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红军力量十分弱小，并时时处于强大敌人的包围和“围剿”之中，因而处境十分危险。对此，有的红军战士甚至高级将领一度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应当说，在那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情况下，这也是客观的。然而，由于毛泽东等红军统帅和广大红军指战员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从星星之火中看到了燎原之势，从黑暗中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他们不仅没有被一时的困难所吓倒，而且勇敢地同困难作斗争，越斗越勇。
1928年 3月，当工农革命军按照中央 “左倾 ”领导的决定向湖南远征并遭到 “三月失败 ”后，在部队和群众中有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这种疑虑，逐渐蔓延到红军部队和地方群众。有一次，毛泽东在茅坪坝上李筱甫家门前看书，有个叫刘亮玉的大陇乡的土郎中，特意找到毛泽东，彬彬有礼地问道：“毛委员，听人传说，井冈山上的红旗打不长久了，是这样吗？”
于是，1928年 5月，在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总结半年来的工作时，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 ”的问题，阐述了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够存在和长期发展的客观依据。毛泽东后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记叙道：“当着 1927年冬天至 1928年春天，中国游击战争发生不久，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区域 ——井冈山的同志们中有些人提出 ‘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个疑问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指出来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
边界党的“一大”以后，根据地进入大发展的全盛时期。可是，到 7月下旬，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等又将红军大队强行拉往湘南，脱离根据地大本营，红军和边界遭受更为惨重的 “八月失败 ”，红 29团几乎全团覆灭，边界红色政权尽失，“几毁中国革命的根基 ”。
这时，边界阴霾四起，红军和群众中又有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而且大有蔓延之势。对此，毛泽东不得不进行理论上的思考，予以科学的答复。
1928年 10月，毛泽东在边界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郑重地说道：“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产生悲观的情绪。这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和解释的缘故。”接着，毛泽东从社会政治背景、革命影响、全国形势、红军的存在和党的组织领导等五个方面，阐述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从理论上科学地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指出：“我们只需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茅坪慎公祠。1928年 5月 20日，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毛泽东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 2版，第 49、50页）毛泽东还明确指出：“边界的红旗子，业已打了一年，虽然一方面引起了湘鄂赣三省乃至全国豪绅阶级的痛恨，另一方面却渐渐引起了附近省份工农士兵群众的希望。”
“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毛泽东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 2版，第 81页）毛泽东这些精辟的分析，不仅拨开了笼罩在根据地红军和群众中的迷雾，而且指出了中国红色根据地必将成为“取得全国政权”重要力量的发展前景，从而极大地坚定了井冈山军民革命到底的信念。
然而，有人依然不相信这一道理，在理想信念方面发生动摇，犹豫彷徨，临阵脱逃，甚至背叛革命。如余洒度、苏先俊、陈皓、袁崇全等。红四军军长朱德反其道而行之，是一个屡挫屡奋、百折不挠、恪守理想信念、坚持革命到底的杰出典范。
朱德是行伍出身，早年出任云南靖国军混成旅旅长。俄国十月革命后，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随后弃官去德国留学，1922年在柏林由周恩来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26年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受党的派遣到四川军队中进行革命工作。1927年按照中共组织的指示，来到朱培德部下，任国民革命军第 5方面军总参议、第 3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为党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
