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观是人们对作为整个社会一个组成部分的人生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是关于人生的目的、价值和意义的知识体系，它回答的是人为什么要活着，怎样活着，追求什么样的人生目标，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等问题。严格地说，人生观属于社会历史观的范围，因为社会历史观的研究对象是整个的人类社会，而人生观的研究对象则是作为整个社会一个部分的人生。但是，庄子的人生观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因此，我们没有把这一内容放在上一章谈，而是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章节，单列出来。概括地说，庄子的人生观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逍遥无羁的精神之游
庄子在《逍遥游》里，以寓言的夸张和浪漫向世人展示出一幅精神从容、逍遥游心的画卷。从前，北海有种叫鲲的大鱼，它身躯庞大，足有几千里之长，后来鲲又变化成为一只鸟，叫鹏，这只鹏也有几千里之巨大，它要是振翅而飞，远远望去，那双翅膀像是天边的云彩。每年这只鸟都要从北海向南海浩浩荡荡地飞翔，当它俯瞰苍茫大地时，人世间万物都渺小得如尘埃一般，它根本无心于世间的万物。能目睹它飞翔时迎风破浪的壮阔景象，就是一次心灵的陶冶。庄子由衷地感叹道，像鲲鹏一样振翅高飞才称得上是逍遥游呀！
鲲和鹏都属自然界生物，它无所羁绊的凌空飞翔，寄托了人类追求精神无限飞扬的美好愿望。据《说文》解释，鲲只是一种极小的鱼子，将这种微小的鱼子夸张为绝大的神鸟，虽然只是寓言的意义，但是庄子意在通过这种比喻，表明人能够突破生理形躯的限制，使精神与自然大道相冥合，实现游心自然的理想人格。实际上，庄子笔端的“神人”、“真人”、“至人”都是经由人格的修养与心灵的净化，由自我精神培育成生命中至真的人格的。
而另外一种叫蜩的小鸟，只会在树枝上飞来飞去，它们根本不懂得鲲鹏振翅高飞的意义，只满足于会从一株树上飞到另外一株树上。庄子实际是以此揶揄了世人中那些心灵浅陋之徒。
庄子深知人在宇宙万物中的渺小和有限，对人所无法摆脱的时间和空间限制深为忧虑。他形容人生的短暂如白驹过隙一样飞逝而去；人在天地之间，又好像石头、小树在大山里一样渺小。这样的人生怎么会有满足可言呢？何况四海在天地中间也只如同蚁穴在大泽里一样呢？同样，中国在四海之内，不也像小米在粮仓中一样不足道吗？人和宇宙万物比起来才真正是沧海一粟呢！
其实，生理形躯仅仅是限制人的精神自由的一个方面，更甚于此的，莫过于来自人心深处的自我束缚。鲲之所以能由鱼子而成长为几千里之长的巨鹏，并不仅仅是突破了身体形躯的限制。庄子的用意是喻示人能不断地从精神上升华自我、完善自我。这个世界上有人一辈子形容枯槁、精神猥琐，遭人唾弃；有的人则能够精神充溢、至刚至大，像尧王舜帝那样，堪为人间楷模。
庄子举出一些人们司空见惯的例子作了说明。比如有的人做一个小官吏，便以为很满足了，认为是实现了人生的价值。还有人因为他的行为能够当作乡人的模样，或者他的道德品性符合做一个谦谦君子而沾沾自喜，并以此标榜其做人的成就。所有这些人都自以为是，他们只是把生活的目标看成是做一个小官吏，成为一个儒雅绅士。他们劳作忙碌中只是为了生活在别人的心目中，生活在世俗的观念中。一句话，他们是为别人而活着，是活给别人看的。因而，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还是一个有精神理想的人。一个人假若放弃了精神的磨练和涵养，只依靠一些徒有其表的外在东西装饰自己，这样的人只会受外物牵累，即便成为权倾一国的国王，又有什么真正的人生意义呢？古往今来，从一介庶民到王公贵胄，很少有人能真正逃脱掉功名利禄的束缚，劳碌一生也不能觉悟。
当时的著名贤士宋荣子，甘于淡泊，不求名利，深受众人仰慕。在整个社会都夸耀他、仿效他时，他不为之所动，不自鸣得意；当整个社会都纷纷诋毁他、蔑视他时，他依旧不为之所动，不神情沮丧。他非常理智，有自己做人的原则，他对内在的自我与纷杂的外物分辨得十分清楚，因而他只注意追求和塑造自我的心灵境界，而不轻易随波逐流和沽名钓誉。
庄子也很钦佩宋荣子的贤明通达，不过他也断然地说宋荣子并没有真正摆脱名利的纠缠。他认为宋荣子只是在区分了荣誉与耻辱的界限之后，才去刻意回避这个问题，其实他内心深处有着极为鲜明的界限，所以他淡泊名利、荣辱不辨，并不是真正的顺乎自然和出于本心。
那么，究竟怎样才算真正做到了顺乎自然即忘名忘利、齐同是非呢？庄子用一个寓言故事来回答了这一问题。
有一个传说中的神人叫列子，他可以凭借风力做到乘风而游。据说，他一次就可以翔游十五天，很是了不起。像他这样的神仙之人，对俗世的福、禄、寿、喜已经无所求了，可是他依旧不免为外物所牵累。因为，他虽然不再像常人那样安步当车，但是他乘风而游是凭借了风的力量，如果没有风，列子也会寸步难行。
这样说来，人要免于外物之累，并不是刻意追求所能够做到的，像宋荣子、列子这样的贤士神人都没有能真正做到这一点，何况只有平常心的一般人呢？
