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在前言中提到的那样，中文里最早描述忽鲁谟斯的是《岛夷志略》（1349年）一书。其作者汪大渊（约生于公元1311年）曾两次泛海。他是否真的如他所说的实地考察过99个地方，目前尚存争议。但总体来说，他的观察比其他许多文献上谈到的情况更加“真实”。
除忽鲁谟斯外，汪大渊书中还提到了印度洋西部包括波斯湾和红海地区的数个国家和港口。但除了诸如麦加（Mecca）和摩苏尔（Mosul/al-Mawsil）的少数几个地方外，其他地方的辨认都尚存争议。最近的研究表明，书中的许多地名被证明是非洲东部和北部的某些地方。如汪著中把“忽鲁谟斯”称为“甘埋里”（Ganmaili），就引起许多混淆，而柔克义又把该中文地名误为科摩罗群岛。我们还将在后面讨论这个问题，在此提供有关“甘埋里”的由柔克义结合苏继庼校注的一章英译文：
其国迩南冯之地，与佛朗（Folang/Franks）相近。乘风张帆二月可至小咀喃（Quilon）。其地船名为马船，大于商舶。不使钉灰，用椰索板成片。每舶二三层，用板横栈，渗漏不胜，梢人日夜轮戽水不使竭。下以乳香压重，上载马数百匹，头小尾轻，鹿身吊肚，四蹄削铁，高七尺许，日夜可行千里。
所有木香、琥珀之类，均自佛朗国（Franks）来，商贩于西洋互易。去货丁香、豆蔻、青缎、麝香、红色烧珠、苏杭色缎、苏木、青白花器、瓷瓶、铁条，以胡椒载而返。椒之所以贵者，皆因此船运去尤多，较商舶之取，十不及其一焉。
上述文字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提到“甘埋里”的地理位置，第二部分谈到当地造船的情形，第三部分则关注交易的货品。汪著在谈及其他国家的段落时也有类似划分，但通常是在第二部分谈当地民俗，而非造船或其他的“技术”问题。
下面我们将就上述记述一一进行历史文献学的探讨：
（1）首句中的“南冯”一名在其他资料中不曾见到，要确认它实非易事。苏继庼认为，南冯可能是Namakdan之省音，属于附近的一个岛屿。此说颇为牵强，但我们也提不出更好的解释。（2）关于前往印度西南海岸小咀喃的航程，苏继庼认为应为“一月”，而非“二月”，其他文献也持这种观点。（3）小咀喃在汪著中还提及一处，其中也提到了“马船”。（4）马可·波罗也见过这种船，他说：“其船舶极劣，常见沉没，盖国无铁钉，用线缝系船舶所致。取印度胡桃（椰子）树皮捣之成线，如同马鬃，即以此线缝船，海水浸之不烂，然不能御风暴。船上有一桅、一帆、一舵，无甲板。装货时，则以皮革覆之，复以贩售印度之马置于其上。”汪大渊和马可·波罗的描述大体相似，在某些细节上还相互补充印证，其中一例就是造船时使用椰索。但也有不同之处，如马可·波罗注意到印度洋上航行的商船无甲板，而汪著则臆测有二三层甲板。（5）我们已强调了向印度贩运马匹的重要性。但还可补充两点，一是该细节不赞同柔克义有关“甘埋里”即科摩罗群岛的观点；船上可“载马数百匹”似不可能。（6）乳香产自哈德拉毛（Hadramaut）沿岸。令人奇怪的是，这种货品需要堆放在下层库房中，因为它是贵重货物，需要保持干燥。当然应该承认，我们对乳香从产地到印度及其他地点的运输方式或出口数量一无所知。有大量证据表明，古代从西亚运抵远东的大量乳香是作为输往中国的贡品，但到了蒙元时期的情况是否仍然如此，则很难说矣。（7）琥珀可能来自欧洲北部，系经由法兰克（即罗马或更广泛地说地中海东部）贩来的。