“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后，朱德参加领导了 “八一 ”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广东时，朱德任第 9军副军长，奉命率部为主力部队 “打前站 ”，一路上筹备粮秣，安排宿营，被起义军将士誉为 “老将黄忠 ”。未料，起义军主力叶贺部队兵败潮汕。1927年 10月初，朱德部与敌钱大钧三个师激战数昼夜后，撤离三河坝，南下接应潮汕方面的部队。当抵达饶平附近时，闻知主力部队严重受挫。这时，部队士气低落，四面受敌，天气炎热，疾病流行，处境极为险恶。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朱德率部沿闽粤赣边境隐蔽前进，千里转战，寻找立足点，转入赣南山区。当部队历尽艰辛进抵赣南安远天心在德国哥廷根留学时的朱德（1923年）
圩时，已是 10月下旬。这时，部队因一无供给，二无援兵，离队脱逃的越来越多，连师长、团长也有不告而别的。部队从 1500多人减员为七八百人，师、团政工干部只剩第 73指导员陈毅一人。在艰苦劳顿的绝境中，朱德下决心对这支部队进行整顿。一个傍晚，朱德在天心圩的大山里，召开了军人大会。他首先宣布：今后这支部队就由我和陈毅同志来领导。然后，他大义凛然地对大家说：“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革命的也可以回家，不勉强。”随即，朱德以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非凡气概和远见卓识，发表了一席极为重要而深刻的讲话。
他说：“1905年的俄国革命失败了，留下来的 ‘渣渣 ’就是十月革命的骨干。我们这次就等于俄国的 1905年，这是中国的 1905年。我们只要留得一点人，在将来的革命中间就要起很大的作用。过去那个搞法不行，我们现在要 ‘伸伸展展 ’来搞一下。”又说：“1927年的中国革命，等于 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 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 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现在也是黑暗了，但是黑暗同样遮不住光明。只要能保持实力，革命就有办法，革命就能成功。”
朱德这番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精辟地分析了形势，预示了革命的前景，鲜明地回答了大家心头郁结着的问题，深深地打动了起义军的将士们。
接着，陈毅挺身而出，诚恳地开导大家说：“南昌起义失败了，南昌起义的失败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还是要成功的。我们大家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容易，在失败退却的局面下，做英雄就困难得多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陈毅：《关于八一南昌起义》，见《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 319页）天心圩军人大会后，军心开始稳定，士气开始恢复。起义部队经过思想整顿，坚定了奋斗的信念，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这次整顿，史称 “天心圩整顿 ”。
朱德在革命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响亮地提出“这是中国的 1905年”。朱德的这一判断，本质上来源于他对中国军阀割据和黑暗政治的不满，来源于他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心，来源于他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规律的认识，来源于他对中国革命战争发展趋势的预测。不难看出，朱德在挫折和困境中，具有多么坚定的信念！
当然，人们的认识并不是一致的。1928年冬至 1929年初，当“敌人的第三次 ‘会剿’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 ‘红旗到底打得多久 ’的疑问提出来了。（《毛泽东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 2版，第 100页）这实质上是一种右倾悲观思潮在党和红军内部的反映。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在此。
如毛泽东所言：“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中央二月来信就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毛泽东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 2版，第100页）
中央 “二月来信”曾经要求红四军“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并提出“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 ”等。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可见，“红旗到底打得多久 ”的右倾悲观论调，党内有，党外也有；地方上有，中央也有。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的缘故。在中央“二月来信”的影响和红军长期的艰苦环境里，党和红军内部右倾悲观思潮的突出代表人物是林彪。
1929年末，正当红四军在赣南闽西开展分兵发动群众、创造新的武装割据局面时，闽粤赣三省敌人 “会剿 ”风声日紧，且开始进逼闽西永定、上杭、龙岩等地。就在这时，红 4军第 1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新年贺信》。信中，林彪主张采取 “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 ”，去“扩大政治影响 ”，因此只需 “走州过府 ”就可以了，不必去做艰苦细致的 “群众工作 ”，对于前委和毛泽东建立赣南闽西 20余县根据地和 “一年争取江西 ”的战略计划，感到疑虑重重，认为 “中国革命高潮未必很快到来 ”云云。林彪的来信，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