庄子举宋荣子、列子为例，也不是真的要告诉世人外物无法摆脱，庄子只是要从方法上指出，像宋荣子、列子刻意摆脱外物的牵累是不足取的，那样只能在内心产生出更大的累患。
究竟怎样才能够从心灵上摈除这些外物的纷扰困惑呢？庄子自信地说：”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意思是说，如果顺着事物体现出来的自然规律，把握六气的自然变化，游心于无所阻碍的境界，那样做怎么还会有物累之患呢？庄子笔下的真人、神人和至人都不是高不可攀的，他们能够做到“无己”、“无名”、“无功”，就在于他们摈除了自我中心，扬弃了为功名利禄束缚的自我。
原来，从俗世的乡绅官吏到宋荣子、列子，他们最大的外物之累正是保留了自我这个观念，所以，物我之分、内外之别当然也就不可避免了。他们耽于自我之见，也就无法体会和领悟自然大道，实现精神的超越。因此庄子说，与其刻意地一层层摆脱外物之累，不如从根本上破除自我的封闭，消除自我之心，让自我融于宇宙万物的变化当中，即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试想，一个能忘掉自我而没有了自我的人，哪里还会有物我的界限呢？人的精神空间就可以无限地扩展，就能够超越一切的时空限制，随宇宙万物的变化而变化，便可以融于宇宙的一体化中。庄子不无夸张地形容这种忘我之人是“登天游雾”、“旁日月，挟宇宙”的精神巨人。
庄子推崇这种“无己”、“无名”、“无功”的神人、真人、至人，除了赞美他们能够臻于人生的最高境界，同时也是为了指示普通人应该忘却自我，破除心执成见的精神藩篱。他相信这样的人生才有真正的意义。
为了证实普通人都可以升华精神，成为真人、至人和神人，庄子讲述了一则女偊学道的寓言。
一天，隐士南伯子葵问得道真人女偊：”先生已经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还会面色滋润，像是儿童一样佼好呢？你一定有什么奥秘吧？”女偊只是淡淡地说：”我已经领悟道了。”南伯子葵正想学道，便赶忙问：
“道可以学得到吗？”女偊看了他一眼，说：”不！不可以！你不是学道的人。你听说过卜梁倚这个人吗？他有圣人的才质而没有圣人的根器，我却只有圣人的根器而没有圣人的才质，我要是教他，或许他还可能成为圣人吧！不过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天下事就是这样的，把圣人之道告诉具有圣人才质的人，可能更容易领悟吧！于是，我告诉他我守道的过程：当我持守了三天以后，就能够把世上的东西都遗忘掉；以后我再持守，等到了第七天，我就可以不为外物所动了，内心世界也没有了物我的界限；我又持守着，到了第九天，我已经把生死也置之度外了，只觉得心境格外清明洞澈，这样我就可以专心体悟自然大道了。体悟到绝对的道，我已能够不受时间的限制，也不存在生或死的观念了，自然大道流行变化时，万物可能有生息死灭的不同，然而自然大道本身是没有生与死之分的，道本身只是一个浑沌的整体，它不会有成与毁，也不会有是与非，这就叫做乱中自宁，也就是在万物生死或毁的纷繁杂乱之中保持宁静的心境。”
女偊把自己学道的感受分成“外天下”、“外物”、“外生”、“朝彻”、“见独”“无古今”以及“不死生”这样几个方面，层层深入，这就是体道的过程。”外”就是不执著、不强取的意思，要做到与道相通互融，首先必须把随人情世故方面的杂念摈弃掉，把外在的有关物质的欲望一一清除，做到这一点，就能够对生死一同看待而不会恋生恶死。一旦自我已经被廓除在心灵之外，心境自然会空明宁静，于是才能呈现道的最高境界。显然体道的最终意义就是为了消除自我的封闭，实现人和宇宙万物的一体化。
庄子《逍遥游》里那则关于鲲鹏的寓言，也旨在申明人的精神生命可以无所系泊，无限展开，鲲鹏的逍遥神游实际上正是庄子所企慕的人与道一体化的人生境界。
庄子理想中的真人、至人、神人都表现出心灵绝对的自由。在他们的世界中，没有大小、生死、古今，一切都与宇宙融于一体。他们能够超越一切变化和有限，没有物累之患，没有心灵羁绊，因而能够顺其自然逍遥自在，一如庄子所说：”忘记了外物，又忘记了天下，这才是忘我。一个忘我的人才能够随顺自然的变化呀！”庄子的心灵智慧就在于这种游心于无的精神逍遥之中。
二、无用以为大用的人生智慧
为了进一步说明“顺物自然”的人生理想，庄子提出了“有用”和”无用”两个概念，用自然原则反对人为。所谓“有用”，就是指对宇宙万物的自然本性加以人为干涉，使它们按照人的愿望运动、变化和发展；所谓“无用”，就是指人不要用心于客观事物，对客观事物不加任何的干涉，让它们按照自己固有的自然本性运动、变化和发展。
庄子生性中最反感忤逆自然本性的饰伪之情。他不断地借寓言揭露充斥世间的矫饰造作。他说，从前有只迷途的海鸟，栖息到了鲁国的郊外，于是鲁国的国君派人将这只海鸟带回到王宫里伺养，奉若神明。一面不断送上好的美酒供它饮用，一面又让宫廷乐队奏天子的九韶大乐，想使它高兴起来。弄得这只鸟还是战战兢兢，不思饮食。鲁国国君于是又派人杀牛宰羊来喂它，结果海鸟更是目眩心悲，既不敢吃一块肉，又不敢喝一口酒，不到三天便饥渴而死。
庄子指出这是在用喂养人的方法去养鸟，而不是用养鸟的方法去养鸟，因而也是从根本上违逆了自然的本性。假若鲁国国君真要养好那只海鸟，就应该按养鸟的方法去做，让鸟儿在树林里栖息，在沙滩上漫游，到江湖中嬉戏、啄食小鱼，和其他的鸟一起自由自在地生活。鸟最怕听到人的声音，如果有人在野外弹奏乐曲，鸟听了肯定会惊飞而去，鱼听了则会游到水底，野兽听了也会逃之夭夭。只有人才会懂得欣赏乐曲。大凡事物都要适应各自的本然之性，否则只会是弄巧成拙。
