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自然探索发现炎帝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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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高庙遗址之谜

羊头山高庙

炎帝神农氏高庙是羊头山最高处、最高峰,是羊头山的标志点。即使元初神农城及城中炎帝庙迁徙至换马岭炎帝神农“真灵”陵墓处,羊头山高庙原址也依旧作为“祖庙”之地,标志着炎帝神农氏发祥地、始创农耕之地,即唐碑首句“此山炎帝之所居也”之依据,而唐碑所引述还有更早的《山海经》为据。据《路史》记载,“寰宇》引《山海经》,神农尝五谷之所,上有炎帝庙,盖郡国志也。山今在上党,有神农城,下有神农泉,南带太行,右有散蓋。今长子西南五十里有神农井,出羊头小谷中”。

八根神秘的石柱,整齐的石垒,风化的浮雕,磨损的台阶,残存的经幢,虽年代久远,却消磨不去它曾经恢弘的气势和远年的辉煌。

高庙现遗留废墟,废墟就进入一种境界。废墟摄人心魄的遗迹遗存,废墟还原历史的想象空间,废墟若罔若闻的远古记忆,废墟永远挥之不去的远古图景,是任何新型设计、任何新造建筑都无法替代的文化宝藏。所幸,羊头山没有擅动废墟一砖一石。它那凝聚的历史空间,如同一部教科书,静静地向我们传递着久远的信息。

细细看去,高庙建筑的基础完整。庙址门前的石砌平台下,有青石莲花台经幢两座,据当地乡民介绍,原先共有四座,南北两侧各两座。高庙遗址东南角矗立着一高一低,一组沙石井架,井内五十年代还可提水,为防止儿童游玩落入井内,特意填埋。初来者常误以为是神农井,仔细对照《羊头山新记》对神农井的详细位置描述,可知非也。此井应该是供高庙住持者生活日用水而开凿,并未录入任何典籍。由此可知“相传”也确有所指,不是能随便指认的。

根据残留的水井、井架、石阶、台基、门槛、门臼、经幢、殿宇基础、石刻花纹、门槛石狮等整体布局来看,恰是“正殿五间”的格局。它巍然屹立于羊头山极顶,与天同为一党。峙沧波于大形山右,水天浩荡于冀州之域。北当幽燕,南瞰中原,居秦晋之高山大岭,望河汉之水泽山川,茫茫九派,磅礴海内,奉天承运,福祚悠远。这是真正的高庙,炎帝神农氏,德配此天地之间。

虽斯人远去,但八根依旧矗立手工凿刻毫无齐整可言的石柱,道出了它似乎并非后世凿刻的原始造作。即使尧舜陶唐,夏禹商汤,其石刻也不致这般朴拙。祠庙殿宇可以历代修葺,但这石柱却很可能来自久远的古代。

整齐的石垒,风化的雕刻,磨损的台阶,残存的经幢,尽管年代久远,都消磨不去它曾经恢弘的气势和远年的辉煌。

但是,高庙为什么倾颓至此却没有修缮传承呢?

《高平县志》记载了元代的一首佚名诗“神农遗迹在羊山,祠宇重修在此间”,记载了重修高庙的时间为元代,正是高庙迁徙至换马之际。

经深入了解,高庙历代由高平、长治、长子三县集资兴建修缮。后因天灾倒塌,三县便各自取回一份砖、石、木料等庙产。高平县因炎帝神农氏所居,取走历代传承记载之碑刻;长治县因系炎帝神农氏第一位后妃娘家,因此为原村乡炎帝庙请去塑像;长子县色头村取走牌位,并因此重建了炎帝庙,但因当时没有请回炎帝神农氏塑像,至今还是虚留神位。庙里的碑刻记载,最后一次建庙时间为“大清同治五年”。由此可大体推论,高庙损毁应即这个时间。

如此高瞻远瞩、世代传承的炎帝神农氏祖庙,为何至今仅剩遗迹,什么原因导致炎帝神农氏高庙祭祀难以为继,直至三县分道各自回乡祭祀呢?

