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商人在创业之初，大都经过一段艰苦奋斗的过程，因此铭记先辈们的创业艰辛是晋商的传统，同时也以此激励后辈人继续奋斗。著名的大盛魁创办人太谷王相卿、祁县张杰、史大学，起初只是肩挑货物随军负贩的扁担小商。王相卿长得身高力大，极能吃苦。他与张、史二人在异乡结为异姓兄弟，设想着像桃园三义那样，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依靠三个人的力量共同闯一条生存之路。谁知三人合伙之初，事不尽如人意，处境十分艰难，张、史二人只好先回祁县租种土地维生。王相卿则坚守在杀虎口一带继续他的挑担生意。后来情况稍有好转，王相卿招了个学徒，又亲自把张杰、史大学邀来，共同主持业务，成立了“吉盛堂”，算有了商号的雏形，其后成立了“大盛魁”。王相卿、张杰、史大学做挑担小贩，是在1695年（康熙三十四年）费扬古被授为绥远大将军，驻扎在杀虎口（山西右玉县）时的事，从这时开始创业，到雍正初年始具规模，历时已20余年，足见其创业时的艰难。据说，大盛魁初创后也是屡遭挫折，有一年除夕，大盛魁因还不起赊欠的面款，连准备做过年饺子的白面也被人收走，结果三个人除夕夜和年初一只能喝稀饭充饥。从此，三个人奋发努力，10年间没有探家，并把大年初一喝稀粥定为规矩，年年如此，代代相传，以示不忘当年困境中的耻辱。大盛魁在财神座前也供奉一碗稀粥、一条扁担、两个货箱，还有曾经用作秤砣的一块石头，以现当年靠肩挑货贩创业的艰难，告诫后人永远保持艰苦奋斗、和衷凝聚的传统精神。
大盛魁的组织形式始终是“人力合伙”，在其经营发展的二百多年间，一直没有吸收过财股，所以以人力合伙取代财股，这是大盛魁不同于其他商号的一大特点。到嘉庆十年（1805年）大盛魁为纪念王相卿、张杰、史大学这三位创始人的功绩，特在“万金账”内为他们各记入股金100 两。到道光年间，随着大盛魁的发展，又把这三位创始人的股金分别提为2 000 两，记入“万金账”，除此外别无财股记入。每年的盈余，除按身股分红外，其余都记入公积金内。
大盛魁的历任经理并没有世袭现象，这在山西商人中也比较普遍，不过其他商号有“东家”一说，经理受东家聘任。大盛魁则是在号内选拔贤能者继任经理。号内上下人等以创业的王、张、史三人义结金兰为榜样，齐心协力团结奋进，把繁杂的各路业务活动管理得井井有条。虽然大盛魁经营活动的区域分布很广，从归化到库伦、恰克图，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都在千里、数千里外，还有分布在内地京、津、沪、杭、晋、冀、鲁、豫、湖、广等地的分支机构、小号及坐庄人员，相距更有万里之遥；它的从业人员，包括放牧骆驼、马匹、羊群的牧工在内，约有六七千人之众，但在二百多年间，大盛魁内部始终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即使在千里万里之外，在各路掌柜的率领下，员工们始终忠勤、敬业、吃苦耐劳、忠诚不二。
大盛魁的历任经理都具有十分杰出的才干。秦钺是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大盛魁的经理，是山西右玉县杀虎口人。他在任职期间，不囿陈规，对大盛魁的组织、制度、经营、管理各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改革，建立了严密的人事组织和财务账目管理制度，极大地扩展了大盛魁的业务活动范围，并与清政府及蒙古王公建立密切联系。此外秦钺还为他本人及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北京分庄的几个掌柜都捐了顶戴，使大盛魁由一般商号开始走上了垄断大商业的道路。大盛魁的东伙曾一致主张给秦钺顶一个永远身股（“永远身股”指本人死后可以由其后人继续享受按身股分红的权利，大盛魁只有创始人王相卿享受过半个永远身股的待遇）。但秦钺不以功高自居、坚辞不允，不肯破坏大盛魁的规矩。
王廷相是山西代县人，道光、咸丰年间他被选任经理。他入号初期，别人做了错事怕受责罚便推到他身上，他也不加否认。掌柜们明知这件事是别人做错的，但问到他时，他仍承担下来。掌柜们看到他是个任劳任怨的人，就派他到召河骆驼场去锻炼坐场经验。有一年，乌里雅苏台坐庄的掌柜，来信催促大量进货。总号将货备齐后，组织骆驼房子安排运输时，才发现驼鞍、驼屉都需要整修。别的驼场都没有来得及做这一准备工作，唯有王廷相的驼场，储备下来大量业已整修好的驼鞍和驼屉，不仅够本场驼队配用，余下的还够其他驼队配用，保障了及时运货，取得了厚利。结账时王廷相被推为首功，掌柜们对他更为器重，便委派他担负组织进货和储备货物的重任。凡经他组织的货物，不仅易销，而且利厚，购销渠道通畅，买卖十分兴旺。有一段时期，他取得经理支持后，大量购存白蓝素色绸缎。号内许多人视为冷货，怕积压难销。但王经理力排众议，拨款购货。不久皇帝驾崩，这批货及时推出，取得厚利，足见其在商场竞争中的远见卓识。王廷相担任经理30余年间，大力拓展大盛魁商业实力，从经营品种到商品质量，从进货渠道到销货区域，大盛魁在蒙古地区稳固地居于垄断地位，其他旅蒙商人都不能与之抗衡。
以后的几位经理对大盛魁的发展也都作出了许多贡献。大盛魁有一副残缺的门联是：
集廿二省之奇货裕国通商
步千万里之云程与蒙易货
从中还能看到当年大盛魁吞吐百货、垄断市场的雄心与气魄。
大盛魁的最后一任经理是段履庄，也是山西祁县人。在他经理任内，蒙古土默特旗骑兵连长玉禄在百灵庙一带作乱，绥远将军张绍曾调集大军围攻，数月未能奏效，只得改为招抚。袁世凯派员到绥远，力主由玉禄的家长协同地方绅商劝导玉禄归降。段履庄利用大盛魁在绥远的巨大影响，积极参与说服，并以他个人生命和大盛魁全部财产作保，保证玉禄全体官兵家属人等安全无事，还偕同武尔功等大员同玉禄商订优抚条件，终使战乱平复。北洋政府为此授予段履庄一等文虎章、二等嘉禾章，并聘为农商部顾问。袁世凯曾以大总统名义，为段氏送一横匾，上书“拱卫绥远”四个大字。段氏后来在山西祁县南社村原籍，修盖一所宅院，黎元洪又以大总统名义赠送牌匾，上嵌“功德盖塞”四个铜字。即使大盛魁在1929年宣布歇业后，孔祥熙、阎锡山、傅作义都曾表示要为大盛魁补充资金，帮助其重新复业。阎锡山还称赞大盛魁是开发大西北的钥匙，称赞段履庄是西北的大实业家，还有意聘请段兼任他准备投资开办的双福公司的经理。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大盛魁再也没能复业。
评析
现代企业管理中，处理好企业高层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关键还在于高管的以身作则。其实两者的关系处理更多体现在企业文化中。企业要想取得长远的发展，就要有企业自身的文化特点。而“人和”就是晋商商业文化的集中体现，它体现了晋商在经营过程中对人的重视，并以此起到告诫、激励后人的目的，这也应该是现代企业管理过程中追求的目标。
（案例撰稿人杜云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