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那音太
阿拉善与额济纳两旗，位于祖国西北一角，面积广阔，自古以来，其地即是祖国北方广大领域内东西交通的必经坦途。那个历史悠久，在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名著古今中外的居延一地和居延道路，即在这额济纳旗区地。阿拉善、额济纳两旗地的历史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代。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它们同属于各朝疆域，为北方一些民族的兴盛繁衍之地，亦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清代以后，阿拉善、额济纳蒙古即元之四卫拉特，之和硕特、土尔扈特二部分别游牧于阿拉善、额济纳两地，清王朝拟蒙古四十九旗之例，编旗置佐，划地使牧之，即谓“阿拉善和硕特旗”和“额济纳土尔扈特旗”。
阿拉善与额济纳建旗后，为“阿拉善和硕特”、“额济纳土尔扈特”二特别旗，两旗既不属外蒙四盟，亦不归内蒙六盟所辖，而直属清廷驻扎宁夏之理藩院理事司员及陕甘总督理；民国时期，又直属中央行政院蒙藏委员会（相当于今之直辖市，理两旗政治组织，阿拉善旗最高机关为札萨克（王公），下设政务处、典仪处和理事官厅。政务处管理全旗政治事项，除札萨克亲王外，有护印协理台吉（掌印官）一员，记名协理台吉一员，正副管旗章京二员，正副梅林章京二员，正副参领四员，佐领八员，业在政务处内设骁骑校八员，管理军事；典仪处专司全旗祭典事项，有三品、四品、五品排坛达各一员，三品、四品、五品典仪员各一名，管理一切典礼用品；理事官厅管理全旗一切诉讼，设总管达拉古10至11人不等。地方基层组织为“巴格”，相当于内地之保。全旗共分36个巴格，巴格之下为“什长”，相当于甲长。额济纳旗政治组织更为简单，有札萨克旗政府，内仅设旗务会议，下设正副台吉各1人，总管全旗内政；正副梅林各1人，协管内政；另外尚有少数办事人员。其下层组织，因人口稀少，全境仅分置24“什长”而已。阿拉善、额济纳两旗的这种政治组织，以因时制宜而存，与清制基本相同。王公之主权甚大，旗民对王公台吉尊若神圣，直至民国时期仍未脱离其游牧封建社会形式，此亦为两旗政治组织之特点。
阿拉善和硕特蒙古与额济纳土尔扈特蒙古同属蒙古卫拉特系。建旗之后，两旗王公世袭之政治组织形式也为相同，两地又是邻近接壤，同亲地连，二者自是不可分割。同时，两旗政府之间和两地人民之间密切的来往关系，必然会产生两旗之间的交通道路。两地建旗之后，首先是札萨克王公之间的政治来往，如额济纳旗王公上京进贡和到宁夏、包头、归绥等地进行事务活动，阿拉善即是他们的必经之地。在历史上额济纳与内蒙古中部一些蒙部也有一定联系。如内蒙古中部的一些贫苦流民，在兵荒马乱之时即经阿拉善地区西入额济纳求生。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额济纳由罗卜藏达尔札之子旺扎勒车凌袭位，是年小王年仅14岁。此时阿拉善旗由第三代王爷罗卜藏多尔济当政，因额济纳王旺扎勒车凌年幼，上定阿拉善旗协管额济纳旗。这种协为管理的局面一直持续了28年之久。在这一时期里，理藩院及陕甘总督的一切公文、书信，全由阿拉善旗传递额济纳旗，许多行政、民事事务也由阿拉善旗札萨克决策管理。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额济纳札萨克自行执政。