庄子的朋友惠子是一个汲汲于“有用”的人，他一生追求金钱、名利、地位，他甚至嫉妒庄子的才智，想除掉他。一次，惠子滔滔不绝地对庄子说：”我有一棵大树，人们称它是樗。这棵树的树根盘屈交错，树的枝干又弯曲不直，一点不合乎规矩尺度，匠人无论做什么都不行，它长在路旁，匠人经过这里时，连看都不看它一眼。其实我觉得你的言论也像是这棵树一样，大而无用，大家都不愿意听啊！”
庄子听完以后不露声色地对他说：”难道你没有看见过野猫吗？它蹲着身子匍伏在地上，等候来往的猎物，它不管高低，到处跳跃，结果误触了机关，被困死在罗网之中。你以为他是很有用的吗？牦牛很大吧？它大得像悬挂在天上的云彩，可是它连老鼠都逮不住，它还有用吗？如今你有这样一棵树，却为它无所用途而发愁，你为什么不将它栽种在空旷的原野上呢？这样你不就既可以悠闲地徘徊在树旁，也可以逍遥自在地躺在树下小憩吗？树既能够不受刀斧损伤，也不会被别人攀援折枝，既然是无用怎么还会有这些穷困痛苦呢？”在庄子眼里，惠子要求树木应该是有用之材，那仅仅是小用，能够不遭砍伐，精神优游至乐才算是大用。
不过，这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道理，尤其是对于那些习惯了沿袭经验、按实用理性考虑问题的普通人来说，可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要求，在竞智争勇的时代，几乎每个人都寻求实现一己之用，他们把有用作为人生价值实现的唯一手段。为了呈一时之用，他们往往会轻掷性命，像庄子笔下的野猫一样，上下跳跃总不免要跌入机关之中，应了人们常说的那句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无用”和“有用”，已然反映了不同人的智慧高下差别。
《天地》篇里有则很有意味的故事。从前尧帝到华县去巡视，华县的地方官非常热情，连声向尧帝祝福，他先是祝尧长寿，被尧谢绝了；又祝尧富贵，又被谢绝了；最后，他祝尧多生些儿子，尧依旧婉言谢绝了。于是，这个官吏不解其意地问：”长寿、富贵、多子，都是大家共同的心愿，求之不得的东西你却不想要，你这是为什么啊？”尧帝平心静气地说：”你是有所不知啊，多男儿以后就会为分配财产惹出事端，你难道没有看见过许多兄弟相残的事情吗？富有固然好，可是要让别人起了歹念来算计你，那样还不如贫穷些呢。至于长寿嘛，也不是好事，年老眼花连路都走不动了，还会让人觉得讨厌，所以你这三个祝福我都不敢要啊。”
尧帝不敢接受地方官的祝福，是因为他害怕会横生枝节、事端。在庄子看来，尧帝表面上清心寡欲，无为虚静，实际上是不懂得顺其自然的道理。真正的得道之人就会随遇而安，按照自然的本性看待事物的发展。看来尧帝并没有摆脱世俗成见的束缚。
难怪那个官吏要讥戏尧帝心灵固陋。他开导尧帝：”假若有很多儿子，按他们能力各司其职，怎么会有纷争呢？富有又能与大家分享，怎么还害怕别人觊觎你的财富呢？”圣人都是随遇而安的，就像飞鸟飞行在天上没有踪迹一样，天下太平便与民同乐，天下混乱则避世闲居，等到了耄耋之年便随白云飘散，游于虚无之境，这样哪里还会有什么可忧虑的呢？这是说，真正的顺其自然是无所用心的，喜怒哀乐都不藏于心中，自然而然，也就没有所谓的“无用”和“有用”之分了。
庄子的一生充满了奇异，他不屑于平常人那种世俗观念，往往过着超凡脱俗的生活。他对一般人所鄙夷的东西都投注了极大的兴趣，化腐朽为神奇。他说：”自然像婴儿那样烂漫，我也要像婴儿一样烂漫；自然是没有界限的，我也不心存任何的界限；自然是天性没有拘束的，我也不能有半点拘束。”他完全是随顺自然、无心无欲。
他有时甚至把自己比喻成一棵没有用途的栎树，这棵形同散木的栎树，既不能用来做舟船，又不能用来做房梁、门窗，甚至连做棺木都不行，称得上是地地道道的无用，可是庄子却十分甘愿做这样的栎树。相比之下，一般的树虽然结满果实，高枝大叶，但总是被人采摘果实，折断枝干，最后还要被齐根锯掉，制成各式家具。而栎树却不同，它没有任何用途，无果实可采摘，无枝干供利用，当然也就没有生命之虞了。这岂不是最有用的大用吗？怎么能说栎树是无用呢？
老子思想中也反映了这种观念，他简洁明了地表示要“知其雄，守其雌”。即使世界上都知道刚强坚韧的好处，他也愿意处于柔弱卑下的地位，并称这是人生之道。他目睹了自然界的许多现象：狂风之下，许多大树往往会被连根拔起；而柔弱的小草却能够随风而动，安然无恙。在现实生活中，凶悍强暴的人都不免要在争胜斗勇中暴毙；只有懂得屈伸进退道理的人，才会不强求成功，能委曲求全而不伤及性命。老子还特别崇尚水的性格，以此作为人生的榜样。表面上看，水是世界最柔弱的无形的，或是居于洼地沟壑，或是如霖雨一样点点滴滴，最能被人任意改变。可是水也有无坚不摧的一面，它能集聚千川百谷的水流，汇成浩浩荡荡的洪水，它一泻千里，冲毁农舍，淹没庄稼，即便是一滴滴水，只要常流不止，天长日久，也可以滴水穿石。
