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阿娇，馆陶长公主刘嫖与堂邑侯陈午所生之女，汉武帝刘彻皇后。
陈阿娇的母亲、汉景帝的姐姐馆陶长公主刘嫖本来打算将女儿许配给皇太子刘荣做妃子，岂料遭到刘荣母亲栗姬的拒绝。一场“宫廷风波”过后，陈阿娇又嫁给了刘荣的同父异母弟弟胶东王刘彻，也就是后来的汉武帝。也许陈阿娇天生就是做皇后的命，然而，她虽然做了皇后，最终却被武帝刘彻废为庶人，退居长门宫。
公元前 157年的一天，君临天下二十三年的汉文帝刘恒离开了人世，太子刘启即位，是为景帝。薄皇后侍奉景帝多年，却没有子嗣，景帝便立栗姬所生的刘荣为皇太子。母以子贵，栗姬得意洋洋，以为薄皇后不为景帝宠爱，她头上的桂冠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自己取而代之。
当朝天子汉景帝的姐姐馆陶长公主刘嫖登门求婚，意欲把女儿许配给刘荣做妃子。谁知被栗姬一口回绝。馆陶长公主愤懑不已，一心想报复栗姬。虽然她的丈夫陈午只是个堂邑侯，可她是当朝天子的姐姐，长公主的地位是极高的，仪服与诸侯王等同。
馆陶长公主先去找景帝夫人王娡，向王夫人的儿子胶东王刘彻求婚，王夫人慨然应允。接着，馆陶长公主便开始诋毁栗姬和她的儿子刘荣，盛赞王夫人和她的儿子刘彻。不久，薄太后去世，薄皇后被废黜。景帝想立栗姬为皇后，非常信任地对她说：“我百岁后，诸嫔妃生的皇子就靠你照顾了。 ”谁知栗姬竟不肯答应，并且还出言不逊。
景帝开始相信姐姐馆陶长公主的话了。最终废黜皇太子刘荣为临江王；立胶东王刘彻为皇太子，王夫人为皇后。刘彻立为皇太子后，便娶陈阿娇为妃。公元前 141年，景帝死去，刘彻即皇帝位，是为武帝。立陈妃为皇后。陈皇后自恃其母有恩于武帝，骄横擅宠，引起武帝的反感，原本就不喜欢陈皇后的武帝越来越疏远、冷落她，另寻新欢。
一天，武帝去灞水岸边祭神，在回京的路上，正好途径姐姐平阳公主家。在平阳公主家里，他见到了一个有倾城之貌的歌伎，此人姓卫名子夫，武帝为之倾倒。皇姐见状，就把卫子夫送给了武帝。武帝非常宠爱卫子夫，陈皇后妒火中烧，几次对卫子夫暗下毒手，意欲置她于死地，但都没有得手。卫子夫和嫔妃觉察到皇后的阴谋，奏告了武帝。武帝非常愤怒，但想起馆陶长公主的恩德，他只好把怒火压下去，没有处置陈皇后，只是再也不到她那里去了。
陈皇后暗害卫子夫不成，又惹得武帝更加厌弃。她无计可施了，闷闷不乐。这时，她听说有一种叫做“巫蛊”的巫术能咒死人，决定铤而走险。于是她让手下的宫女楚服等用“巫蛊”诅咒卫子夫和那些得宠的嫔妃。可事与愿违，不但目的没有达到，阴谋却又泄露了。武帝闻讯，遂命人查办陈皇后诅咒一事，楚服等宫女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枭首示众，被牵扯进此案而被杀的，达三百余人。武帝遣人赐给陈皇后一道诏书：皇后违失妇德，巫术咒人，不可再为天下母。命皇后交出玺绶，退居长门宫。
陈氏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数年后，废后陈氏病亡，葬在她祖父汉文帝的霸陵附近。
卫子夫（？～前 95），汉武帝刘彻皇后，是大将军卫青的姐姐。
一个偶然的机会，血气方刚的汉武帝刘彻见到了歌伎卫子夫，并为其倾国倾城之美而倾倒，迫不及待地在回宫的车中御幸。非常受宠的卫子夫在武帝二十九岁那年又为武帝生了他生平中第一个儿子，武帝欣喜若狂。母以子贵，令多少嫔妃渴望的皇后桂冠戴在了卫子夫头顶。但谁又能想到，这么一个宠儿最终会绝望自杀，死后没有仪式、没有陪葬，而被装进又薄又小的棺材里，埋在长安南郊。
卫子夫出身卑贱，她的母亲卫媪是平阳侯曹寿家的婢女。父亲郑季，在平阳侯府供职，与卫媪私通，生了三男三女。卫媪是奴隶，因此她生的子女也是奴隶，在平阳侯府做事。三女卫子夫生得漂亮，并且身段窈窕。后来，卫子夫被平阳公主带到长安的公主府，教她歌舞，成了公主府的一名歌伎。
一天，汉武帝去灞水岸边祭神。在返回的路上，路过姐姐平阳公主的府第。皇上驾临，平阳公主置办酒席，热情款待。武帝边饮边观赏公主府伎女们的歌舞。突然，他眼睛为之一亮，目光停留在了歌伎卫子夫身上。酒宴结束后。平阳公主便把卫子夫敬献给皇上，武帝非常欢喜。在回宫的路上，武帝迫不及待地在车中便御幸了卫子夫。卫子夫随武帝进了庄严、豪华的皇宫。
后宫佳丽成群，卫子夫入宫后，武帝便忘记了她。一年多了。卫子夫未能见上武帝一面。适逢遣散无用的宫女，心灰意冷的卫子夫便请武帝把她遣散出宫。武帝这时候才想起卫子夫，觉得对不住她，便把她留在身边侍奉。卫子夫从此得宠。而且她的兄弟卫长君、卫青被授予侍中官职，成为武帝的近臣。卫子夫一连为武帝生了三个女孩。元朔三年（前 128），她又生下一个男婴，取名刘据。
汉武帝二十九岁才得了这个儿子，格外高兴。母以子贵，卫子夫生下刘据不久，便被立为皇后，入主后宫。卫皇后的弟弟卫青、外甥霍去病统兵出击匈奴，屡建奇功，被封长平侯、冠军侯。甚至卫青三个襁褓中的儿子，也皆封列侯。卫氏外戚，声势显赫。刘据七岁那年，武帝颁下诏书，定他为继承人。
汉武帝雄才大略，好大喜功，而皇太子却秉性仁慈、温厚恭谨，父子性格、相差甚远。随着皇太子渐渐长大，武帝对太子越瞧越不顺眼，嫌他的继承人没有他那种气魄。之后，武帝的妃子接连给他生了几个儿子。在诸子中，武帝特别喜欢赵婕好所生的刘弗陵。刘弗陵年方五六岁，长得又高又壮，聪明伶俐。武帝常对人说：“此儿像我。”有心让他继承帝位。皇太子刘据开始失宠，他的母后因此也被冷落了。
容貌是嫔妃们的本钱，人老珠黄的卫皇后逐渐被冷落深宫，曾经对她百般宠爱的汉武帝早已另求新欢。终于，一场灾难落到了失宠的卫氏母子身上。征和二年（前 95）的一天，皇太子派一个使臣去甘泉宫，向武帝请示一件事。使臣乘车奔驰在驰道上，只有皇帝可以在驰道上行走，如果臣子走驰道就是犯上。事有凑巧，这事让奉皇帝之命缉捕奸宄、察举不法的绣衣使者江充瞧见了，他立即下令逮捕那个使臣，投入监狱，并将车马没收。
皇太子听说后，十分震惊，马上派人去找江充求情。江充不买账，上奏武帝。武帝龙颜大悦，赞道：“为臣者，就应当这样！”江充与太子从此发生龃龉。
这时，汉武帝年已六十八岁，体弱多病。江充害怕武帝死后，太子即位报复，于是想先下手除掉太子。于是，他便上书，说武帝染疾，实乃巫蛊为祟。而且煞有其事地奏告武帝：“臣看皇宫之中，弥漫着巫蛊之气。”想把祸水引入宫中，再设法引到皇太子身上。武帝于生死之事本来就很迷信，听江充一说，更是信以为真，敕令江充到他的后宫中查处，命韩说、章赣等协助江充。
江充首先查办那些被武帝冷落的不幸女子，贵为皇后的卫氏也只好接受江充的盘查。接着，江充派人到太子宫中东刨西掘。他们拿着事先准备好的木偶，硬说那是从太子宫中挖出来的。
皇后、太子万分惊恐，太子匆匆忙忙找他的师傅石德商议对策。石德说：“江充奸贼扬言木偶是在太子宫中挖出来的，您有口难辩，以老臣之见，不如矫诏逮捕江充，揭露他的阴谋。您难道忘了赵高诈杀公子扶苏而立胡亥之事吗？”太子被逼到了这般地步，也只有铤而走险了。他派人把计谋禀告母后卫氏，卫氏也觉得只能如此了，下令把皇后的车马拉出来，运载弓箭兵刃；打开武库，取出武器；征发皇后的卫士，由皇太子指挥把江充、韩说、章赣缉捕。太子的人马到韩说府，杀了韩说。章赣逃往甘泉宫给武帝报信去了。江充被怒不可遏的太子下令处死。
太子图一时痛快杀了江充，可是江充被杀，查证江充诬告一事因没有人证而落空。太子的冤案难以澄清，又落了个杀人灭口的罪名。万般无奈，太子只好举兵起事，以图来日了。
正在甘泉宫养病的武帝听说太子起兵，十分震怒。武帝赐诏丞相刘屈牦：“以牛车为楯，毋与叛贼短兵相接，用弓弩射杀。坚闭城门，毋令反贼逃出。”武帝抱病移镇长安城西的建章宫，征发长安一带的军队，由刘丞相统率，镇压叛乱。
太子势单力薄，于是赦免长安城中的囚徒，把他们武装起来；征发长水、宣曲两支少数民族骑兵，与丞相指挥的军队大战于长安城中。双方接连血战五日，最终太子寡不敌众，兵败逃跑。二十天后，走投无路的太子自杀。
太子刘据逃走、京中乱事逐渐平息之后，汉武帝杀了放走太子的人，又诏遣宗正刘长乐、执金吾刘敢，奉策收皇后玺绶，逼皇后卫子夫自杀。就这样，曾被武帝百般宠爱的卫皇后含冤而死。
后来，一直到汉宣帝刘询即位，因为宣帝是太子刘据遗世的惟一血脉，就以才改葬卫后，追谥“思后”，置园邑三百家，长丞周卫奉守于此。
自秦以来，阴阳五行、神仙方术之说非常盛行，为社会所普遍信仰。尤其是在酒醉金迷的贵族阶层，影响颇深。武帝自幼便受神巫思想的影响，对鬼神深信不疑。即位之后，贪图享受，迷恋神仙，渴望得到长生不老之术。虽然屡屡上当受骗，却仍然迷不知返，追求不衰。他对神仙的向往、对觋巫、方士的迷信，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
按《史记·封禅书》，战国末年自阴阳五行家论著五德终始之说后，燕齐海上之地盛行起神仙之说。神仙说鼓吹世俗之人如果修炼仙道，就能体解成仙或白日飞升，从此无忧无虑、长生不死。所谓修炼仙道，就是祀神赐与长生不死之药。传说中，渤海中有三座神山，名叫蓬莱、方丈、瀛州，山上的万物禽兽都是白的，宫阙都是黄金和银筑造的，许多神仙住在三山，使人长生不死之药也藏在三山。按顾颉刚先生研究，神仙说是以时代的压迫和思想的解放做基础产生的，再加以方士们的渲染，旧有的流行社会的巫祝之术，各种不同的思想杂糅在一起的混合物。《封禅书》说：“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精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可见神仙说与阴阳家的关系十分密切，它可能是阴阳学的流派。他们还怀有炼丹等方术，能炼出黄金和所谓长生不老的奇药。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和秦始皇都曾是他们的信徒。
一定的生活方式不但与现实的物质条件，而且与一定的思想方式相适应相影响的。做了皇帝想“万岁”，想长生不死，想不朽，这是武帝的思维方向。他扩张皇权，自然在时间上也想无限止地维持皇权。维持他的穷奢极欲的声色犬马生活，而对方士们渲染的神仙说非常为动心，深信不疑。据《汉武故事》，武帝为淮南王安好的神仙黄白之术所吸引启发，征召四方有术之士。《太平广记》卷第九也说“汉武帝招募方士”。秦末以后消极沉寂一时的方士们也就趋言附势，重新兴起。元光二年（公元前 133年）冬，方士李少君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武帝说：“祠灶可招来鬼神，招来鬼神可化丹砂为黄金，用这黄金制成饮食器皿就能延年益寿，延年益寿就能求见蓬莱仙人赐给不死之药了。”于是武帝开始亲自祠灶招引鬼神，派很多方士去蓬莱寻仙，并炼丹砂。后来李少君死，武帝以为他尸解化去，竟然更加相信修道成仙。这给海上燕齐怪迂的方士以很大的刺激和鼓励，不断而来盲鬼神事，竭力鼓动武帝祀神求仙。两方面互相利用，愈演愈烈。
李少君本是已故深泽侯赵修的随从，主管方药。他只身一人无儿无女，索性隐瞒了自己的年龄、籍贯和生平，常常自称年已七十，能驱使鬼神，有延长寿命、长生不老的方术。李少君的“方术”，或许就是现今所说的气功和特异功能。他靠这些方术，周游各诸侯国，鼓惑达官贵人。那些诸侯王和达宫显贵们听说他有这等的奇术，争先恐后地与他结交，纷纷赠送各种厚礼。这样一来他有用不完的金银钱帛。人们见他从不经营什么产业，却有用不完的钱财，都认为他不是凡人，或许有点石成金之术，或许真的有鬼神相助。李少君还善于用巧言妙语猜中事情，使得人们对他更加迷信推崇，愈传愈神。李少君更是不失时机地吹嘘、卖弄自己，使自己更加神秘。一次，武安侯田蚡请他宴饮，席间有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李少君便在宴席上吹嘘当年如何和老人的祖父一起打猎之事，说得时间具体，地点详细，情节真切。这位老人小时候正巧曾经跟随祖父打过猎，去过那个地方，听李少君这么一讲，连声说道：“不错！不错！”这下子满座宾客无不惊讶得目瞪口呆。
武帝最先信奉的是一个幽灵，时称“神君”。神君原是长陵县（今陕西咸阳秦都区怡魏村，高祖刘邦陵墓所在地）的一个非常普通女子，因为所生的小儿夭折，所以悲痛而死。后来常常附魂于她妯娌宛若，在她的身上显灵。于是宛若将她供奉在自己的室内，很多人都去祭祀，求“神君”保祐。武帝的外祖母臧儿曾去祭祀过，后来她的女儿、子孙都尊贵显赫。因而“神君”愈来愈“神”，祭祀她的人越来越多。武帝早在幼年时就曾听说过这件事，即位后，备了丰厚的祭礼，将“神君”迎奉在宫中。说来也怪，祭祀时竟然能听到“神君”的说话声，只是看不见身形。
元光二年（公元前 133年）冬，二十三岁的武帝，第一次到雍（今陕西风翔县南），祭祀天帝。武帝从雍城祭天回来后，更加相信鬼神，将长陵“神君”移奉在上林苑的蹄氏观中，从此香火不绝。
方士公孙卿受命在河南候神，报告武帝在缑氏城（今河南偃师东南）上发现仙人足迹出现。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年）春，武帝赶到缑氏城亲看，他有些不放心地问公孙卿：“你不会仿效文成、五利吧？”公孙卿比文成、五利聪明得多，答得非常圆滑：“仙人不求人主，人主求仙人。求仙的时间如不宽舒，神不来；积以岁月，才可来。”武帝非常相信。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年）春，武帝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数以万计的齐人争相上疏献神怪、奇方事。武帝求仙的劲头大增，增派船只，入海寻仙。公孙卿持节先行，到名山候神，在东莱夜见长数丈的巨人，迎上去，可人却早已不见，只留下很大的脚印。武帝信为神仙，宿留海上等候未果。第二年春，又在缑氏城见到大脚印，又命令几千方士求神采药。这年初令越巫祠上帝、百鬼，征和四年（公元前 89年）春，武帝行幸东莱郡（今山东掖县），临大海，还想浮海寻觅神山，只是因为风大浪高，海水汹涌，不得已而还。
