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别开生面的用人智术
知人善任，慎用人才
“得人者得天下。”只要善于汇聚众人的智慧，把各种各样的人用好，人尽其才，物尽其能，你的事业便可望兴旺发达。曾国藩精于识人、用人，善于揣摩人性，能够因人而异，施展手段，因此能将各种人牢牢控制在掌股之上，为他成就大事打下坚实的人力基础。
识人是曾国藩用人之术的重要一环，身处官场，不能识人辨人，只看到人的表面现象，而看不到人的本质，而看错人、用错人，必将为奸佞无能者所蒙蔽，惹出祸乱。曾国藩以其独到的相人之术，明辨英才，交结贤哲，成为他立足官场的强大后援；同时注意剔除身边品行不端的人，使自己免遭祸害，也避免事业遭受损失。
对于人才，曾国藩主张在“广收”的基础上“慎用”。他声称：“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之处。”为什么要慎用？因为“人不易知，知人不易”。
慎用的核心是量才器使。“徐察其才之大小而位置之”，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薛福成极称曾国藩“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誉，量才录用”。曾国藩生前获得“有知人之明”的赞誉，就因为他慧眼识人，又因材使用。
要真正做到量材器使，首在如何去认识人。他指出：“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辞，初非当日预定之品。”把有一定能力或有一定成就的人誉为“百长并集，一短难容”，甚至神化，无疑是认识人才上的一种片面性。因此，衡量人才要不拘一格，判断事情要不苛求，不因木材腐朽就弃置不用，不频繁撒网有失去捕抓大鱼的机会。重要的是善于去认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可因微暇而弃有用之才”。他写信给弟弟说：“好人实难多得，弟为留心采访。凡有一长一技者，兄断不肯轻视。”有才不用，实是浪费；大才小用，也有损于事业；小才大用，则危害事业。曾国藩说：“虽有良药，假如不是对症下药，那么也形同废物；虽有贤才，如果没有发挥其作用，那么与庸俗之辈无什么两样。栋梁之材不可用来建小茅屋，牦牛不可用来抓老鼠，骏马不可用来守门，宝剑如用来劈柴则不如斧头。用得合时合事，即使是平凡的人才也能发挥巨大作用，否则终无所成。因而不担心没有人才，而担心不能正确使用人才。”
为了“慎用”，必须对人才时加考察。曾国藩说：“所谓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并重。”就是说，要对下属的办事情况和言论情况同时进行考察，而曾国藩尤其注重臣下的建言。当时，“考九卿之贤否，但凭召见之应对；考科道之贤否，但凭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贤否，但凭督抚之考语”。曾国藩说：“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通过建言，上司可以收集思广益之效，也可以借此观察下属的才识程度，确实是个一箭双雕的好办法。曾国藩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所上的广开言路的奏折，固然是针对咸丰帝下令求言的应时之作，同时也隐约反映了汉族地主要在满清王朝中获得更多的“伸张”机会的萌动。在同一份奏折中，曾国藩提出了对人才的“甄别”，他把它归之于“培养之方”中。其实，甄别，就是考察。甄别的目的是“去其根莠”。不加考察或甄别，而对那些不投上者之所好的人才，不加培养，不加使用，固然是对人才的浪费；不加考察或甄别，而单凭在上者的爱好或印象保举和超擢，把那些口蜜腹剑、两面三刀的阴谋家和野心家当作“人才”来培养和使用，必会造成恶劣的政治后果。这种事例，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曾国藩说：“不铲除荆棘，那么兰蕙也会没有芳香。不赶走害群之马，那么良驹也会短命。”