真正的木香是喜马拉雅山上的一种香草，其根可用作万能药。类似的植物可能自阿拉伯半岛和索马里沿岸贩运到诸如忽鲁谟斯等地，但木香等商品如何从法兰克出口被贩运到忽鲁谟斯港，我们却一无所知。可能在远古时，中国人就认识这两种商品了。特别是琥珀，在很多文学作品中颇受青睐和赞誉。（8）汪著中提到的其他物品产自忽鲁谟斯的东部。丁香产自马鲁古群岛（Moluccas），豆蔻产自班达群岛（Banda Islands），麝香是从中国西藏边界及其他中亚地区运往中国、缅甸和西亚的港口，苏木是东南亚某些港口的出口货品。造成该清单难以理解的表述是“去货”（意为被贩运到那里的货物）和“以胡椒载而返”。我们不晓得所有这些货物运往何方，它们应当来自东方，但句子的结构如此，人们以为最初的几种货物从丁香到铁条都是从忽鲁谟斯贩运到印度的，而从那里再将胡椒带回忽鲁谟斯。这种结论毫无意义。一种解释是把该词完全同中国商人的活动联系起来，即从中国经由印度抵达近东及其反向的旅行。他们可能先将丁香和其他货物从印度贩到忽鲁谟斯，“贩于西洋”一句的译文即据此，然后再返回印度，在返国途中把胡椒输往中国。另一解释与此不同，即丁香、豆蔻等物从忽鲁谟斯被再次出口到了阿拉伯海岸的一些地方，即输往了出售印度胡椒的港口，但此说非常离奇。（9）对最后一句话的解释同样困难。其意似说胡椒的需求量极大，而中国船舶运量远不如其竞争者。但此说可能也不正确。所以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推测，即书中的这个地方有误。汪大渊曾到过亚洲的主要港口，他肯定知晓忽鲁谟斯与印度之间的贸易关系，因此他的原文可能是正确的，但出版者在校勘时弄错了。
至此，我们回到“甘埋里”这一中文地名的研究上来。我们很难理解柔克义为何将“甘埋里”当成科摩罗群岛。汪著中的细节已提醒柔克义应将“甘埋里”看作是中东的某地，甚至“甘埋里”同科摩罗名称之间的相似之处也值得怀疑，柔克义可能将盖迈尔岛（Jazirat al-qamar意为月亮岛）和古马勒岛（Jazirat al-qumr）的阿拉伯文名与科摩罗和“甘埋里”联系起来。中文里的“古马勒”出自昆仑一名，与“昆仑层期”一名相关，它与在马达加斯加俘获的簪姬奴（昆仑奴，Zanj）有关，因此“古马勒”应指马达加斯加，而非科摩罗群岛。还需补充的是，中世纪时的科摩罗群岛是个蛮荒之地，同邻近地方鲜有贸易联系。
但是我们应该如何来解释“甘埋里”一名呢？特别是在后来的中文资料中，通常把波斯语中的Hurmoz一词转写成“忽鲁谟斯”（及其他形式）。甚至在元或元以前编撰的其他著作（元前著作将在后面解释）中，我们发现与“忽鲁谟斯”一名明显类似的许多转写形式。比如在陈大震的《大德南海志》（1304年成书，收入《永乐大典》）中使用了“阔里抹思”，明代成书的《元史》中则有“忽里模子”一名，第三个字有时也写成“谟”。
要是换个角度来处理问题的话，我们必须记住一点，即当汪大渊造访忽鲁谟斯国或闻知该地地名时，其都城已迁往加隆岛了。从此以后，“加隆”一名有时便以伊朗大陆的忽鲁谟斯领土jarunat的形式出现。与此同时，“忽鲁谟斯”一名也得以保留，不仅指其旧都忽鲁谟斯，而且指伊朗大陆的一个地方，甚至就指整个忽鲁谟斯王国本身。然而其他名称也可能出现过。在《伊本·白图泰游记》中就有一例：“忽鲁谟斯乃一滨海城市，亦称莫格斯坦（Mughistan）”，属于克尔曼国靠海的一个地区，“对面海中即新忽鲁谟斯。”简言之，自13世纪初以降，新旧忽鲁谟斯出现过数名，有些名称在一定程度上被交替使用。但从读音上看，没有一个名称接近中文里的“甘埋里”。