元狩二年（公元前 121年），武帝的爱妃李夫人得病身亡。李夫人死后，武帝一直是难以忘怀，难割难舍。齐地方士少翁，自称有招引鬼神的奇术，可以招来鬼魂与生人相见，来京求见武帝。少翁，从外表上看，长得唇红齿白，头发乌黑，完全是个年纪轻轻的，但他对别人却诈称已经二百多岁，因而自名为“少翁”。武帝听说少翁有招引鬼神之术，便宣他进宫，令他作法，招引死去的李夫人来和自己相见。
少翁命人准备了一间非常清静的屋子，室内挂上薄纱帷幕，又拿来了李夫人生前穿过的衣服，准备招魂。夜深人静之后，少翁请武帝坐在远处观看，他在室内开始“作法”，过了一会儿，在幕内的烛光下，果然出现了李夫人的身影和其他鬼怪的形象。武帝虽然未能与李夫人言谈，但毕竟在恍惚之中遥望到了他日夜思念的李夫人，武帝认为少翁果然有法术，遂拜他为文成将军，厚加赏赐，待以客礼。少翁得宠，武帝每日与他谈论神仙之事，表示想要拜见神仙。少翁说道：“陛下想要与神仙相会并不难，只是这座宫室、器物都不像神仙用的，神仙自然是不会来的。”武帝道：“那容易，你看神仙用什么，你就尽管去造什么好了。 ”少翁根本没见过什么神仙的器物。只是凭他的想像制造了一些画有各色云气的神车，按五行相克的道理，在吉日里分驾各色神车驱除恶鬼。又使武帝建造了一座甘泉宫，宫中设有台室，室内画上天神、地神、泰一神等各类神灵的画像，并且还供设了各种迎神的祭具。少翁天天作法，可是，闹腾了一年多的时间，也没见到一个神仙的踪影，武帝不免开始怀疑起他来。
少翁见骗术要败露，只好又想出另外一个法子来骗武帝。一天，少翁与武帝一起去甘泉宫，途中见有人牵着一条牛，少翁便指着牛对武帝说：“陛下，此牛腹中当有奇书。”武帝当即命人杀牛剖腹，果然有帛书一幅，上面写了一些谁也看不懂的隐语，武帝感到非常奇怪。武帝仔细辨认，却是少翁的笔迹。武帝省悟过来，令人拷问牵牛人，果然是少翁作的手脚。他事先买通饲牛人，将帛书杂在草中，使牛咽下，再去诱骗武帝，以显示他的神通。
即使是郊祀泰一、五帝，封禅泰山，武帝也抱有明显的求仙动机。元鼎四年（公元前 113年），武帝将行幸雍郊祀，在决定前，公孙卿就以成仙故事来鼓动说：“今年得宝鼎，宝鼎出而与神通。汉朝得宝鼎，黄帝也得宝鼎，汉兴与黄帝时相当。以前封禅的七十二王，只有黄帝得上泰山。汉帝也应当上泰山封，上泰山封后就能成仙登天。黄帝采首山铜，在荆山下铸好鼎，就有垂着胡须的龙下来迎他上天。黄帝骑上龙，连群臣和宫女七十多人也都跟着白日飞升。 ”武帝听后，羡慕得不得了，感叹说：“唉！我要能同黄帝一样，即使丢掉妻子也毫不顾惜。”拜公孙卿为郎，专命他去太室山候神。讨论封禅泰山时，方士们也曾说；“封禅者，古不死之名。黄帝以上的君王，封禅都能招致怪物，与神仙交通。”封禅泰山文：“登于泰山，万寿无疆，四海宁谧，神鼎传芳。”刻石也有求“天禄永得”的祈文。
元鼎四年（公元前 113年）春，乐成侯丁义为了取悦武帝，极力向武帝推荐了方士栾大。栾大与少翁是一师之徒，原本是胶东国康王的仆从，为康王掌管药物，通方术。栾大长得魁梧英俊，相貌堂堂，并且善于言谈，特别是敢说大话，胡乱编造，绘声绘色，无中生有，信口开河，弄假成真。武帝见栾大的相貌出众，谈吐不凡，心里生了几分喜悦与信任。问道神仙的事，栾大便道：“臣常去东海蓬莱仙岛，那里玉宇琼楼，神鹿仙鹤，白云如锦，灵芝丛生。臣还见过安期生、羡门等等上仙。只是他们认为我身份很低贱，所以不肯信任我。又认为我主康王只不过是位诸侯，不足以将方术传给他。我多次向康王讲述东海神仙之事，但康王始终不肯重用臣，臣也就不便为他请神仙求长生不老之术了。”
武帝点头称是。栾大又接着说：“臣的师傅经常讲，只要诚心诚意修炼仙术，不但可以炼成黄金，甚至可以堵塞黄河堤决，至于求取长生不老之药、与仙人相会那都是水到渠成的事。”
武帝听了栾大的一通胡侃，大有相见恨晚之意。问道：“先生既有这等法术，为何不早来见朕？”栾大答道：“臣早就有心来侍奉皇上，只是担心步少翁后尘。自从少翁死后，天下术士无不掩口禁声，臣怎还敢来献术呢？”武帝听了，尴尬地说：“那纯属是误传，文成将军是吃马肝中毒而死。先生假如真能传我奇方异术，我是什么都不吝惜的。”栾大装出十分清高的样子，说道：“臣的师傅从来不求凡人，只是凡人求他。陛下如果一定想要见他，那就要尊重他的使者。让他的使者成为陛下的亲属，有高贵的身份，佩带各种信印，以表示陛下的诚实之心。
这样让他的使者去通使神仙，神仙岂有不至之理？”
武帝听明白了栾大的意思，但他担心栾大空言无术，不禁有些沉吟。栾大便说道：“臣愿先献一小技为陛下取乐。”他将身边的棋盘、棋子拿过来，放在案上，双眼紧闭，口中念咒，周身发动，喊了一声：“起！”只见那些棋子突然悬在空中，武帝和在场的人都以为是神力驱使，全都为之喝彩。
当时武帝正在为黄河决堤，缺少黄金的事而日夜忧愁，这时听栾大说能用法术堵塞黄河决口，能炼石成金，这是何等的好事！就拜栾大为五利将军。一个多月过去了，栾大仍无动静。武帝以为是栾大嫌封赐不够，于是又加封栾大为地士将军、天士将军、大通将军，一身佩四大将军金印。武帝下诏给御史：“从前夏禹通浚九江，开通四渎。近年来黄河洪水泛滥成灾，劳役不息。朕治理天下已二十八年，天将栾大这样的方士送给朕，让他为朕与上天通意。朕得栾大，是‘飞龙在天’，腾越自由，‘鸿渐于般’，一举千里。因此，朕封他为乐通侯，食二千户。”栾大被封为乐通侯后，武帝又赐给他奴仆一千人，并把自己车马、器物完全都送给栾大，让他享有天子的威仪，并为他在京中建造豪华府第，可是栾大仍然面无喜色，武帝猛然想起，栾大曾说过，必须让神仙的使者成为皇帝的亲戚。为了求仙取得成功，不惜将卫皇后所生的长公主嫁给他，改名为当利公主，陪嫁黄金十万斤。武帝自己又亲临栾大的府第，每天赠送和供给栾大物品的使者，不绝于道路。诸臣见皇上如此宠爱栾大，使得自窦太主（武帝的姑母）到朝中将相以下，也都纷纷备下厚礼奉赠。
武帝为了再壮栾大声威，又刻了“天道将军”的玉印，并举行庄严而隆重的授印仪式。武帝派遣使者身着羽衣，夜间站在专用于祭神的白茅上，向栾大献印。栾大身穿羽衣，站在白茅上长揖受印，以表示受印者不是天子的臣下，而是天子的宾客。栾大在几个月之间，由一个诸侯王国的药剂师一下子变成了封侯尚主、并且身悬六印，与天子以主客相称的神仙特使，京师为之轰动，全国风闻，贵震天下。
栾大出乘天子车马，入有如花似玉的公主取乐，威重无比，十分快乐。闲暇无事，便在夜间穿上神仙羽衣，作法请神。一晃又是半年的时间，神仙仍无动静，武帝不免着急，催促栾大亲自去海上侯仙。栾大无奈，只好整装起程，去仙岛寻师。屡受蒙骗的武帝对栾大并没有完全放心，密遣几个内侍扮做平民，暗中跟踪，观察他的行动。栾大一路上游山玩水，走了很长时间才来到泰山脚下，在那里清扫出一块空地，对泰山礼拜了一番，也没见有什么神仙来和他交谈。于是栾大又去海滨，在海滨玩耍了几日又故伎重演，便返回了长安。栾大一路上早已想好了如何再骗武帝的招法，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一举一动全被武帝派出的侍从观察得一清二楚，因此武帝早已知道了详情。
元鼎五年（公元前 112年）秋，栾大回到京师拜见武帝后，便又别有用心乱吹嘘起来，说他在仙岛如何见到了仙师，如何……武帝不语，只是报以冷笑。栾大感到气氛有些不对，立即打住话语。武帝一摆手，从幕后走出几个内宫侍从，武帝非常严厉地问栾大道：“你可见过这几个神仙吗？”栾大一看，顿时惊呆了，刚才还神采飞扬的脸顿时变得煞白，吓得瘫软在地。于是武帝喝令左右将栾大拿下系于狱中，令廷尉审讯。廷尉按律判栾大为欺君罔上之罪，将他腰斩于市。武帝斩了栾大，似乎还不解心头之恨，又下令将推荐他的乐成侯丁义，也以欺君之罪斩首。
征和四年（公元前 89年），六十九岁的武帝，已经是齿落发白，老态龙钟，步履蹒跚。太子被杀，卫皇后自尽，对匈奴作战惨遭失败、贰师将军李广利降敌……衰老的到来，加上一连串的打击，痛苦的精神折磨，使这位老皇帝寻找神仙的心情更加迫切。他将那些方士们都召集来，询问他们神仙到底在哪里，方士们说：“神仙们都住在仙山上，仙山在东海里。可是我们每次去，船都被神风刮回来。没人能到达仙山。这也许是我们的仙缘还不够。”武帝暗想：“我十多年来诚信神仙，该做到的事全都做到了，神仙总该见我一面吧！”于是他决定再次去东海示仙。春正月，武帝又一次来到了东莱。这时正值天气恶劣，天空乌云翻滚，大地狂风呼啸，海上波涛汹涌，已经迷仙如同中邪的武帝，竟要顶着风浪不惜生命亲自下海求仙。只吓得群臣和方士们全部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劝阻，武帝总算答应等风平浪静再去。也许是海中的神仙们真的不想见武帝，大风一连刮了十几天不停。武帝望着那汹涌澎湃的大海，无可奈何地长叹了一声，缓缓登上了返京的銮驾。
武帝牵肠挂肚地求了五十年仙，用了数以万计的方士羁縻不绝地入海寻仙，耗费财物不可胜数，满怀希望能遇到真仙，可是神仙始终没有到来，入海无应验，长生不死也没有得到。天汉四年（公元前 97年），武帝开始对方士的怪诞不经之语生厌倦之意。征和四年（公元前 89年）三月，武帝终于停止祀神求仙活动。
公孙弘为相的元朔年间，军旅数发，年岁欠收，东郡（河南濮阳西南）农民揭竿而起，声势渐大，犹如波涛轰响，震动整个京师。汉武帝豢养的“文学应对”之士中，吾丘寿王是比较突出的一个，曾经追随董仲舒学习《春秋》，才华横溢，装了满肚子的圣人之言，有“天下少双海内寡”之誉。
汉武帝觉得，如此博学通经的大能人，应该一通百通，就叫他去东郡做都尉，而不置太守，故号“四千石”，负责镇压敢于起义的农民。
不料吾丘寿王到任以后，职事并废，被起义农民打得落花流水狼狈不堪，大败亏输，孔圣人的“微言大义”一点儿用场也派不上。气得汉武帝诏赐玺书责问他：你怎么这样窝囊？为什么你的表现与你的名声相差这么远？东郡农民起义，是汉武帝执政时间最早的一次农民起义。至汉武帝的晚年，声势十分浩大的农民起义终于爆发了。
天汉二年（前 99），其时五十八岁的汉武帝为李陵及司马迁事件感到愤怒、大发淫威之际，南阳（河南南阳市）、楚（湖北）、燕赵（河北）、泰山（山东诸城县）纷纷爆发起义。起义队伍多者有数千人，小者也有几百人。
他们攻城克邑，夺取武器，活捉和杀掉天子的郡守、都尉，全国为之震动。各地农民互相配合，活动在乡间的小股起义队伍此起彼伏。
吾丘寿王打不过衣衫褴褛的农民，是他为天子“牧民”不力；但是，迫使农民造反的罪魁，却不是他。
因为长期对外用兵和维持腐朽奢靡的帝王生活，汉武帝大肆挥霍民脂民膏，远远超过了国力所能承受的限度。封建统治阶级大搞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控制。有增无减的苛捐杂税、杂摇和兵役负担十分沉重，迫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家破人亡。接连不断的水、旱、蝗灾和随之而来的大饥饿，使社会更加动荡不安。人民无法忍受沉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自然要采取激烈的形式同无法无天的皇帝对抗。
酷吏政治，也是导致天下农民造反的重要原因。汉武帝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加强专制主义统治，将他的生命之舟驶向了光怪陆离的风起云涌的政治深处。在这个大千世界里，他在感受那极大的欢乐与自由，驾驭和主宰臣民的专制权力，使他在精神上和现实中都为自己找到了生命之中无比辉煌的归宿。他在权欲之海劈波斩浪，所向披靡；触目所见，但觉每一滴水珠都是琳琅珠玉，就连一丝风雨都是袅袅柔枝，使他目迷五色，应接不暇，流连忘返。汉武帝的眼前，仿佛永远流动着万紫千红生机盎然的春天。
秦始皇实行专制主义统治，使群臣噤若寒蝉，除了游览天下的名山大川，求仙访药，他几乎整夜批阅奏章。汉武帝追求的梦境，就其本质来说，与秦始皇基本相同。他要更为尽情地享受帝王生活的快乐：倚翠偎香，绮窗珠帘，轻歌漫舞何况他君临的是一个比秦王朝疆域更为辽阔的帝国，公开的和潜在的敌人也比秦始皇更多。因此，他极需一批爪牙，镇压人们的不满情绪，镇压人们各种形式的反抗，否则，梦乡再甜美，终有石破天惊的时候。
宁成，是汉武帝最早任用的爪牙之一。此人盛气凌人，傲慢异常；对下属则怒目施威，十分专横，治下的百姓对他更是重足而立，敢怒而不敢言。深刻严峻的汉景帝十分欣赏宁成的严酷作风，因当时长安左右宗室多违法乱纪，便起用宁成为中尉，徼循京师。宁成既侮下亦傲上，将宗室豪杰收拾得人人惴恐，手足无措。
像宁成这样的严厉紧苛的人才，汉武帝求之不得，即位之初即召宁成为内史，负责治理京师。然而没有多长时间，外戚们便纷纷要求武帝惩办宁成。当时的吏治尚有修谨之风，武帝的羽翼尚嫌单薄，只好判宁成髡钳之罪。
其时不愧是人才辈出的时候，宁成弄开了束颈的铁圈，又伪造了一个出关之符，伺机逃回老家。他扬言：“做官做不到二千石，做买卖赚不到千千万，活着也没意思！”几年的时间，创下一个良田千顷、雇农千家、产业数以万计的大家业。在乡里照样吆五喝六，持吏长短。对贫苦农民的压迫，比郡守还要厉害。
当时还有一个做郡守的周阳由和宁成一样孤傲自恃、生杀恣意，在地方上的二千石中最称暴酷骄恣。亲信之人犯法，周阳由必枉法徇私，不予惩处：对所憎恶之人，必加之罪名，欲杀之而后快；地方豪强大族也被他夷灭者很多。性格极其刚烈的汲黯和他同车出行之时，也不敢稳坐正中，而在偏侧相陪。
像宁成、周阳由这样非常狠毒爪牙，当时和后来的人都称之他们为酷吏。太史公说：“自宁成、周阳由之后，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类多成、由等失。 ”酷吏政治开始在社会上逐渐推广开来。
宁成与周阳由两人之所作所为，基本上体现了酷吏的外在特征及政治内涵：他们严峻深刻、爱行苛法、嗜杀成癖，敢于凌辱上司，称得上是维护专制主义统治的爪牙。他们所打击的对象，是贫苦百姓、宗室贵族以及地方上的豪强大族。因他们行动残酷迅捷，手段残忍毒辣，的确比“循吏”更易受到雄杰之主的青睐。
