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是隋朝的开国皇帝，中国历史上一个极有政治魄力的君主。他的最后人生历程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好奇，因为一些史书记载他的死亡十分离奇，多年来成了诸多学者关注的一大热点。事实上，隋文帝的死是一件至今没有定论的公案，很难说得清楚。
隋文帝杨坚是中国历史上实现第二次大统一的关键人物，有人认为是可以和秦始皇、宋太祖、元世祖相并列的政治家。在他执政的时期，他建立起了一个巩固的中央集权的政权，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并推行了一系列发展社会生产的有力措施。然而隋文帝在皇储问题上的失误直接导致了他最终离奇死亡的结局。
581年，杨坚以后周外戚国丈的身份篡夺了帝位，建立了隋朝，史称隋文帝。隋文帝共有5个儿子，均为独孤皇后所生。隋文帝登上皇位后，即立长子杨勇为太子，次子杨户为晋王。后来，文帝将杨勇废为庶人，立善于伪饰的晋王杨广为太子。604年三四月，隋文帝得病，七月病重，不久死于仁寿宫。目前学术界大致形成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隋文帝之死属于他杀。据史书记载，隋文帝杨坚病重期间，尚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等因皇帝病重而入宫侍奉，太子杨广也住进宫中的大兴殿。杨广见文帝的病情危在旦夕，就亲手写信给杨素，让杨素密切注意文帝的情况，并询问今后该怎么办。不料杨素的回信被宫人误送到文帝处，文帝看后非常震怒。
独孤皇后死后，文帝最宠幸的是宣华夫人和容华夫人。宣华夫人陈氏是南朝陈后主的妹妹，人长得很漂亮，号称“江南第一美人”，杨广对她的美貌垂涎已久。当晚，陈夫人在旁侍疾，早晨出来更衣时被杨广撞见。杨广欲对陈夫人无礼，被陈夫人奋力挣脱。当陈夫人衣衫不整、神色慌乱地跑到文帝病榻前时，文帝气愤异常，大骂道：“这个畜生如此无礼，怎能担当治国的大任！”盛怒之下命令柳述说：“召我儿。”柳述以为要召杨广，文帝急忙纠正道：“勇也。”大怒中的文帝要重立杨勇为太子，废杨广。柳述起草诏救后让杨素过目，杨素是杨广的心腹，自然不肯召杨勇。杨广马上假传圣旨，命亲信左庶子张衡立即入大宝殿侍候文帝。张衡进入大宝殿，就把宫人和卫士全都赶出殿外。一会儿，张衡出殿宣布文帝已经驾崩。一时间，朝野上下议论纷纷，认为是张衡杀死了文帝。至于张衡是如何杀死文帝的，史书的记载有较大的出入，《大业略记》记载张衡以毒药害死文帝，而《通历》记载张衡“拉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崩”。相似的记载还见于《隋书》卷36《后妃·宣华夫人陈氏传》。
第二天，杨广即皇帝位，为文帝发丧，并派人以文帝遗诏的名义溢杀杨勇。杨勇的十个儿子，长子被当场毒死，其他九个被流放到岭南后，诏令当地官员把他们全部杀死。
文帝死后，陈夫人惊恐不安，忽然收到杨广派人送来的一个金盒子，用纸封口，上有杨广亲笔书写的封签。陈夫人认为里面必是毒药，非常害 怕，不敢启封，在使者的催逼下，万不得已才打开盒盖。出乎她的意料，盒内装的原来是几枚同心结。边上的宫人见此都非常高兴，相互庆贺炀帝是不会杀人灭口了。当天夜里，文帝尸骨未寒，杨广就在宫内占有了名分上是他后母的陈夫人。文帝的另一个宠妃容华夫人，不久也被杨广占有。
今天，当我们从史书记载的真实性来看，促使隋炀帝杀害隋文帝的原因是调戏陈夫人不成，这一传说显然是讲不通的。因为早在文帝病重之前，想要夺取太子之位的杨广就与陈夫人打过交道，当时他经常送陈夫人“金蛇”、“金驼”一类的贵重物品，其目的自然是让陈夫人在父亲面前替自己说好话。而开皇二十年更换太子，陈氏也“颇有力焉”，说明他们之间曾经有过政治合作关系。所以，在文帝病危之时，杨广又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陈氏怎么可能开罪杨广呢？基于这一点，有学者认为调戏陈氏一事充其量只是一种偶然性的促发因素，真正导致仁寿四年宫廷政变的原因，是文帝仁寿中的中央政治变动。
