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维纳来说，1913年夏天的暑假是短暂而愉快的。他们又搬回到新罕布什尔的山区居住。在大自然美好的景色中，放目远望自己未来的人生之路，他青春的热血在沸腾。一切的不愉快都过去了，此刻他一身轻松。他那年轻健壮的身躯，想走就走，想跑就跑，想征服哪座山峰，那山峰马上就会被他踩在脚下。思想是轻松愉快的，身体是柔韧健康的，仿佛旺盛的生命力同葱郁的自然融为一体，共同谱写着生存和年轻的美丽。
在家庭中，父母也没给维纳什么任务。儿子大了，哈佛大学毕业的哲学博士，又将马上远游英国求学，这一切既是儿子的成功，也更是他们做父母的成功。回想起过去的一些事情，他们觉得，在有些地方对儿子太过苛刻了，仿佛是一种歉意的表示，他们把家中的许多杂事都包揽了，给这只即将远飞的小鸟一个轻松的假期。
维纳也渐渐地体谅到父母多年来为自己操劳的艰辛，他暗暗地下决心，把亲人们的爱心化做不尽的力量，在将来做出更大的成绩，去好好地安慰他们。
他主动地承担起家中取邮件和牛奶的活儿。在决定去剑桥以后，他努力先同罗素取得联系，所以，远方的来信是他极其盼望的。因为他们的住地偏僻，每天都要步行2英里路，到距家最近的邮局去取。虽然常空手而归，但他不觉得有什么懊丧，他坚信，那令人振奋的信息明天就会来。希望是团不熄的火，它让夜中的行人永远坚强地走下去。
即使没取到邮件，他也会有收获：他们在离家很远的，去邮局时路过的那个农庄定了每天用的牛奶。维纳每次从邮局返家，顺便取回奶。全家用的一大桶牛奶，就这样由他穿山越岭地徒手拎回。虽然每次都特别累，可他并不觉得这是个任务，仿佛那是锻炼身体的最佳运动方式。
学习方面，维纳每每记在心上，但是这个假期，他为了恢复一下体力，决定不在这上面耗费更多精力。他只在亨廷顿教授的建议下，系统地阅读了博歇的《近世代数》，维布伦和杨格合著的《射影几何》，以便有利于接受罗素的教育。
正在维纳偏居一隅、养精蓄锐、想越洋深造的时候，世界局势已经十分紧张。欧洲的巴尔干半岛，战火一再燃起。1912年10月爆发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以巴尔干盟国胜利，奥斯曼帝国几乎丧失它在欧洲的全部领土而告终。但是战火并未因此平息下去，1913年7月因塞尔维亚、希腊和罗马尼亚在马其顿领土分配问题上同保加利亚发生争吵，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又爆发了。
面对当时世界这样动荡不安的局势，父亲对儿子的越洋远行实在不放心。尽管维纳十分急切地想一步踏上英国的土地，但时局艰难，也只得把行期向后推延。
父亲最后决定，为了送儿子远行，也为了自己亲自到德国去实现久存于心中的一个愿望——做一个标准的德国型学者，他和妻子毅然决定，和儿子一同远行欧洲，全家到欧洲去过冬。
远洋航行，到一个令人神往的地方去，总是让人十分愉快的。虽然航程不同，但是，维纳不会忘记12年前的1901年那次举家欧游。心情同样的明朗快乐。但再想一想这十几年的身边事，变化可说是太大了！父母已经明显地苍老，一双弟妹已在渐渐长大，自己的经历更是曲折——那些昔日的玩伴们今天都在何处？那个弹钢琴的姑娘如今还好吗？那些鄙视自己做生物实验的“大学生”今天还会那样吗？还有那令人忧心的“犹太”之虑，那博士口试场面的大汗淋漓……
转眼十余年，几多人世沧桑之感！转眼自己已经18岁了。任凭航船在广阔的海面上悠然地前进着，任凭那一轮轮波浪迎面滚来，任凭如当年自己那样的孩子们欢笑着、吵闹着，都难以触乱他的思绪。
长大了，多么美丽和甘甜，却又生出失落凄凉和无奈之感。
站在船头的甲板上，遥望那海天相交的远处，旭日的光辉在海与天那无缝隙的融合中沁出醉人的鲜红。颜色越来越艳丽，越来越光亮。维纳受着这自然之神的鼓舞，思绪飞扬，远望再远望，仿佛要用自己那近视的双眼望穿眼前的一切，自己轻灵的身体由此穿越海天的阻隔，马上飞落到承载着自己希望和梦想的土地上。