元光五年（前 130）七月，汉武帝在脂香馥郁的后宫正同歌女卫子夫卿卿我我、十分亲热的时候，突然传来陈皇后要蛊杀卫子夫的消息，汉武帝在害怕和痛恨之中，立刻命令御史张汤穷治其狱，深究党羽，捕杀了三百余人。
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张汤的为人。他幼时，做长安丞的父亲因有事外出，嘱咐他好好看家。父亲回来，看见家里的肉被老鼠偷跑，十分生气，打了张汤一顿。没等眼泪擦干，张汤挖开鼠洞，捉到老鼠，如同审犯人一样对老鼠审判、动刑。父亲吃惊地看着他，觉得儿子的言谈举止好像一个资深狱吏，就让他学习律令文学。此次治理巫蛊案专杀有功，汉武帝惊喜地发现，张汤正是自己理想中的人才，于是提拔他做了太中大夫。
欲实行严酷的专制统治，法律的建设是一个十分重要方面。汉武帝对专制有倾吐不尽的情愫，他懂得，只要剥夺大部分人的自由和快乐，就能保障自己任意专杀、洒宴歌舞。酷吏和苛法，素来都是专治统治的双子星座。在这方面，他的父亲汉景帝，为他提供了榜样。
汉初约法省刑，是鉴于暴秦之弊。历来被人唾骂的狠毒妇人吕后，倒是按部就班地执行了这个方针，甚至还有所发展，像除三族罪、妖言令等，都是轻刑之举。以仁慈、节俭而著称的汉文帝，虽然重申除孥率律等，但不久就族诛了新垣平。汉景帝不仅冤杀了晁错，而且将其父母妻子皆弃市。相比之下，吕后对她的政敌倒是太仁慈了。
汉文帝大发恻隐之心于一时，宣布除肉刑，将当割鼻的，改为打三百板：当断左趾的，改为打五百板子；三五百板打下去，血肉横飞，必然命归黄泉了。
更有甚者，当斩右趾之罪者竟改为弃市之刑。难怪班固指责文帝“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汉景帝也曾假惺惺地声言要解除宫刑，后来却又说什么“死罪欲腐者许之”，又恢复了宫刑。
不仅如此，汉景帝还大量任用酷吏，像郅都、宁成、周阳由、赵禹等人全都曾在景帝治下恣意专杀，而吕后当政时期的酷吏，上了《史记·酷吏列传》的，仅有一个。看起来，对“文景之治”某些方面的认识包括景帝其人，要重新检查一番才好。
前有车，后有辙，汉武帝有这样两个光辉榜样，难道不能照葫芦画瓢吗？汉武帝鉴于张汤自幼学习律令，善于体察圣意，命他同另一酷吏赵禹一起，共定律令，务在深文苛酷。
《晋书·刑法志》言张汤定《越宫律》七篇，赵禹定《朝律》八篇。这些律的内容如今已无证可考。《汉书·刑法志》所言的“见知故纵”等也许是其内容之一。所谓“见知放纵、监临部主之法”即官吏见或知人犯法而不举告，与犯法者同等罪行，所监临部主有罪，上级官吏要连坐：“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是向对贫苦百姓故意罗织罪名的官吏实行宽缓之策，对那些轻易释放被认为是没有罪的人的官吏，要处以诛杀之极刑。这不是明摆着宁可错杀一千，不能错放一个吗？从此用法更加苛酷。
这样的残酷苛法竟然得到汉武帝的批准！纷纷扰扰的大千世界造就了多么特别的精灵。汉武帝制定或继承下来的酷刑苛法，犹如一条条缓缓蠕动的蛇，被这样的酷吏们套到每一个臣民的脖颈上。而那些像木偶般蹦跳的酷吏，是在汉武帝的操纵下，在历史的舞台上掀起了腥风血雨。
在许多时候，汉武帝连酷吏也不用，他的嘴里满是仁义道德，作出了网罗经学、文学之臣的架势，信誓旦旦地保证要任用他们，让他们大显身手，又不时地和他们一起吟诗作赋，颇多缠绵宛转、曼妙动人之情，亦不乏沉郁苍凉、悲歌慷慨之气。
但是，即便是深受汉武帝所宠爱信任的大臣，小有犯法，或欺罔，辄按诛之，一点也不留情面。汲黯对汉武帝的严刑苛法和翻云覆雨的手腕心怀不满，质问他：“陛下访求贤才非常不易，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人才有限，而陛下的恣意诛杀却没有止境，臣担心天下的贤才如此下去将不复存在，陛下还能依赖谁治理天下呢？”
汲黯是一代名臣，汉武帝不敢轻易动他：又知其是忠心耿耿，笑着对汲黯说：“无论何时都有人才，只怕不能识别人才罢了。如果能识别人才，何患无才可用！有才能而不肯一心报效国家，又与无才有何不同，不杀掉他还有什么用处！”
在以酷吏任法、恣意专杀这方面，汉武帝天马行空，独断专行，对世人评说不屑一顾。汉景帝以轻刑为名，密织法网，骗得二千多年后的人还对他大唱颂歌，是因为他把虎画成了猫；汉武帝尽管也涂脂抹粉，乔装改扮，但是他得意忘形，一时心无旁骛，卖力地推行专制统治，将苛政描画得甚于虎狼。文雅的历史学家们称此为“阳儒德阴法”。
元朔三年（前 126），汉武帝拜张汤为廷尉，掌司法平狱，审断郡国议定报请的疑罪。汉武帝正醉心缘饰儒术，一心提倡经学。当时董仲舒已致仕，汉武帝多次派张汤亲至董宅，咨询天下得失。
董仲舒以万能的《春秋》为审案之依据，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然后提供给廷尉作决狱的标准。张汤由此受到启发，奏请武帝以博士弟子补廷尉史，附会《尚书》、《春秋》经义治狱量刑。
所谓经义，集中体现了统治者的道德观念和统治意志，以此为标准而治狱，就是说可以抛开一切法律束缚，随心动所欲地镇压臣民。对汉武帝说来，这真是一个颇有新意的发明，马上将其制度化。文雅的历史学家又称之为“以礼入法”。
故此，“阳儒阴法”的汉武帝没有将先秦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精神接过来，发扬光大，而是将儒家的“亲亲、尊尊”的血缘宗法观念同法家的以严刑峻法治民的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颇为巨大的社会怪胎。它流溢着的是难言的充满了血腥滋味，留给人们的是普遍的悲剧感受。
张汤是善于揣测圣意的高手，见武帝意欲宽释某人，张汤就交给平和的监吏审理；武帝意欲重罪某人，就交给苛酷的监吏审理。遇有疑难案件，一定事先向武帝报告，并为之理清头绪原由，等到武帝首肯之后，再书于法令谳法挈令，以之为日后量刑的标准。
在审理淮南、衡山、江都三大谋反案中，又是张汤穷究党羽，任意肆杀。他最痛恨的是地方豪强，必舞文巧低；对赢弱之民往往呵护有加。拜访诸公卿大僚不避寒暑，对那些故人子弟为吏者及其“穷兄弟”，也给予很多照应。
因此，张汤虽然用法深酷，仁义之声却传于朝野，与“阳儒阴法”的精神完全一致。
张汤越来越得武帝赏识，这个人将儒、法这一软一硬的两把刀子挥舞得非常纯熟，忠心耿耿、绞尽脑汁地为君王翦除异己，镇压黎民，在君上的周围架起了一道密不透风的刀山。元狩二年（ 121），于是汉武帝提拔张汤做了御史大夫。其时，北部边塞，长城内外，农业文明的保护者汉军，正同游牧文明的代表匈奴频繁地连年大战。在汉军的沉重打击下，游牧文明的前沿开始崩溃，浑邪王率数万兵将投降汉朝。正赶上山东水、旱连年，人民背井离乡，兴兵、安降、赈灾，要粮、要款、要车马，奏章像潮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涌到京师。
汉武帝急得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就是想不出到哪儿搜刮这些钱去。张汤不愧是股肱之臣，给武帝出了一连串的最好办法：请造白金及五铢钱，垄断盐铁，出告缗令，钮豪强兼并之家，巧底助法以行之。
汉武帝在张汤的帮助之下，广开财路，大发利市。但是，这条“黄道”并不是一帆风顺。富商大贾、豪强大族纷纷反对，许多奸吏乘此机会枉法贪赃，侵渔获利。
汉武帝授意张汤严厉镇压。大司农颜异对造实际价值和名义价值相差很大的皮币持反对意见，汉武帝非常不高兴。颜异的宾客曾对颜异非议过武帝的这些措施，而颜异身为九卿，见措施中有不当之处，却不入朝当面阐述自己的意见，反而“腹诽”之。张汤察武帝颜色，就以这个罪名论定了颜异的死罪。
在此之后，中国就出现了“腹诽之法”。办案量刑，根本用不着什么证据，只消说你“腹诽”君主就足够横尸东市了。公卿大夫们因此人人自危，于是诌谀献媚之风大起。丞相公孙弘多次称赞张汤，对汉武帝更是俯首贴耳，惟命是从。只有敢作敢为、刚直誉满朝野的汲黯，仍然对朝政横挑鼻子竖挑眼。虽然早被张汤和公孙弘排挤出朝，他还公开宣言：御史大夫张汤，对皇帝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
汉武帝的宏图伟业，就是依靠张汤这样的酷史才得以开创的；那一大片一大片的耀眼的腥红，是由他撑着酷束们的腰涂抹上去的，在专制的阳光下，倒也显得非常壮丽。张汤奏事，喋喋不休，汉武帝听得入迷，竟然连饭都忘记吃了。丞相名存实废；汉武帝处理内政外交，只听张汤一个人的。酷吏政治完全形成，君主专制稳若磐石，安如泰山。汉武帝那五花八门的欲望，也接连不断地实现着。他的伟业雄图上，闪闪烁烁的欲望之星更多了。
但转眼发生突变，张汤媚上欺下，得罪公卿大臣者甚众。以无行文人朱买臣为首的一些大臣和酷吏减宣等人，向武帝告发他的不法情事。张汤被迫自杀，他的家产总共不到五百金。张母用牛车载着儿子的棺木去安葬，棺无外榔。汉武帝知道了这件事，觉得自己亏待了张汤，就将朱买臣等三丞相长史杀掉。丞相崔青翟也被锁拿入狱，自杀。
张汤一死，汉武帝顿觉断一臂膊。在此吏治皆以惨刻相尚的年月，汉武帝就像白昼间的一轮毒日，正以火辣辣的光芒遍照每一个可能反抗他的角落。而酷吏们则仿佛一轮寒冷的冰月，依靠太阳照亮自己，又代替它用冰冷阴森的月光搜寻着无边的暗夜。
汉武帝遍寻当今酷吏，盘算着由谁来填补张汤死后的空缺。曾经与张汤共定苛法的少府赵禹，过去治狱酷急，现在虽然年纪大些，为吏却务求宽平起来。汉武帝让他做了几年廷尉，终于没有得到武帝的赏识，把他贬到燕国做相去了。其他一些酷吏如王温舒、减宣、尹齐等人嗜血如命，做廷尉尚嫌不太老道。
元封二年（前 109），汉武帝任命杜周为廷尉，希望利用他铲除天下的不法臣子。杜周果然不负武帝殷切期望，上台后大兴诏狱，二千石官系狱者，不减百余人。地方上报来的章疏，一年中多达千余件。案子大的牵连几百人，小的也有几十人。到庭审理时，狱吏严令被告如所刻之本章，如果不服，即捶楚交下，迫其服罪。
于是吏民闻有逮证者全都亡命江湖。酷吏们大兴诬蔑讦告之风，诏狱逮捕者达只七万人之众，又于此外以深文苛法罗织罪名，抓捕十万万余人。朝中尚且指鹿为马、恣意杀戮，地方上更可想而知了。
汉武帝对宁成的贪酷之才非常欣赏，在他发财之后重新起用他做关都尉。只一年多的时间，出入关口的吏民皆云：“宁叫面对带崽的母老虎，也不愿碰上发怒的宁成。”定襄吏民难以支应军需，纷纷“乱败”，汉武帝立刻起用另一个著名酷吏义纵为定襄太守。义纵深知武帝之意，把定襄狱中的二百多名轻罪犯人和私人郡邸狱探监二百多人同时捕杀，罪名是为死刑犯解脱桎梏钳赭。合郡之人不寒而栗，毛骨悚然。
类似这样的惨案在全国无以计数。法律本身已经非常苛刻了，酷吏们还要法外施刑，任意而为。事实上，专制统治的巩固要依赖于这样的人治。皇帝的意志、诏令就是法律。张汤、杜周等人看武帝的脸色办案，从这个角度看，正是遵法守纪的表现。
君主所制定的任何诏令以及成文法，都只是大小不一的行星，要围绕光芒四射的恒星旋转。所以说，“法治”只治臣民不治君主，是绝对的，即便在先秦法家红极一时的时代也是这样。至于有人说这也是汉武帝喜欢用酷更苛法为治的基本态势，似乎有些片面：那些“不好用”酷吏苛法的帝王们难道就受治于法了吗？汉武帝用酷吏苛法镇压宗室贵族的违法行为，另外的一个重要打击对象，是全国各地的豪强大族，也包括前面提到过的吏民。
土地兼并，堪称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顽症。汉初，土地兼并的现象便已开始，连萧何也强行贱买民间良田。其实这也是酷吏行为。在汉武帝统治初期，董仲舒曾经提出过“限民名田，以赡不足”的主张。这表明土地兼并之风已非常剧烈了。
官僚豪强大族们随意侵吞土地财富，奴役农民，致使农民纷纷破产，不但直接影响了汉朝封建国家摇役的征发和赋税收入，而且使社会上贫富分化的现象更为突出，社会矛盾更为尖锐。
封建中国社会官本位性质使得豪强大族同地方官府相互勾结，结党营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君主专制的集权势头。豪强大族很多本身就是官僚，他们厚养宾客侠士，既以文乱法，也以武犯禁，阻遏了中央法令在地方上的贯彻实施。豪强大族正日益成为一支与中央对立的离心离德的力量，这是各地局势动荡不安的一个重要因素。
汉武帝效仿汉高祖之法，曾先后三次大规模地把关东豪强迁徙于诸陵，以便就近控制。
元封五年（前 106），汉武帝设置了十三部刺史，给他们规定了“六条问事”的职权，第一条就是严厉惩处那些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强宗豪族。而使用酷吏打击不法豪强，则是武帝采取一贯的政策。
河内太守王温舒，初上任就秉承武帝旨意，大捕郡中的豪强大族，相连坐者有一千多家。他上书汉武帝，表示要将那些财产过多的豪强族诛，财产少的要杀其本人，他们的财产要全部没入官府。
为了赶在立春之前行刑，王温舒命令郡备私马五十匹，在河内至长安之间设立驿站，以求加快传递文书的速度。仅令两天时间，就接到了汉武帝批准行刑的回文。王温舒于是大肆屠戮，血流十余里，同时加紧搜捕漏网的豪强。
转眼到了立春，此时气温渐升，阴气渐降，天地和同，草木萌动，一片盎然生机，照例不得行刑，处决罪犯要挪至麦秋之后，以应天象。王温舒跺着脚，恨恨不已地说道：“倘若冬天再延长一个月，我就能把他们统统杀光了！ ”汉武帝闻报，非常赏识，提拔他做了中尉，位属九卿。
其他著名酷吏如减宣、尹齐、义纵、杨仆等亦都对豪强大族大肆杀伐，汉武帝觉得他们精明强干，不断给他们升官封爵，鼓励他们为专制政权继续卖命。
豪强大族是汉武帝专制统治社会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武帝自然不会把他们完全铲除，他自己不就是豪强大族的政治总代表吗？他杀戮的，只不过是在某种程度上敢于发展一己的势力，对抗朝廷法令的豪强大族。从本质上说来，汉武帝与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