民国初年，设宁夏护军使兼辖额济纳，后改宁夏省，额济纳旗又直隶省府，因阿拉善旗地在宁夏和额济纳旗之间，许多行政事务还得经由阿拉善办理。另外，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在清朝政府的平西准噶尔战争中，作为军事后方重地，两旗不但是清军运输粮草器械重要路线上的重要区段，还援物和直接出兵参加战斗。民国时期，外蒙古独立，阿拉善、额济纳两旗地则成为西北国防前线。其次，在经济方面，两旗之间也必有着许多联系。额济纳旗民众主要沿额济纳河流域游牧生存，他们的经济活动，贸易往来主要在沿额济纳河上游的天苍、鼎新、金塔一线进行，但东向阿拉善旗也是其不可离却的另一方向。阿拉善商业很发达，各种汉族商号普及全境，一些商号亦及额济纳旗，其与两旗蒙古人历来有着互惠亲谊的贸易关系，所以额济纳旗人民所需的部分日用杂货也得之阿拉善商号。在阿拉善、额济纳两旗的贸易联系中，绥新路是其联系产生和发展的重要纽带。包、绥至新疆哈密、迪化之间的贸易运输途经阿拉善、额济纳两旗之地，其物资众多，对阿拉善、额济纳两地影响颇大，阿拉善、额济纳两地的许多商人都要在绥新路的相宜区段上来来往往。另外，阿拉善西北部和额济纳东南一带的牧民间的畜牧业关系也非常密切，他们共同牧畜，相互来往，友谊深厚。阿拉善与额济纳之间的文化交流关系也是至密和为时久长的。内蒙古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是自东而西逐渐降低的。额济纳是内蒙古最西一旗，只有东邻之阿拉善旗一母双子，同语同文。阿拉善文化较比额济纳较发达，蒙古之语言、文字、文化教育各项成果必先近从阿拉善传入额济纳，由此阿拉善对额济纳文化的影响自会是很大的。有许多中外学者，往复考察于阿拉善、额济纳之间，如俄国旅行家科兹洛夫，瑞典考古家斯文赫定，中国之范长江、马鹤天等，他们在这一带发现古迹，进行科学考察，著有许多关于阿拉善、额济纳两旗社会和自然方面的书籍，这对后来之开发两旗地带，发展两旗文化奠定了先行基础；当然，与此同时，我们还不能忽视如科兹洛夫之流的一些外国侵略者对这一带历史文化的盗窃破坏所造成巨大损失的另一方面。
通过上述阿拉善、额济纳两旗之间的军政联系、贸易联系、民事联系、文化联系的简介，我们是不难得知两旗之密切联系的枢纽所在，显然，这是以两地之间的交通道路的形成与发展为纽带的。在清、民时期，两旗民族的来往是在驼背上进行的，仍以骆驼为长途交通运输工具。
阿拉善、额济纳两旗之间的交通道路是很多的，我们这儿首先应该叙述的是阿拉善、额济纳两旗首府之间的道路，即由阿拉善旗首府定远营西北至额济纳旗首府达来库布之间的道路。定远营系清朝、民国两个期阿拉善旗之首邑，政治文化之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更名为巴彦浩特，今系阿拉善左旗和阿拉善盟首府所在地。额济纳旗首府先是在威远营，后在达来库布。威远营即原额济纳贝勒所在地，一曰威远城，《大清一统舆图》写作“卫源”，蒙名“巴里巴拿”，位于弱水西岸，索果淖尔南10公里，其地简陋无城，居民甚少，仅有房屋10余所；蒙古包数十座，其贝勒府亦不过瓦屋数间而已，周围无街市商号，空气亦显干燥，乏林木水泽为之调剂。额济纳旗府，因自然条件的变化和理政需要，多次迁移，最后定居于达来库布。本文所述定达路，亦即以前的定威路。
