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可以论证世界的合理性，但却无法论证理性自身的合理性。当整个世界在人的注视下变得“存在即是合理”时，这种合理性随即又会将人推向非理性。天才和疯子只有一步之遥，理性和非理性也只在一念之间。
百牛大祭
我们在将宇宙解释为数的尝试中，发现了形而上学的第一步。——黑格尔
在古希腊哲学史上，毕达哥拉斯学派是一个经由数学进入哲学研究的哲学派别。但鲜为人知的是，该学派不仅是一个以研究数学著称的学术团体，还是一个神秘的宗教团体。据说，加入该团体的信徒，不仅要掌握数学、天文学、音乐方面的知识，而且还要恪守很多极其荒诞的禁忌。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给我们罗列了这些禁忌的清单：
1.禁食豆子。
2.东西落下了，不要拣起来。
3.不要去碰白公鸡。
4.不要擘开面包。
5.不要迈过门闩。
6.不要用铁拨火。
7.不要吃整个的面包。
8.不要招花环。
9.不要坐在斗上。
10.不要吃心。
11.不要在大路上行走。
12.房里不许有燕子。
13.锅从火上拿下来的时候，不要把锅的印迹留在灰上，而要把它抹掉。
14.不要在光亮的旁边照镜子。
15.当你脱下睡衣的时候，要把它卷起，把身上的印迹摩平。
看到这个清单，我们不禁产生这样的困惑：一个研究数学的团体，何以有着如此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禁忌？数学本来就是理性的象征，在这里何以和迷信联姻？
个中原因，还应该到毕达哥拉斯的学说中去寻找答案。
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哲学方面有两个著名的论断：一是数是世界的本原。二是数即和谐，数学的本原就是世界的本原。对这两句话，我们似乎可以做这样的理解：既然数是世界的本原，既然数字在数学中的关系是和谐的，那么，整个世界也必然处于和谐的关系中，就像音乐一般演奏着和谐而有节奏的声音。毕达哥拉斯本人就曾经这样推测：地球沿着一个球面围绕着空间一个固定点处的“中央火”转动，另一侧有一个“对地星”与之平衡。这个“中央火”是宇宙的祭坛，是人永远也看不见的。这十个天体到中央火之间的距离，同音节之间的音程具有同样的比例关系，以保证星球的和谐，从而奏出天体的音乐。希吕托在《驳众异端》中也说：“毕达哥拉斯对数作了深刻的研究，断言宇宙进行歌唱，并且是被和谐地构成的，他又是第一个将七星运动归为旋律的人。”
由此看来，毕达哥拉斯学派研究数学，不仅仅是一种乐趣，更是一种信仰。他们也许坚信，发现了数字中的一个和谐关系，就等于发现了无穷宇宙中的一个和谐关系。自己有限的生命一旦和无限的宇宙发生了关联，打成了一片，人生就有了寄托，获得了意义。正因为此，毕达哥拉斯学派才如此乐此不疲地研究那些枯燥至极的点、线、面、体……
我们都知道，毕达哥拉斯是“勾股定理”的发现者。因此，这个定理也被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据说，当毕达哥拉斯发现了直角三角形三边之间的这种和谐关系之后，他的信徒一度陷入疯狂，甚至杀掉了一百头牛来祭奠这个当时根本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学说。可见，对于毕达哥拉斯学派而言，研究数学根本不是出于功利目的，而是出自信仰，出自对宇宙神秘和谐关系的忌惮。
说到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个以研究数学著称的哲学学派何以有着如此多的宗教禁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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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点点滴滴无疑给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对现实生活最有功利价值的科学，在它的发端处根本不是出自功利的欲求。科学，是在纯粹思辨中孵化的，而纯粹思辨本身，是没有外在的目的的。否则，很难想象，在毕达哥拉斯生活的远古时期，一个定理的发现能够创造一百头牛的价值。
由此看来，在西方社会，科学本身根本就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第一生产力”。它首先是一种为人生提供慰藉的文化。它为西方人提供的是安身立命之本，是有限的人进入无限，获得精神沉醉的有效途径。正如黑格尔对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评价：“我们在将宇宙解释为数的尝试中，发现了形而上学的第一步……正是毕达哥拉斯哲学的原则，在感官事物和超感官事物之间，仿佛构成了一座桥梁。”