专制皇帝的性格就是独裁，以酷刑滥杀为治。酷吏们对武帝忠心耿耿，但奴才难当。义纵狠毒如虎狼，但廉而不贪。他做右内史的时候，汉武帝从鼎湖回甘泉，见驰道没有修整，不禁大发雷霆：“义纵以为我不再走这条路了吗？”所以记恨在心。杨可告缗，义纵认为是乱民之举，逮捕了杨可之使。汉武帝乘机以废格诏书之罪处死了义纵。
几年后，王温舒贪污受贿等案发，汉武帝当即问了个族诛之罪，吓得王温舒凄凄惶惶地先行自杀了。减宣在上林苑追捕犯人，派吏卒射杀之，很多箭射中了上林苑门，减宣下狱，以大逆之罪，族诛，减宣自杀。武帝一朝的著名酷吏除个别者如赵禹外，几乎没有终其天年的。
汉武帝边杀酷吏，边用酷吏，各郡、国二千石官多数是酷暴狠毒之人，天下吏治非常混乱。为了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汉武帝可不管什么百姓生死，仍然大搞酷吏政治，鱼肉百姓。在元朔元年（前 128），汉武帝还没有到而立之年，就有个燕郡天终（天津蓟县）人徐乐给武帝上书说：危及政权安危存亡的，不在于吴楚七国叛乱那样的“瓦解”，而在于陈胜起义那样的土崩。
徐乐认为，大汉也有“土崩”之危险。汉武帝焉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吗？他搞酷吏政治，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防范和镇压人民对专制统治的反抗。所以，他制定了非常繁苛的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零九条，一千八百八十三事，死罪决事比，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三事。防范很严，法网很密。
那些豪强大族乃至二千五百石官吏们都无法忍受酷吏的横行，老百姓还能安居乐业地做顺民呢？星星之火，终于在天汉二年形成燎原之势。这是各种社会矛盾互相交织、复杂化尖锐化产生的必然结果。
汉武帝见天下大乱，一时没了主意，急忙派丞相长史和御史中丞到地方督察镇压农民起义，却无济于事。起义队伍摧枯拉朽，更加如火如荼反而更加壮大。
汉武帝使出残酷的杀手锏，一面派光禄大夫范昆以及张德，连同绣衣直指使者暴胜之、王贺等酷束领兵到各地捕杀起义农民，一面制定所谓“沉命法”，对敢藏匿起义农民者一律诛杀；对没有发觉起义或虽然发觉而未能悉数捕杀之的二千石以下的官吏，也一律尽皆杀之。
关东贫瘠荒凉的土地，仿佛一片松弛无力的肌肤，在血泊中瑟瑟地颤抖着，逐渐板结，日复一日干瘪下去。
酷吏和刽子手们攥着天子授予的屠刀，忽东忽西，大肆杀戮，就像一团魔风邪火。起义农民惨遭屠戮，但他们理想的梦却永远不会熄灭，沸腾的岩浆在他们的心中波澜起伏。
血雨腥风之中，各郡国的统治秩序又得到了恢复和安定。汉武帝却越来越急躁了：自己已到晚年，年龄逐渐衰老，体弱多病。养了那么多的奇异方术之士，赏给他们那么多金银财宝，几十年的时间了，还是求不到一个神仙，摘不来一株长生药草。若不加紧寻仙访药，自己时间已不多了。汉武帝决定亲自出马。
太始三年（前 94）初，六十三岁的天子急不可耐地赶到东海郡（山东郯城县北），意外地捕获到一只红色的大雁，认为此乃大吉之兆，兴高采烈地地写了一首《朱雁之歌》，他认为这是寻仙访药能够心想事成的征兆，但船行大海上，举目眺望只见波涛汹涌，一片茫茫。汉武帝双手抓紧船舷，他竭力极目远眺已看花了那双昏黄的眼睛，口中纵使千呼万唤，心中愁肠百结，仍丝毫不见仙人的影踪。
汉昭帝始元五年（前 82），京师长安的大街上突然出现了一辆黄牛车上面正襟危坐着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只见他穿一件黄色的直裾禅衣，戴着黄帽，乘着黄牛车大摇大摆招摇过市，辗转来到未央宫的北阙之下。北阙是未央宫的北门楼，大臣们奏事、谒见皆诣北阙，它却是未央宫的正门。往日出入北阙的，不是皇亲国戚，即为达官显贵，普通老百姓怎敢靠近。今天，这个如黄风一般乘车而来的壮年人究竟是何来路的呢？只听壮年人大大方方地自称是“卫太子”。年方十三岁的汉昭帝听说自己的大哥来了，慌慌张张下令让京中的公卿将军们一起到北阙辨认真伪。仿佛晴天里的一声霹雷，震得全城官吏和百姓兴奋异常：死人复活，真是亘古未闻。
人们不顾什么禁令，如同潮水般涌向北阙，水泄不通地将“卫太子”围了起来，围观的人们足有好几万人。右将军害怕闹出乱子，急忙带兵至阙下，加强警备，以防出现意外。
文武众官望望“卫太子”，大惊失色，场面一下子僵了。这时，京兆尹隽不疑赶来，挤进人丛，叱令从吏将“卫太子”绑了。隽不疑非常不满意同僚们的态度，对他们说：“诸君何患于卫太子！卫太子得罪了先帝（付旨汉武帝），逃跑而不死，如今自投罗网，他是罪人。”
可见隽不疑认为这个“卫太子”是真的，并认定了他是罪犯。后经廷尉验证，真相大白。“卫太子”叫成方遂，以卜筮为业，听别人说自己的相貌与卫太子十分相像，便冒名顶替，到京城求取富贵，不想身陷囹圄，最终被腰斩东市。
真正的卫太子是什么人呢？他怎样得罪武帝？为什么逃离京城呢？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
所谓驰道，是专供天子巡游海内时行驰的御道，因此，驰道除了蜿蜒伸展之处，都是天子履经之地，不容侵犯，就是王侯将相达官贵人皇亲国戚，甚至皇太子，如没有皇帝诏令批准，也不得行于驰道中，甚至不得跨越驰道而过。被天子批准行于驰道者，在当时是一种极为崇高的荣誉。汉武帝的乳母就曾获得这个殊荣。
汉武帝的姑母兼文母娘窦太主（馆陶长公主）有一次与随从出行，忽然，车队被皇帝陛下的直指绣衣使者拦截下来，绣衣使者大胆地指问窦太主为什么逾矩而行驰道。窦太主答曰奉皇太后诏令行事。绣衣使者才同意窦太主可以继续行走驰道，然其随从车骑却尽被斥令回宫。
绣衣使者的职责为督捕三辅地区的盗贼，禁查宗室臣民有无违反朝廷法令制度；官职虽然不甚大，却有着一定的权力，照例由皇帝的亲信担任。
有一次，绣衣使者跟随汉武帝去甘泉宫，路遇皇太子家使乘车在驰道上急奔。绣衣使者岂肯放过，当即毫不犹豫地连人带车全部扣下，扭交有关部门处理。皇太子闻讯，畏于朝廷法度，派人去向绣衣使者谢罪，望他高抬贵手，不要再追究。
铁面无私的绣衣使者不仅当即拒绝了皇太子的请求，还将此事向汉武帝作了详细汇报。忠心耿耿地维护皇帝权威的大臣，皇帝自然十分喜欢。武帝感叹地说：“为人臣的，就应当像你这样啊。”
此绣衣使者名唤江充，赵国邯郸（河北邯郸市西南）人，原名齐。江齐的妹妹长相极美，擅长鼓琴歌舞，嫁给了赵王刘彭祖的太子刘丹。江齐因为这层关系，也深得赵王信任，成了王宫里的座上之客。
位高权贵者都有一个通病，即荒淫无度、暴虐无道，江齐在这个圈子里混，有什么能瞒过他的？燕太子刘丹看见江齐在王宫出进频繁，怀疑他会将自己见不得人的隐私向赵王告发，派人去抓江齐，没有抓到，便将他的父亲、兄长绑走砍头。江齐于慌忙中西逃函谷，改名江充，到长安向朝廷告发了刘丹做下的一大堆丑事、恶事。
汉武帝平生最忌讳诸侯不法，藐视朝廷法度和天子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阅完江充的上书以后遂大怒，下诏包围赵王王宫，逮捕了赵太子刘丹。
赵王刘彭祖上书为儿子诉，说江充不过是无耻小臣，利用万乘之君报一己私仇，请求武帝允许他在赵国招募勇士，随汉军北征匈奴，以赎刘丹之罪。汉武帝每时每刻都在防诸侯王在军事上发展势力，当然下会批准刘彭祖的请求。
刘丹免死，但被废去太子之位。后刘彭祖入朝，请平阳长公主和隆虑公主（武帝嫡妹）向武帝说情，让刘丹赵太子之位，武帝未予允许。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是汉武帝一生恪守的原则之一。
汉武帝在犬台宫召见江充。江充为了这次召见煞费苦心：他身穿轻柔的禅衣，曲裾后垂交输，头上的俪步摇冠、款款行姿像一盘肉皮冻，抖抖颤颤的。这副奇怪的打扮，配上江充魁梧的身材，容貌显得十分威武，还有一丝神仙气概。汉武帝见惯了大臣们整齐而刻板的朝服，一见到江充这身装扮，感到十分新奇，对左右人说：“燕赵国多奇士。”对江充先就喜欢了三分，不久即拜为绣衣使者。
汉武帝与其他皇帝一样，忌讳自己的神圣地位被别人削弱。他需要正式的国家机构维护九五之尊的利益，还需要一批忠心耿耿的奴才，尽心竭力地为他卖命。
江充正是这样的人，他非常清楚，要取得武帝的信任，他必须全力以赴为其效命才成；他没有别的资本。
在邯郸，江充可以依着令妹的裙带关系为自己架设登云之梯。而在京师，他惟一可以借助的梯子就是他对皇帝的一片忠心。他不是将军，没有行兵布阵之才；他亦不是政治家，能够以缜密的分析和出众的谋略辅佐天子治理国家重要事务。他只能在被人们忽视了的，甚至也被法令法规忽视了的，但对维护天子尊严十分重要的地方出手，闯出一条路来。
当时汉武帝正派遣大量军队北征匈奴，草原、戈壁、沙漠等地作战需要大量的车辆和马匹。京师那些奢侈无度的贵戚近臣们大多僭越礼制，多备车马，江充上书武帝弹劾他们，经武帝批准，将其车马均没收入官府，令他们加入北军准备出击匈奴。这令贵戚子弟们十分惊慌，纷纷陛见汉武帝，连连叩头，请求哀怜，愿意出钱赎罪。
军兴之际，正是用钱之时，汉武帝龙颜大悦，命他们将钱缴送北军，得钱数千万。汉武帝感激江充，认为他是个十分难得的人才，对他也更加信任。弹劾太子一事发生后，江充由此名震京师，贵威近臣都对他怀有几分忌惮。汉武帝提升江充做了水衡都尉。
中国的皇帝，即位后有两件要急着办的大事：一件是为自己营建陵寝，安排下在阴间的好去处；汉武帝的陵寝，在他上台的第二年就动工营建了。还有一件，如果皇帝还没有儿子，就得赶紧生儿子，生得越快、越多越好，否则，自己手里这如花的世界和天一般大的权力，由谁来继承呢？那些宗室甚至外姓大臣们为争夺嗣君之位，还不闹翻了天？这大好的江山还能由着自己的性儿坐下去吗？武帝很早结婚，在他尚未即位，就娶了陈阿娇做媳妇，即位后又顺理成章地立她做了皇后。可是陈阿娇不生育，能歌善舞的卫夫取代了阿娇的地位，在朝中由此形成了卫氏外戚集团。
元朔元年（前 128），汉武帝二十九岁，卫子夫为其生了长子，即史称“卫太子”的刘据。
元狩元年（前 122），六岁的刘据被武帝立为皇太子。汉武帝非常重视对太子的培养，让他学习当时《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接受名文经学的熏陶。皇太子十六岁那一年，武帝做主，给他娶了媳妇，史称史良娣。为让皇太子增长社会阅历和治国统民之术，汉武帝为他建了一座博望苑，要他多结交宾客，接触天下智能之士。
汉武帝外出巡视天下之时，经常将朝中事托付给皇太子刘据，将宫中事交付给皇后卫子夫。他们处理的国事、家事，武帝回来后也常常不加检查，真是子孝父明、妻慧夫贤的美满家庭。
慢慢地，汉武帝同皇太子却疏远起来。皇太子的性格仁淑温谨、宽厚和平，同武帝的用法深刻、好大喜功截然不同。皇太子审理案件多所平反，深受老百姓的拥护。他常向汉武帝劝谏，不要频繁征伐四夷，武帝笑而答曰：“辛苦的事儿我来干，将来送给你一个太太平平的天下，有何不好呢？”
如此一来，汉武帝的心里结了个大疙瘩，觉得皇太子的本事太少，和自己不一样。这期间，他宠幸的王夫人、李姬和李夫人又给他生了刘闳、刘旦、刘胥、刘膊四个儿子，武帝因此对皇后和太子越来越冷淡了。皇后、皇太子觉着宫里的气氛挺不妙，经常担忧自己的命运。
汉武帝是何等精明，皇后母子的神态早被他看在眼里。他不喜欢皇太子，可并未盘算着要废掉他。这母子二人在宫里老是这样疑心生暗鬼的可不成，闹出事来无法收拾。武帝就把皇太子的舅舅、大将军卫青找来，对他说：“汉家的内政尚在草创阶段，而外有四夷，经常侵袭中原。如果制度不改变，后世即无法可循；朕不出师征伐，天下就会动荡不安。为此，朕只得征发民力、财力而用之。如果后世天子还像朕这般作为，那就是蹈暴秦的覆辙了。太子为人敦重好静，一定能够天下安定，朕对此非常放心。欲求守文安邦之主，哪儿还有比太子更贤德的呐！朕听说皇后和太子有些不安心，真是这样吗？你把我的这个意思转告他们吧。”
卫皇后听了卫青的转达，即向汉武帝请罪。
汉武帝这样做，是要安定卫氏集团成员的心。
但是，汉武帝同皇太子的关系仍和先前一样，卫皇后也依然独守空房，想和皇帝见面很难。朝内大臣中的忠厚长者十分喜欢皇太子，那些用法深刻的酷吏们却经常向武帝说他的坏话。
皇太子之所以得立，是他的背后有两股支持的力量。一股汉武帝的力量，这股力量如今有些无法捉摸：另一股力量来自卫氏外戚集团。
虽然卫青不像田蚣那样骄横，一贯循规蹈矩，“奉法遵职”，但大将军、骠骑将军的崇高地位不由让人有几分畏惧。
当时除汲黯外，有哪个大臣见了卫青不拜上几拜呢？可惜的是，卫氏集团的两根台柱子——卫青和霍去病年寿不永，英年早逝，霍去病的年龄仅仅二十四岁。卫氏集团自此一蹶不振。
太初二年（前 103），皇太子的姨夫公孙贺拜相，为卫氏集团带来新的生气，但要想恢复昔日气势已经不可能了。
有的学者断言后来公孙贺被族诛，是一场政治清洗的开始，为了打击卫氏外戚集团，也是为废长立幼扫清道路的信号。这无疑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而一切科学的任务都当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汉武帝长期以来处心积虑地压抑外戚，削夺相权，丞相的权力被剔剥得几乎只剩一副空架子，搞得丞相接连死于非命，吓得公孙贺向汉武帝叩头不止，不敢接受任命，明显是强大的皇权已经压扁了外戚势力。
公孙贺后来被族诛，纯粹是他咎由自取。汉武帝要想剪除他，用不着劳神费心搞什么政治清洗，公孙贺的头没有那么难剃。卫氏集团的势力衰弱到这样的地步，皇太子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里的一叶扁舟，摇摇晃晃，颠颠簸簸，随便哪一滴水都敢于撞击脆弱的船体。一次，皇太子去谒见皇后，好半天才出来。黄门苏文向武帝诬陷皇太子和宫女胡闹。汉武帝不动声色，只是给皇太子拨了二百名宫女去。这一招非常厉害，既是嘲讽，也是警告，皇太子想接受和不想接受都不合适。弄明白是苏文搞的鬼，皇太子在心里对他恨之入骨。从此以后，苏文经常欺负皇太子，常与小黄门常融、王弼等人在暗地里找皇太子的碴儿，向天子进谗。