在杨广夺取太子之位的进程中，有一个人的作用不可忽视，那就是他的母亲独孤皇后。她是杨广夺宫的主要支持者，也是打击反对杨广势力的主要力量。但是，独孤皇后却于仁寿二年（602年）去世。她的死，使杨广集团不得不直接面对来自各方面政治反对派的压力。这些压力，首先来自杨秀和杨谅这两个杨广的弟弟。杨秀“性甚耿介”，对于杨广通过并不光明的手段夺得太子之位，他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人；杨谅更是以防御突厥入侵为由厉兵秣马，加强自己的军备，“秀窥眠、蜀之阻，谅起晋阳之甲”，很好地概括了当时的局面。其次的压力是来自朝臣及州郡牧守的威胁，主要人物包括梁毗、裴肃、柳述等，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是杨广的心腹杨素。隋文帝对于梁、裴、柳等人针对杨素的上书和谏言，虽没有尽纳其意，但是的确对杨素日渐疏远了。在慢慢夺去杨素实权的同时，文帝对柳述等人日渐宠信。这样，仁寿中的这些政治变动使得杨广集团曾经有过的优势再度失衡，拥重兵而“阴怀异图”的杨谅，以及被废为庶人的杨勇，都有可能重整旗鼓取杨广而代之，在这种局势下，为了保护来之不易的太子之位，杨广就不得不先下手为强杀害了自己的父亲。
另外，有学者认为隋文帝并非是杨广所杀，他是病死的。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首先对《大业略记》和《通历》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这两本史书本身存在许多常识性的错误。比如《大业略记》不但把诽闻案的女主角搞错了，而且将二十一日发丧误作十八日。甚至说杀文帝的首犯是宰相杨素，次为左庶子张衡，用的是毒药，但这一点没有任何一本史书能够提供证据。《通历》也是如此，试想在文帝与百官诀别的庄严时刻，身为太子的杨广怎么可能跑到别室去非礼陈夫人？而且文帝明知杨素是杨广集团的核心人物，怎么可能让他去召杨勇废杨广？再者，行凶的手段为“拉杀”，且“冤痛之声闻于外”，这样的暗杀也太过于明目张胆了。基于以上种种疑点，加上《大业略记》的作者赵毅为初唐人，在隋末唐初的特定历史环境中，人们普遍对隋炀帝深恶痛绝，在记述文帝死因问题上不可避免要掺杂个人的思想感情，以期引起人们对隋炀帝的憎恨。《通历》的作者马总生于中唐，他的记载很多地方经不起推敲。既然杀文帝时左右没有人，冤痛之声怎么会闻于外？所以，《大业略记》和《通历》似市井流言，不足为凭。
即使是司马光在《通鉴》中引用了《大业略记》的记载，也慎重地注明“今从《隋书》”。至于《隋书》卷36《后妃·宣华夫人陈氏传》的记载，也只是宣华夫人的一面之词，并非源于档案材料。北朝隋唐受胡俗影响，存在收纳父妾的风气，再加上如前所述，陈夫人与杨广早有“渊源”，有可能这时两人的感情发展较深，所以陈夫人被调戏一事的可信度还有待商榷。
除此以外，学者们认为还有许多理由可证明隋文帝并非杨广所杀。
自仁寿四年春，文帝已退出政治舞台，这时隋炀帝虽位居太子，实际上已成为摄皇帝。朝廷之事，“事无巨细，并付皇太子”，隋炀帝用不着再冒杀父罪名；七月，文帝已病入膏肓，不久即将离开人世，杨广继位已是时间问题，没有必要再弑其父。况且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已对杨广构不成任何威胁；此外，根据文献的记载，自杨广继太子之位起，与其父的关系一直很融洽。他的才干和魄力受到文帝的赏识，两人之间没有利害冲突；再就仁寿宫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言，杨广与杨素的卫兵一旦控制宫禁与交通，则一切尽在掌握之中。杨广应该不会愚蠢到谋杀垂死的父亲，授人以致命的把柄。
事实上大家都可以发现，以隋为鉴的唐太宗君臣，没有一个指控隋炀帝狱父。当年，如火如荼的隋末大起义，成千上万的民众揭竿而起，不少隋朝官僚也趁势反叛，在全国上下一派声讨声中，亦没有一人指责隋炀帝弑父这一颇具鼓动性的罪状。被后人指控为杀害文帝的凶手张衡，史书上称他“幼怀志尚，有骨鲡之风”。虽然他曾为隋炀帝夺得太子之位出谋划策，但是到后来由于他反对隋炀帝建造汾阳宫和谤讪朝政而被赐死于家中。后来唐高祖李渊认为他“死非其罪”，替他平反，并赐给他“忠”的字号。如果张衡果真是弑君凶手，唐高祖决不会替他平反，因为这关系到国家赖以维持秩序的伦理道德问题。
那么，文帝不是死于他杀，又到底是怎么死的？学者或认为文帝确如史书所说是因病而死，死前做好了后事的安排。也有人认为是因晚年纵欲过度而亡。
独孤皇后死后，文帝惑于宣华、容华这两位年轻的女人，身体每况愈下。病重期间，文帝才意识到：
“如果皇后在，我不会变成这种地步的。”但这一切太晚了，贪恋女色，导致了他的驾崩。
文帝的死因，最终成为一个历史谜案，供人们去猜测和回味。
唐人街
唐代开始，东南沿海许多商人纷纷扬帆出海。他们每年九、十月间，乘着东北季风南下东南亚各国经商， 待来年三、四月间再随着东南季风“ 回唐山” 。这些在东南亚“住蕃”和移民的“唐人”成为最早的华侨。唐后，许多国家都把盛唐的中国人及华侨称为“唐人”，他们聚居的地方就成了唐人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