林彪系黄埔军校科班出身，曾在叶挺独立团担任连长，参加过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后随朱德部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时，担任过红四军 28团 1营营长、红 28团团长。
1929年任红 1军第 1纵队司令员。此人颇有军事谋略，很能打仗，但从上井冈山以来在思想倾向上动摇不定，老是别别扭扭的，有时爱发点牢骚，是热衷于议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 ”的人物。
毛泽东知道，林彪此信并非他一人所想，而是代表了一种思潮。因此，感到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 ”。他决定回复一封信，帮助林彪转变思想，借以教育全军将士。
1930年 1月 5日，毛泽东在闽西古田赖坊写就了《时局的估量与红军行动问题》
的长篇党内通讯（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答复林彪，并印发全军。
毛泽东写道：“林彪同志：新年已经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答复。一则因为有些事情忙着，二则也因为我到底写点什么呢。搜索我的枯肠，没有想出一点东西来。
现在我想得一点东西了，虽然不知道于你的情况切合不切合，但我这点材料是现今斗争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使于你的个别情况不切合，仍是一个紧要的问题，所以我就把它提出来。”
“我要提出什么问题呢？就是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我从前颇感，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悲观。去年 5月 18日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也没有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红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毛泽东选集》[东北版 ]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1948年版）毛泽东还针对林彪等人的悲观情绪和不坚定信念，提出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
的科学预见。毛泽东说：“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 ’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这个 ‘星星之火’，距‘燎原 ’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毛泽东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 2版，第 99、102页）信的最后，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豪情和诗人气质，描绘了中国革命“星火燎原”的情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 2版，第 106页）毛泽东、朱德等红军统帅正是以这必胜的信念，才领导工农红军不惧任何艰难困苦，同强大敌人作斗争，直至取得革命的胜利。
就毛泽东本人来说，他在井冈山时期，曾 4次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和军内的职务，但他忍辱负重，对自己的革命目标坚定不移。
1927年，毛泽东率领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开辟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 ”的道路。1928年 3月，正当毛泽东在井冈山节节胜利之际，中共湖南特委派来了一位 “钦差大臣 ”周鲁。他批评毛泽东 “行动太右 ”，宣布取消前敌委员会，等于撤了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之职。特别使人震惊的是，周鲁还宣布，他看了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决定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开除毛泽东党籍。于是，毛泽东成了“民主人士”，被安排到部队当师长。毛泽东没办法，服从组织决定，当了一个月的师长。这时，中共湖南省委制定“总暴动”计划，命毛泽东率部从江西进《向井冈山进军》（油画）
入湘南，支援那里的暴动。毛泽东虽不赞成这样蛮干，但还是服从命令于 4月上旬率部来到湘南。毛泽东在湘南意外地发现：周鲁因不能随身携带文件，只是凭记忆传达。实际上周鲁误传了中央文件。
这个文件是 1927年 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决议。这次会议是瞿秋白 “左倾 ”盲动主义发展到高峰的一次会议。会议狠狠地批评毛泽东放弃进攻长沙、转向井冈山是“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是“单纯的军事投机”。因此，会议决定开除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未说开除毛泽东党籍。