定达路蜿蜒于阿拉善、额济纳两旗首邑之间，主路全长637.5公里，共计23站。定达线主路以阿拉善旗定远营为始，西北行22.5公里至嘎吉尔乌珠尔，这里有淡水井；西北20公里至当铺，附近有淡水井，水源丰富；西北行30公里至查干苏布鲁格（白塔寺），有淡水井两口，可供150人饮用；西北行30公里至阿尔扎干（巴彦乌拉山冈），有淡水井一口；西北行32.5公里至苏民高勒，有淡水井一口，可供60人饮用；北行20公里至德盛隆（都尔勒吉），有淡水井，可供70人饮用；西北行35公里至沙尔布尔德（今巴彦诺日公苏木所在地），水源丰富；西北行32.5公里至阿门乌苏，有井两口，水咸，可供100人饮用；西北行40公里至巴音毛道（今乌力吉苏木所在地），水源丰富；西北30公里途经沙日札庙，抵温都尔毛道，水源丰富；西北30公里出今之阿拉善左旗入阿拉善右旗，到达苏海尚德，有淡水井两口，可供100人饮用；西北行20公里至哈尔扎干（在恩格尔乌苏附近，恩格尔乌苏有水井）；西北行27.5公里途经陶来尚德，抵沙拉呼勒斯，有淡水井，可供100人饮用；西北行30公里至马拉益哈达，有井，水微咸，可供30人饮用；西行15公里至傲日勒根，有井，水微苦；西行35公里经乌兰巴兴，出阿拉善右旗入额济纳旗，达阿尔善敖包，有淡水井，可供50人饮用；西行30公里至伊和扎干敖包，水源丰富；西北行35公里至敖尔勒根，有淡水井一口，可供200人饮用；西北行22.5公里至达赖呼都格，有淡水井，可供30人饮用；西北行35公里经固力日查干，到达保尔川吉，有淡水井数口，可供100人饮用；西北行30公里至桃来乌苏，有淡水井一口，可供300人饮用；北行35公里经黑城遗址，渡额济纳东河，即抵达来库布终点。
定达主路之阿拉善西北一段和额济纳境内一段，也为绥新驼运中路南线一段。定达主路全程地形平坦，站口小，沿途条件较好。定达路除中间之主路外，还有南北两条路线。南路从定远营北部主路第一站的吨吉尔乌珠尔分出，西北行20公里至锡林高勒（紫泥湖）；西行50公里至浩坦淖尔（和屯池盐池）；西北行65公里至达里克庙；西北行35公里至查干典吉格；西北行75公里至滚呼都格；西北行45公里至库列图庙；西北行45公里至芒罕超浩；西北行40公里至乌兰色日；西行20公里至特日木廷；微西北行20公里至包日陶勒盖；西北行35公里至乌套海庙；北行30公里至宝格希日格音呼都格，西北行40公里至哈日敖包；西北行35公里至沙日呼勒；北行20公里进入定达主路的桃来乌苏站，最后35公里抵达来库布。南线与主线的站程差不多，但南线途经著名的巴丹吉林大沙漠，重载骆驼不易通过，只宜轻骑前行。北线从定达主线的温都尔毛道分出，西北行25公里至乌兰敖包；西北行60公里至查干特格；西北行40公里至哈尔苏海；西北行25公里至德力斯呼都格；西北行40公里至雅干；微西北行35公里至浩来音棍；西行30公里至呼和套尔盖；微西南行60公里至巴彦陶来；又微西南行30公里即抵达来库布终点。该线为定达主线途中北向之分支，逾经一望无际的大戈壁和光秃丘陵，站口大，水源少，客旅行走颇少。该线的额济纳旗境内一段，在清朝时期，为额济纳王公上京进贡之路的始段，民国时期，绥新驼运中路北线和绥新汽车路亦是顺此路迹而去的。
定达驼路，清朝、民国时期最为盛行，它沟通阿拉善、额济纳两旗的政治、经济、军事，商业贸易等各个方面，促进了两旗人民之间的文化与经济交流，有着不朽的历史性的贡献。自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后，汽车运输逐渐代替了两旗间的驼运，今天在原定达驼路的基础上形成的巴彦浩特镇至达来库布镇之间的草原公路完全代替了定达驼路，定达路亦要在新的历史时期里，为阿拉善、额济纳两旗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运输事业的迅速发展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