老子的柔弱胜刚强充分表现了道家“道法自然”的生活信念，他深谙事物的本然之性，因而能够成就大用，实现事物的价值。在老子心目中，“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善于担任将帅的人，在指挥千军万马时，不表现他的勇武之气，也不会让情绪变化无常，而是保持镇静的情绪，临危不惧，指挥若定；他善于克敌制胜，但不是和敌人正面交锋，往往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最后夺取胜利。同样，善于用人的贤士也总是谦虚待人，甘于居人之下，然后才会赢得别人的爱戴。老子这种“不武”、“不怒”、“不与”，就是不和人争胜斗气，显示自己的“有用”之能，而是因循事物本然的规律。这也是很多人奉为至理的人生圭臬。
老子这一套战争谋略在楚汉相争的连年战争中，为刘邦深谙熟识，进一步运用到战争实践中。当时，西楚霸王项羽叱咤风云，战无不胜，他的军队也士气高昂。势单力薄的刘邦决定高筑城墙，不和他正面交战。项羽一心向刘邦挑战，他不断在城墙下向刘邦挑衅，逼他决战。刘邦每次只是笑笑说：”我宁愿斗志，也不和你斗力。”项羽听了谋士的计策，把刘邦的父亲太公捆在刀板上，想以此激怒刘邦出城决战。刘邦还是不为所动，异常冷静地对项羽说：”你烹杀了以后，请分给我一杯羹。”后来刘邦经过长期的准备，终于伺机打败了项羽。这是一个典型的用“不争”、“不怒”方略达到胜利的例子。
庄子又进一步发挥了老子的思想，说：”世间最出色的辩论是不能靠语言说得清楚的；最伟大的仁也不是一般的家庭亲情仁爱；最好的廉洁并不是自我表白的那样；最坚强的勇猛也不是随便伤害别人的匹夫之勇。一个人能做到这些，那他离自然之道就差不多了。”
在庄子生活的那个时代，许多人沽名钓誉，他们以为自己一出言就能够争辩清是非曲直；把一点仁爱之心看成是博爱人类的大仁；以为自己能做到的一点便是清正廉洁；把匹夫之勇当成人类的大勇。这都是违逆了仁、廉、勇等自然本性的。那些刻意做出的所谓仁、廉、勇只是出于个人的私意，显示自己的有用和才智。庄子正是针对一般人汲汲于有用，才提出“大仁”、“大勇”、“大廉”，以廓清人的精神境界，实现人生的大用。
其实，”有用”和“无用”之间也是互相变化、互相联系的，充满了辩证关系，庄子也深谙其中道理。有一天，惠子听了庄子的一通议论之后，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你的话是无用呀！”庄子便说：”你知道了无用，我才能够同你说什么是有用。你说天地算得上是广大无边了吧？然而我们每个人所需要的只是能够立足容身的那一点地方。试想，假若你从站的那块地方以外把那些‘无用’的土都挖掉，一直挖到黄皋之下，你脚下那块地方还有没有呢？恐怕你连站也站不住了，那还有用吗？”惠子回答说：”那真的没有用了。”庄子这才慢条斯理地说：”那么，无用的用处不就明显了吗？怎么可以凭一孔之见，去随便分什么有用、无用呢？”
“有用”、“无用”，只是世人按经验习惯对事物所作的不同分类，并不是着眼于事物的本质规律。如果是“以道观物”，则天地万物为一体，其产生发展都是因循了自然的本性，因而从本质上看，万物都有能够利用的一面。
庄子心目中的至人、真人、神人都是不拘泥于世俗的观点，不刻意划分，”有用”或“无用”，一切都合于自然的本真之性。所以任何时候他们都不会因为眼前的利益而连累自己的精神自由，更不会为了功名利禄牺牲自己的生命。
正是以“无用”为人生的智慧，才使庄子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中都能够保持心智清醒而安时处顺。他一生潦倒，却始终都鄙视富贵财货，他宁可向监河侯贷粟度日，也不愿意厕身权贵之门，忤逆自我的真性情。
庄子一生只做过几天的漆园小官吏，以后便弃官不仕了。他把这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仕途生涯看成是伤生害性的根源，在他看来，一旦混迹仕途，心灵上始终都会笼罩着一种宠辱若惊的情绪。得到君主的恩宠，为了不失去恩宠，就会千方百计地取悦于君主；受到君主的贬斥，不甘心断送掉仕途，更是会想方设法地得到君主赏识，争取重入仕途。庄子把这些都看成是人生的累患，惟恐避之不及。
庄子一次在栗园里游玩，忽然看见一只怪异的鸟从远处飞来。这只鸟的翅膀很大，都碰到了庄子的额头，等鸟停在栗园里小憩时，庄子撩起衣服，蹑手蹑脚地走到鸟栖息的地方附近，拿出弹弓想射下这只鸟。就在这时，他发现一只蝉正附在树叶上“知了、知了”地鸣叫着，全然不知道离它不远的地方正有只螳螂盯着它，在伺机捕食它呢。与此同时，那只怪鸟也正凝神屏息地注视着螳螂的一举一动，要乘机啄食这只得意忘形的螳螂。庄子恍然大悟：”原来物与物之间有这么多的累患啊。”他急忙扔下弹弓，顺着原路往回走。这时守护栗园的人赶过来责骂他，以为他在偷栗子呢。
庄子经历了这件事后，一直闷闷不乐，像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情形，正是寓意了世人为追求微不足道的小用，不惜以一己生命为代价的社会悲剧。陷入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信念可言呢？庄子宁愿弃官不仕，也不愿意为跻身仕途而放弃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庄子本着自然的精神理解社会和人生，因而他肯定了自然所表现出的规律，努力体现自然的大用，使那些受世俗鄙夷的“无用”成了真正的大用。以“无用之为用”的顺其自然，去实现他齐物逍遥的精神之游。
三、“材”与“不材”之间的应世之道