正是靠这座桥梁，西方人摆脱了人生有限的恐惧，进入了玄思的无限世界。这正是科学和宗教的关联之处。科学和宗教，理性与信仰，貌似水火不容，其实却是物极必反，两极相通。正因为此，大多数科学从它们的一开始就是和某些错误的信仰形式联系在一起的。那些狂热的科学家们似乎都在为了一种虚幻的价值而研究科学。比如，天文学起源于占星术，化学则是起源于炼丹术。而数学，则是和一种信仰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数学的知识看起来是可靠的、准确的，而且可以应用于真实的世界。此外，它还是由于纯粹的思维而获得的，并不需要观察。由此，人们就想当然地认为：思想高于感官，直觉高于观察。如果感官世界与数学不符，人们就认为感官世界是错误的。于是，人们便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寻求更能接近于数学家的理想的方法，最终在现实世界之外又虚构出了一个自认为真实的世界。这个真实的世界，就是哲学的世界。而这种哲学形式，也是从毕达哥拉斯开始的。正如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所说的：数学与神学的结合，开始于毕达哥拉斯，它代表了古希腊、中世纪直到康德为止的近代哲学的特征。
灵魂的回忆
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整个地球。
——阿基米德
柏拉图曾经对我们说：灵魂本来就属于上天的精灵，“那时它追随神，无视我们现在称作存在的东西，只昂首于真正的存在”，所以它对理念领域有所观照，具备一切知识。灵魂后来坠入了肉体，依附于了躯体，因此而遗忘了一切。
那么，如此高贵的灵魂是如何堕落到肉体之中的呢？柏拉图用一个神话故事对此做出了解释。他说，当年宙斯率领众神去赴宴，次等的神和灵魂跟随在后面。装载着他们的马车由一些顽劣的马拉着，驭马者也缺乏高超的技艺，在经过陡峭天路时失去了对马的控制，被顽劣的马拽落在地上。灵魂就这样被折断了翅膀，不能上升到天上的理念领域，最后只得附于肉体作为暂居之地。
这个神话以隐喻的方式暗示，灵魂是一些不纯粹的理念，包含着向往身体的因素（“顽劣的马”），灵魂和身体的结合，虽然是一种堕落，但却是符合灵魂状况的堕落，具有某种必然性。灵魂在未跌落之前，对理念领域有所观照，包含着天赋的知识。灵魂在附着身体之后，由于身体的干扰或者“污染”，忘记了过去曾经观照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经过适当的训练灵魂才能回忆起曾经见过的东西。因此，回忆的过程也就是学习的过程。才能使它回忆起曾经见过理念。
柏拉图说：回忆不是凭空产生的，它需要由观看、触摸或其他感觉来引起，尤其是观看。因此，虽然我们不可能通过感觉经验来认识理念，但是认识理念却又必须依靠感觉经验。换言之，感觉在对理念的回忆中具有某种诱导的作用。灵魂对理念的回忆，分为突发与渐进两种形式。突发形式表现为疯狂，那是一种忘我的直观状态。当灵魂看到尘世的美，便回忆起真正的美，它感到翅膀正在生长并且急欲展翅高飞，把下方的一切置之度外，全然不顾，于是被世人认作疯狂。其实这是最高级的最佳状态，爱美的人分有这种疯狂，便被叫作钟爱者。渐进形式表现为理性的进展。它的步骤是这样的：“从显而易见的美开始，继而为了最高的美而上升，就像在梯子的阶上一样，从一进到二，从二进到所有美的形体，从美的形体到美的制度，从美的制度到美的学问，最后从学问到那支研究美自身的科学，最终知道美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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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是西方理智主义的集大成者。但他的灵魂回忆说，却是要通过“疯狂”来拯救人类。而“疯狂”，是靠一种神秘的直观实现的。讽刺性的是，直观，恰恰是对理智的背离。就这样，当理智走到了尽头，无法为信仰提供支撑时，最终导向了神秘主义。我们前面说的毕达哥拉斯，这里的柏拉图，还有后来的黑格尔，都是以理性思辨著称的哲学大师。可是，他们却都在自己学说的影响下集体走向了疯狂。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要到西方人的思维模式中寻找。