终于登上了英国的土地。一家人先到达布卢姆斯伯里，之后，由父亲送维纳去剑桥，此后，一家其他人将去慕尼黑过冬。
父亲走了，此刻，他望着父亲远去的微驼的背影，无限感激，无限依恋！
他一改往日不爱说话的脾气，先和房东老太太搞好关系，积极地帮她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主动地说话，拉近彼此间的关系。
对外面的世界，他实在陌生。于是，趁开学前的那几天，他拿着一张城市旅行图，一个人四处乱转，熟悉着城市的建筑和其他情况。不但人们的面目是陌生的，而且，有些人所操的口语他也听不太清楚，碰到什么事，比方说问路，他也需要自己硬着头皮，和对方艰难地周旋。父亲在身边该有多好，什么也用不着自己。一碰到难办的事，他常想起父亲。亲人们都在遥远的德国，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办？如果自己有病了，谁来管呢？他很害怕，心理不时被些不祥的想法笼罩着。
转了几天以后，他发现这城市也没有太突出的地方，人们的素质也并不很高，与自己曾设想过的差远了。剑桥大学一定会很好吧，有些失落的同时，他只有这样地希望着。
一开学，维纳就深切感到，这里的环境和哈佛大学有着明显的不同。最显著的，也是最让他感到高兴的是，这里的同学们都很热情，没什么排外思想，而且，尤其能接受别人的思想，以一种宽容、开放的心态对待别人。他还发现，这里的同学们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在应付复杂事情上受过良好锻炼，表现在社交上，特别容易让人接受。
维纳的思想障碍排除了，他没想到自己能这么快就和同学们那么默契。在别人的介绍下，他也参加了许多俱乐部和社会团体，在其中享受着那份自由和尊严。他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缺陷很大，其实他早就有意在这方面锻炼自己了，但是以前不能，只有在这里，只有这样的环境，才不至于让一个内向的人，刚刚把心门打开，就被一些狭隘的心理和蔑视的眼光又给推着关上了。尊重人和被人尊重都同样地美好，维纳以前无论如何也没这么充分地体会到这一点。
对剑桥大学的学者们，维纳也发现了他们身上葆有的一种特色：隐士风范。与许多别的学校的老师不同，这里的先生们，一般都能甘于自己的寂寞，相对地归隐于自己那方天空里，默默地潜心钻研学问，不去奢望政治，也很少为名利操劳奔波。仿佛正是在他们那里，把这一职业的光彩给予了充分的张扬。
维纳此次来剑桥大学，主要是从师于罗素专攻数理逻辑和数学哲学。在学习导师布置的大量课程的同时，他还选学了许多相关的课程。罗素就曾建议他，为了更深入地研究他的主攻课，最好对数学进行较全面地学习。维纳那样做了，他主要学了贝克、利特尔伍德、默塞尔等教授主讲的数学课，但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哈迪教授的课程。
他一向对哈迪很佩服。在他心目中，哈迪才称得上是一个纯粹的数学家，为了维护数学的“尊严”，虑及当时世界的形势，他毅然放弃了生活上的奢侈享受，而拒绝接受把数学反应用于军事和商业用途的世俗偏见。为了学术的神圣，他宁可过着艰难的生活。
哈迪的授课，对维纳的影响也极大，维纳回忆说：
他从数理逻辑的基本原理出发，通过集论、勒贝格积分理论和实变函数论，然后引出柯西定理，以及复变函数论的一个可以接受的逻辑基础。
对他特别注重逻辑推理的严谨性这一点，维纳也十分赞许。后来，维纳回忆哈迪的课时，深情地这样说道：
凡是我以前学习这门课程在理解上有不清楚的地方，这次都得到了廓清。在我所有听数学课的年代里，我从未听过其他人讲的课，能像哈迪讲的那样清晰、有趣和发人深省。如果要我讲出谁是我数学训练的老师的话，那就是哈迪。