苏继庼认为，要克服发音问题，我们须对马可·波罗将“忽鲁谟斯”异读如Charmusa（Curmos、Cormos等）引起足够的重视。他认为两种情况下的首音相通，马可·波罗拼作ch（cha）或c，而汪大渊写作g（ga），于是他认为可用“甘里埋”取代“甘埋里”，这种倒置的形式更接近“忽鲁谟斯”的读音。
虽然该建议得到广泛认可，但并非最终结论。首先马可·波罗的写法可能出自他个人的理解，其次在中文里“忽鲁谟斯”一名的尾音是兹（z）。但也有这样的可能，即可以将“甘里埋”倒置形式与克尔曼地区联系起来。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这个大区域名称将再次专门指称忽鲁谟斯“固有的”涵义。另一种可能是，将不倒置的“甘埋里”（Ganmaili）等同于Gumru，即后来开埠的阿巴斯港（见前述）。Gumru可能是对gumruk的误读，成为了指称“海关”的专用术语。该词在发音上与“甘埋里”Ganmaili（广东话发作Gammailik）很相近，但这也仅指位于大陆的港口及其同克尔曼和设拉子的陆路联系，而不是指彼岸的外国船只停泊的地方。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否定这种可能性，即汪大渊或为他提供信息的人用Gamru一名指整个忽鲁谟斯王国。
在下最后的结论之前，我们要作出几点评注。其一，从发音角度将Jarun变成Ganmaili实际上是完全不可能的。其二，赵汝适在其名著《诸蕃志》中提到一个叫“甘眉”的地方，该地名出现在一份隶属于大食（阿拉伯人或波斯人）的国家名录中，其中也提到了“基什”。如前所述，“基什”是当时波斯湾的一个重要港口，所以《诸蕃志》的另一处也曾提到它。夏德和柔克义对“基什”的鉴别没有任何问题，至于“甘眉”，他们二人认为该地与科摩罗群岛有关。也有这种可能性，即当柔克义后来翻译汪著时，将“甘埋里”扩展成了“甘眉”（Ganmei），因此也就把它当成科摩罗群岛的名称。苏继庼在这方面更加务实，他既同意沈曾植早先的观点，也承认“甘眉”和“甘埋里”之间的关联，并认为前者是后者（或“甘里埋”）的倒置形式，都指“忽鲁谟斯”。其三，汪大渊在《古里佛》章中说：“其珊瑚、珍珠、乳香诸等货，皆由甘理、佛朗来也。”如前所述，珍珠取自波斯湾，珊瑚来自地中海，乳香产自阿拉伯半岛。因此“甘理”可能是“甘埋里”、“忽鲁谟斯”或Gamru的另一个形式，特别是当人们考虑到li和mai两字的相似性时。但苏继庼认为“甘理”当指“忽鲁谟斯”的属地哲朗岛（Qalhāt），它在茅坤的航海图（它指示了郑和的行海路线，下文将谈及）上又称为“加剌哈”（可能就是《诸蕃志》里的阿拉伯属地之一的“伽力吉”）。支持苏继庼看法的主要依据可能是，汪大渊在两个地方谈到“甘埋里”和“甘理”，主观上是想把二者区分开来。总之，苏氏可能有误，不能完全把两地区别开来。其四，《宋史》中记载有一份纳贡国家名录，其中就有“甘眉流”（开头两字与“甘眉”同）。名录上的国家都从事于海上贸易，但“大食”不在其中，而是列入了其他国家行列，这表明“甘眉流”与大食无涉。因此，“甘眉流”当是另一个国家，而非“忽鲁谟斯”。