在西方，理性总是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表现出来。只要前提正确，论证过程严谨，得出的结论肯定就是正确的。因此，在西方，和数学一起发展起来的还有逻辑学。当西方历史上第一位数学家欧几里德在创建几何学体系的时候，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在着手创建他的逻辑学体系，专心致志地研究三段论式的推理。数学和逻辑学的联姻，造就了西方人的狂妄，他们天真地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阿基米德有一句名言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整个地球。”康德比阿基米德更狂妄：“给我支点，我能撬起整个宇宙！”
这就是西方人的线形因果思维。我们如果有机会去听一听西方人说话，就会发现他们的句式几乎都是“因为……，所以……”，逻辑性极强。正是这种思维使得西方产生了科学。但是，这种思维模式里有一个无法克服的致命缺陷：支点在哪里？我们去什么地方获取这个支点呢？这个支点又怎么证明是确定可靠的呢？正如我们盖房子，地基如果没有夯实，上面无论修建的多么牢固，早晚还是会坍塌的。还有，其他的结论都是从支点推论出来的，但支点本身却无法推论出来，我们只能认为支点的正确性是不言自明的，预先给定的。
比如，在几何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公理，就是“平行线永远都不会相交”。这个公理就无法证明，我们只能认为它就是公理，是什么时候都不会出错的。但我们的经验不能保证这一点。因为我们只是现在看到它们没有相交，但平行线无限延伸下去是否会相交，我们的经验不能保证，也无法去验证，到最后只能由上帝来保证了。
就这样，在西方的理性思维模式里，上帝就像幽灵一样渗透到科学理论的角角落落。没有上帝，西方所谓宏大的科学大厦就面临坍塌。原因就在于这个支点。上帝要来保证这个支点的正确和恰当。一旦支点受到了怀疑，科学大厦就会立即坍塌。
就这样，理性走到尽头，自然而然地转向了信仰。而科学传统，也最终屈服于神秘主义的宗教传统。这个命运，好像是无法逃脱的。因为上帝根本就无法认识，唯有通过神秘的体验才能去亲近。
花园里的奇迹
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妒嫉，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圣经》
奧古斯丁是欧洲中世纪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了“在信仰的基础上去理解”的观点，旗帜鲜明地把对上帝的信仰摆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但我们所不了解的是，这位基督教的圣徒，在早年的时候却是一个恣情纵欲的浪子。据说，他17岁的时候就交了女朋友，18岁就有了私生子。
奧古斯丁虽放纵于情欲最早，但追求真理也觉悟最速。他皈依基督教的经历是哲学史上有名的“花园里的奇迹”。他在《忏悔录》里回忆说：某日正当他在住所花园里散步时，忽然感觉到自己的罪重重地压在心上，便倒在一颗无花果树之下，不住地叹息流泪。他一边流着泪，一边喃喃自语：“主啊！你的发怒到何时为止？请你不要记着我过去的罪恶。”过了会儿，他呼喊起来：“还要多少时候？还要多少时候？明天吗？又是明天！为何不是现在？为何不是此时此刻结束我的罪恶史？”他的哭声在空旷的花园里回荡。
正在这个时候，耳边忽然响起了清脆的童声：“拿起，读吧！拿起，读吧！”他急忙翻开手边的《圣经》，恰好是圣保罗的教诲赫然在目：“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妒嫉，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奧古斯丁年轻时候生活放荡，他感到这段话正击中要害。用他的话来说，“顿觉有一道恬静的光射到心中，驱散了阴暗笼罩的疑云。”