维纳对哈迪的课特别投入，但是，这种投入又不是机械地吸收。从恩师智慧的讲解中，他充分而贪婪地领会着数学这一学科的精髓，积极调动自己卓越的想象力和敏锐的洞察力，他试图在接受新知识的同时，能有所发现和创造。人在强烈的求知欲、饱满的精力、勃发的兴趣和激情的支配下，常使自己处于纤尘不染的圣洁心境的控制之中，也正是这样的心态，才是灵感产生的最佳土壤——他能洞穿一切假象的硬壳，他能扫荡一切老化的成分，把目光直指事物的本身，从而更进一步廓清关照对象本身，最终凝结成智慧的硕果。
恰恰是在这样美好的状态中，维纳有生以来的第一篇论文发表了，刊登在剑桥大学出版的《数学信使》杂志上。像别人一样，看见自己的作品发表，维纳心中无比激动；是成功的喜悦？是得到社会承认的自尊？是超越常人的虚荣？是战胜旧我的欣慰？都不是，又都是。“处女作”的问世对他的震动无疑是极其强烈的，这让他惊喜，让他满足，更让他对未来充满信心。他一遍又一遍审视着这自己心血的结晶，心绪渐趋平和，他分明地感受着收获的美好，更包含着对未来走向的确认和执著。
维纳来剑桥，主要是想从师罗素，跟他学习哲学。万没想到，导师罗素的一个建议，竟让他有幸遇见了另一位大师哈迪，并获益匪浅。甚至在多年以后，他把数学当成了主业，这不能不说与本阶段的深入学习有十分直接的渊源关系。
维纳兴致勃勃地跟随哈迪游数学王国的同时，他当然也没轻视罗素先生的课程。先生的课同样十分吸引人，他开始对逻辑论有了较全面的把握和比较深入的领会。维纳在学习上从来不机械吸收知识，而是能灵活机动地学以致用。比如这阶段对数理逻辑的学习，就很大程度地深化了他的哲学思考。此时，他已经能站在更高的哲学视点上，考察以前的某些学习“成果”，并且，他清楚地发现了自己博士论文的缺点，还深感惭愧。
不久，他又有感而发，写成一篇数理逻辑方面的论文，发表在《剑桥哲学学会会刊》上。对这篇论文，维纳一直比较满意，虽然在当时没能引起更多人的充分重视，包括罗素在内，但是，维纳本人却深知它在那一领域的某种开创价值。正是基于这一点，他并没因为作品受到冷落而气馁，虽然他当时才只有19岁。
我们常说，认识别人不易，认识自己更难。然而，只有突破了这“更难”的认识自己，你才能眼界放开，信心十足，不为外面的喧嚣言论所影响，真正走自己的路，也才更容易走向成功。
维纳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但能看清楚别人的本来面目，他也能清醒地审视自己。在这点上，他几乎从不妥协，有时甚至近于“顽固”。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他竟敢于和名噪当时的哲学大师，自己的导师抗衡，他不但和导师争论某一哲学问题，有时还达到十分激烈的程度，几乎发生了“摩擦”。为了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罗素先生不同，他还公然在当时的《哲学、心理学与科学方法杂志》上发表论文，而这个杂志的主张正是罗素派所极力反对的，以罗素为首，他们称这个刊物为“假道学”。
况且，罗素派在哲学上主张放纵主义，宣扬个性，以“浪子”风范自居。他们几乎不允许有谁站在自己的对立面反对他们，更何况是自己的弟子呢？
但是，大师毕竟是大师，学生毕竟是得意学生，摩擦归摩擦，还是不会影响师生之间至真至诚的交往，学生尊敬先生，老师爱护弟子，而学术上的切磋不影响真情的传递。他们谁都不希望，因这感情的因素而抹杀了科学的真理性。
在独立思考的同时，维纳也充分地认识到罗素这位哲学大师的伟大，他尽情地饱享着恩师智慧的果实。除了数理逻辑这个领域之外，他还从老师的讲授中意识到量子理论对未来的重大意义。这是维纳在这一时期的两个重大收获。