如果说庄子的“无用之为用”体现了道家顺随自然的人生智慧，那么他从现实当中感悟到的处于”材”与“不材”之间的处世哲学，则反映出他生逢乱世而迫不得已的政治方略。
庄子生当乱世，置身在一个昏君乱臣的朝代，非但政治抱负不能实现，甚至连个人的生命都朝夕难保。当时卫国的国君非常昏庸无道，他独断专行，丝毫不珍惜老百姓的性命，动辄就发兵征战。大战过后，必定是死难者堆积如山，弄得民不聊生。连孔子这样怀道济世的圣人都远远地避开卫国，不想被无辜地杀戮。他告诫颜回说：”古时候的圣人是先充实了自己，然后才去扶助别人。如果自己的生命都不能保障，还怎么去纠正暴君的过失呢？以前我愿意到战乱之国去济世安邦，现在看来都是不足取的行为啊！”他历数了关逢龙、比干等忠臣直言谏议，被昏君残酷杀害的例子，说明深入危国乱邦去谏劝暴君实行仁政，只会白白地牺牲性命。
大势已去，这位一向执仁行义的孔子也由衷地感叹：”入则鸣，不入则止。”不羁身于乱国之中，他甚至幻想如果这个世界不能实现他的政治主张，他宁可归隐海上，”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甘愿做个有道隐士，以观时待变。
严酷的现实使许多奉道出任的政治家一改初衷，他们虽然以天下为己任，要济世救民，但是又不能不考虑自己的政治主张到底有多少现实意义。孟子也一改昔日那种“舍我其谁”的淑世宏愿，不得已而提出了“可以仕而仕”的折衷观点，顺时处世，只是期望有朝一日去实现政治抱负。
庄子也怀有同样的政治感受。不过，他对现实的态度则完全是从“无用之为用”中作出的引申。他不止一次地说过，虎豹之所以能够成为猎人的目标，是因为它们身上有鲜艳的五彩斑纹；大树参天才容易被砍伐；井水甜美才会最先被人汲完。在人心险恶、道德沦丧的现实社会中，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庄子只能选择这种全生保性的政治策略。
庄子并不赞成用轻掷性命来维护难以实现的政治理想。他说，如果有人一定要在暴君面前陈述仁义思想，那只会引来暴君的切齿仇恨，不免要遭杀戮。烈士被天下人所称赞，可是却保不住自己的性命，这有什么可称道的呢？伍子胥因为不畏牺牲，冒死谏劝吴王夫差，最后还是被吴王赐剑身死。假若他不去谏议，虽然不会成名，但也不会牺牲性命。庄子从这些残酷现实中选择了一条折衷的办法：”忠诚地谏劝国君，如果国君没有纳谏，我就退而不问了。”
这里不排除庄子有处动乱之世要避灾远祸、存身活命的愿望，但也反映了庄子不与统治者合作，不同媚世者合流的政治情操。
当年行吟泽畔的楚国三闾大夫屈原，在《楚辞》中表达了人格与世俗、理想与现实的深刻矛盾，他宁可洁身抱志、投江自尽，也不愿意蒙世尘埃，这种悲剧性的结局则反映了另一批士人的历史命运。
庄子在《山木》篇里借寓言道出了这种进退维谷的政治处境。一次，庄子率领着弟子游历四境，当他们走进深山时，看见伐木人正挥动刀斧砍伐一棵又一棵参天大树，惟独不去砍伐身旁的一棵外观看起来枝叶茂盛的大树。于是，有弟子走上前问伐木人是什么缘故，那人回答道：“这棵树做不成器具，没有一点用处。”庄子点点头，随口说：“这棵树可能就是因为不中用，才能不受刀斧之害，享尽自然的寿命吧！”
他们一行人从山里出来之后，来到了朋友家。旧友重逢自然很高兴，朋友让儿子杀一只鹅来款待客人。过了一会儿，儿子满脸疑惑地从门外进来问：”我们有两只鹅，一只会叫，一只不会叫，到底该杀哪一只呢？”做父亲的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是杀那只不会叫的鹅。”
第二天，他们又继续上路，有个弟子不解地问庄子：”昨天山上的那棵树，因为‘不材’，所以能免受砍伐，现在主人家的鹅却因为‘不材’而被杀掉，不知道先生您是怎样自处和处世的呢？”
庄子思忖了片刻，便笑着说：”我将处于‘材’与‘不材’之间。虽然在‘材’与‘不材’之间显得很稳妥守全，其实也是不容易做到的，还是不能免于累患的。要是我能够顺其自然而处世，就不会有这些累患了。合于自然就可以没有赞誉，也没有毁辱，因为我把一切都看成是自然而然的变化。这样，我就能出于自然的本性，游心于宇宙万物之间；就能主宰外物而不被外物所役使，也不会有丝毫疲惫的。以前的黄帝和神农都是以这种方式处世的，不过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这样做了。你们看到了吗？万物有聚合就有分离，有成功就有毁灭，愈是锐利的东西愈容易受挫折，愈是至高至上的地位愈容易倾覆，有所作为势必会有所亏损，贤能的人愈容易遭别人谋算。你们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能偏执一方，凡事都要顺随自然。”
庄子一番话使弟子们感触很深，他说的处于“材”与“不材”之间，即意味着他要以审时度势的态度回应事物的变化。它凝聚了庄子的处世策略：那就是要以“材”的一面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以“不材”的一面应付乱邦之道与暴君之虐，以求全生保性，表现了一种游刃有余的处世之道。
前面提到的大树和鹅，引申到当时的社会现实，就是人生的理想一挫再挫，连一己之生命也要被无辜地诛杀的残酷事实。无论庄子的选择多么游刃有余，都无法回避苦难的现实。
庄子把“材”与“不材”从政治抉择过渡到顺其自然的哲学思考，因而他无论选择了其中的“材”或“不材”，都同样体现了自然而然的道的智慧，表现出天道自然的深层含义。