几天后，奧古斯丁放弃了待遇优厚的米兰国立修辞学教席，离开他年轻的未婚妻，决心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跟随上帝。公元387年复活节，他接受安布罗斯洗礼，正式加入了基督教。此后，他回到北非的家乡，隐居三年之后被教徒推选为省城希波教会执事，公元395年升任主教。在任职期间，他以极大的精力从事著述、讲经布道、组织修会、反驳异端异教。奧古斯丁在晚年目睹了汪达尔人的入侵，死于希波城沦陷之前。他去世之后，汪达尔人控制的北非脱离了罗马帝国，从此不再受罗马教会的管辖。但奧古斯丁的著作流传到西方，成为公教会和16世纪之后的新教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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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期希腊哲学中，奥古斯丁是一个转折性的人物。他既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也是一位基督教哲学家。在他这里，古希腊以思辨为主导的理性哲学开始与以信仰为标志的基督教教义发生融合。而且，在这种融合的过程中，信仰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正如我们上面所看到的那个“花园里的奇迹”。奥古斯丁，作为一位哲学家，他投向上帝，靠的不是理智的思辨，而是《圣经》的启示。所谓的启示，也就是佛教上讲的“顿悟”，恍然开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这里，思维是跳跃的，而不遵循理性和逻辑的严格推理。
信仰和理性的联姻，哲学和宗教的结合，在西方社会是迟早的事情。因为，无论是基督教中的“天堂”，还是哲学家思辨出来的“理念世界”，都是现实此岸世界之外的另外一个彼岸世界。只不过，前者是灵魂朝向的地方，后者是理性寻求的对象。对基督教而言，灵魂是永恒的，肉体是短暂的，因此灵魂高于肉体。而对以柏拉图为代表的理智主义者而言，理念是永恒的，现实是短暂的。因此，理念高于现实。不同的领域又对应不同的认识能力，所以，理智又高于感觉。基督教宣扬的是“灵魂不死”和“来世的幸福”，基本教义是：“拯救灵魂，必须抛弃肉体。”而柏拉图主义强调的是理智的高贵和感觉的低贱。其基本主张是：要获得真理，必须抛弃意见；运用理智，必须抛弃感官。
如此一来，肉体与灵魂、天堂和地狱、此岸与彼岸、今世与来世、有限与无限、感觉与理智、理念与现实之间就有了泾渭分明的界限。而人，作为灵魂和肉体的结合体，唯有靠信仰和理智才能不断地朝向那个圆满的世界，才能体会到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永恒。由此看来，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和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其实只有一步之遥。正因为此，后来的很多教父哲学家干脆要求放弃理性。理性能做到的事情，信仰也能做到。而且，神启的知识比理性的知识更简洁，更直接。何况，信仰总归是没有错的，一旦理性和信仰发生冲突，出问题也是人的理性，而不是信仰。
因为荒谬，我才相信
哲学是神学的婢女。
——托马斯·阿奎那
除了个别与一般的关系以外，西方中世纪时期神学家和哲学家之间争论的另一焦点问题就是：信仰和理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中世纪在西方是基督教神学一统天下的时期，其基本特点是：信仰先于理性，神学高于哲学。理性思辨和哲学思考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强化信仰。但是，当我们的理性和信仰发生冲突的时候，该如何适从呢？于是，围绕着“理解”和“信仰”的关系，中世纪的神学家和哲学家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神学家是信仰的坚定捍卫者。他们认为，对上帝，只要相信他存在就行了，根本不需要理性来论证。如果用怀疑的态度、理性的思考来审视上帝是否存在，本身就是对上帝的亵渎。素有“希腊最后一位护教士”和“第一位拉丁教父”之称的德尔图良直接就说：“因为荒谬，我才相信。”正因为上帝的存在是不可思议、无法理解的，我们才愿意去相信。基督教的信仰是上帝通过基督事件启示给世人的真理，也是人们必须遵守的规范。它不仅是充分的，而且也限制了我们的研究范围，超越它的范围必然造成异端。因此，我们最好是保持无知，以免逾越所容许的界限。正如他所说：“不要知道你不该知道的，因为你该知道的你已经知道……对于信仰的规范来说，什么也不知道就是知道一切。”在这种意义上，哲学完全成了一种多余的东西。即便是一个简单质朴的基督徒也比过去的哲学家们掌握有更多的真理。一切世俗知识在上帝面前都是愚蠢的。基督徒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上帝的启示。启示不仅是超理性的，而且也是反理性的。德尔图良写道：“上帝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了，并不因为这是耻辱的就让人耻辱；上帝的儿子死了，正因为这是荒谬的，所以是绝对可信的；他被埋葬后又复活了，正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是确定无疑的。”