同时，维纳还有一个重大收获，即在社交方面。当时，英国文化界很活跃，许多文化名人，常以自己为中心，定期聚会，一起讨论问题，一起娱乐。在罗素的圈子里，也有这样的活动。每星期四，晚上聚在罗素家，所以称为“星期四晚会”。这个晚会，在当时特别有名，许多人都以能入这个社交圈子而感到荣耀，年轻人也确实从中大开眼界。参加晚会的人之中，罗素的名声自不必提，其他的人也都是时之俊杰，而且各学科都有，人数众多，空气十分活跃。
作为罗素的得意门生，维纳当然获准加入这个名人团体之中，而且还深受大家重视。来剑桥之前，维纳的社交水平十分有限，一到英国，他发现这里特别适于胆怯的自己提高社交水平，因为每个人都尊重对方的发言。罗素的“星期四晚会”，气氛活跃而自由，每个人又都放纵不羁、不拘小节，这让维纳羞怯的言行得以放松。加上自己的特殊地位，他的社交水平明显提高。他理智地感觉到，这是个十分巨大的收获。
转眼到了1913年年末。12月份，他动身到慕尼黑去，打算同家人一起欢度圣诞节。这时，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在社交上的巨大进步：不必再为买票等琐事犯愁；他的谈话常能引起身边陌生人的兴趣，不约而同地彼此交谈起来；每当麻烦到别人时，他几句谦虚而适中的表达，让对方很乐于接受，往往顺利地达到自己的想法；虽然去慕尼黑的路自己不熟悉，但他心里并不慌，对方的语音听不准也没关系，因为人家毕竟尽力告诉自己了。这一切的一切，维纳感到了与人接触的微妙和美好。在对具体事情的处理上，他尝到了自立于世的味道。火车匆匆奔跑在去父母家人的路上，一边想念着亲人，一边回忆着自己这一段的生活，一边望着窗外的美好景色，维纳深深沉浸在人生复杂的变幻中。
只有短短的半年时间，自己所经历的是多么丰富啊：他还没忘记父亲那略驼的“背影”和自己初到剑桥的孤苦寂寞，他更清晰地记得师生们那独特的言谈和装束给予他的第一次震惊，他将永远记住众恩师对他在学业的精心呵护，尤其“星期四晚会”上给自己的机会，还有自己清楚地把握到的自己在数学和哲学上的长进……
所有的一切，维纳应该激动，而此时的他却异常平静，他细细地思考着品味着，复杂的感情如春雨般淅淅沥沥地浇灌着一颗走向成熟的心。这种激动，不再是幼稚的几分钟热血沸腾，而是深刻的回味和永久的铭记。是人意识到自己成熟的最佳状态。
来到父母身边，维纳才了解到，家人这一段的慕尼黑生活并不太如意。主要是父亲，他的语言学水平和成就并没有得到德国学者的充分肯定和认同，而他父亲的理想是成为一个模范的德国型学者。这种反差，让父亲形成一种不正常的心理状态——几乎是一种“恨”。当然，他不会停止进取的脚步，整天钻在图书馆里，试图取得最后的胜利。
儿子维纳的归来，对父亲来说无疑是件赏心乐事。在陌生的受人排挤的环境中，亲人的到来自然增强了自己的“后劲”。父亲惊喜地发现，儿子真的有了很大的变化，他简直难以相信孩子的成熟是否是真的。再提出问题的时候，儿子已不再只是没好气地“顶牛”，即使不同意自己的主张，他也能较好地表达出来，既说明了观点，又不伤和气。父亲在儿子身上分明发现了一种难得的大家气派——宽容、理智、认真。
每当外边有什么活动，父亲常愿意领着他去参加。维纳隐约地感到，父亲好像要让自己在众朋友面前亮相，以便证明着什么。不可否认，其中有炫耀的成分，又不单纯是为了炫耀，大有“父假子威”的味道。
1914年1月，维纳又返回剑桥。这次，他对周围的环境已经十分熟悉和适应，他打算集中精力，运用一段时间集中而充分地学习和研究哲学、数学上的一些问题。他开始为著名的剑桥哲学学会写第二篇论文，想用罗素“数学原理”的语言来描述质量级数，为此，他专门拜访了正执教于伦敦大学的著名的怀特黑德教授。
有一天，导师罗素把他找去，告诉维纳，他已经接受了哈佛大学的邀请，到那里去讲学，而且时间不会太短。这个消息，让维纳很吃惊，它打乱了维纳的计划。最后，罗素建议他到德国的哥廷根大学去，那里有杰出的哲学家胡塞尔教授，和数学家希尔伯特以及兰道教授。