可是，仅过了一年，毛泽东又遭到第二次打击。1929年 4月 3日，从上海经秘密交通线送来的一封长信，使毛泽东又一次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这是中共中央 1929年 2月 7日来信，史称 “二月来信 ”。“二月来信 ”要求 “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二月来信”还要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赴上海，以减少目标，并利于将他们的斗争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革命。（有关“二月来信 ”的内容，引自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于 4月 5日代表前委致函中共中央，据理申辩：“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 1927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中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毛泽东强调，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 ”是成功的经验。同时，毛泽东还在信中提出：如果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建议派刘伯承和恽代英来接替。随后毛泽东、朱德率红 4军进入闽西，打了几个胜仗。
然而，“二月来信 ”在红 4军中传达后，便有些人利用 “二月来信 ”要求朱、毛离开红四军，希望毛泽东交出军权。1929年 6月下旬，4军前委在龙岩城召开了红 4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上，由于对建军等问题有分歧，致使这次会议在许多问题上发生了争议。特别是有人指责毛泽东搞“家长制”，要求更换前敌委员会书记的人选。对于会上出现的种种错误思想，毛泽东一条条给予批驳，并认真劝导大家要扎下根来搞好部队和根据地建设。但是，毛泽东的观点，许多人听不进去，从而导致毛泽东在选举红四军前委书记时落选。陈毅当选为前委新的书记。毛泽东被调离部队，到中共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对于毛泽东来说，被迫离开自己亲手创建的红四军，比上一回被“开除党籍 ”更为严峻 ——因为他被 “开除党籍 ”后，毕竟还担任师长。而且，祸不单行，毛泽东在此又患了恶性疟疾，一病数月，甚至一度病危。
落选和患病的双重打击，把毛泽东抛到了政治生涯的低谷。这消息辗转传到莫斯科，居然误传为毛泽东病死。1930年 3月 20日，共产国际公报《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误登讣告，说毛泽东在福建死于肺病，指出 “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 ”。幸好毛泽东非常开朗和大度，能够承受这双重的压力。他在病中仍然关心红四军。
当他得知中央要求红 4军乘军阀混战之际开赴广东、广西建立根据地时，对红 4军的前途十分担忧。他不顾病痛，让人用担架抬到龙岩城，找到朱德，要朱德正确分析两广形势，不能盲从中央的指示。因为广东是敌军势力强大的地区。朱德同志觉得毛泽东的意见不无道理，但进军广东，是中央的指示，又不能违背，便以 “军人以执行命令为天职”回绝毛泽东的主张。毛泽东无法，只好痛苦地离开龙岩，回上杭继续养病。
红 4军出师广东才一星期，便在广东梅县打了个大败仗，一下子损兵 1000多，成为红 4军离开井冈山后蒙受的最大损失。这时的红 4军，由于推翻了毛泽东所主张的前委的集中领导，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什么事都得“大家谈，大家议”。为了打不打梅县，竟然 “讨论了数日 ”。最后，终于 “官兵一致 ”决定攻打梅县，结果遭到惨败 ——红 4军全军损兵近三分之一。朱德和后由上海赶回的陈毅商议，决定撤回闽西。部队撤回闽西后，立即召集前敌委员会会议，由陈毅传达中共中央“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 ”是由李立三、周恩来及到上海汇报工作的陈毅起草的，明确支持了毛泽东的一些主张。“九月来信 ”还授权陈毅口头传达了周恩来的重要嘱咐：“要请毛泽东复职，仍任前委书记，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朱德当即表示，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于是，毛泽东又重新出任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
1930年 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未出席）重新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中央派项英到苏区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为苏区中央局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1931年 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上台，随即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人称 “三人团 ”）到苏区指导工作。“三人团 ”一到苏区便指责项英犯了错误，撤销了项英的职务，改由毛泽东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革军委主席。随后，毛泽东成功地领导红军战胜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 ”，使他的声望大增。1931
年 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简称全苏“一大 ”）在江西瑞金叶坪村召开。大会选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主席。随后毛泽东又被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
这时，毛泽东的职务是越来越高，但他的心情并不舒畅。在全苏 “一大 ”前夕，“三人团 ”
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旧址——瑞金叶坪谢家祠堂按照王明的指令，主持赣南会议，批判了毛泽东的三大错误：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