德尔图良坚决摒弃理性，以维护基督教的信仰，确实走向极端了。后来的神学家在哲学和神学、理性和信仰的关系方面，态度虽然温和了很多，但他们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即哲学应该成为神学的婢女，理性应该为信仰服务。在他们看来，我们仅有神启的知识其实就已经足够了，但为了更加坚定自己的信仰，为了在理解的基础上更好地信仰，我们才诉诸理性的。正如托马斯·阿奎那所说：“神学不是把其他科学作为它的上级长官而依赖，而是把它们看成它的下级和奴仆来使用，犹如主要科学使用附属科学、政治学使用军事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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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荒谬，我才相信”，这句话已经作为一句哲学名言载进了西方哲学的历史。话虽然说的有些极端，但却在人性的深处暴露出了理性在信仰领域的盲区。理性虽然能够为我们提供关于自然界的知识，却解决不了我们的信仰和人生价值问题。后来的休谟曾经说过一句类似的话：理性是激情的奴隶。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根本不是先理解了再去行动的。恰恰相反，我们行动的理由有时候根本无法理解，我们的信念也无法像几何学推理那样被推导出来。总之，在信仰和行动面前，我们的理性总是那么的疲软。
信仰是不需要理由的，信仰的东西也是不可以问“为什么”的。用理性的立场来审视“上帝”、“神”之类的东西，谁会相信它的存在呀！用理性的态度看待人生，谁都知道人是要死的，谁都不会相信“永垂不朽”、“永恒”之类的鬼话。人生的终点是死亡，但任何人都不会为了这个目的而活着，谁忙忙碌碌是为了死亡呢？任何事情，如果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询问个究竟，到最后可能就会是一片虚无。就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你如果想要知道葱的本质，将葱皮一层层剥掉，却发现原来的葱却不见了，更谈不上葱的本质。”
事实上也是如此。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并没有因为理性的延伸和科学的发达就轻易地放弃对这些近乎“荒谬”的东西的追求和寄托。尽管后来的康德将“上帝”驱逐出了认识论的领域，尽管再后来的尼采在信仰领域杀死了上帝，尽管科学的一路凯歌不断证伪上帝的存在，但上帝仍然如此荒谬地屹立在西方人的精神世界里，挥之不去。
世界竟然存在
自然最不可理解的事情，就是自然是可以理解的。
——爱因斯坦
有人曾经让维特根斯坦用一句话来描述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
这个人不得其解，让维特根斯坦解释这两个符号的意思，维特根斯坦于是说了那句非常绕口但又非常著名的话：“令人感到惊讶的不是世界如何存在（howtheworldis），而是世界竟然存在（thattheworldis）！”
世界是如何存在的？这是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科学家的事情。科学存在的意义，就在于研究世界上的事物怎样关联，怎样相互转化，并从这种关联和转化中总结出规律，而后再进行一种理性的描述。正是科学，让我们眼前这个繁杂纷乱的世界变得清晰起来。正如诗人薄柏对牛顿的评价：“自然和自然律在黑夜中隐藏，上帝说：让牛顿降生！于是一切都豁然开朗起来。”
但是，无论科学如何发展，知识如何延伸，人类永远都无法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世界竟然是你知道得这个样子！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让我们永远感到神秘的是：世界竟然存在！“竟然存在”或世界存在的本身，不是指一种现象、一个事实，而是指所有现象、事实的总和，即世界或宇宙的整体。把世界当作整体，设问世界为什么存在，而不是不存在，就已经超越了科学研究的范围，变成宗教问题了。因为它超出了科学的理性限度，超越了空间和时间，涉及到从无生有的形而上学，因此在我们的认知之外了。对于这个问题，人类过去、现在、将来都不会知道。但是，我们对整个世界仍然需要一个态度或者信念。相信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仅此而已。
