，山后归阿拉善王管辖。今方诚离间邻封交谊，请严加申斥，并速撤回设在定远营的烟酒分卡”。
阿拉善旗名为指控方诚，实为对其上司“将军”之举动，引起了甘肃和宁夏的反感。
国民军来后，加重了阿拉善旗人民差徭赋税负担，已引起地方官民反感，加之邻县为顾军糈，相继下令阻禁粮食遏粜蒙地，并决定派兵进驻阿拉善旗腰坝地方，实行挡粮，使数百年唇齿相依、感情极厚的毗联睦邻，立刻对阿拉善旗采取封锁政策，这对一个不产粮食的游牧贫困地方，意味着什么，阿拉善旗执政者是很清楚的，绝不能坐以待毙，不能把自己的生命任人宰割。于是，在1927年3月6日，旗政务处向宁夏道尹进行交涉说：
“冯总司令的国民联军来甘肃，本旗磴口及定远营，为宁夏代帮骆驼，支援军运，价值二十万元，这些骆驼至今未放回，冯玉祥司令已当面向本旗代表加以慰劳，自此后，本旗对冯总的指挥，无不踊跃服从。而今宁夏反行阻禁粜粮于蒙地，直欲饿毙我旗兵民驱于死地；冯司令用兵，专意为百姓造福，大功未竣，忽断蒙粮，岂不与誓词相反乎？伊古以来，成大功者，无不军民并重；亦无顾军食，而绝民粮之理。且本旗是游牧地，无庄稼，一旦阻遏来粮，试问阖旗兵民岂能束手待饿乎？势必相率就食于宁川，向官长乞粮救命，尔时人多，贤愚不等，设若激成意外，不仅为冯总司令添一番筹划，且恐为贵道尹加一番焦劳”！
经阿拉善旗执政者，据理力争，宁夏道尹亦感为难，他们既不能对军粮怠慢，又不敢禁绝民粮。此后，对进入阿拉善旗的民粮，虽未绝对禁阻，但一直是采取时紧时松的严格控制政策。
1927年春夏，“阿拉善旗雨泽愆期，狂风镇日，牧地枯焦，牲畜乏困，饥饿凄惨；加之国民军不断地抓驼派差，蒙民生计困苦，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逃之，镇番（今民勤县）、中卫县难民入旗牧地，任意杀富窃衣，妇孺多在定远营呼嚎，饿死者日有所闻”。蒙荒既重，汉丐又多，阿拉善旗执政者出于人道主义，“从四月起进行插花账济，每日散粥黄米四五石，散钱日需一千五六百串文”。当时的阿拉善旗并无大宗税，每日向难民散钱、放饭总不是长久之计；再加来旗的粮车被阻，斗价飞涨，1斗黄米或白米价洋4元，民生已处于非常的困境中。旗执政者只好再向宁夏道尹和宋哲元乞怜，请其“俯念蒙地灾民甚广，破格尝准垂怜，赐发救济账物，出斯民于水火之中，救枯鱼于涸辄之内，蒙民有生之日，则皆戴德之矣”！但当时的国民军，经济上仍处在十分困难的境界里，自顾不暇，那能奢财济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