因为毛泽东主张给地主、富农以出路，不同意“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于是，会议决定撤销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同时，“三人团 ”还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宣布取消红 1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名义及其组织，成立新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当选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当选为副主席。
赣南会议后不久，毛泽东又病倒了。他带着贺子珍以及警卫班到瑞金东面的东华山休养。毛泽东此时虽心中不快，但并未消沉，他人在山上，心在山下。他不断地看书、看报纸、看文件，记挂着山下那新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每当山下来人，毛泽东总是详细问起打赣州的战况。原来，在毛泽东上山之前，即 1932年 1月，中共中央作出《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并命令红军攻占南昌、杭州、吉安，然后 “威胁武汉 ”。当时刚刚进入苏区的周恩来（取代项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坚决反对攻打中心城市。周恩来觉得毛泽东言之有理，遂复电中央，告知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中央当即复电，仍要求在抚州、吉安、赣州三城之中，择一而攻。周恩来再度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的答复很干脆：“不行！打准输。”周恩来毕竟是苏区最高首长，他必须执行中央的命令，由于毛泽东处于少数，他的意见在中央局会议上被否定了。
红军攻打赣州一月有余，久攻不克，损兵折将，不得不于 1932年 3月 7日撤围。
此时，周恩来派出项英，风风火火赶往东华山，请毛泽东下山，共商大计。毛泽东一见项英请他下山，便猜出是为打赣州的事。他听项英介绍完赣州前线的情况之后，便把自己受打击的事忘到脑后，爽快地说：“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毛泽东收拾好文件，当天便要冒雨下山。贺子珍劝他晚走一天，他说：“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怎能坐视不管？”
毛泽东经过几天的跋涉，赶到红军集结地江口。在江口，毛泽东参加了周恩来主持的苏区中央局会议。这次会议虽然认可了毛泽东不再攻打赣州的提议，却否定了毛泽东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正确主张。“江口会议 ”之后，红军被编为三个军团，毛泽东被分配到林彪指挥的 1军团 “随军行动 ”。由于 1军团都是毛泽东的老部下，他实际上成了总指挥。他随红 1军团出发后，便说服林彪、聂荣臻，改北进为东征，并经周恩来、朱德同意，向闽西、闽南进军。当时闽西只有福建军阀张贞的部队。这是一支杂牌军，被人称为“战无不败的‘豆腐军’”。毛泽东选择张贞的“豆腐军”为攻击目标，充分显示了他的聪明智慧——拣弱的打。果然，毛泽东率红 1军团在闽西接连获大胜，从而又一次表明他的战略眼光确实高人一筹。
正在毛泽东东征节节胜利的时候，上海中共临时中央 5月 20日电告苏区中央局， “泽东及其他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 ”们的 “消极态度 ”，是当前的 “主要危险 ”。来电还指示苏区中央局在党和红军中 “公开讨论泽东的观点 ”。6月 17日，周恩来在汀州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作出贯彻临时中央指示，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会议决定恢复红 1方面军建制。朱德仍任总司令，但不设总政委，后经周恩来再三坚持和力争，苏区中央局才于 8月初同意任命毛泽东任红 1方面军总政委。这样，毛泽东才恢复了他在赣南会议前的军内要职。
两个月后，在苏区中央局的主持下召开宁都会议，会上争论激烈，老账新账一起算，毛泽东首当其冲。会上，多数人置赣州惨败的事实于不顾，仍坚持认为攻打赣州在战略上没错。毛泽东是条硬汉子，他不会随机应变，见风使舵。他的据理力争被看作是和中央 “对着干 ”。会议还批评他不主张继续出击的观点是对革命胜利信心不足的右倾观点。毛泽东难于接受，又反复申明自己的观点。他的这种所谓的 “一意孤行 ”，被认为是目无领导，狂妄自大，没有组织观点。这次会议在周恩来的坚持下虽然没有撤掉毛泽东的军职，却批准毛泽东回后方养病，“必要时到前方 ”。
1932年 10月 12日，中革军委通令：“工农红军第 1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 256页）就这样，毛泽东又一次被痛苦地剥夺了军权。当周恩来（后来因维护毛泽东而受到苏区中央局的批评）看望和安慰毛泽东时，毛泽东丝毫不计较周恩来及其他同志在会上对他的批评，明确地表示： “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从而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
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迁入苏区，26岁的博古成为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因为他是王明指定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博古到苏区后，认为任弼时对毛泽东的“错误思想 ”批得还不狠，贯彻极 “左”路线也不力，因而将其贬到湘江赣区做省委书记。