很多事情到了终极处，最后也许只能是一个态度，一个承诺。因为我们认知是如此的有限，因为我们不是上帝。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相信有一个不依赖于人类意识而存在的外在客观世界，是一切科学得以可能的前提。”在我们的意识之外，到底有没有一个独立、客观的世界存在？这个问题是我们回答不了的。世界之所以是这个样子，完全是因为人的眼睛。如果没有人类，没有这双眼睛，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也许，提出这样的问题本来就是荒诞的。因为没有人类，也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所以，对这个问题，我们只能作出承诺，而无法去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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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我们一直都在提倡科学精神，把科学程度的高低看作文明的标志，把科学看成是迷信、宗教的死敌。也许看了维特根斯坦的这句话，我们才真正知道科学和宗教在源头上还有这样千丝万缕的联系。翻开西方的科学史，我们会发现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科学的发展历程总是伴随着宗教的庇护。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自然最不可理解的事情，就是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他还说：“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瞎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瘸子。”莱布尼茨也说：“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正因为此，历史上那些伟大的科学家，大多也都是宗教徒。屈指算来，爱因斯坦、牛顿、笛卡尔、罗素、莱布尼茨，哪一个不是在研究完自然的奥秘之后，又去教堂进行礼拜呢？
正是出于对这个神秘世界的敬畏，正是出于“这个世界竟然存在”的惊讶，西方的科学家们总是将对宗教的殉道精神转变成了对科学的献身精神。阿基米德、哥白尼、布鲁诺……他们所留下的故事，不仅使人震撼，而且令人深思。当罗马大军攻陷叙利亚城的时候，阿基米德正在沙地上演算着几何题。面对着敌人明晃晃的兵器，这位日神般的数学家镇定自若地提出了人生的最后一次请求：稍等一下，让我先解完这道题……。为了确立“日心说”这一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科学理论，哥白尼几乎耗尽了自己后半生的精力，在其生命的弥留之际终于使《天体运行论》一书公之于世……。而为了坚持这一科学结论，布鲁诺曾不断遭受处分、监禁、开除教籍，直至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安徒生在其童话《光荣的荆棘路》中断言：“除非这个世界本身遭到毁灭，这个行列是永远没有穷尽的！”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把探究自然界的奥秘与对上帝的归依等同起来的科学家们，正是因为有了那种把科学视为生命的“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西方的文明史上才演绎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篇章，开辟出了一条专属于西方的“智”的传统。这种智力活动，不仅仅是一种思辨的乐趣，更多的还是一种安身立命的非理性信仰。
一只饿死的驴
理性是激情的奴隶。
——休谟
在西方哲学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布利丹的驴子”。故事说一位名叫布利丹的哲学家养了一头驴，这头驴和别的驴不同，它喜欢思考，凡事总喜欢问个为什么。比如说，有一次，主人在它面前放了两堆体积、色泽都一样的干草，给它做午餐。这下可把它给难住了，因为这两堆干草没有任何差别，它没法选择先吃哪一堆，后吃哪一堆，最后，这头驴子面对两堆草料，饿死了，当然，它也因此而名垂哲学史。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有一个“杨朱泣途”的故事。“墨子悲丝染，杨朱泣歧路”，后句所指的便是杨朱的一个传说。杨朱某次外出，遇上一条岔路，或许是一时不能决定走哪条路，或许是联想起人生的歧路，竟哭了起来。