恩师已经越洋远行。无奈，维纳于1914年4月又登上了返回慕尼黑的火车。这时，寂寞的父亲已经返回美国，母亲领着弟弟、妹妹们艰难地撑持着。在家度过了几个星期不愉快的日子以后他顺利地进入哥廷根大学。维纳常怀着感激的心情回忆剑桥那段短暂而美好的生活，因为，即使面对哥廷根大学这个新的环境，而且各方面困难很多，但是，他都能够理智地解决。父母不在身边，他要自己闯天下，他有这个勇气。
1914年，欧洲大陆的火药味已经十分浓重，德国的好战分子正待机而动。与此同时，排犹浪潮越卷越高。就是在这样的艰难情况下，维纳这个犹太学生混迹其中。他积极参加同学们频繁举行的酒宴集会，作为美籍学生，他们有自己的侨民俱乐部，在其中大家都尽量放开自己，维纳也同别人一道享受着那份难得的自由。
遵从罗素的建议，他选修了兰道的群论课，希尔伯特的微积分方程课，以及胡塞尔教授的康德研究。他从这些教授那里获益匪浅，对他们学术和人格上的伟大之处，维纳十分赞服。
当时的哥廷根大学，有个出名的数学学会，还配有一个很先进的数学阅览室。在这两个场合，维纳都十分活跃，他一面深入地自学，一面把一些问题拿到桌面上来，和同学进行激烈的辩论。在默默地钻研和严肃激烈的辩论中，维纳的哲学思辨和数学水平不断深化，与此同时，他深切地体会到集中精力工作的乐趣。以前的岁月，如果说有乐趣，那也只能说是接受新知识的乐趣，而从此以后，维纳更多地发挥自己的理智和想象力，在学术领域内不断拓进，享受的是创造和发现的甘甜。
工作是美丽的，其中充满无穷的乐趣。维纳此时此刻品味到，他就一头扎进了学海之中尽情地游向远方。
多年以后，他这样表述道：
数学这门学问，对于那些无法从中获得很大收益的人，确实是一门十分艰巨和令人讨厌的科学。这种感受和艺术家的感受具有相同的性质。把一种难以处理的坚硬材料，无论这种材料是石头或是顽石般的逻辑学，设法变成具有生命形式和意义的东西，就像给雕像以生命的雕刻家皮格马利翁一样。从本来无法看出其意义和无法理解的东西中探索出其意义，使之可以理解，这是起了一种和创造世界者相同的作用。无论技术上有多么正确，所花的劳力有多大，都代替不了这个有创造力的关键时刻。
他还说，数学是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其中的一个学科。剑桥和哥廷根大学一年多的学习生活，是维纳学术生命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神童年代的虚浮和混乱，从此画上了句号。人生基本定位，而且，在漫长的储备积累之后，再经过一年的点拨，基础异常牢固，前途因此也十分光明。维纳自己也不会想到，继之而来的生活竟还是那么的游移不定。
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刺杀事件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点燃。这时，维纳学期生活将近结束，因为战争的危险，促使他早早地订了返回美国的船票。此后，世界局势不断恶化，各地的战争迹象都十分明显，人心惶惶。8月1日，德国对俄国宣战，8月4日，英国对德国宣战，许多国家都卷入了战争的洪流。就在德、英宣战的时候，维纳正坐在返美的轮船上。大西洋浩渺无边，船行速度也缓慢，战争的各种传闻不断如风旋起。谁也不知道这船能否准确无误地抵美，有人干脆说这船正驶向亚速尔群岛参战。
传闻归传闻，船还是如期到了美国。父亲到码头来接儿子。烽火连三月，亲情格外真，家人团聚，分外高兴。维纳惊讶地发现，美国各地也处在战争气氛的笼罩下，人们都关注着战争，并形成了反德倾向。家乡竟然也这样，维纳乞求和平的心无处安放。
维纳的学术征程才刚刚起步，就不幸适逢乱世，他担心自己的前程是否会因此而耽误。不久，他给罗素去信，问是否有必要再回剑桥，导师回信表示应该这样做——既安全，又能继续安心学习。于是，几经周折，经过漫长而艰苦的海上航行，他又回到了剑桥。