卫皇后被他们气得咬牙切齿，要皇太子把问题和武帝说清楚，请求杀掉苏文。皇太子倒是挺相信他的父亲，说：“树正不怕影子斜，苏文等人没什么可怕的！皇上洞察秋毫，不信邪佞，用不着担忧！”
汉武帝有一次病倒在床，想看看儿子，命常融把太子找来。常融对他说：“皇太子一副挺高兴的模样。”武帝听了长长叹了一口气。皇太子来到后，武帝打量儿子的脸，发现脸上有泪痕，却又掩饰着同自己谈笑。武帝于是追问儿子，知道了儿子对自己怀着纯真的父子之情，就将常融处死。黄门是负责宫门守卫的宦官，地位十分卑微，连他们都可以将皇太子欺负到赴诉无门的地步，皇太子的日子真是不好过呀。卫皇后从此对宦官们加倍小心，沉默寡言，不越雷池一步。虽然已经失宠，然妇德不亏，未失天下母仪风范，故此汉武对她还比较尊敬。如果生活就这样延续下去，最终还是要在武帝和皇太子刘据之间进行权力的交接。然而，从太始三年（前 94）起，凶险开始朝着皇太子扑来，最终导致一幕历史悲剧的发生。
汉武帝已经年过花甲满头银发，人老了，格外喜欢儿童，喜欢和天真烂漫的孩子一起嬉戏玩耍，给自己干涸的心田带来几分慰藉，几分快乐，自己也仿佛年轻了几岁。
汉武帝虽然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但他和常人一样，极具亲情。他十分喜欢那些活泼的小生命，把他们当玩艺儿一样哄着玩儿。侍中驸马都尉金日碑的儿子非常顽皮可爱，抱着汉武帝的脖子嬉戏。武帝十分高兴，金日碑惶恐，在一旁怒目视儿，孩子吓得哭着跑掉了。汉武帝非常不满意，责备金日碑对孩子过于严厉。对大臣的孩子尚且如此，对自己的小儿子就更喜欢了。太始三年，六十三岁的汉武帝兴致很高地跑到沿海的东海、琅邪两郡巡视。
回到长安不久，备受他宠爱的钩弋夫人赵婕妤为他生了小儿子刘弗陵。
据说钩弋夫人孕十四个月才分娩，汉武帝以为神异，说：“听说尧的母亲也是孕十四个月才生下尧，如今钩弋也和尧母一样。”就将钩弋宫门改名为“尧母门”。
古今论者全都认为汉武帝从此就产生了要废长立幼的念头，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司马光就认为汉武帝太不慎重，将自己的心里轻易地泄露出去，致使奸人从“尧母门”中嗅出味道，加以利用，酿成巫蛊大祸。事实是不是如此呢？答案是否定的。汉武帝自己“多欲”，好大喜功，他始终认为未来的君主应是继体守文之君。武帝公开宣称“太子为人敦重好静，一定能够安定天下”，这并非简单的安抚之语，而是真实心态的表露，虽然他不喜欢好静儒雅的性格。
这是因为实际上远在“轮台悔过”以前，武帝就已经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多欲”虽属不得已而为之，却使社会的动荡，后世的君主再不偃武修文，依然“多欲”下去，就会像秦朝那样很快被百姓推翻。
在刘弗陵虚岁已满三岁，公孙贺案还没有发作的时候，他还在明确表示：“多欲的人不宜做国家君主统治百姓。”汉武帝喜爱刘弗陵是实，可是他怎会在其初生之时就认定他在长大后于很多方面都更像自己呢？如果他这样认定的话，根据他一贯主张，虽然他喜欢小儿子，也不会立其为储君的。
而且，即使汉武帝横下心要废长立幼，以他那样绝顶的聪明，以及丰富的统治经验，怎么可能如此粗心地泄露心机，于麒麟皮下露出马脚呢？汉武帝即皇帝位时只有十五岁，在很长时间内，吃够了长辈和权臣压抑自己的苦头，又岂能让一个各方面都非常稚嫩的孩子做他的继承人，使汉家政权的正统性受到外姓人的威胁呢？如果说他从未有过这样的考虑，那么，当他在后来不得已而立幼子时，为何要把最佳伴侣钩弋夫人杀掉不可呢？所以，尽管武帝对皇太子的支持不强大，不热情，却十分坚定，何况他已知道皇太子是个孝顺儿子呢！江充也是生刘弗陵的那一年当上了绣衣使者、水衡都尉，并扣了皇太子家使，同卫氏发生矛盾的。汉武帝被这个奸人所利用的，不是什么“爱少子，欲以为嗣之心”，而是痛恨和惧怕巫蛊之心；也正是江充的活动，最终使皇太子刘据身败名裂。这以后的一年里，六十四岁的汉武帝在春天兴高采烈地跑到东方修封泰山；夏季又到东莱祠祭仙人，还好像见到了仙人的形象；在大雪纷飞的腊月，武帝又顶着严寒北上朔方巡视边庭。看上去，不但身子骨挺结实，精气神也很健旺。
征和元年（前 92），汉武帝觉得一切都和一往不一样了。十一月，他住在富丽堂皇的建章宫。一天，他亲眼看见一个大汉带着利剑闯进中龙华门，急命卫士去收捕，可是那大汉扔下剑就跑出去，没了影儿。
汉武帝不禁大怒，宰了看守宫门的兵士。他琢磨着，这个大汉是朝自己来的，不拿住这个家伙，自己寝食难安。
于是，武帝诏令三辅骑士们在上林苑数百里方圆内像篦头发似地“篦”了好几遍，又令紧闭京师各门，严加搜捕，闹得鸡犬不宁，行动进行十一天，连那大汉的影子也没找见。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太仆公孙敬声又因罪入狱，这个年关是甭想太平了。果然，审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到了第二年即征和二年（前 91年）的春正月，连公孙贺也被关进大狱。
事情是这样的，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在朝中官居太仆，父子并居公卿之位。公孙敬声倚恃卫子夫皇后是自己的姨母，横行不法，竟贪污了北军军费一千九百万钱，被汉武帝拿入狱中。
当时京师有个大侠客，名叫朱安世，专好杀富济贫，与武帝作对。汉武帝对他恨之入骨，四下里派出人去捉拿他。朱安世诡计多端，狡猾无比，就是捉不住他。公孙贺见儿子犯法入狱，急忙给天子上书，请求天子允许自己捉拿京师大侠，以赎儿子之罪。汉武帝同意了他的请求。公孙贺以高明的手段，短期内就捉到了朱安世，献给天子。
可是朱安世绝非泛泛之辈，知道必死无疑，临死也要拉上一个垫背的，遂于狱中上书，告发公孙敬声与天子的女儿阳石公主私通，还在通往甘泉的驰道上埋下了木头人，使用非常恶毒的语言诅咒天子不得好死。
朱安世既然专事杀富济贫，对当朝官僚的见不得人的勾当自然掌握了很多。汉武帝命令有司案验公孙贺，究治所犯，审问得实，公孙贺父子同时在死狱中，族诛。汉武帝还处死了自己的女儿阳石公主和诸邑公主，长安东市上又一次血流成河。
从事情的发生过程来看，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说，汉武帝是利用此次事件对卫氏集团进行严厉制裁，搞“政治清洗”。如果是这样的话，汉武帝就不会允许公孙贺逐捕朱安世为儿子赎罪了，衰败不堪的卫氏家族对天子根本不能构成威胁，甚至卫青活着的时候也从未有过非分之想。
公孙贺被族诛，不是因为儿子贪污军费，也不是因为儿子同公主私通，而是因为他们竟敢巫蛊神圣的天子。神学与迷信，在汉代可谓蔚为大国。占卜、打卦、相面、招鬼祠巫等玩艺儿，被那些乡下人和珠光宝气的命妇们共同尊奉着。其中刻木为偶咒人以死的巫蛊最为人们惧恨。人们大多认为巫蛊可以杀人，同社会伦理背道而驰，是一切灾难产生的根源。
惟其因为如此，才被人们广泛使用着。极端迷信偏执的汉武帝，对此当然深信不疑。小时候的汉武帝，就同巫蛊这玩艺儿发生了联系。正是因为栗姬被馆陶长公主告发她“狭邪媚道”、“祝唾”其他贵妇，才使栗姬失宠，并成为汉武帝平步青云的转折点。
那次事件成为汉武帝在祝诅蛊人方面的启蒙教育，所以他对操此术者恨之入骨，一旦发现，必定严厉惩办，决不稍加宽贷。
当年陈阿娇与卫子夫展开争宠大战，曾使女巫楚服等人祠祭祝诅，蛊毒国色天香的情敌。汉武帝发觉后怒不可遏，究治其狱。幸亏西汉没有砍皇后脑袋的制度，如若不然，别说什么“金房子”，连冷冷清清的长门宫，陈阿娇也甭想指望。
汉律，为巫蛊者要受族诛。这个规定，就出自汉武帝之手。
太原人赵破奴，多年来一直效命疆场，屡建奇勋。他曾被匈奴俘虏，在漠北若飘十年，最终逃归天子。不知为何，搅进公孙资贺一案，他亦干起了巫蛊祝诅的“营生”。汉武帝早将赵将军的功勋和对自己的忠心赤胆抛之九霄云外，族诛了赵破奴。
将军公孙敖，多年来也为武帝在塞外拼杀，虽然没有赵破奴那样建有显赫之功，到底还有一些鞍马征伐的苦劳和对天子的赤胆忠贞。不知谁惹怒了公孙敖夫人，她便大行巫蛊，作为报复；被人告发。可怜公孙敖因攻击匈奴不力，汉军伤亡过多，正受牢狱之苦，并不知情。汉武帝不管这些，复开杀戒，长安东市上刽子手的呼喝声席卷全城。由此可见，清洗为巫蛊者（而不是外戚）是汉武帝坚定不移的一贯政策，难道不是这样吗？汉武帝认为，巫蛊祝诅是在暗中神不知鬼不觉地致人死命的邪术，令人防不胜防。对那些不知隐藏在哪个角落的木偶诅咒，汉武帝生平第一次发现自己和无知的小民一样软弱无力。
巫蛊风行海内，应当责备谁呢？汉武帝祀神求仙，招揽方士，大搞迷信活动，应负主要责任。在汉武帝的影响下，方士、巫婆、神汉相继前往京师，利用歪门邪道迷惑善良的百姓。汉武帝纳宠藏娇，美人们掀起醋海大波，各请女巫入宫，每间屋内都弄上一两个木头人，诅杀情敌；闹得皇宫里一片乌烟瘴气。汉武帝刚处理完公孙贺父子，未曾想自己的后宫竟是巫蛊祝诅的大本营！一怒之下，汉武帝又杀了几百人。这样，汉武帝的心就再也放不下来了：他看看左右侍从，人人都像在背后为巫蛊祝诅自己，真有草木皆兵之感。一次午睡，汉武帝梦见几千个木头人同时手持木杖蜂拥而上，欲打自己，一下子被吓醒了。此后他惊吓成疾，记忆力大不如前。
水衡都尉江充看准这是个好机会。他因为扣住太子家使而得罪了皇太子和卫氏外威，担心武帝死后太子会杀他，想乘机先发制人，除掉太子。江充对武帝说：您的病根是巫蛊祝诅，应制裁胆大妄为的为巫蛊者。此话深得武帝赞许，就命江充做自己的使者，穷治巫蛊狱。征和二年（前 91）七月，江充在汉武帝的全力支持下，大兴巫蛊大狱。江充先带着胡巫在长安城内到处掘地，寻找木头人，抓了一大批为巫蛊的罪犯和嫌疑犯，烧铁钳灼，强迫他们承认犯了罪。后来又波及到三辅并席卷全国，前后杀了好几万人。与此同时，江充唆使胡巫对武帝说：“宫中也有益气升腾，若不除掉，您的病没个好。”
汉武帝深信不疑，派江充入宫严查，并派韩说等人协助江充。江充如同犬一般，这儿嗅嗅，那儿闻闻，搜查得特别仔细。不要说那些失去宠爱已多日的夫人们的住所了，就连武帝的御座也被推开，掘地求蛊；皇后寝宫更是掘得满地都是深坑，连放床的地方都没有。最后终于在皇太子宫中掘出了巫蛊用的桐木人，上面还写着“不道”之辞的帛书。其实这是江充预先派人偷偷埋下的。京师里闹得满城风雨，汉武帝正在甘泉宫避暑养病，皇后和，皇太子曾多次派人去请问，但想见武帝很困难。皇太子惊惶失措，他明白，无论什么人，一旦和巫蛊牵连上，决不会得到宽恕，何况在自己宫中还掘出了木偶。少傅石德也认为皇太子没有自知之明，建议他逮捕江充，查明真相，并提醒他勿忘扶苏被废的教训。皇太子起初不肯，想亲往甘泉谢罪，说出事情真相，但江充紧咬着他不放，只好先发制人。太子与皇后经过商量，逮捕了江充。又遣人发中厩车马以载射士，将武帝兵器全部拿出，发长乐宫卫卒，向百官宣布江充背叛天子。
皇太子亲自临斩江充，愤怒地骂道：“你这个赵国小人！前次你蛊乱赵国王父子，犹嫌不足，如今又来离间我们父子！”江充罪有应得处死，为虎作怅的胡巫也被炙死。这一天是七月壬午。
苏文逃至甘泉宫，向汉武帝报告了皇太子捉拿江充的情形。汉武帝说：掘出了桐木人，太子必然恐惧，又痛恨江充，故有此变，于是派使者去长安召皇太子。那使者不敢去，出宫徘徊许久，回报说太子已经造反。武帝闻言非常震怒。
此时，皇太子一面兵发丞相府，一面向长安官民声称皇帝在甘泉宫病困，怕有什么变化，奸臣欲作乱。
汉武帝急忙调兵遣将，一面急令新上任不久的左丞相刘屈嫠坚闭城门，铺轨造反的叛逆，有功者赏；一面赶到城西的建章宫调兵遣将，归刘屈嫠指挥。皇太子赦免城中囚犯，命石德等率领，又派人持赤红的汉节召长水及宣曲明骑前来助战。汉军则急告胡人日汉节有诈，并下令在节上加黄旄以示区别。
繁华帝王都转眼之间变成血肉横飞的战场，困兽犹斗的刘据强迫长安城的老百姓同汉军厮杀，双方杀得昏天黑地，血流成河日月无光。
五天以后，长安城内留下了数以万计残缺不全的尸体，路边的排水沟变成了排血泡。街头、巷尾、屋宇、树木，到处一片腥红，百姓遭受了巨大的灾难。
城里老百姓无辜而受屠戮，到处传言着“太子造反”，不愿为他当炮灰，汉军却越来越多，杀向城中的各个角落。
庚寅日，皇太子兵败，率残部慌不择路向南逃去。守城的司直田仁动了恻隐之心，放走了皇太子。丞相刘屈嫠要杀田仁，御史大夫暴胜之则认为田仁是二千石官，要杀也须经过皇帝批准。
刘屈嫠报告了汉武帝，武帝龙颜震怒，派人责问暴之说：“田仁放纵谋反者，丞相当斩之，此正合汉法，您为什么要擅自阻拦？”原为绿衣使者的暴胜之，穿一身漂亮的绣衣，持一把雪亮的大斧，逐捕镇压各地起义的老百姓，“威振州郡”，武功高强，如今在武帝的责问下却吓得不得了，惶惶恐恐地自杀了。
皇太子逃走，汉武帝异常震怒。田仁和按兵不动的任安被腰斩，皇太子的宾客们全被砍头，随皇太子造反的一律被族诛，被挟迫谋反者皆流放到荒无人烟的敦煌郡。
汉武帝此时也没有忘记卫皇后，命令宗正刘长乐、执金吾刘敢到宫中收缴了皇后的玺绶。
做了三十八年皇后的卫子夫，已年近花甲满头银发，人老珠黄，失去了昔日艳丽照人的风采，眼角眉梢已经留下了岁月刻就的年轮，好色的汉武帝已经对她不感兴趣了。
长期以来，她在宫中默默与孤灯相伴，打发那熬煎人心的光阴。如今，自己也和当年的陈阿娇一样被废。陈阿娇被废尚能退居长门宫，她还有一个有钱有势的母亲可以相依为命，自己呢？母亲早亡，父亲呢？更不知是何许人也。
两个大女儿，诸邑公主和阳五公主皆因公孙贺父子巫蛊案被处死。
如今，惟一的儿子被人陷害，起兵失败，不知所终，想来可能也是凶多吉少；亲骨肉就只剩下一个小女儿，自己苟且偷生还有什么意思！卫子夫念及至此绝望地自杀了。
卫氏一门就这样灰飞烟灭了。曾几何时，封侯裂土，车水马龙钟鸣鼎食，如今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汉武帝令苏文领人用一口又小又薄的棺材盛殓了卫子夫，草草地埋葬在长安城南的桐柏。