羊头山之劫

彷徨之际,行至不远处一座俗称“游履洞”的巨石佛龛前,佛龛为一整块巨石凿成,内可容四人席地而坐,内外刻满精美的佛像,重量不下几十吨。却呈45°度角整体倾覆。问及原因,几无知晓。有说或为抗战时期日机轰炸所致。但笔者炮兵出身,知作战亦有成本,并无无故发炮之理,此地并无对日军作战记录。于左右前后观察,也未见丝毫爆破痕迹,因此这种猜测被排除。

没有外力推动,它绝不会自己倾覆。而几十吨巨石也绝非三、五、七、八个人能够轻易撼动,何况在中国几无敢于对佛教神龛动手者。

天无外力降临,天地间无由推动,答案只能到地下寻找了。

当我们说中国大地的江河水曾经向西流淌的时候,大概很少有人会相信。但是,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地球演化到新生代(我们目前仍处于这个时代),从南极洲分裂出来的印度次大陆与亚洲大陆撞击,处于海底的喜马拉雅地区被印度板块挤得露出海面,并一天天升起。我国西南地区被火焰和融岩袭击,生命大都荡然无存。远离撞击地点的人惊恐地发现,本来由东向西流淌的江河渐渐积存、泛滥,逐渐转而向东流淌。这就是《淮南子·览冥训》描写的“女娲补天”时代“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烂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随着“共工怒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的造化,华夏民族的先民在大水与高山之间寻找生存的空间。人类的祖先不知经过几多磨难,才最终选择在高山之巅生息、繁衍,并始终在与洪水作殊死的搏斗。江河最终向东而去。

青藏高原不断崛起,东亚大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天柱折,地维绝”正是大地东倾,天压西隅的形象描绘。西周士大夫不满政治黑暗时,所描绘的天地灾变便是“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那种描写的根源还在于耿耿铭刻于先民心头莫名其妙的板块撞击带来的震动。

《山海经·南山经》记载了一座招摇山,紧挨着“西海”,有一条河流叫丽,向西流入西海。翻开地图册,现在中国向西流的河流只有一条,那就是流向青海湖的倒淌河。检索西山经,“西流”却出现了十余次,中山经的“西流”出现了五次,即有数十条河流是向西流的!北山经中的王屋山,水向西北流入泰泽。而《山海经》记载向西北流的河流也同样很多。

河流西向的年代太遥远了,5000万年前的长江正是向西流入地中海的,《山海经》这部奇书居然有与现代科学研究完全相同的不可思议的记载。

在中国西部的青海民和县发现的齐家文化遗址,出土姿势异常的人骨、布满裂缝和褶皱的房址,都证明是地震和洪水肆虐后的痕迹。它揭示了距今4000年前后在黄河上游出现的灾变事件,并为古史洪水传说找到了实证。专家指出,“这项发现为多学科交叉研究及深层次的环境考古研究提出了崭新的课题”。

再看湖北神农架地区千古流传的《黑暗传》,对远古时代世界的描述:“天翻地覆未生成,犹如鸡蛋一个形,昏昏暗暗不得明……洪水滔天船被翻,淹死神仙无计算……一日玩耍到昆仑,又见洪水扑山顶……洪水过后神仙少,许多神仙化沙尘……为何天塌与地陷?为何洪水三番成……”这与我们所知盘古开天辟地时“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混沌初开如鸡卵,而后轻者上浮为天,浊者下沉为地等等,不是一模一样吗?这或许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我们的先人因没有现代科学进化而只有唯心世界观,他们不能忘怀并代代相传的,是来自远古时代刻骨铭心的记忆之天地灾变的永久信息。

我们今日仍然处于这种印度板块挤压变化之中,挤压变化的每一个阶段,要么柔性地质区域阻尼能量,要么刚性地质区域积聚张力,直至突然爆发地震。这不仅是理论,也是被无数实践观察证实了的事实。或许人们难以相信这些地质变化会被人们耳闻目睹,但我们采访到的一组资料,一定会使人们对地质变化的认识有重大帮助。

长治市武乡县故城乡石勒兵寨暗道所在的故城乡北原山,古称鞞山,亦称鼙山。“鼙”字上边是“鼓”,下边是“卑”即小的意思,意为军中的小鼓,与“鞞”左“革”右“卑”即小的皮革器具字意相通。此两个山名取字,说明此山一定时有声响。《晋书》记载石勒皇帝少年时在北原山东面山下故里“每闻鼓铎之音,归以告其母,母曰:作劳耳鸣,非不详也”。果然有文献证明,不过是否为一种附会呢?会不会是为帝王虚饰呢?