他惊讶地发现，战时的剑桥大学也是阴云密布：校园的空地上搭起了许多棚屋，临时伤病医院已经建成，大学俱乐部的广告墙上贴着伤亡人员名单，士兵操练的口号声不断传到工作室里边来，士兵到处可见，马路上已经实行灯火管制，常有身边熟人的亲属伤亡的噩耗。谁还能安稳地干什么？
不久，因为罗素是一位反战者和坚决的和平主义者，与政府倾向相反，他竟被捕入狱，最后，被开除了剑桥大学的教职，又被列入了官方的黑名单。后来，剑桥已经进入完全关闭状态。
大洋彼岸，父母不断来信催促火速返家。剑桥也确实呆不下去了，维纳怅然登上了恼人的轮船。
离开剑桥的时候，罗素建议他到哥伦比亚大学去读完这一学年，尤其向约翰·杜威学习。维纳听从师嘱，与家人小聚几天以后便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因为以往的风气和战争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习和研究生活十分松散，对这样的气氛，维纳很不适应。除了杜威外，教授们的水平也让他十分怀疑。因为有这样的感觉，他便在一定程度上封闭了自己，因而也就没从教授们那里得到什么更多的东西。
有人告诉他，哈佛大学哲学系下年将聘请他去当助教，这也是哈佛哲学博士生的特权。既然外边学不到什么，他就开始积极地为从教做准备。这一段的准备性研究工作，维纳在学术上取得了两项令人遗憾的收获。
他设想用罗素和怀特黑德《数学原理》的观念和术语，创立一种公设性和构造性的论述拓扑学的方法。当时，拓扑学领域还几乎没有人涉足。维纳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许多实际性进展，但他迟迟没把它们发表，因为他感到这些成果与自己的设想还相距甚远。因事拖延，成果一直没能面世。后来，亚历山大·莱夫谢茨、维布伦等人把这一项工作搞成功了，成了这一学科的创始人。
对于数理逻辑，维纳早就开始研究了，而且不断有所发现，也同样因为自己的设想太高，结果阶段性成果没能更早地面世，不但影响了自己的声誉，而且拖延了总体研究的进程。
这一时期，维纳加入了美国数学学会，从而有机会与许多数学前辈们见面，开阔了眼界。但总的看，相对于剑桥和哥廷根的学术生活，哥伦比亚期间是个低谷。虽然总结了一些经验，还是把许多宝贵的机会失掉了。
1915年暑期过后，维纳接受哈佛大学教授职。独自承担逻辑学课，还教授一些哲学课。同时，他还在另一所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讲哲学基础课。此时维纳才只有21岁。
与此同时，维纳参加了一项东方文化的研究工作，它是由日本的教授开设的一系列有关中国和日本文化、哲学的课程。从此，他对东方文明兴趣大增。这时，维纳结识了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两人交情甚深。赵元任刚开始在康奈尔大学进修物理学课程，后来在哈佛大学改学哲学。他深谙中国文化，在汉语研究上极其突出。因为出于对东方文明共同的兴趣，加之两人才智相当、性情相投，他们的友谊十分深厚，而且保持了一生。
这一时期的哈佛大学数学界，因为伯克霍夫和明斯特伯格的威名远扬，加之奥古斯德、亨廷顿、库利奇等教授的研究，整体水平正不断提高，气氛也十分活跃怡人。维纳这一时期的讲座也受到广泛欢迎。与急剧升温的战争相比，维纳能处在这样的环境中，真是他本人和学术界的大幸。
可是好景不长，美国的公众舆论越来越趋向协约国一边。他在哈佛的第二学期，即1916年年初，哈佛军团这个军官训练组织在大学成立了，维纳也加入其中，接受各种军事训练。因为大势所趋，他不得不这样做，可他心爱的学术事业又搁浅了，深感未来十分渺茫。第二年，维纳没能被哈佛大学继续聘任，他暂时失业！这时，父亲又来干预他的选择，让维纳改向研究数学，四处寻找工作。