庄子用真人的“内直而外曲”对“材”与“不材”从人格论上进行了充分的调和。所谓“内直”就是内心诚直，和自然同一，由自然的观点来判断一切，不为世俗成见左右；”外曲”就是表面的恭敬，对世俗的行为不加抵触，用逆来顺受来迎合一般人的意见。假如别人行君臣大礼，自己也不妨照样去做，求得和众人和谐相处。一个人能做到“内直而外曲”，就不会置身自然天道和世俗成见的根本对立之中，不会附会俗世而彻底舍弃心灵世界的追求，也不会因为坚持理想信念而愤世嫉俗。庄子一直把能做到这种“内直”与“外曲”皆备于一身的人奉为“至人”或“真人”。
庄子笔下的一位叫哀骀它的卫国人便具备了“内直而外曲”的“真人”品质。虽然他奇丑无比，却十分的有人缘。男人和他相处之后，都不想和他分开。女人见了他，都对她们的父母央告说：”与其做别人的妻子，不如做这位先生的小妾。”许多女人都想亲附他，愿意以身相许。
其实哀骀它并不真有什么特别的魅力，他从不向别人说教什么，只是别人讲什么都应和。他也没有权势地位去帮助别人解决困难，或施舍钱物救济别人，况且他又是那样面目丑陋，他只是应和别人而不主动引导他们，从来不以自己的聪慧向别人炫耀。无论男女都这样爱戴他、亲近他，其中必定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
后来鲁哀公听说这件事情以后，千方百计地想见见他。初见哀骀它时，鲁哀公竟对他的丑陋惊恐不已。他们相处还不到一个月，鲁哀公就认定他是个旷世奇才。等到一年以后，鲁哀公就已经非常信任他了。这时鲁国的国相正好空缺，鲁哀公第一个就想到哀骀它。等他说出这个想法后，哀骀它显得很不经意，既不推辞，又没有说要接受。等到鲁哀公正式任命哀骀它为鲁国国相时，他却从此离开了鲁国，弄得鲁哀公怅然若失，仿佛天下再也没有和他共享欢乐的人了。
其实，哀骀它身上就体现了庄子所谓“内直而外曲”的独特性格。他既顺应天道自然，淡泊功名利禄，又能安时处顺、附会世俗，成为许多人的朋友。庄子内心也十分赞许哀骀它的这种处世之道，他甚至还描写了许多类似哀骀它的人物形象，赋予了他们“内直而外曲”的人格特征。
在这群人中间，很少有形躯完好的，仅以他们的丑陋、残缺而言，可能都不能与普通人相比。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却精神丰盈，充分体现了与道相融共通的超凡脱俗性。像佝偻着腰的支离无脤（人名），他游说卫灵公时，完美的精神品格深得卫灵公的欢喜，使其以后再看那些形体完整的人，反而觉得他们天生不足，因此十分怀念支离无脤。
庄子通过这些艺术形象的设立，想要表明一个道理，即一个人虽高尚、有道德，但形躯可能有所不足。同样，一个人的性格中只要保留了崇尚天道自然的“内直”，那么“外曲”仅仅作为一种形式，是不会影响到他生命的本质意义的。
庄子由衷地推崇“内直而外曲”，形容这是“外化而内不化”，即外表和世俗混同无二，内心的信念理想始终如一。他甚至还将其艺术化为一种”游世”之道。他说，人如果能游心自适，怎么还会觉得有外物牵累呢？至人都采取了“游世”的方式来适应现实，他们并不逃避人世，和社会隔绝，他们知道怎样附合别人而不失掉自己的精神信念。庄子借老子之口说：”古时候的至人，不舍弃仁义这个外在的东西，尽管他们厌恶仁义，也从不流露出来，只是内心优游于逍遥的精神境界。”
看得出，”游世”是深藏了精神信念的一种迫不得已，它有时还会尽量地表现得世俗化，但是它并不一味地媚俗，因为媚俗是绞尽脑汁地投世俗所好，而庄子的随俗却是一种无心无欲的迫不得已。此外庄子也不像另外一批知识分子，为了同现实社会决裂，而隐居到山林之中。他鄙视那种存身之道，称其是和时代相背离的举动。他说：”隐蔽并不是把自己隐藏起来，古时候所谓的隐士，并不是把自己隐匿起来不见任何人，也不是缄默不语，更不是放弃自己的智慧。那些举动都是违背时运的。若想要保全生命，最好的办法是：有成功的机会就大行于天下，和道的精神相结合；没有成功的机遇，穷困潦倒时就宁愿沉默地等待。”他钦佩那种德隐而身不隐的人，称赞他们身处市井社会而保存了崇高的精神信念，称赞他们是所谓浪迹世俗之间而存志于山林之中。
“游世”作为一种处世态度，虽然体现了庄子优游于“材”与“不材”之间的独特智慧，但相对于庄子未竞的理想信念来说，它依然是庄子时代的悲剧。”游世”仅仅是一种存身活命的手段，并不能使理想现实化。因而在庄子内心深处始终充满了矛盾。他说，如果不走路，就可以没有任何痕迹，单是做到这一点并不难，但是不走路又是无法办得到的。因为那是生存的根本。庄子既不愿意隐遁山林，又不能向邪恶势力拱手交出生命，“游世”便是唯一的选择了。
后世中许多人都把庄子的“游世”态度当作“混世哲学”、“滑头主义”批判，这其实是出于误解。庄子推出“游世”，仅仅作为一种权宜计策，它的理论前提是“外化而内不化”、“外曲而内直”，不是没有原则的一应俱化。表面上附合默许是为了在内心深处能够依旧保持理想信念。而”滑头主义”纯粹是为了谋取利益而不择手段，它没有丝毫理想价值可言，只是唯利是图的人云亦云和投机钻营。同样，”游世”也不等同于一般的”混世哲学”，后者往往取消了精神理想，表现为一种浑浑噩噩的生活形态。尽管以表面看，”滑头主义”或“混世哲学”都有随顺世俗的一面，但是，”游世”中深刻的思想内涵是它们所不具备的，因而它们之间仍然有着云泥之别，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四、人生是梦的人生幻影论