查光绪版武乡县志记载:“同治五年夏,鞞山鸣。前《志》载,鞞山之名始于石勒,以其尝闻鞞铎声故也……有声甚嚣,搅人沈睡……年余后不复作。”清同治五年“鼙山鸣”,再现了1690年前的历史记载。此特殊地理现象,正是地球板块运动摩擦的真实反映。这或许就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2008年汶川大地震、2011年日本九级地震为代表的亚洲地质变化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之表现。

2002年2月的一天,羊头山南麓李家庄,55岁的王振荣老人很不解地给我们讲述了他的观察。五十年代上小学时,站在村边地头仰望羊头山东面,羊头石塔历历在目。后来中学毕业时,还站在同一个地点观看,羊头石塔下部就已经被山石遮蔽。现在,站在同一个地方,羊头石塔已经完全看不到了。因此他认为,羊头山还很“年轻”,还在继续长高,而且山南坡长得速度更快一些,以至现在羊头山上的双塔已经开始偏北了。他这个长期观察极为生动、极为精确地描绘了羊头山地质仍在明显变化的轨迹。

游履洞佛龛的倾覆,应该只能是这种地质变化逐渐导致的结果。

中华民族几千年尊崇的炎帝神农氏祖庙,按照我国的传统,即使由于能力有限修葺不及时,也不会有任何理由弃之不顾而三县联合主动拆毁,一定是有着不可抗拒的自然原因,不得已而为之。应该是由于地质变化,使每一次修缮,都被不断出现、日渐严重的地质改变所破坏。几千年的经验积累终于说明,高庙不可能在此稳定地存在,只能另迁新址。而高庙为三县合建,迁离三县之中心点,迁至哪一方都会遭到另外两方反对,只能各县自行建庙祭祀。合资的资产公议分割各自取回,高庙遂成遗址至今。

为了考察这个结论,笔者曾先后三次专门在高庙遗址观察,正殿后墙内侧地基有一条平行的大裂缝,裂缝宽约一尺,显然因此直接导致了后墙向外(北)倾斜,整体建筑自然随之损毁。有宽一尺的地基缝隙存在,作为卯榫结构的木构建筑,显然难以鼎立。最重要的证据是,紧靠正殿地基后墙就是向下的斜坡,按常识判断,建筑地基不可能紧靠斜坡选址,否则地基谈何稳固?北面两个经幢如何安置?

结合李家庄王振荣老人对羊头山的地质观察,那就应该是地质的明显改变,南坡升高,导致北坡部分位置点逐渐松动塌落,以至高庙北面的塌落点逐渐逼近高庙地基处,终致今日正殿后墙地基也已处于塌落点。北面的两个经幢早已没有了放置的位置,今日何以能够找到?那么清道光年人们或有感于这个危险局面及趋势,不得已三县拆分庙产,高庙遂废。

这可不是凭空想象推理。笔者从军在紧靠福州机场的高盖山高炮部队驻防时,正值中央军委主席林彪一号命令下达,全军准备打仗。指挥排爆破挖掘地下指挥室,每日出土沿宿舍门前平台斜坡倾倒下去。平台按理应该面积日增。不料至1975年退伍时仅五年时间,平台面积不仅比原来还小,且有继续日渐缩小的趋势。皆因倾倒出土时,无意造成原来平台边缘至后来扩大面积之边缘之间,地平面向下倾斜,雨水向边缘径流,日久那些微微最低处径流下切,形成流水水道日深。至退伍离开时,几条水道已经下切延伸至原来平台范围内,并将日益加剧。而我指挥排储水池边每日漱洗冲凉处,每日成吨水泼洒沿坡流下,因有遍布苔藓保护,没有丝毫损耗,形成鲜明对比。

如果后来无治理措施,以四十年来福州市年降雨900—2100毫米之雨水侵蚀,想那平台应该已经不复存在。这应该就是山西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一个异地模拟。那么羊头山高庙北墙处地基破坏,由地质变化、水土流失致地基损毁的结果,完全可能因地质变动导致第一团土块塌落而最终形成。

偶然查到《嘉禾堂记》记载,“万历十年春二月,高平换马镇北山鸣三日,裂数丈□余尺,山裂时震动数十里”,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参照。

根据长子县色头村碑刻与武乡县志记载,高庙拆分时间应是清同治五年地质明显变动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