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她到北京读书，父亲跟随她一起北上打工。
她从没有去看望过父亲，她亦无法找到他工作的地方。她只从父亲口中模糊知道他在一个新开发的工地上，做风餐露宿的民工，每个月领了钱，便会定时地打到她的卡上。她也曾想过要去找他，像别的同学那样，领着他到学校四处转转，哪怕只是在食堂里吃一顿简单的饭。但北京那么大，去任何一个地方似乎都需要在公交地铁上辗转换乘，所以她想，或许他们彼此在北京，很难会有见面的机会。
她知道自己在心底，其实并不希望父亲能来看她。尽管她从小敬畏于他，从不曾因为他身份卑微，而觉得难堪或是尴尬，但来到繁华的北京，她总觉得自己似一粒无助的沙子，被海滩上的行人随意地踩着，又随时会有被风浪卷下深海去的惶恐和茫然。宿舍的女孩子们都忙着恋爱、跳舞，或奔向各式的艺术展。唯独她，来自寂寞的乡村，又拙于言辞，在别人已经很快跳上喧嚣热闹的列车时，她却被滞留在了孤独的小站上，眼看着火车载着那欢笑的一群，开往她再也无法抵达的似锦繁花，而她，连呼唤的力气都没有。
她也羡慕常能收到父母包裹或是电话的舍友，看她们故意大惊小怪地在她面前，将漂亮的衣服、好吃的特产，孔雀开屏一样地展示给她；或者听她们在电话里，温柔地朝父母撒娇，声音如一朵花儿，看似羞涩无比，却是拿最耀眼的色彩，刺伤了她的眼睛。她们与父母家人远隔千里，却如同近在咫尺；而她与父亲，明明都同在北京，却似远隔天涯。常有舍友在挂掉电话后，装作漫不经心地问她，何时她的父母会来看她，她总是模棱两可地回答说，他们忙呢。
这也是父亲曾给过她的理由。他来到北京，只主动地给她通过一次电话，听得出是在嘈杂的工地上，借了别人的手机，只匆匆地说，很忙，记得自己照顾好自己，他会每月给她寄钱。她还没有来得及问及父亲的情况，便听见那边有人喊：“55秒了，快挂！”之后电话那端，便只剩“嘟嘟”的声音。她记得“话吧”的老板，怪异地看着她，那视线里鲜明的不屑，如一把尖锐的刀子，瞬间插入她的身体。
她一直以为在北京各个工地间辗转的父亲，除非回家，与她再不会有相见的机会。但没有想到，她与他，却以那样难堪的方式，看到彼此。
是学校社团组织的一次电影展，她的舍友临时有事，便让她在门口帮忙发放“意见反馈表”，并照顾嘉宾。就在所有票都发完，嘉宾也一一列席，她打算回自己位置上，安心观看电影的时候，门口突然传来一阵争吵。她随了看热闹的人走过去看，见穿了制服的门卫正拉着一个明显是民工的男人朝外走。到台阶处的时候，门卫用力地将男人一推，男人一个趔趄，便重重跌倒在台阶下的花池旁。周围一群同样衣着斑驳的民工，即刻一哄而上，将门卫拉下去。一片混乱的叫嚷声中，她渐渐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原来这群在学校建筑工地的民工，听人说晚上礼堂里有免费的电影，便纷纷涌了过来，被推下花池的那个民工假说找自己女儿，试图混进去看。门卫当然识破他们伎俩，几番争执，便有了她最初看到的那一幕。
礼堂里的灯渐次熄灭下去，她转身要走，背后突然就传来一声熟悉的声音：“我就是要找我女儿，她叫陈叶，学外语的。”她一下子怔住了。那一刻，她觉得似乎被一根针给定住了，她想要挪动脚步，却发觉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而且愈是挣扎着想要逃脱，心底的疼痛就来得愈是剧烈。
她最终在人群的拥挤里没有回头，而是迅速地走开去。但当所有的灯熄灭，电影在黑暗中开始，她的泪水终于哗哗地流下来。
没有想到父亲原是离她如此的近，近到不过是几百米，便可以从那片喧嚣的工地，走到她的宿舍；近到她每天从5层的教室里透过窗户，便能够看到不远处的脚手架上，蚂蚁一样忙碌的民工；近到她每天打饭，若是绕一段路，就会看到工地上，在初春的风沙里，坐在钢筋水泥地上埋头吃饭的那群劳作者。
可是，父亲却从来没有来找过她，直到那天晚上他喝了点酒，又被保安欺负，在一群民工的怂恿下，终于在礼堂门口喊出她的名字。
她与父亲，原都是没有勇气的人。只是她的怯懦，是因为卑微；而父亲的躲闪，则是源自对她最深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