庄子不但善于引用寓言神话，还常常编织许多关于梦的故事，以若有若无的梦境来解析人生中那些难以理喻的现象。
中国人常喜欢形容人生如梦，既有潦倒书生梦中成了南柯太守的仕途之梦，也有“十年一觉扬州梦”中的醉生梦死。梦成为人们化解人生沉重负担的一副虚幻剂，是他们逃避现实、沉溺于幻想的精神乐土。
不过，梦在庄子那里已经不再是一叶逃离现实的方舟，因为在梦境中，他可以直言坦陈自己对人生的见解，寄寓人生中的大智慧。
在《知北游》篇里，记叙了庄子梦见自己同骷髅一起探讨人生的意义的故事，虽然离奇荒诞，但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庄子说，有一次他前往楚国，路上见到一具骷髅，已经空枯得失掉了形状，他就用马鞭敲敲它，同情地问：”先生是因为贪生背理而死的呢？还是国家败亡而死于战乱的呢？或者是你做了让人讨厌的事情，玷污了父母的名声羞愧而死的呢？不然的话，你大概是饥寒交迫而死的吧？也可能你是年寿尽了而自然死的吧？”
庄子说完话，就拿起骷髅当作枕头睡着了。半夜里，庄子梦见骷髅开口说话了，它说：”听你刚才的一席话，好像你是个能说会道的人，其实，你说的那些都是世人的累患，一旦死了，也就没有这些累患了。你愿意听听死人世界的情形吗？”
庄子回答道“好！”于是那骷髅便侃侃而论，他说：”一旦人死了，就不再像在人世间那样上面有君主压迫，下面又有小人的谄媚，从此不再会有世间的各种烦恼，更不会遭受四季的风霜雨雪和暑热冰寒之苦，因而能从容地与天地共存。试想，人世间即便是权倾天下的国王能有这样的快乐享受吗？”庄子听罢，将信将疑，转而又问：”或许我能帮你找到掌管生命的神灵，恢复你的形体，生出你的骨肉肌肤，把你送回到父母妻子和朋友那里，你愿意吗？”骷髅听了，眉头紧皱，露出了忧愁的样子说：”我怎能抛弃国王般的快乐而重新经历人世间的劳苦忧愁呢？”
世人都一味地追求长生、害怕死亡，他们并不真正知道死后的世界更有意义，活着反而备受身心的煎熬。这个梦向世人晓谕了一个未知的世界，它表现出庄子异常清醒的洞察力，所以庄子被人称之为是醒着做梦的思想家。他形容梦中饮酒欢宴的人，醒来以后可能会黯然神伤；梦里伤心哭泣的人，翌日可能会尽兴地狩猎取乐。当人在梦中时，并不知道是在做梦，有时还会梦中有梦，只待醒来才知道自己是做梦，只有非常清醒的人才知道人的一生就像一场大梦，所谓人生如梦。只有那些凡夫俗子才自以为心智清醒，什么都知道，他们拼命追求尘世的一切，在庄子看来，这实在是太浅陋、太无聊了。庄子甚至以为世人都沉醉在睡梦中，因而盼望能有真正的觉悟者去唤醒世人。
处身于一个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的离乱之世，庄子除了针砭时弊、抨击黑暗，并不能推翻和改变这个世道，所以他宁可做一个醒着做梦的人，用一个合理的但非现实的理想，代替那个不合理的却很现实的社会，他把所有这一切都托给一个个的梦境。
即使是梦，也都无例外地浸润了庄子烂漫瑰丽的艺术情调。我们来看看庄子千古流传的“蝴蝶梦”。庄子在梦境之中，想象自己变化成一只蝴蝶，翩翩飞舞、四处游玩，很逍遥自在，简直忘记了自己是落魄潦倒的庄子。一阵风后，庄子忽然醒过来，才知道自己只是躺在破床上做了个梦，他不甘心让梦境烟消云散，突发奇想，是不是蝴蝶做的梦才使自己像现在的样子？一时间，不知道刚才是自己梦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又梦成了庄子，他实在不愿去辨别清楚，也无需去辨别清楚。
这是一个弥漫了童趣的梦境，当庄子醒来时，发现自己仍然辗转于榻上，饱尝人世间的冷暖炎凉，因而他宁肯自己停留在梦境之中，做一只翩翩飞舞的蝴蝶，也拒绝接受醒来的现实。因为他知道只有在梦境之中，他才能身轻如蝶，翩然而飞，实现其精神的无限自由。
假若一定要庄子在自己与蝴蝶之间作出必居其一的抉择，庄子也只能承认现实的自我，但是他有理由把梦作为他这个现实的延伸，至少这个蝶梦满足过他对精神自由寄寓的美好愿望。
正是由于这层含义，庄子梦蝶的故事在历史上一直脍炙人口，深受许多人的喜好，它鼓励人们以一种非现实的精神，抵抗现实的苦难，梦境成了维系这两者的唯一方式。
五、死生一如的生命观
庄子还特别用梦境象征了死亡世界的优游自适，通过梦幻将死与生艺术化了，从而表现出死生一如的生命情调。
宇宙是永恒无限、川流不息的，然而生命像是白驹过隙一样飞快而短暂，人们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但还没有等到真正习惯过来，生命又匆匆逝去了。对多数人来说，生命的得而复失这一事实，是很可怕的。古希腊罗马哲学家苏格拉底甚至认为哲学就是对死亡的沉思，哲学家们最先不安于这种暂时的和有限的生存现状，因而要从生命本身中追求无限的永恒，所以他们把哲学看成是对死亡所展开的思辨。
道家回归自然的主题，启发了庄子把生与死放到自然中思考，他把人的生命过程看成是气的聚散活动：气的聚集，就是生存；气的离散，则是死亡；死与生实际上是一回事，都是存在于万物之中的，人又何必要恋生恶死呢？
自古以来，死亡就成了悬系人心的最大团结，当庄子把生与死当作人生无法跳越过的必然阶段时，生或死就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自然现象，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安时处顺，不必纠缠于这种悲喜交加的情结之中。