曾国藩本人很注意考察人才，对于僚属的贤否，事理的原委，无不博访周咨，默识于心。据《清史稿》记载，曾国藩“初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而记其优劣，无或爽者”。而且，他闯世愈深，观察逾微，从相貌、言语、举止到为事、待人等等方面，都在他的视线之内。据说，曾国藩颇知麻衣相法，有一首流传的口诀，传闻是他写的：“邪正看鼻眼，真假看嘴唇。功名看器宇，事业看精神。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又有四句：“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著是富相，心存济物是富相。”这些，都带有浓厚的唯心色彩，不足为训。但口诀中提到的“端庄厚重”等等，却确是“慎用”时所应提倡的美德。
用心明辨诚伪
诚，就是真实无妄，实实在在没有虚假，没有装饰，所以叫诚心。孟子说人天生存诚，但这种诚必须经过修养才能达到。因为出于各种动机、诱惑，人往往不诚。所以，诚为立身之本，治心之本。
诚的对立面是虚、是妄、是骗。之所以不能诚，根源是私，一有私心就不能诚，因此可以说私心是诚心的大敌。对此，曾国藩自有治私心之道。
曾国藩把人心诚伪作为人的基本品格来认识，认为只有诚实的人才能和他交往，才能有信誉可言。
穆彰阿对曾国藩早年有知遇之恩，曾发达后对穆也极为感激。即使在穆被罢斥后，曾每过穆宅，总不免感慨一番。20年后，曾赴任直隶总督前，进京觐见时，还专程拜访穆宅。后来曾赴天津办理教案，恐自己再无机会进京，又专门写信令其子曾纪泽再次前往穆宅，向穆彰阿的儿子萨廉致意。
正因如此，曾国藩特别讨厌那些狡诈的人。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官署中有一个很高的亭子，凭栏远望，可以看到官署的内外情景。一天，他在亭子中徘徊，看见有一个头顶戴着耀眼花翎的人，拿着手板，向仆人作着苦苦请求的样子。仆人摆手拒绝他，举止非常傲慢，那个人无奈地离去了。第二天登亭，又看见那个人，情景和昨天一样。第三天，看见那个人摸索袖中，拿出一包裹着的东西，弯着腰献给仆从，仆从马上变了脸色，曾国藩看到这里，心中有点疑虑。过了一段时间，到了签押房，仆从拿着手板进来，通报说有新补的某位监司求见。曾国藩立即让请进来，原来就是连日来在亭子上所看到的向仆从苦苦哀求的那个人。问他何日来这里的，答说已来三日。问为什么不来进见，则吱吱唔唔不能对答。曾国藩对监司说：“兄新近就任，难道不缺什么办事的人吗？”监司回答说，衙署中虽是人满为患，如果您要是有推荐的人，也不敢不从命。曾国藩说：“那好。只因这个仆从实在是太狡诈，万万不可以委以重要的差事，只让他得一口饭吃就足够了。”监司点头称是。曾国藩于是召那位仆从进来，严肃地对他说：“这里已经没有用你的地方了，现特推荐你到某大人处，希望你好好侍从新的主人，不要怠慢。”仆从不得已，弯一条腿以示谢意。等到退出去以后，大为气愤，携带行李去了别的地方。
清朝朝考选拔贡生，取得知县的官位，以到一省的先后作为补缺的顺序，授予职位后就去拜见吏部的负责管理签发授职凭证的官员。一旦取得了授职凭证，没有不立即前往赴任的。曾国藩做侍郎的时候，有两个门生，都取得了直隶知县的职位，同时去拜谒曾国藩，曾国藩问他们赴任的行期，其中一人为杨毓枘，就回答说：“已经雇好了车，马上就要动身了。”另一位则说：“还得等待准备行装。”曾国藩怀疑杨毓枘为奸巧的官吏，很快又听说先去赴任的乃是另外那位，因而感叹地说：“人真是难以看透啊！杨毓枘所回答的，正是他拙诚的体现。”曾国藩后来多次写信给直隶大吏，赞扬杨毓枘的贤良。后来，杨毓枘又到曾国藩那里，曾国藩便问他上司对待他怎样，杨毓枘回答说：“上司待属吏皆很好，待毓枘也好。”曾国藩大笑说：“你真诚实啊。好，好。”杨毓枘后来官至大名知府，另外的那一位却因事被参劾，正如曾国藩所说。杨淡于宦情，曾国藩做直隶总督时，欲委署道缺，竟辞归。于是曾赠他一联，写道：“已喜声华侔召杜，更看仁让试乡闾。”
曾国藩这种崇尚拙诚，反对巧诈的待人品格，使他的周围聚集了许多忠直廉敬之士。
曾国藩选人五标准
曾国藩主张交人要交那些心地坦诚、肝胆相照的人，选将选兵自然也要选那些硬汉子，至于朴实耐劳、智略才识当然亦是断不可少。