上述的许多地名都难以正确解释“甘埋里”究竟何在。从发音上看，它同古地名“甘眉”、“甘理”、Gamru和“克尔曼”都有关联。甚至倒置说（即以“甘里埋”代替“甘埋里”）也似是而非，除非是汪大渊没有注意到或故意忽略“忽鲁谟斯”一名的尾音“斯”。因此我们最后只能说：第一，“新忽鲁谟斯”在14世纪初是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汪大渊报告中描述的许多因素提到的这个地方不容怀疑。事实上当时的“忽鲁谟斯”太有名了，以至于汪大渊不得不提到它的名字。第二，由于“忽鲁谟斯”是中东的一个重要港埠，于是人们想知道汪大渊为何不给“忽鲁谟斯”选择一个与传统形式相似的“忽鲁莫斯”（“莫”可读作“姆”）呢？伯希和对此作出了解释：大概元时的中国认为“忽鲁谟斯”隶属于伊儿汗王朝，故汪大渊作如此称谓，他有充分的理由用另外一个称谓代替“忽鲁莫斯”，这样就为解释留下足够的余地。
如前所述，元代的文献以及更早的著作中提到的几个地名，可以比“甘埋里”更易于同“忽鲁谟斯”联系在一起。我们在此有必要简要地考察一下这些文献。最古的地名可能是出自唐时《大唐西域记》的“鹤秣城”，贝尔氏（Beal）拼作Humoon。
（Hulumo，末字也可读成mei）。伯希和从成书于12世纪的著作《文昌杂录》中发现了这个地名。根据该书“忽露摩”多少靠近“层檀”。部分学者把《宋史》及其他文献中描述的“层檀”认为是“桑给巴尔”（Zanguebar），而有些人则把它与塞尔柱突厥（Saljuk Turks）相提并论。由于塞尔柱突厥与“忽鲁谟斯”相邻，“忽露摩”指的可能就是此地。第三条文献较为清楚，它出现在题赠给杨枢的一份铭文（收黄溍编纂的一本书中）中。杨枢出身于一户专门从事海外贸易的大富人家，他曾两度到过波斯旅行，并于1307年在忽鲁谟斯登陆。“忽鲁谟斯”现写作“霍尔木兹”（“木”可读成“莫”）。他在那里购买马匹、“黑犬”、琥珀、葡萄酒和“外国盐”（硝石）。后因他素孚众望，获授“松江嘉定等处水师指挥使”职。其他提及“忽鲁谟斯”的文献见《元史》和《大德南海记》（见前述）。《元史》中出现的另一个地名也可能是“忽鲁谟斯”，该地名叫“哈儿马某”。有学者主张将“某”改为“其”，这样就变成了“忽鲁谟斯”的异译“哈儿马其”，但伯希和反对这么做。此外，在泉州的一通碑文里提到有一位使臣于1299年时被派往忽鲁谟斯，还记有一位名叫“不阿里”（也有不同写法）的人于1299年死在中国的消息。据刘迎胜教授的考证，不阿里的祖先来自哲朗（Qalahat）的地方，但其生平细节显然与印度南部的马八儿国（Maba’ar）和班德亚斯国（Pandyas）无关。
最后一则记述到“忽鲁谟斯”的简短文献出现在《异域志》中，该书的成书时间和出处不详。可能出自元朝的一位官员周致中之手，他很有可能也像汪大渊那样访问过许多海外国家。周氏的文本被后人篡改了，《异域志》中称“忽鲁谟斯”为“虎六母思”：
虎六母思，其国在西南海中，回纥之国。其地至热，出番布、珍宝，与西洋国颇同。
周致中的书中充满了许多离奇的故事，并对《异域图志》（可能是明初作品）及后来的一些百科全书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不知何故，这些文献中都没有对“虎六母思”的记述进行统一。因此，我们将转到另一个命题，即明代中国与忽鲁谟斯的外交关系上来。在下章中对明初文献中记载的双方外交使团的事迹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