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她因视力残障被拒绝于大学门外。多年下岗在家的她和儿子只能靠每月500元的低保金生活。儿子像她一样患有白内障，手术矫正后两眼的视力也只有0.3左右。然而从小好学的儿子用勤奋越过了视力的障碍，成绩总在全校名列前茅。
意外发生在儿子中考那一年。因为要使用放大镜，儿子阅读答题浪费了很多时间，每门考试到交卷时都还有答不完的题。因为考试失利了，一贯成绩优异的儿子只上了一所普通高中。这给儿子很大打击。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因为视力障碍而无法考取理想的学校，她内心感到无比沮丧。作为母亲，也缘于一种本能，她想：我能不能为儿子争取到一份大字号的试卷呢？
2006年，儿子将要参加高考。这年年初，她开始为儿子的大字号试卷奔走，她跑去找市教育局、教育厅、残联……她几乎走遍了大连市所有牵连到高考的部门。这对连公交站台都看不清的她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好在她的辛苦很快有了回应：高考前，有关部门两次打电话给她，问这个学生在哪个考场，多少考号？这让她欣喜若狂，如果能有一份大字卷，儿子考试时就不用放大镜，他就可以和正常的考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但出人意料的是：当年6月，儿子使用的还是普通试卷，依旧离不开放大镜。她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在电话里对教育部门暴跳如雷地大叫着：“这是为什么？给我一个理由。”但是，她并没有听到她想要的理由。
高考的成绩出来，儿子只考了400分。这个分数已经达到三本理科分数线，对于视力有障碍的儿子来说，这个成绩还算不错。可是，儿子觉得凭自己的实力，完全可以考得更好，他决定再考一次。
她当然支持儿子的想法。她想，我再努力一年，大字号试卷说不定就会落实下来，这样，儿子也就不会有遗憾。
母子俩开始了艰难而漫长的“高四”生活。她一边照顾着儿子的生活，一边为争取大字卷而忙碌：她寄出了上百封求助信，还通过网络把自己的愿望发布了出去。她的呼吁得到了媒体和更多人的关注和回应。她在大连市残联了解到，大连市的残疾人有30万，仅视障人数就有4.19万，视障人包括全盲人和低视人，其中低视人多于全盲人，大概有2.5万人左右，其中青少年学生占到了30%-40%。这个数字让她很吃惊，也让她大感兴奋：如果能申请到大字号试卷，就会给更多的人带来公正和希望！
她拿着大字号试卷的申请找律师咨询，像疯婆子一样四处跑，以至有人在背后说她是现代版的祥林嫂。她甚至工工整整地把“视障人应当享有公正的考试资格，一样和正常人享有文化、政治、经济……享有平等的权力，同时国家保障残疾人充分地全面地参与社会生活”等条文抄下来，呈送到教育部门和新闻单位的案前……她的执著和坚持终于引来更多人的关注，有3个和她相同遭遇的家长和她一起走在了上访的路上……“大字号试卷”申请下来了。2007年辽宁省高等教育招生考试中出现了3份特殊的试卷——沈阳、大连、鞍山三名有视力障碍的考生使用了3号字高考试卷答题。
大字号试卷比正常试卷看起来舒服多了，考试第一次不用放大镜，儿子答题的速度快多了。这一次，儿子考得不错，如愿被大连大学数学专业录取。
她为儿子争取公正的努力值得称道。但真正令人肃然起敬的是，国家给了她一份“放大”的公证后，她又有了往前一步的举动：眼下，她正为“大字号试卷”在全国的视力残障人中的推广而奔忙，她希望自己能把这份公正“放大”到全国每个省份，让所有的视力残障考生能从中受益——因为，在她看来，公正永远不应该只是少部分人的公正，而真正追求公正的人，也绝不会在解决了一己之利后就作罢。
争取属于自己的公正，是一种觉醒和能力；而竭尽全力“放大”这种公正，则是一种难得的可称颂的公民素质——生活中，你在争取到自己的公正和利益时，是不是经常就“到此为止”，而忘了“往前一步”，忘了把这种公正和利益“放大”到和你一样的人群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