接着，博古、张闻天又借批判执行毛泽东路线的罗明、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想进一步消除毛泽东的影响。解放后，李维汉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他们反 ‘罗明路线’，就是要使毛泽东在地方上、党里和红军里的威信扫地。”（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 337页）紧接着，博古又免去毛泽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由张闻天出任。这样，毛泽东就被架空了，成了徒有虚名的政府首脑（仅保留中央政府主席职务）。
在战争年代里，失去了军权，就等于失去了对革命的领导权。丧失了军权，任何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将无法付诸实施。因此，毛泽东当时的心情是复杂和沉重的。但毛泽东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有着坚毅的性格。在挫折面前，他迅速自我调节消沉的情绪。在养病的同时，他回顾上山后革命的经验教训，更加努力地研究马列主义理论，进行理论的探讨。这使他对自己开创的革命道路从理论上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更加坚定了他坚持这一正确道路的信念。在逆境中，他坚信广大党员和群众是会觉悟的。他坚持真理，他宣传真理，以革命大局为重，不搞无原则的纠纷，不搞非组织活动，按照党的组织原则，不断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他以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利用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以全部的心血和精力投入组织苏区的经济建设工作。他服从博古为首的中央的安排，出色地组织了 “查田运动 ”，写了 “长岗乡的调查报告 ”。他组织和发展地方武装和扩大红军，组织人力、物力支援前方作战。第五次反 “围剿 ”那样大规模的战役能够坚持一年之久，与毛泽东出色的后方群众支前工作和动员工作是分不开的。
在第五次反 “围剿 ”中，博古起初仍觉得毛泽东碍事（因为毛泽东激烈地反对 “短促突击 ”、“分兵把口 ”等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建议他去上海休养。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则提议毛泽东去莫斯科休养。毛泽东当然明白博古和李德的用意，便说：“我不去，我不离开苏区，不离开中国。我身体还可以，就到粤赣省去休养吧！”博古支开了毛泽东，就与李德一起去广昌前线。广昌战役历时 17天，由于李德采取 “拒敌于国门之外 ”的错误战术，导致红军伤亡 5500多人，而国民党军借助碉堡、飞机和大炮，只伤亡 2400多人，不及红军的一半；红军付出沉重的代价，仍以广昌失守告终。毛泽东听到广昌大败的消息后，大为震怒，但又无可奈何，因为指挥大权掌握在博古和李德手中。
失败不仅能使人摸索出成功的经验，也能使人从教训中清醒自己的头脑。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等一大批曾经执行过王明路线的苏区党政军干部，正是从先前的赣州惨败、广昌惨败及后来长征中的湘江惨败中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和毛泽东指挥的正确。王稼祥在宁都会议上就已同“左”倾路线决裂，转而支持毛泽东，反对撤销毛泽东总政委职务；张闻天在广昌惨败后，尖锐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政策；周恩来则在红军有史以来最惨重的败仗——损失 3万余人的湘江之战后，同博古和李德彻底决裂了。事物往往就是这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失败倒为毛泽东最终说服大多数干部创造了条件。
1934年 12月，中央在湖南通道县举行 “飞行会议 ”，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坚决反对李德的意见，要求改变红军首进的路线，放弃与红 2、6军团会师的原计划，转而进军贵州（因为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是不经打的豆腐兵）。而且毛泽东还预见到蒋介石有可能在红军去湘西与红 2、6军团会合的路上布下口袋，以全歼红军。事实也正是如此。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的意见终于得到了多数的支持，特别是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终于战胜了李德，他的建议被通过了，而李德的建议（即坚持与红 2、6军团会师）遭到否定。过了几天，中央又在贵州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干会议 ”。毛泽东和王稼祥等同志在会议上主张：放弃北进湘西的原计划，西进贵州攻取遵义，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教训。他们的意见当即得到政治局多数的支持，并通过了一项书面决议。
博古（秦邦宪）同志
毛泽东在逆境时坚持真理，耐心等待，一有机会就顽强抗争，终于使党中央在遵义会议上将认识统一到毛泽东主张的正确路线上来，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毛泽东本人也终于从无数打击和冤屈中挺了过来，经受住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严峻考验。1956年 9月 10日，毛泽东在中共 “八大 ”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谈到冤屈时说：“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如把自己打成什么 “机会主义 ”，撤销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不可能。”（引自《党的文献》，1991年第 3期）毛泽东这种对待冤屈的正确态度，以及他那顽强的革命精神和坚定的信念，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