同时，皇太子慌不择路，向东逃至湖县的泉鸠里（河南堰师故县境内），一个卖草鞋的收留了他。
皇太子在县城有一个朋友，派人去找他，故被人发觉，吏卒围捕之，皇太子见逃走无望，遂入室自缢。
吏卒张富昌一脚踹开房门，新安令史李寿急步上前解救太子；卖草鞋的和皇太子的两个小儿子都被杀死。
史良娣、皇太子长子刘进、皇孙妃王夫人、皇太子女儿（号皇女孙）都先后在长安遇害。皇太子的孙子刘病刚出生几个月，也被收系在狱中。
这场规模空前、异常惨烈的巫蛊之祸，自京师波及三辅，再蔓延全国，前后算起来，诛杀了大约万人之多！人民并不知道汉武帝父子为什么要自残骨肉，也不想知道，人民却成为这场动乱的最大受害者。
皇太子也好，皇帝也好，他们的表现都没有正义可言。
比较起来，对此事件应负主要责任的是汉武帝。正是他的愈演愈烈的祀神求仙的活动，推动了迷信活动的泛滥，理性泯灭，践踏了人的尊严，歪曲了人的美好情感，导致了巫蛊祝诅像水银泻地一般无隙不入，危害了整个社会。
这一切罪恶的根源就是封建专制制度。这个制度被汉武帝身不由己地极力巩固和强化，越是这样，他对臣民行使永久统治的欲望就愈加强烈，对朝野上下的风吹草动越加敏感。
尽管有所谓绝伦之力和高世之智，汉武帝也必须使用江充这样的鹰犬，为他防范可能出现的威胁，处罚那些自觉或不自觉地藐视和危害了君权的臣民。可以这样说，巫蛊之祸乃是专制之树结下的一颗苦涩的浆果。时光又匆匆过去了十七年，皇太子的孙子即皇帝位，即汉宣帝。即位初始，汉宣帝就下诏改葬自己的祖父母和父母，谥祖父刘据为“戾”，所以“卫太子”又被称作“戾太子”。
后元二年（前 87年）正月初一，七十岁高龄的武帝在甘泉宫接受诸侯王的朝贺。朝贺之礼是高祖时叔孙通制定的，隆重且极其威严：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向；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向。大行设九宾。胪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发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
这样的朝贺，每年正月初一都有一次。武帝因为年迈，身体欠佳，经不起这样繁琐礼仪的折腾，只接受了诸侯王的朝贺，其他人一律全免。
二月，武帝去了五柞宫。五柞宫在长安东南盖厔县（今陕西周至东南）境内，宫中有五棵粗至三人才能合抱荫蔽数亩的大柞树，故名。到了五柞宫不久，武帝就病倒了，且病情一日比一日重。霍光、金日碑等随侍在侧。望着日益病重的武帝，霍光涕泣叩问曰：“如有不讳，谁当嗣者？”
武帝断断续续地说：“君未谕前画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霍光顿首让曰：“臣不如金日碑。”金日碑非常谦让说：“臣外国人，不如光。”于是，武帝把霍光、金日碑、田千秋、上官桀、桑弘羊五人召集到病榻边，于是宣布遗诏：立刘弗陵为皇太子，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碑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田千秋仍为丞相，共辅少主。其中，霍光为首辅。
最后一桩心愿也完成了。
第二日，武帝驾崩，享年七十岁。
皇太子刘弗陵于同日即皇帝位，是为昭帝。然后为武帝发丧，灵堂设在未央宫前，十八天后，葬入茂陵。
茂陵自武帝即位第三年，即建元二年（前 139年）就已开始营建，迄后元二年（前 87年），已营建五十二年的时间。关于茂陵情况，汉元帝时谏大夫贡禹在上书中曾道及，他说：（武帝）及弃天下，昭帝幼弱，不请世事霍光专事，不知礼正，妄多臧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臧之。如前所述，贡禹这次上书，在元帝初元元年（前 48年）九月。此时距武帝去世仅三十九年，茂陵园中有许多宫女还活在人世，且贡禹是在上书元帝时说这番话的，应是真实有据。
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到底处于什么地位？如果只停留在从《序论》所指陈的汉朝历史地位与他所处同一的历史时期的重要性，以及他对汉朝一代或一姓所起的作用来说明，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深究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整体的贡献，才能作出恰当的评价。
汉武帝是一个充满创造性的历史人物。他做了许多前人未曾做过的事。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曾说：“案中国之政，始于汉武者极多。”并对他的具体贡献曾经作过一个统计。
但夏曾佑所举，并不完全正确，如封禅、求仙即始于秦始皇。而且，也没有包括汉武帝的全部创造，设中书以宦官参决机要，盐铁官营、均输平准、铸五铢钱马蹄金，租及六畜、告缗运动等就遗漏了。然而，它所指出武帝对中国之政的“始”，即有创造，是正确的。它所罗列的及所遗漏的具有创造性的大事，总的说来，主要是创建制度富强国家，即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健全、调整中国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并戡定外患，开拓疆域，建立大一统的汉帝国。
所谓创制，究其实质，是说汉武帝实际上只是完成了由秦搭好基本骨架的封建主义的一人专制的国家和政治及经济的制度。说得详细些，经过汉武帝的历史活动，从汉初皇帝勤俭节约，优礼宰相，垂拱无为的政治，逐渐演变为扩张皇权，招揽一切权力的“多欲”政治，从蠲削烦苛，刑罚罕用，“专务以德化民”，演变为好用酷吏苛法又仁义外施的王霸杂用；从开关梁，弛山泽之禁，轻徭薄赋，演变为“赋，敛繁多，律外而取”，垄断财利，推行土地国有化，控制整个经济领域；从崇尚黄老，诸子并为传记博士，全面地恢复了学术文化，演变为尊儒兴学，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或者可以作这样的表述：以经过改造的儒学新形态今文经学为实际主导思想，并延用法家，极权主义的皇权思想，由皇帝决定一切，通过以天子左右近臣组成的统治内朝，来指挥由考试选举制度产生的文官组成的政府，从此来运行政治，统制经济，建设健全学术文化。这就是汉武帝的创造。
但是，这里对秦制并不是全盘继承，对汉初的做法也不是全面改革更新，对两者都是有所损益的实际上，汉武帝是在秦制的基础上，对汉初的政治、经济、思想、学术文化，进行了全面改革：一方面确立、健全并强化了以皇权专制主义为主的封建制度，这是对汉初政治的恶化；另一方面，又全部吸收了中国古代和汉初若干传统观念与做法，如优老恤贫，释放赦罪，治水勉农，思富养民，兴学养士，选贤举能，悉延百家等，这些措施源源不断地给中国封建政治输入了一些儒家的“民本”思想和伦理道德精神，在学术文化领域中充分地保留了黄老的“无为而治”，这对于秦制而言，减少了它的僵硬性和严酷性，增加了弹性，是部分软化和善化。
汉武帝创造的汉制奠定了中国二千年封建制度的基础，也奠定了不断调整改革二千年封建制度的意识形态的基础。汉人已这样自信，萧望之曾说“先帝（按指武帝）圣德，贤良在位，作宪垂法，为无穷之规”。直到清代，学者仍作如是观，如方苞以为“其宗庙百官之仪袭秦之故不合圣制者，遂著为典常，而垂之于后”，指出“自武帝始，自是天下遂安于秦仪，而不知三代损益为何物矣”。尽管方苞以汉武帝创改之制为全袭秦制，而不知其中有所损益是偏面的，但他以为汉武帝奠定二千年之制是正确的。
在汉武帝创制的基本活动中，有两件具体的却十分重要的文化贡献：一是尊儒术。近代学者多否定此举，以为一切奇花异卉因此没有充足的阳光，悉受摧残，只剩下儒家一条，并以为由此造成二千年学术之窒息、思想之消沉。尊儒黜子指的是不为《六艺》以外的学说立博士而言，并不是要绝对禁止诸子百家在社会上的流通，汉武帝实际上实行的是尊儒兴学悉延百端之学博开艺能之路的学术文化政策，“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在要汉朝学术界和思想界，也并非只尊一家，刘向刘歆父子著《诸子略》，《汉书·艺文志》总叙对诸子思想的长短评价，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得到朝廷的认可，“刘向校经诸子诗赋，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手是总群书面奏其《七略》。二千多年来，魏晋的思想，以玄学为标帜；南北朝及隋唐的思想，佛学的大量渗透引进，都不局限于《六艺》之学。
当然尊儒黜子毕竟是对汉初诸子并为博士的反动，很容易被崇尚法家极权思想的统治者所利用，而发生很大的流弊，“虎皮羊质，霸者假之以为护符；社鼠城狐，贱儒缘之以谋口腹”。但是把这些弊病，把中国 ——实际上应是明清两朝以后的学术发展长期停滞，简单地归罪于建元独尊儒术无疑是不确当的，应当首先归罪于那些“霸者”，归罪于封建专制政治的不断加强。
从文化史角度来看，尊儒术更有它的重要价值。儒学本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主脉，《六艺》是中华民族最早的精神财富。秦始皇焚《诗》、《书》，可以说是革中国古代文化的命，断中国文化的脉。所幸学者不弃，使之不绝如缕。汉初学术民主，复兴文化，儒学得以广泛流传，然儒学之昌明隆盛，又为中国文化的主脉，则要推汉武帝、董仲舒之首功。
二是兴学校，把考试制度以及教育与选官制度相结合，建立以它为基础的文官制度。这是汉武帝的创造。这个制度使汉武帝时人才倍出，提高了官吏的文化质量，并使政府重视文治，传扬文化。蔡邕说：“孝武之世，郡举孝廉，又有贤良、文学之选，于是名臣辈出，文武并兴。”这个创造所表现的政治观念与文化精神是兴学养士，“尊贤用士”，也就是尊重知识，重视文化，重视教育和重视知识分子。
汉武帝尊儒兴学悉延百端，不仅确立与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而且实际上也确定与展示了表现在学术结构上的，中国社会思想的基本运动方式和中国人（主要是学者）的基本思维方式，是重自我主体的开放方式。具体地说，是以儒学为主体，接连吸取并消化道、法，以及诸子百家，乃至一切儒外学，包括后来的佛学、西学等外来思想。
汉武帝的创制活动还有一个让人怀疑的问题，就是既然继承并强化皇权专制制度，又为何能吸收诸如“恤民”、“休息养民”一类的传统观念与做法，尊儒学为主要思想，并在学术文化上博开艺能、悉延百端呢？这是因为：第一，汉武帝独揽政权，但并不搞皇权与最高思想权的合一，即不把自己看做是天纵英明的最高理论权威。他认为建立思想理论体系是知识分子的事，应该把思想理论的创造权解释权交给了知讽分子。这本是汉初的进步传统。汉初以马上得天下却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治国根本思想是陆贾批评刘邦鄙视《诗》、《书》仁义而提出的，刘邦不以为忤，十分高兴地接受，还命陆贾著《新语》。汉武帝上台伊始，建元诏问，也是说他对最高理论问题“疑惑不明”，而“子大夫则精心致思”，比他高明，从而“垂听而问”，“请子大夫其茂明之”。
第二，汉朝的董仲舒为代表的新儒学既有调整皇权专制主义的秦制的一面，又有适应秦制的一面。蒙文通曾说过：“实际上儒家最高的理想与专制君主不相容的精髓部分，阿世者流一齐打了折扣，而与君权妥协了，令文学从此变质了。这样走了样的儒学，却又是专制帝王汉武帝所非常愿意利用的了。”这个适应的一面，就是把儒家的真精神大大打了折扣，与君权妥协了。
历史往往在曲折中前进。儒家的主要目标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要朝社会与政治上面去落实。这个目的必然要受到现实专制体制的限制，最后必须作一些妥协，或者说作一些牺牲，使儒学能为专制君主所容受。从原始孔孟儒学及总体儒学来看，也就是真正的精神被打了折扣，但也由此而换得官学宝座。这个与秦制相适应的一面，理论工作主要是董仲舒完成的；实际参政的公孙弘以及被称为曲学阿世者流也起了很大作用，但是，虽然新儒学人物和新儒学载体把儒学的真精神打了折扣，孔孟儒学和《六经》依然是一个客观存在，依然是儒家的最高经典和思想库，它同样可以加以利用官学的地位慢慢扩大成果，发挥它的调整“秦制”的作用。汉武帝既然以儒学为主导思想，纵然是这个主导思想可能还很大程度上停留在思想与理论意义甚至是表面意义上，但也必然逐渐接受出于儒家“民本”思想和伦理道德精神的“恤民”、“优老”等观念与做法。
第三，是历史的继承性和逻辑性。汉武帝遇到的是两个传统，两个现实条件，一个是秦制，一个是汉初黄老无为政治。这都是汉武帝作为封建帝王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是撇不开与摆脱不了的。事实上，他搞皇权扩张，搞“多欲”政治，目的是就要继承秦制，凭藉秦制，强化皇权专制程度，而且他也不再如汉初君臣出身草莽，从未受过秦政之害，对秦政已没有汉初君臣那种厌恶感了。汉武帝只能在秦制与汉初政治这两个传统与条件为基础，遵循历史的逻辑发展下去。“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任意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的创造”。
戡定边患，开拓疆域，建立大一统的汉帝国也极具历史价值。就西汉列朝一，“威盛于圣武”；就历史来说，意义更大。今人柳诒徵所谓其时“有功于吾国最大者，实在外拓国家之范围，内辟僻壤之地，使吾民所处炎黄以来之境域，日扩充而且平实焉”。是十分正确的。这是因为开拓疆域的意义不仅在北逐匈奴，平定边患，恢复秦时的南越置郡，从单一的军事政治意义上来说，更重要的是，它实际上是向落后地区的文化辐射、文化开发和文化输送。