相传楚国有个人失掉了一块金子，他到处寻找，后来遇到一位智者，智者告诉他：”你是楚国人，又是在楚国丢失了金子，那么肯定还是楚国人拾到那块金子了，楚人丢失了金子又被楚人拾到了，这有什么可焦虑呢？”这个说法虽然透出几分荒谬，但也不失为一种自我解脱的办法。庄子正是从楚文化中汲取了许多天人的观念。他说把船藏在山谷里面，把山藏在沼泽之中，可以说是很保险了，但是天地运行已经不知不觉地在迁徙着它们，这就像把小物品藏在大地方，以为很适宜，但不免仍要丢失。与其这样，不如把天下放置于天下，这样就万无一失了。所以庄子主张把生与死都放置于自然之中，顺其自然变化。
庄子对待死和生，表现出淡泊无执，儒家的孔子虽然不惧死亡，但对死的问题避而不谈。他汲汲于现实人生，拒绝思考死亡一类的问题。而各种宗教宣扬的厌生慕死，却是因为不堪人生的苦难，视人生如苦海，因而宗教的生死观实际上只是为了逃避现实的苦难，是以一种扭曲了的心灵回答死亡问题。这同庄子把生命置于宇宙中间，并以生命的韵律合于自然的进程这样一种豁达的生死观不可同日而语。
庄子坦荡地想，既然天地造化出我的身体，让我勤劳地生活，又让我清闲地安度晚年，最后还让我安静地死去。那么我是怎样珍惜生命的，就应该怎样珍惜死亡，这都是大自然化育流行的结果啊！
正是这种哲学思考的结果，才使庄子对待死和生淡泊无执。他举丽妃出嫁前后一悲一喜来描述人们对待生死具有的态度，不能不说是充满诗情画意的了。
丽妃是艾地守疆吏的女儿，当她刚刚被迎娶到晋国的时候，哭得连衣服都湿透了；等到了晋王的王宫里，和晋王一同睡在豪华的床上，又一同吃美味佳肴的时候，这才后悔起当初不该哭得那样伤心。庄子以丽妃这种前后不一的态度，猜测世人又何尝不是死亡后，才后悔当初不该恋生恶死呢？
古时候的美女毛嫱和丽姬，人们喜欢用倾国倾城来形容她们的绝代美艳。可是当她们来到河边梳洗打扮时，鱼儿见了以后吓得纷纷沉到了水底；鸟儿远远看见她们也都飞得渺无踪影，等她们到树林里散步，糜鹿望见她们的模样，掉头便跑。这就是所谓“沉鱼落雁”的由来。动物惟恐避之不及，人却要把她们比喻成国色天香，她们是美还是丑呢？到底哪一种看法是正确的呢？庄子认为，既然这样显而易见的事情都缺乏统一的是非标准，那么生与死之间的界际谁又能说得清楚呢？谁又知道死亡不比生存更有意义呢？
相传庄子的妻子死后，惠子前去吊唁，看到庄子正蹲在地上，手拿木棍，一边敲着盆子，还一边唱着歌谣。惠子见状，不禁生起气来，就责问庄子：”你和妻子生活了这么多年，她为你生儿育女，现在她去世了，你不哭也罢了，怎么还要敲着盆子唱歌呢？这岂不是太不近人情了吗？”
庄子听完以后，缓缓地站了起来，说：”不是这样的，她刚死的时候，我悲痛欲绝，可是后来我想到，她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时，不仅没有形体，而且还没有生命，连气息都没有，只是处在一种若有若无的状态中。以后才慢慢变成了气，再从气变成了有形状的东西，以后才成为有生命的她。现在她又变化成原来的状态，这样生来死往的变化就像春夏秋冬的四季运行一样。如今她静静地安息在天地之间，而我还哭哭啼啼，这才真是不通达生命的道理，所以我才不哭呀。”
庄子这种表面的无情无义，实际上蕴含了无限深情。他把生和死都看成是“来之不能却，去之不能止”的自然过程，所以他不像俗世中人那样悲悲戚戚。他认为平静地对待死亡，才是对死去的人最好的怀念。
等到庄子自己快要死的时候，弟子们商量着要厚葬他。庄子连忙摆摆手说：”我宁可用天地做棺椁，用日月做双壁，用星辰做珠玑玉器，再以万物做殉葬品。这样，我的葬礼还不够大吗？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呢？”弟子们忙说：”那样老鹰不是会吃掉你吗？”庄子微微一笑，说：”我在露天里会让老鹰吃掉，要是埋在土里不也要被虫蚁吃掉吗？把我从老鹰嘴里抢来给虫蚁吃，不是很偏心吗？”这真是一种“藏天下于天下”的智慧。既然生死变化都存在于宇宙之间，庄子还要分什么彼与此呢？他宁愿与日月一同生辉，和天地成为一体。
其实，一句“死生，命也”，同样深含了庄子对生命无限眷恋的情愫，他的真实意图并不是要否定生命，而是以他独特的方式化解人生有限与无限的冲突。他未尝不向往以八百岁为春，八百岁为秋的椿树以及长生不老的彭祖。他的化蝶之梦、观鱼之乐，以及戏千金于污泥的调侃和洒脱，无不洋溢着对生命的真挚热爱。他对生命的炽热感情，是通过否定生命的现存形态表现出来的。
庄子对那些为一己生命奔波世间的平庸之徒不屑一顾，嘲笑这些人一出世就与忧愁同生，一辈子昏昏沉沉的，那还有什么意思呢？他们只是生为一芥，死为一尘，把有限的生命耗散在追逐世间外物的劳碌中，在庄子眼里，”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与其像行尸走肉一样地活，还不如不活呢！
的确，正视死亡，才能引导人们寻求自己存在的意义，庄子正是深谙了死亡与寂灭的意义后，才格外珍惜自己的存在价值。因而他既不一味地恋生恶死，也不简单地视死如归。对死的大彻大悟，使庄子坦然地把生命交付给自然，从容地应对现实社会中纷至沓来的欢乐与痛苦，表现出死生一如的生命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