这阶段，维纳曾独自到纽约州普拉茨堡的军官训练营去谋求陆军军官的职务。他虽被允准参加训练，可军训结束以后，他并没有能被任命为军官。无奈，他又返回老家，小住之后，经别人介绍，到奥罗诺的缅因大学任职。
可是，这偏远的缅因大学一片混乱，老师们没人热心学术和教学，学生们也只是混日子拿文凭。灰心之余，维纳想振作一下自己，把目光转向独立的学术研究。可身边一片灰暗和叹息，他感到十分压抑。他只得用“游逛”和看闲书打发日子。
1917年初，美国各地的军官训练团不断扩大，维纳的心情像初春的天气那样阴冷不定。他毅然离开了缅因大学，决定到波士顿去服兵役，当不上军官，当士兵也认了。
从军的路子最终还是被堵塞了。他虽然在一个后备军官训练团里毕业，却没能受到委任。对维纳来说，1917年的夏天是那样的无聊而漫长。
战争仍在继续，哪里都容不下一张安定的书桌。维纳最后决定，以自己的所学和平民身份参加工作。通过他父亲的一位朋友介绍，他得以进入林恩的通用电气公司工作。他承担的是运用简单的数学知识，测定一些蒸气的消耗问题。因为近一段时期的天气和烦躁，加之工作的操作性，维纳感到很新鲜有趣。可是，父亲认为儿子不会在这上面有什么大出息，只当权宜之计，他不停地给儿子寻找机会。不久，他从位于奥尔巴尼的《美国百科全书》编辑部弄到了一个工作职位，主要是帮助主编莱因斯先生写一些小文章。短短时间内，维纳又从电气工人变成了文字编辑。相对于当时的其他工作来说，这份工作比较稳定和安逸，又有相当的收入。趁此机会，维纳读了很多书，因为编的是百科全书，他接触的领域也比较博杂。工作也相当努力。这阶段的工作，给他带来许多好处：身处乱世而能继续长进，文字表达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
对编辑工作熟练了以后，新奇感渐渐减少，想到自己的前途，总觉得文字工作不是自己的主业，他心爱的数学难以长进或应用，心里很茫然。
有一天，他接到一封来自马里兰州阿伯丁试验场的加急电报。原来，奥斯瓦德·维布伦教授希望他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参加那里的弹道学研究工作。难得这样的机会，去那儿工作，既可以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数学特长，又能以军事化工作报效祖国，维纳十分高兴，欣然前往。
阿伯丁虽然只是美国的一个无名小镇，但是出于对德战争的需要，这里已经建起了一个庞大的试验场，并聚集了全美许多杰出的专家学者。原普林斯顿大学的奥斯瓦德·维布伦教授已经在军械部任陆军少校。先后在这里工作过的还有布利斯、格朗沃尔、亚历山大、里特、贝纳特、布雷等许多人。
维纳在这里工作得很愉快，大家对美国的未来充满信心，都为自己能出一份力而高兴；另外，学以致用，发挥自己的专长也是一件快事。而且，身处同行大家之中，气氛和谐融洽，知识上不断得到补充。生活上也是有张有弛，令他感到津津有味。
让维纳唯一感到不舒服的是，别人都是军队的一员，军衔加身，而自己身处其间，却不是军人。机会终于来了，1918年10月，经维布伦少校介绍，他领到了入伍登记表。这样，他就要离开阿伯丁试验场，和其他新兵一道进新兵训练站接受各种训练。几个月以后，他才被调回阿伯丁。
这时，这场持续了四年的战争已经接近了尾声，不久，同盟国和协约国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战争宣告结束。
随着战争的结束，社会运行的重点又转回了民间。维纳对自己的军人生活又失去了兴趣，为自己愚蠢的“壮举”感到惭愧。好在服的是短期兵役，只好等待退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