布利丹的驴子之所以饿死，就因为它太理性了，总是想在比较出两堆草的优劣以后再采取行动，以至于活活地饿死。
其实，这头驴所面临的处境在我们的生活中是经常遇到的。比如，有一个问题经常会被人提及，而且多出自女人口中：“如果有一天我和你母亲一起掉进水里，你会先救哪一个呢？”
这个问题确实很难回答，因为对于这样责任深重的情况，任何人都不会用“我不会游泳”来搪塞，至少都得跳进去。
然而就算你可以把两个人都救出来，这个“先”字却是要命的，有一种孰近孰远的抉择在里面，而抉择之所以被称作抉择，是因为你要在“择”的基础上“抉”出一种大义凛然来。
有人说应该先救母亲，因为老婆可以再娶，娘却只有一个；也有人说应该先救老婆，因为老婆即使可以再娶，但感情却不能再复制，所以也是唯一的。而老娘嘛，当舍得时就要舍得。
当然，后者的回答不出意料地会被人嗤之以鼻。但是，群众的态度一致却不能说明抉择的容易性，因为几乎对于所有人，不管你多么振振有词，真要面临这种情况时大概也只能一脸茫然，因为无关痛痒地说大道理和身临其境时的条件反射是两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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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经提出过著名的“经济人假设”。他指出，人都是理性的，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获得“最大化的利益”。他在《国富论》中说：“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戶、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我们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好处。”
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人在做出每一个行为和选择之前，都会运用自己的理性去权衡，分析一下自己将会得到多少利益，同时会失去什么，如果得到的多，失去的少，他也就有了行动的动力，否则他就不会去行动。
“经济人假设”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来说，好像就有点空泛和纸上谈兵的味道了。真实的情况是，在一些重大的选择面前，我们根本就无法权衡比较得失，否则就不会出现所谓的“两难选择”。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时间也不允许我们在紧急的局势下分析比较以后再做出抉择。
休谟在其《情感心理学》中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理性是激情的奴隶。什么是理性？理性就是对观念之间进行演绎推论、因果推论的过程，及最终形成的某种信念；而激情，主要是指欲望、悲伤、喜悅、希望、恐惧、绝望、安全（即没有理性参与的直接情感）等等。休谟指出：“理性是，而且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它决不能妄称还有其他作用。”这是因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总能发现一些本源的情感，它们的产生方式与直接情感相同，信念通过它们而发挥作用。理性的产物即信念，是工具或用具，它不能单独作为行为的动机，它只能帮助情感来实现目的；另外，在行为取向的问题上，理性决不可能反对情感。
临时抱佛脚
信仰有异于迷信，若坚信信仰甚至于迷信，则无异于破坏信仰。
——帕斯卡尔
在中国历史上，先秦时期的墨家是唯一一个提倡宗教信仰的哲学学派。当然，这个学派信仰的不是上帝，而是鬼和神。
墨家的创始人墨子认为，天笼罩一切，地下的人都在他的掌控之内。而且，天是有意志和善恶观念的。鬼神也是存在的，而且能够预知几百年之后的事情。所以，要使天下安定、秩序井然，其方法就应该是“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
