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升昌票号由颜料庄改组而来
日升昌票号是由平遥西裕成颜料庄改组的专业汇兑金融组织。
西裕成颜料庄原是山西平遥县城西街的一个普通商号，大约成立于嘉庆初年（1796年），到嘉庆末年（1820年）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此时西裕成财东李大全，已不仅仅是平遥县的大财主，而且在北京、汉口等地的商界有了一定的名望。曾在西裕成颜料庄汉口、北京分号担任过大掌柜（总经理）的雷履泰已经调回到平遥总号升任总号大掌柜。自明末清初以来，特别是到清中期，由于商业发达，异地资金调度频繁，社会需要谋求一个快捷方便而且安全的资金调度办法，为此山西商人们常常委托亲朋好友和“相与”（晋商称诚信守实的经常往来的同行或客户为“相与”），通过协商进行异地款项的“客兑”（拨兑），以尽量避免通过镖局武装押运现银的麻烦，以降低成本，节省时间，避免途中意外。随之出现了具有多家分支机构的知名且信用卓著的殷实商号兼办异地款项汇兑的事情。西裕成颜料庄当时就是兼营汇兑的普通颜料商号，而且很受商界欢迎。
道光三年（1823年），西裕成总号大掌柜雷履泰，向财东李大全提出一项建议，将西裕成颜料庄改为专营异地款项汇兑的商号，以适应社会需求。这一提议得到了二掌柜毛鸿翙、三掌柜程大培的全力支持，东家李大全更是高兴，“东伙情投意合”，于是共同决定改组颜料庄为汇兑庄，取名“日升昌”，意在生意兴隆，如日初升。不过开始时，有的驻外分号也还没有一下子放弃颜料生意，比如汉口分号兼营颜料的时间就比较长。
二、日升昌的组织制度
日升昌创立时，仍然实行晋商传统的股份制。相传由财东李大全出“银股”（货币资本股）30万两白银，1万两为1股，计资本股30股；大掌柜、二掌柜和分号经理等高层管理人员顶“身股”（人力资本股），由1股到0.25股不等，银股与身股一律记入“万金账”（股本账），身股与银股到“大账”（会计年度）分红时同股同酬。
道光六年（1826年），李大全病故。日升昌由李大全年仅16岁的长子李箴视执东。这年雷大掌柜和毛二掌柜有些隔阂，日升昌隔壁的蔚泰厚绸布庄东家介休北贾村侯培余趁机用重金聘请毛鸿翙筹划蔚泰厚绸布庄改组票号，委以全权。毛鸿翙担任蔚泰厚大掌柜后，锐意改革，誓与日升昌决一雌雄，在侯东家的支持下，先后将侯家的蔚泰厚绸布庄、蔚丰厚钱庄、蔚盛长绸缎庄、天成亨细布庄、新泰厚绸缎庄等五家商号改组为五个票号，称为“蔚”字五联号。
从道光九年（1829年）起，日升昌开始把大账期（会计年度）由6年改为4年。财东李箴视将资本银增加到36万两，与其二弟李箴听、三弟李箴言3人每人12股，共银股36股。号内高层管理人员仍然享受人力股。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雷履泰病故，由程大培之子程清泮接任大掌柜。光绪六年（1880年），大掌柜程清泮以“余庆堂”名义，在日升昌内加入附股，计银10万两，合附股10股。
三、日升昌两权分离体制的破坏
光绪十八年（1892年），日升昌财东李五典开始执领号东，他大胆选拔人才，果断决策，聘请自幼入号、票业经验丰富的张兴帮当任大掌柜，日升昌步人鼎盛时期。财东李家每年在票号、钱庄、商号的收入白银百万多两。随着李五典兄弟的成长，财东直接插手号事，到宣统初年，东伙矛盾日趋严重。宣统二年（1910年），日升昌财东另聘郭树柄等分别任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财东李五典直接参与管理，并调整银股结构和身股结构，财东李五典与4位掌柜各享身股1股。从此财东不问号事，全权委托大掌柜经营的制度遭到破坏，甚至东家常常在号内随便提取银两也无人过问。日升昌的危机日益加深。
四、日升昌的衰败
民国三年（1914年）九月初一，日升昌北京分庄掌柜侯垣，因为对祁县合盛元票号担保而受累，在检察厅追逼下，携伙友及账簿逃回平遥总号。第二天北京分号不能开门营业，被债权人告到法庭。不久，北京分号及平遥总号以至李财东在平遥西达蒲村老家的财产，均被查封。财东李五典、李五峰被县衙扣押，各地分号关门停业。
在日升昌的危难之中，离号退休的一位总号掌柜梁怀文挺身而出，周旋于各债权人、商会以及北京检察厅、司法部等部门，才使日升昌暂免关门破产。到1922年，对债权人的债权二折顶债，以债入股，勉强重新复业，号名改为“日升昌记”，原财东李家只顶照牌银1 000两，股东改归债权顶股人。如此苟延残喘持续至1932年歇业。后来日升昌的部分旧日伙友集股成立了“日升昌钱庄平遥总庄”，经营至1948年平遥解放。
评析
日升昌作为中国第一家票号，在中国金融史上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其对晋商的进一步发展并达到事业的顶峰，以及这一时期中国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日升昌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可以发现日升昌起于经营思想和商业实践的创新，而衰于思想的僵化和管理制度的落后，这对于现代社会中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仍有借鉴意义。
（案例撰稿人陶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