至于移民屯田戍边，如《西域传》所谓“自武帝始，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显而易见具有文化开发和文化输送的意义。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说：“南越处邛榨五夷之表，不毛闽濮之乡，固九服之外也。而（武帝）能开土列郡，爰建方州，逾博兰沧，远抚西陲。汉武之绩，可谓大业。”这述说不限开发南越，其实具有普遍性。汉武拓边，本来就有“德及鸟兽，教通四海”的明确动机，要使当时先进的中华文化植被四边。加强民族之间联系，有力促进民族融合，这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的。
汉武帝的夷务活动还具有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他所开通的丝绸之路至今还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象征。
《史记·三王世家》记载，元狩四年四月丙申，太仆臣公孙贺行御史大夫事，“奏《舆地图》，请所立国名。”这《舆地图》就是汉的一统图。《图》到晋初，还有人见。《汉书·武帝纪》元鼎六年浮沮将军条下注谓：“浮沮，并名，在匈奴中，去九原二千里，见《舆地图》。”这足以表明经武帝戡定边界，开拓疆域，当时的汉代人已形成了明确的统一的国家地域概念，而这个概念对后世具有很大的影响。
毋庸讳言，对汉武帝的文治武功特别是用兵四边，历代争议很多，持批评、否定意见者不少。汉代就有贡禹、夏侯胜、贾捐之、扬雄、蔡邕，以及参加盐铁会议的诸贤良文士等。其意见大都为徒费劳财；虚耗民力，致祸灾发生，盗贼蜂起，天下为乱。比如夏侯胜说：“武帝虽有攘四夷，廓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侈无度，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贾捐之说：“至孝武皇帝西连诸国至于安息，东过碣石以玄菟、乐浪为郡，北却匈奴万里，更起营塞，制南海以为八郡，则天下断狱万数，民赋数百，造盐铁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犹不能足。当此之时，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障，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淮南王盗写虎符，阴聘名士，关东公孙勇等诈为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蔡邕说：“武帝情为远略，志辟四方，南诛百越，北讨强胡，西伐大宛，东并朝鲜。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饶，仅仅数十年间，官民俱匮。乃兴盐铁酒榷之利，设告缗重税之令，民不聊生，遂起为盗贼，关东纷扰，道路不通。”
明末清初顾炎武甚至认为：“汉武穷兵极远，逢一时之私心，以启后世无穷之祸。”清时有人说武帝“穷兵黩武，连年征伐不休，至于末年，户口减半，几至亡国。 ”
这些批评，多数是为揭发事实，自有其正确性。虽然如此，也没有否认创制开边的事实。其实武帝的功过是对立的统一。中国封建君主制度起过消极的作用，亦起过积极的作用。无须以功掩过，也不必因过抹功，均要作具体的和历史的分析。诚如班固所指出的评论汉武不能“偏见一时之利害”。
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去看，武帝功过相较，毕竟功大于过。李贽说：“当是时，拓地几二万余里，视汉高所遗，不啻倍之。虽民劳财伤，四海凋敝，然迄于元成，边城不闭。迨夫易姓改元，百姓犹安堵如故。然后知为受孝武之赐。截长补短，有为之功业大矣哉。”夏燮说：“汉武穷追匈奴，虽日劳民伤财，边患亦因之稍息。微汉武，则汉之所以世备边患，戍役转饷，以扰县官者，又可以胜计乎！ ”
我要强调的是，武帝的文治武功是在汉初诸帝即黄老无为政治积蓄的财力、物力、人力的基础上，以人民大量的血汗为代价换来的。“君王不免长陵约，直欲功成赏汉臣。”那枯死的“万骨”、悲歌出塞的“壮士”，均是汉代的民众；这“万骨枯”、“半出空”的“中原”是人民为汉武帝实现赫赫武功所付出的惊人的代价，这是评史者需要提及的。我们在论述武帝的同时，也不应忘记，为了开拓中国版图，创造中国古代文明，归根到底，是汉代人民承担了巨大的义务，作出了不可磨灭伟大贡献。
历史人物的评价有它极其的复杂性。指出人民群众付出对历史不可代价并不意味着对汉武帝历史功绩的否定。
历史人物中，有地域之人物，也有民族之人物，有一代之人物，更有百代之人物。“有为汉一朝之皇帝者，高祖是也。有为中国二十四朝之皇帝者，秦皇汉武是也。”
武帝文治武功，影响历史千古，而是中华民族之杰出风流人物，百代千秋之人物。这就是他的基本的历史地位。
经过汉武帝的创造性的历史活动，在他统治的长达五十四年中，漫布在汉朝廷及社会上的气氛不是一样的，而是多种多样。
封禅、郊祀、建年号、祠灶、求仙、告神、招魂，以及建明堂、改正朔、易服色；军国大事以卜筮决疑，阴阳家、望气龟卜方术之士宠集朝廷。这些活动，使整个朝廷及社会弥散着宗教神学气氛。
汉武帝尊儒兴学，置《五经》博士，令礼官劝学，以《经》设科射策，经术润饰吏事，又悉延百端之学，朝廷议事征引《六艺》兼及诸子，士大夫贵经术犹兼治诸子百家。
倡导文学，俳优蓄之，乐府采歌协律，新声诵唱，汉赋大兴，朝廷内外弦歌不绝，天下歌者不计不数。
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设置写书之宫，内外藏书，积书如丘山。这突出地表现了汉武帝对文化的重视。
外施仁义，常遣使者分道循行天下，优待安抚高年，抚恤孤寡鳏独，赈济贫弱，奖赐三老孝弟，又察举孝廉，以尚德教。这是伦理道德气氛。
论定律令，刺史御史以六条督察执法天下，不避贵戚豪强达官贵人，公卿中有兼治刑名，也有专治津令。这是法治和法学气氛。当然，由于“法制御下”，执法中常将个人权力置于法律之上，武帝与官吏经常追求法外特权，所以这个法治带有虚假性。又由于武帝经常使用酷吏苛法，以致于使所谓法治也伴随着恐怖气氛。
这些气氛看起来，色彩缤纷，五花八门，光怪陆离，是如此不一致，那么不协调，有的甚至是矛盾的、对立的，然而却奇妙地交织混合杂糅在一起。事实就是这样。
朝廷及社会气氛的多样性有力说明了汉武帝奠基的汉代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性。儒、道、法是汉武时期文化的三大学术元，其中儒学是主流、主体和主元。由此可见宗教和神学的、经学与学术的、文学艺术的、伦理道德的，甚至法治与法学的气氛，都与儒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黄老之学已经退出社会主流思想地位，何况它还有“绝圣弃知”、“绝学无忧”的一面，不重视教育，而不重视文化。就当时来说，儒学已为官学，实际上也只有儒学才有资格和能力成为汉文化的主流、主体和主元。
儒家一“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极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思想内容极其丰富，哲学思想的核心是中、和、中庸，富有弹性，所以能广纳博收，兼容并包。它对法家并非只有反对的一面，还有受容的一面。它和法家的严刑重罚相反，可是并不反对以刑作为德治教化的辅助手段。它与法家的不同之处是它主张轻刑缓罚，礼在法先，教而诛之。
再者，儒家非常重视教育，重视文化。古代师儒原本不分，有很多儒家都是做教师的，太子师傅也往往是儒者。所以，从孔子到董仲舒的三四百年间，不断培养出越来越多的在野继承者和博士弟子，如此庞大的队伍是任何其他学派无法比拟的。所以，尽管儒家把它的理想完全现实化，还要走漫长的路程，可是趋势所成，已经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会主流思想，以及汉文化的主体和主元。所以说，当时的朝廷和社会气氛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形式、以《六艺》之学即经学为标志。从汉武帝开始，两汉开始了经学文化。
汉儒引进阴阳五行学说，这样对汉文化的多样性、多元性和兼容并包性作了物质性的附会和解释。他们认为土生育万物，具备这些德性。所以董仲舒说：“土居中央为之天。”而“天覆育万物”，无所不包，无所不容，“不阿党偏私而美泛爱兼利”，这是天的基本德性。士既为之天，就也具此德性，天德即是土德。因此，“五行而四时者，土兼之也。金木水火虽各职，不因土方不立，若酸咸辛苦之不因甘肥不能成味也。甘者，五味之本也；土者，五行之主也。 ”“是故圣人之行莫贵于土德。 ”“土主吐，含万物。 ”“土，中央，生万物也。 ”“土爱稼穑。”土德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容，无所不生，无所不育的。
汉武帝时期多样性的学说交融在一起的朝廷及社会气氛，也反映了汉朝时期中国封建制度和社会内部，反映了汉文化内部，存在着生机、存在着活力、存在着互相辉映的运动，而不是铁板一样僵硬、停滞不动的。如果说这时人以儒学为主流、主体和主元的多样性的汉文化可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话，那末它和汉武帝创造性的历史活动是不可分割的，也是从汉武帝时正式开创的。
汉武帝历史活动及其造成的朝廷社会气氛的多样性、多面性，有其历史必然性，是秦制和“与民更始”这两个汉初政治传统的辩证发展。人们习惯上还从文景之治造成的社会经济上去说明这个历史必然性。这是十分正确的。但是事实上，尽管每当一种历史必然性成熟时，是会出现一些实现这种必然性的人物，但这些人物在实现这种必然性时也可以有很大的创造。虽然历史人物在进行创造的同时，要取决于社会经济状况，可是同样也要取决于他们当时所处的实际地位、身份和个人才能、意向、品性。历史的发展包含着历史人物的创造性活动，也可以这样说，历史是在特定的客观条件下，由各种不同才能、意向和品性的人创造的。“历史上一切动力发生在人。”历史事实或历史逻辑表明历史对个人是有束缚性、制约性的，但并不排除个人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还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
与此同时，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也不否认思想意识对历史的能动作用。“虽然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条件起作用。 ”“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这个思想是极为深刻的，对于历史是非常重要的。并且从个人生活中也可看到。”意识形态是以社会存在与经济制度为基础，但意识形态、旦产生和建立起来，就必然会成为对社会与经济的一种巨大力量，有时甚至会支配社会经济运动的取向。
汉武帝必然要表现出与他的地位、身份和品性相适应的行为。因为他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一个统治阶级的总代表，势必要运用他的身份和地位，名正言顺地发挥他的就有才能，表现他的品性，去实现他的理想，把观念的东西变成现实。
汉武帝的身份、地位和品性也表现出多样性。
天子是汉武帝的第一身份和地位。“皇者，天子之总称”，“帝者，天号”。“天子者，爵称也。爵所以称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 ”“王者父事天，故爵称天子。”又，皇帝“承天之府”，承天统物，受天之命而统治天下，故爵为天子。
“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
皇帝对上而言是天子，但是对下而言则是万民的父母。“天下乃是皇帝之天下也，陛下上为皇天子，下为黎庶父母，为天牧养元元”。“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家长，这是汉武帝的第二身份和地位。作为家长，当然就有家长的严厉与仁慈、专制与宽厚的双重性格。治天下者应该用天下之心为心。天心仁慈泛爱，天道任德不任刑，以仁义礼智信为五常。武帝既然保留了顺天应命的思想观念和性格，当然要注重伦理道德，提倡孝悌仁义，并以此表达他对臣民的宽厚仁慈，适合和维持他的全国大家长的身份和地位，和大家长名义下的尊严。同样作为封建的家长，还有性格严厉专制的一面。
这个天子和家长的身份、地位必然造成和维系、巩固汉武帝在现实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天子至尊也”，“至尊同于父也”。因为他是天子和家长，就以自然地就会把天下当成是天子的家。“立为天子，帝有天下， ”“天下者，陛下之家也。”因此，这种“天子以天下为家”的想法，在经济观念上突出体现，就是把天下看成是皇帝的“产业”。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强夺中家以上的财产，发展公田，维护和巩固所有权在国家的名田制，这其中就完全渗透着以天下为家为产业的政治与经济观念。应当补充的是，天子。和家长的身份、地位，实际上不仅仅是观念的东西，它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存在。皇帝是天子是家长，这是社会政治制度，也是社会政治观念。