所谓“上尊天”，就是要求人们特别是当时的君王，要上顺天意，对天要有敬畏之心。他说，天往往通过生与死、贫与富、治与乱这些人间现象显现自己的意志，那么，君王就应当像三代的圣王那样“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于天”。
所谓“中事鬼神”，则是说要对鬼神的存在不能怀疑，对鬼神“奖善罚恶”的能力更不能怀疑。鬼神的存在，则是让我们有忌惮之心，因为鬼神始终在用眼睛盯着我们，我们的所作所为都被他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然后再“尚贤而罚暴”。墨子说，如果将鬼神的明智与圣人相比，就好像一个耳目聪明的人和聋瞎的人相比一样。因此，我们与其处处以圣人为榜样，还不如去敬伺鬼神。
所谓“下爱人”，就是通过人世间的“人事”迎合“天”的意志，满足“鬼神”的需要。在墨子看来，唯有大家相亲相爱、互惠互利才能做到这一点，否则，“别相恶，别相贼”，则必然违反“天意”，惹怒鬼神，必遭天谴和报应。
墨子说，战国时代，各路诸侯为了争财产、抢地盘，彼此之间杀红了眼。之所以出现这种悲惨的场景，就是因为大家都不信神了。无神论比有神论更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当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迷信时，在行为上就会毫无忌惮。就像今天的我们，在所谓科学思想的指引下，在所谓反对封建迷信的大旗下，对大自然进行了破坏性的开发，结果导致了环境的恶化。当我们不再相信“地下三尺有神灵”时，结果只能是做了错事和坏事而不知内疚和忏悔。人性一旦陷入毫无忌惮的境地，只能是群魔乱舞，物欲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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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的宗教思想是针对当时战国时代的混乱局面而提出来的。墨家向来关心人民的疾苦，看不得连年征战所带来的生灵涂炭，所以才抬出了“天志”、“名鬼”的宗教来呼唤当权者放下手里的屠刀，彼此和睦相处。
但是，墨家的思想却是浅薄的，并且在论证上陷入了循环论，显得非常脆弱。就好像证明一道几何题，前提和结论是现成的，只是让我们给出论证的过程。对于这样的题目，我们经常采取的办法就是反证法，即先从结论开始，推论出前提。墨子论证“天”、“鬼神”存在的理由也不过是“故伎”重演，即从“天下大乱”这个既定的事实（结论）推论出“天”和“鬼神”的存在（前提）。一方面是“天下大乱”，另一方面则是对“天”和“鬼神”的不信仰。于是，墨子就在二者之间建立起来了一种“因果”关联——要实现“天下大治”，就必须“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
但这种论证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即天有意志，鬼神能够“奖善罚恶”，并不能得到验证。也就是说，天下大乱固然是不信仰“天”和“鬼神”的结果，但问题是，如果上至君王、下至百姓都开始信仰天和鬼神，天下会不会从此就会“大治”？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不是就会成为人间的普遍真理？
遗憾的是，这种现象永远都不会出现，天和鬼神好像从来也没有“显灵”。那些坏事做绝、无恶不作的人反而有一个好的归宿和下场，不仅享尽荣华，而且还能寿终正寝。正所谓“窃铢者贼，窃国者诸侯”。而那些一味追求“王道”的诸侯和一生行善的人，却是饱受欺凌，或者被别的诸侯国吃掉，或者死于非命。正因为此，墨家思想不可能在中国扎根，而向来就有宗教传统的西方社会，也不是如此来形容上帝的。他们之所以敬畏上帝，并不是因为上帝有意志、能奖善罚恶。恰恰相反，上帝没有意志，总是以无限的形式彰显人的有限，才具有了无以伦比的吸引力。
信仰问题是无法论证的。无论如何论证，也推导不出“天”和“鬼神”的存在。用康德的话来说，上帝是否存在，这根本不是一个知识问题，而是一个信仰问题。我们一旦将其视其为知识，就会陷入“二律背反”。因为我们的经验根本无法提供给我们任何关于“天”和“鬼神”的感性材料。谁也没有见过“鬼神”，所以我们无法证明其存在；同样，也正因为谁也没有见过“鬼神”，所以我们也无法证明其不存在。所以，“天”和“鬼神”应该属于信仰的地盘，因为是信仰，所以才不需要论证，也不能论证。更为确切地说，是超越了论证。对很多东西，我们并不是先论证清楚了然后再去信仰，相反，我们恰恰是信仰那些不能论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