从曾国藩所规定的选将标准来看，湘军的选将制度较为严格，大致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忠义血性；二是廉明为用；三是简默朴实；四是智略才识；五是坚忍耐劳。
曾国藩在选将中，将“忠义血性”放在第一位。所谓“忠义血性”，就是要求湘军将领誓死与敌人战斗到底的意志。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巨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疾；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万不可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选用具有“忠义血性”者为将领，可以为整个军队起到表率作用，“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这样便可以带动全军效忠封建的统治，从而能够使这支新兴的军队——湘军，不但具有镇压农民起义的能力，同时还具有“转移世风”的政治功能。
第二，曾国藩强调“廉明为用”。对于“廉”、“明”二字，他解释说：“弁勇之于本营将领，他事尚不深求，唯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唯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阖营共见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而小款小赏，又常常从宽，使在下者恒得沾润膏泽，则惠足使人矣。明之一字，第一在临阵之际，看明先避，一一看明，而又证之以平日办事之勤惰虚实，逐细考核，久之，虽一勇一夫之长短贤否，皆有以识其大略，则渐几于明矣。”
“廉”，对于军队来说是极为敏感的问题。绿营将帅克扣军饷，冒领缺额以自肥的现象，早已是公开的腐败行径。这深为士兵所不满，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那么，曾国藩在新组建的军队上，要做到与众不同，就必须在选将问题上高度重视，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湘军的战斗力。
“明”是指将领要做到赏罚分明，是非不淆。“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对于一般将领要求其“精明”，而对于高级将领，则要求其必须高明，这样才能够具有远见卓识。
曾国藩反复强调将领要具备“廉”、“明”的品质，这对于改善官、兵关系，提高战斗力，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三，选取将领，专取“简默朴实”之人。
曾国藩对于绿营军官气深重，投机取巧，迎合钻营的腐败风气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他深感积习难改。“国家养绿营兵50余万，200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战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离朴散淳，其意荡然”，曾国藩从内心里慨叹：即使“岳王复生，或可换孱兵之筋骨；孔子复生，难遽变营伍之习气。”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曾国藩规定，一方面湘军不用入营已久的绿营兵和守备以上官；另一方面，他强调挑选将领要侧重“纯朴”。所谓“纯朴”是指脚踏实地，无官气，不浮夸虚饰。曾国藩经过遴选，将大量“纯朴”之人委以重任，这对于提高湘军战斗力和耐力极为有益。