尊儒也就是尊天孝祖的一种表现，是合乎先王之道的。这又是汉武帝之所以能继承“尊贤用士”、“重视教化”、“恤民”、“优民”等中国古代文化和汉初政治的进步传统的一个思想和性格逻辑，也是尊儒兴学置《五经》博士的一个思想和性格逻辑。
汉世“贵孝弟而好礼义”，逐渐形成风气。这个风气延续了二千年。
正是因为“孝”的精神始终贯穿了礼天祠祖尊儒的活动，“孝”也成为了汉武帝也是汉诸帝的基本性格。因此，汉武帝的谥号称孝武，凡汉诸帝之谥称都加“孝”。《汉书·惠帝纪》师古注：“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汉家之谥，自惠帝已下皆称孝也。”这是汉武帝能够继承中国古代和汉初传统的思想和性格上的原因。
同是天子和家长，同有“孝”的思想观念和性格，为什么在功业表现上，武帝前与高、惠、文、景，后与昭、宣、元、成、哀、平有区别？除了所遇历史条件有不同外，个人生理和智能条件也有所不同，武帝生命力非常旺盛，又雄才大略，除此之外还有性格上的原因。这就是汉武帝还有他特殊的个性：首先是多欲的性格，贡禹之所谓“耆欲”，史家之所谓“私心”、“侈心”，实即指此。裁抑相权、扩充军队、削损诸侯、用酷吏苛法、加强监察，都与多欲性格有着直接关系，因为多欲，他就不会像惠、文那样垂拱无为，俭约自持，而要收揽、集中权力，把天子和家长的名义、身份、地位权力化、绝对化，结果经常使所受天命的不可抗拒性和封建家长的严厉性专制性一面表现得特别强烈，而并非着重发挥家长宽容仁慈的一面，像汉初诸帝那样“与民更始”，约法省禁。
武帝作为专制统治者的“多欲”，还必然会促使他的性格表现出腐朽性，即穷奢极侈性。他大兴土木，扩充后宫，纵情声色犬马，纵情淫乐。马克思引英国约翰·孟德维尔《航海与旅行》所言，指出：“这个皇帝（中国皇帝）毫无限制地尽情挥霍（旧译可以任意浪费，不加计较）。”孟德维尔认为：“因此他可以不断地无限制地支出旧译正如孟德维尔所推想的那样，他因此可以毫无限制，任意挥霍。”这种腐朽性、穷奢极侈性一点也没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但对汉武帝的“多欲”，却不能给予简单化绝对化的处理，虽然是不能把他的所有欲望不加分析地全部否定。这是因为他的“多欲”性格的具体表现也是多样、多面的，好大喜功即其表现之一，但是粲然文治、赫赫武功，却也与它有关系。贡禹说：“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土，辟地广境数千里，自见功大威行，遂从耆欲。”
“多欲”又表现为武帝个人兴趣上的广博性。由于“多欲”，加上年少时接受的文景学术文化气氛的熏陶，在宫廷接受的儒、道、刑、名等多种教育，也养成了他常常以歌曲抒情遣怀的文人气质和性格。这也为他悉延百端之学、博开艺能之路提供了又一种可能性，并使他能倡导文学，俳优蓄之，自作歌辞，文采风流。具有文人的气质和性格，是汉武帝又一性格表现特征。
对一个历史人物，既要考察他的全部（政治、社会以及生活）活动，也必须对他的思想、动机心理和性格进行分析，既要防止惟思想论惟动机论，还要避免客观主义行为主义。要把他们的行为与思想、动机、心理、性格综合地看，会通地看。只有这样才可能力求全面的研究，才能避免以偏概全而犯片面性的错误，从而作出恰当或比较恰当的评价。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与他的“多欲”性格是内在联系，表里为用的。
汉武帝是个多面性的历史人物。他的确有“暴君”的一面，但纵观其一生来看，仍不失为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较清醒，较明智、有所作为、能悔能改的君主。
如同汉朝廷及社会的多样性的气氛奇妙地交融在一起一样，汉武帝的身份、地位以及性格也是多样性、多面性的统一。这两者是一致的，互为反映，相互为用的。这个表述，并非推论，而是真实的历史事实。汉武帝的所有历史活动及其造成的朝廷社会气氛的多样性，也是汉武帝多样性、多面性的身份、地位和性格的逻辑结果和作用。汉武帝这一个人及其性格，产生形成于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及朝廷社会气氛，又开创与助成了这种制度及气氛。
把权力高度地集中在一人手中的国家和政治制度可能发挥出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个道理，恩格斯曾指出过，他在赞赏德意志民族的坚韧精神时说：“如果是在一个中央集权化了的国家，说不定会创造出多么伟大的成果。”可是，这个国家和政治制度又如何能赋予他专制的权力呢？以“孝”为精神基础的“多欲”的思想性格驱使这位生命力强大的汉武帝想方设法集中政治经济权力，这也可以说是对的。恩格斯曾经说过：“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 — —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汉武帝的“多欲”有它的复杂性，多面性，已经讲过。但这里不是简单肯定他的权力欲，也不是肯定他的“私心”、“侈心”、“嗜欲”，以及使他表现为暴君的种种欲望，而只是指明他的“多欲”和他的集权行为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而按历史进化观和历史功利观来看，他的文治武功、历史活动又以他集中的权力为力量基础。那么为什么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活动及其思想性格会贯串了“孝”的精神？这个终极原因应该是经济，或者说是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每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最终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在古代社会的经济结构或称经济构成、经济制度中，起决定作用的应该是土地（生产资料）所有制。封建社会的全部秘密就在土地制度中。马克思在谈到罗马共和国的历史指出：“它的秘密史，是由土地所有权的历史构成。”秦汉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度，是汉武帝之所以能集中一切权力，构筑自己的皇权专制统治，任意使用甚至挥霍、浪费天下财力、物力和人力的全部基础。
同秦始皇的“六合之内，皇帝之上”的所有权观念一样，汉武帝对天下土地属皇权所有的观念也很明确和强烈，他封禅泰山时宣布：“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他通过颁诏下令授配土地赏赐食邑以及财帛，通过限民名田、征收租徭、强徙豪族人奉陵实田三辅，就是重新赐配土地，甚至于抄没土地财产，来表示和实现他对土地及其他财产形态的所有权；并通过封禅、郊祀、祭祠后土等活动表示皇帝的土地所有权是天赋的，使这种皇权土地所有制形式神圣化、法典化、建祭社稷是其专门的典礼。“王者所以有社稷何？”这显然说明从经济意义上来说，封禅等活动所要表达的正是君主对天下土地的所有权。社稷观念的实质上就是皇权垄断形式的土地国有制观念。在西汉，以土为德正是包含着这种经济意义，它是汉天子土地所有权的物质徽号。
无论是新兴的食邑的贵族地主、分地小农，还是素封的豪族地主，他们的土地占有权和使用权都是不可靠的，这是因为在法律意义上，全国土地都是属于皇帝所有的。相反，皇权垄断形式的国家的土地所有权却例外地稳定。只要王朝不被推翻，朝代没有更换，不论发生多么激烈、何等巨大的社会或政治变动，皇帝永远拥有着对全国土地的所有权。
这种皇权垄断形式的土地国有制是使汉武帝具有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和无限扩张的权力的所有秘密所在，是他的权力来源。这种土地制度当时刚刚建立，作为一种刚建立的新的经济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控制在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雄主手中，自然更容易表现出它的无比威力。因此它也是他在对诸侯王、豪族地主的斗争中稳操胜券的根本原因所在，是他能组织和制御不断扩大的官僚群的物质力量。这使他能够集中天下所有财富，支配全部劳动力，去建筑伟大的工程，恢复和发扬先王的洪业休德。对全部劳动力支配的制度即封建徭役制。它的本质并非政治的，而是物质的、经济的，是经济力量，是普遍的土地国有制。要强迫人们去从事任何形式的奴隶的劳役，那么就必须设想这一强迫者掌握了劳动资料，他只有借助这些劳动资料才能使用被奴役者。
在所有权属于国家的土地上劳动的小农以是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分散的，就是说封建小农的生产方式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封建小农并不私有土地而是受皇帝赐配土地，这个客观存在，决定了他们的思想意识必然会受统治阶级思想的支配，进而产生拥护好皇帝的思想。“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绝对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汉初的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经济方针和政策，对于那些倍受秦朝急征暴敛之苦的农民来说，汉天子真的是“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的“黎庶父母”。何况“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里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非常热烈拥护欢迎这种生产方式。”汉代封建小农是皇权的服从者和崇拜者，因此习惯地向天子即国家提供租赋徭役。这是汉初经济繁荣的真实背景。
皇权垄断形式的封建土地国有制，小农的生产方式，是和古代遗留下来的村社组织形式互相结合在一起的。国家赏赐给封建贵族的以户为计算单位的邑，事实上具有素封的豪族地主称为“强宗”、“右姓”，“大族”同样的社会经济意义，即都是村社共同体。“宗者尊也，为先祖主也者，宗人之所尊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无论食封还是素封地主，都是利用在血缘关系以及乡党关系，对生活在村社内的农民进行封建家长制的阶级压迫与阶级剥削，或衣食租税，或更徭租赋也出其中。秦汉的专制皇帝以及其他天子、家长合二而一的地位和身份以及村社对农民进行统治。
汉武帝垄断财利，推行土地国有制，完成了对村社共同体的这种改造。这使他成为比汉初诸帝要更为现实更为名正言顺的全国最高的地主、最大的家长，更具统治能力。支配着汉代臣民的“孝”的思想（“忠”包含在“孝”中，民以“孝”事君这个全国大家长即是“忠”，“忠”是“孝”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运用），又为汉武帝实施封建家长制统治提供了思想条件。“孝”也是村社共同体的思想联系，是血缘关系的思想反映，“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孝”是血缘关系的上下直通原则，备则“弟”是血缘关系的左右横通原则。这一切使汉封建专制制度具有宗法主义的性质。这个特质还一直沿续下去。
秦汉社会制度是伦理道德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国的儒学家们虽然说天，但事实上并不重视现实的天上王国，而是重视人世间、重视人生，提出了民本主义。故而，中国社会始终没能形成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那样的宗教，也没能成为宗教统治的国家。汉以“孝”治天下，汉武帝的“孝”的精神、思想和性格，其物质根源也在于此。而“这些田园风味（旧译淳朴）的农村公社无论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永远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
皇权垄断形式的封建土地国有制，小农的生产方式，经过维新的村社共同体，三者相结合，这就是汉武帝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或社会经济制度。正是在这个广阔非常坚固的社会经济基础上，汉武帝能够集中一切所有权力，文景积蓄消耗殆尽，集中和支配全国的财力、物力、人力，创造了他的文治武功，一边改善一边加强地构筑起他的皇权专制统治，建构起封建专制主义的国家和政治制度以及宗教、道德、法律、经学学术、文学艺术、感情、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
汉武帝本人则是站在这个金字塔尖顶上的一代天之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