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遍布世界每个角落，在艰难的求生过程中，他们形成了许多高明而独特的处世技巧，虽然他们不是十足的功利主义者，但现实和利益却是他们选择一切事物的标准。犹太民族的处世哲学是最具智慧的学问。
犹太文明十分强调道德因素。远古时代，所有民族把崇高、伟大、智慧、善良、英俊、高尚等品格赋予自己的始祖，而把邪恶、渺小、愚蠢、丑陋赋予与始祖作对的敌人。犹太民族伦理观的形成除了与其他民族相似的一面之外，还有自己的特色：犹太人把绝对的善、正义、伟大、至高赋予了上帝；唯一的超凡的上帝为人类设立了善恶是非的种种规范；忠诚于上帝成为犹太人的最高最普遍的原则。
任何伦理学都对“公义”加以讨论，《旧约》中对公义的记述十分丰富。记述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把公义视为上帝的属性。《约伯记》中出现这样的句子：“上帝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耶和华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上帝作为绝对的公义，而为上帝传递旨意的先知因行公义而成为公义的使者。例如阿摩司就被称为“公义的先知”。
善与恶是伦理学必然要阐述的两个基本范畴。在《旧约》中，善的含义极为丰富，可指有益、适合、虔诚、仁慈、恩惠、有用、美德等诸多方面，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仁爱在犹太伦理中也得到充分的重视。犹太文化中的仁慈有上帝慈爱人民、人与人之间要慈爱两个方面。《诗篇》中说：上帝“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以色列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在《耶利米书》中有如此的记述：“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这些诗篇与记述表明，慈爱、仁慈、爱，都由上帝之爱而产生，都因上帝赋予而得到。
人与人之间的行善互爱在《旧约》中经常提到。《出埃及记》中这样写道：“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这种互爱精神在以后漫长的苦难岁月中得到很大的弘扬，成为犹太民族顽强生存下来的精神力量。
在流浪、遭驱逐、被屠杀的日子里，犹太人意识到相互帮助同舟共济的重要性并由此产生了相关的责任感。犹太社区和犹太会堂把救济无家可归、难以为生的犹太人作为任务之一。不少犹太社区设立了慈善机构，接待流离失所的同胞。犹太会堂常常在附近设立“医院”，以提供食宿为主，兼有治疗服务。犹太社区往往赋予慈善机构一定的权力，任命正式的征集钱财物品的负责人与监察者。钱财的来源之一是人们在犹太会堂作祷告时的捐献，以及会堂的各种收入。
第二圣殿被毁后，为了适应寄居国的生活与文化环境，贤哲与拉比常常讨论伦理问题。约瑟福斯笔下的犹太道德以勤劳、节制、互相依赖、与穷人共患难、维护家庭稳定为主要内容。在《驳阿庇安》中，他赞美了犹太人的道德品质：“还有比不容亵渎的虔诚更大的美吗？还有比遵奉律法更高的公正吗？人与人和谐一致，作为牺牲者，既不在危难中分裂，也不在繁荣时骄横和内讧；在战场上鄙夷死亡，和平时献身农业和手工艺；相信宇宙中的一切均在上帝看顾之下，受他支配，还有比这更有益的吗？”
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处于贫困境地的不在少数，如何将犹太宗教中提倡的伦理观转化为生活上仁慈、公义、互助的实际行为极为重要。在中世纪的罗马，犹太社区通过四个中心来救助犹太贫苦人。这四个中心是：“援助穷人社”、“免费入葬社”、“养老院协会”、“信仰与崇拜协会”。在东欧犹太人居住的城镇中，成立了一些福利机构，向穷人施舍衣物、为穷孩子提供教育、为贫穷少女提供嫁妆、为穷人提供过逾越节的无酵饼和酒、照顾孤儿、探访病人与产妇、照顾老年人、提供免费殡葬、支付被绑架者的赎金、支付庇护者的费用等。
犹太人与敌人进行角逐时，通常采取一种安全、完美的方式赢得成功，即把敌人的敌人化转为朋友。
大卫诞生于伯利恒，是牧羊人的孩子。他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就奠定了以色列大帝国的基础。
大卫非常骁勇善战，每战必捷，是以色列的英雄人物。百姓们唱民谣歌颂大卫骁勇善战：“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因此当时的以色列王扫罗对大卫心存嫉妒，想置他于死地。大卫只好亡命到国外去。
大卫在逃亡奔走之间，最后定居在与以色列仍处交战状态的贝利西帝。大卫对自己说道：“或许有一天，我会被扫罗灭亡，我除了尽快逃到贝利西帝，别无他法。如此一来，扫罗就不会派人来杀我，我便可以从他的手中逃过。”
大卫采取的战略就是选择敌人的敌人作为自己的朋友，从而获取一个暂时生存安身的地方，然后，等待机会东山再起。
大卫来到贝利西帝人的国家后，并不是茫然地过日子，他开始学习他们最尖端的制造铁器的技术，这是当时制造兵器最先进的技术。
对于铁制武器制造技术的传授，贝利西帝人有非常严格的管制，犹太人是无法轻而易举地学习这种技术的。大卫悄悄地去偷袭以色列同胞的小镇，并带回许多战利品，因此获得贝利西帝王的信赖，被获准去学习制造铁器的技术。
但是，这其中，大卫在贝利西帝王前耍了一个手腕。原来，他偷袭的小镇，并非真正犹太人居住的小镇，而是沙漠的游牧民族亚马雷克。此外，大卫还将部分战利品送给犹太人的市镇，偷偷地和同胞来往。为此，他虽然与贝利西帝人做了朋友，但他仍然获得着犹太人的支持和拥护。
大卫利用敌人的敌人做朋友的这种策略，后来被犹太人多次运用。作为整个民族生存之道，在历次遭受迫害和流散的过程中，他巧妙地化敌为友，在敌人与敌人的敌人之间游刃有余，获取生存的空间，并且最后建立了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犹太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