第四，“智略才识”是曾国藩选将的又一标准。曾国藩认为：“大抵拣选将材，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决不能选用平庸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曾国藩力求从书生中选拔人才，借助于他们知书达理，努力克服绿营将领缺乏韬略的弊病。
第五，要求湘军将领还应具备“坚忍耐劳”的特点。
“坚忍”亦就是打仗时能冲锋陷阵，身先士卒。曾国藩虽为一介儒生，对于治军最初没有多少军事经验，但他亦清楚，行军作战倍加艰辛，只有“立坚忍不拔之志，卒能练成劲旅……数年坎坷艰辛，当成败绝续之处，持孤注以争命”。当危凝气，只有这样，才能使湘军从上到下都有着一股与农民起义军作战到底的决心。
曾国藩在其一整套的选将标准中，一反中国古代兵家论将、选将方法，而将“忠义血性”，意即对封建政权的忠心放在了第一位。为此，他不拘一格，不限出身，大量地提拔书生为将。在湘军将领中，书生出身的人占58%。
在曾国藩看来，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出身卑微，迫切希望改变所处的社会地位。按惯例是应通过读书做官的方式来达到其目的的。然而，清朝末年的状况却使他们无望改变社会地位。据统计，清末全国士绅人数约有145万，政府官职及头衔仅能容纳15万，闲居乡里的士绅至少有130余万，两者之间构成了悬殊的比例。当社会统治秩序受到农民起义的冲击，他们将本能地站出来，以封建的卫道精神同农民军进行对抗，捍卫封建的统治，加之无官可做只好在投笔从戎中一显身手。
按照这些标准选将练兵、处理将士关系，虽未必能达到他的“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人心”的目的，但确实使曾国藩得到了一支非比寻常的军队，从而使他博得了皇帝对他的重用和将士僚属对他的青睐。
轻薄之人不可重用
用好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大问题。曾国藩最反对幸灾乐祸、狂傲自大、妄断是非、自以为是的人。曾国藩认为，人最忌轻薄浮浅，没有内涵，几番接触，就会使人感觉俗不可耐，或令人生厌。大凡有一定学识或修养的人，都能够沉着稳练，谦谨坦荡。
曾国藩对于轻薄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他说：大凡人寡薄的品德，大约有三端最容易触犯：听到别人有恶德败行，听得娓娓不知疲倦，妒忌别人的功业和名声，庆幸别人有灾，高兴别人得祸，这是薄德的一端；人受命于天，臣受命于君，儿子受命于父，这都是有一定之数的，但有些人不能接受命运的安排，身居卑位而想尊贵，日夜自我谋划，将自己置在高明的地方，就像一块金子，冶炼时自认为是莫邪、干将一类的宝剑了，此是薄德的第二端；胸中包蕴着社会上的清清浊浊、是是非非，但不明确去表示造成或者反对，这本来是圣人哲人的良苦用心，如果要勉强去分什么黑白，遇事就激动张扬，这是文士轻薄的习气，娼伶风流的形态，我们这些人不体察就去效仿它，动不动就区别善恶，品评高下，使优秀的人不一定能加以勉励，而低劣的人几乎没有立足之地，这是薄德的第三端。我现今老了，这三端还要加以防戒。
跟随曾国藩从军打仗的人很多，尤其是出谋划策的幕僚和下属，都希望得到曾国藩这位“盟主”的举荐而飞黄腾达。曾国藩对下属和幕僚确也不吝举荐，但他举荐人又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确实为他干事，不怕艰苦，不讲条件。否则，他是不肯保举的。此外，还有三种人曾国藩不愿保奏，一是才高德薄名声不佳之人，一是才德平平迁升太快的人，一是个人不愿出仕者。
第一种人如周腾虎、金安清等，往往一经保举，即遭弹劾，心欲爱之，实却害之。例如，周腾虎刚受到奏保，即遭连章弹劾，遂致抑郁而死，使曾国藩大为伤感。他在1862年9月的《日记》中写道：“接少荃上海信，知周腾虎在沪沦逝。老年一膺荐牍，遽被参劾，抑郁潦倒以死。悠悠毁誉，竟足杀人，良可怜伤。”曾国藩从此接受教训，其后屡遭弹劾、名声极坏的金安清在幕中为他出力效命之时，力排众议，坚持只用其策，不用其人，并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解释说：“眉生之见憎于中外，断非无因而致。”“今若多采其言，率用其人，则弹章严旨立时交至，无益于我，反损于渠。余拟自买米外，不复录用。”
第二种人如恽世临、郭嵩焘等，皆经曾国藩直接间接地奏保，两年之内连升三级，由道员超擢巡抚，复因名声不佳，升迁太快而被劾降调。曾国藩亦从此接受教训，待1865年10月清政府欲令李宗羲署理漕运总督、丁日昌署理江苏巡抚而征询曾国藩的意见时，曾国藩即直抒己见，并提出自己的理由：认为一岁三迁已为非常之遭际。该员廉正有余，才略稍短，权领封圻未免嫌其过骤。丁日昌虽称熟悉夷务，而资格太浅，物望未浮。洋人变诈多端，非勋名素著之大臣，不足以戢其诡谋而慑其骄气。该员实难胜此重任。总之是不同意这种安排，以杜升迁太骤之弊。结果，清政府接受了曾国藩的意见，随即撤销此议。
至于第三种人，本人不愿出仕或不愿受人恩德，受保之后本人不以为恩，反成仇隙，说来颇令曾国藩伤心。虽未知其姓名，却可断定确有其事。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谈到奏保之难时说：“近世保人亦有多少为难之处。有保之而旁人不以为然反累斯人者，有保之而本人不以为德反成仇隙者。余阅世已深，即荐贤亦多顾忌，非昔厚而今薄也。”这可以说是曾国藩的阅历之得，经验之谈。
表现欲过强的人不可久用
大家在一起共事，如果一个人老是自以为是，以自己为中心，处处争强逞能，不给别人以表现和施展的机会，那么别人很快就会对他产生反感，将来一起合作共事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周易。系辞下》说：“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意思是说，思想修养好的人，语言简洁，不乱发议论；而性情浮躁的人，滔滔不绝，却言之无物。
有的人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话不多；与亲人相处的时候，话也很少；但与朋友在一起时，话就很多，如果恰好异性朋友也在一起时，话就更多了，真可谓标新立异，妙语连珠，语不惊人死不休。说到得意处，更是手舞足蹈。
这一切都是因为人有一种表现欲，或者表现一种气质，或者表现一种才情，或者表现一种风度，或者表现一种智慧，总之是想表现一种优越感，掩饰一种自卑感；想表现自己某一方面长处的人，一定有某一方面的短处。
夸夸其谈的人，本来是想表现自己的长处，可是他在表现自己的长处时却暴露了自己的短处；他只知道谈论的乐趣，却不知道沉默的乐趣；只知道表演的乐趣，却不知道观赏的乐趣。
为人应力戒表现欲太强，在曾国藩所谈的处世禁忌四缄中，第一条就谈到不喜好夸夸其谈，到处表现自己。另外，曾国藩还说：人只要稍微有些才能，就想要表现出来，以显示与别人的不同，争强好胜的人这样，追逐名誉的人更是这样。同当士兵，就想着要挺出于同列；同当小军校，就想着要在军校中出人头地；同是将军，就想着比别的将军高一头；同是主帅，也仍想着要比别的主帅高明。尽管才能有大小浅深的差别，但他们共同的一点是不知足、不安本分。能打破这种世俗的风气，就能和他谈论用兵之道了。
因此，曾国藩不仅自己常常检点自己的言行是否是表现欲太强，而且对其僚属有这一倾向的人也及时教诲。
曾国藩第二次做两江总督时，李鸿裔来到他的幕府中，少年倜傥，不拘小节。曾国藩特别钟爱他，对他像儿子一样看待。曾国藩的密室，只有李鸿裔可以随便出入。当时曾国藩的幕僚中有“三圣七贤”，都是名极一时的宋学大家。曾国藩惊叹他们的名声，都把他们招揽了进来。然而只是挨个的安排他们衣食住行等，并不给他们以事情做和职位。一天，曾国藩正在和李鸿裔在室中坐着谈话，正巧有客人来到。曾国藩出去迎见客人，留下李鸿裔自己在室中，李鸿裔翻看茶桌上的文本，看到《不动心说》一首诗，是某一位老儒所写的。这乡儒，即是所说的10个圣贤中的一个。诗文后边写有这样一段：“使置吾于妙曼娥眉之侧，问吾动好色之心否乎？曰不动。又使置吾于红蓝大顶之旁，问吾动高爵厚禄之心否乎？曰不动。”李鸿裔看到这里，拿起笔在上面戏题道：“妙曼娥眉侧，红蓝大顶旁，尔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写完，扔下笔就出去了。曾国藩送走了客人，回到书房，看到了所题的文字，叹声说：“一定是这个小子干的。”就让左右招呼李鸿裔，这时李鸿裔已经不在衙署中，很可能是又去秦淮河上游玩去了。曾国藩令材官拿着令箭到处去找，并要求一定要找到，果然在某姬的船中找到了他，带了回来。曾指着他所写的问道：“是你干的吧？”李答：“是。”曾说：“这些人都是些欺世盗名之流，言行一定不能坦白如一，我也是知道的。然而他们所以能够获得丰厚的资本，正是靠的这个虚名。现在你一定要揭露它，使他失去了衣食的来源，那他对你的仇恨，岂能是平常言语之间的仇怨可比的？杀身灭族的大祸，隐伏在这里边了。”李鸿裔很敬畏地接受了教诲，从这以后便时刻注意收敛自己，不再敢大言放肆了。
百试不爽的观人智慧
曾国藩对“情态”识人方面颇有研究，总结出了四种形态：即弱态、疏懒态、狂态、周旋态。并给它们下了定义，作了对比和分析。文字虽然不多，但微言大义，言近意远，很值得借鉴。
弱态之人，情性温柔和善，平易近人，往往这类人又爱多愁善感，缺乏刚阳果敢之气，有优柔寡断之嫌。即所谓的“多才惹得多愁，多情便有多忧，不重不轻正候，甘心消受，谁叫你会风流”之人。但这类人的优点和长处在于内心活动敏锐，感受深刻，情感丰富，如果从事文学艺术事业或宗教慈善事业，往往有可能做出一定的成就。这种人心事细密做事周全叫人放心，但不太适合做开创性的工作。
狂态之人，大多不满现实状况，爱愤世嫉俗，对社会弊病总喜欢痛斥其不足，个人品性往往是耿介高傲，自成一格，正因如此，难与其他人打成一片，团结合作精神不是很好。但这类人有钻劲、又聪明、肯发奋，持之以恒，终能有过人的成就，历史上如郑板桥等人，就属于这一类。但过于狂傲，失去分寸，又可能给自己带来不少的麻烦。如三国时的杨修，恃才傲物，又不肯遵军纪，随便乱说，掉了脑袋。祢衡，年纪轻轻不仅不服任何人，还公然擂鼓大骂曹操，只可惜因此丢掉了卿卿性命。他们的死，并不能说曹操没有责任，但与他们自己的狂傲不羁也有极大的关系。
疏懒态之人，大多有才可恃，对世俗公认的行为准则和伦理规范不以为然，满不在乎，由此引发而为怠慢懒散，倨傲不恭。这种人，倘若心性坦诚而纯真，则不仅可以呼朋引类，广交天下名士，而且在学术研究或诗歌创作上会有所成就。疏懒往往只是他们人格的一个侧面，如果某种事业或某项工作确实吸引了他们，他们会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而孜孜不倦勤奋无比。虽然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会疏懒不堪，但有一点则是无疑的，即决不能做官。上一级官员一般不会选择他们做属下，而他们既不善于同上司相处，也不善于接人待物，更不会奉承巴结上司。他们这么做多半是因为不愿在这些人际关系方面去浪费精力和时间，因此他们宁愿挂冠弃印而去。如陶渊明，做了40多天小官，毅然辞官而去，宁去种种田，写写诗，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神仙日子。尽管生活上很艰苦，但他们也自得其乐，绝不为五斗米而向上司折腰。
周旋态之人，智慧极高而心机过人，待人则能应付自如，接物则能游刃有余，是交际应酬的行家里手。这种人是天生的外交家，做国家的外交官或大家豪门的外掌柜，任大公司的公关先生或公关小姐，都能圆满胜任。其办事能力也很强，往往能独当一面。假若在周旋中别有一种强悍豪雄之气，那么在外交场合，更能折冲樽俎，建功立业。古人所谓“会盟之际，一言兴邦；使于四方，不辱廷命”，就是说的这种人。
然而，事物决不会简单到仅以上四种类型就能概括一切，人之性态亦如此：
弱态若带媚，则变为奉迎谄媚之流，摇尾乞怜之辈，这是一种贱相。
狂态若带哗，则为喧嚷跳叫，无理取闹之流，暴戾粗野，卑俗下流之辈，这是一种妄相。
疏懒态若无真诚，则会一味狂妄自大，此实为招祸致灾之阶，殊不足取，这是一种傲相。
周旋态若无分寸，会由城府极深，亦近狡诈，阴险和歹毒，这是一种险相。对这种人，倒是应当时时警惕，处处提防，不能因一人之险生而乱了自己的阵脚，甚至败坏了自己的事业。
前面所讲的各态，各有所长，各有其短，作为用人者，应扬其长，避其短；在察看之时则应从细小处入手，方可明断其是非真假，正大者可成栋材，偏狭者会成败类，应善加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