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青少年时代，便在家乡反抗封建习俗。她不仅自己不缠足，用菜刀剁烂了裹脚布和小尖鞋，还组织了“妇女解放同盟会”，会员很快达到180多人。她们在闹市街头贴标语，画漫画，把乡绅们画成了狐狗、魔鬼。当地封建势力对赵一曼等人恨之入骨，扬言用粪水泼她们。母亲曾想用做女红的方法收敛赵一曼的心，让她学挑花（绣花），然而她9个月内没挑出一朵花，而是读了很多革命的书籍。
在宜宾女子中学读书期间，校长按照封建当局的要求，特别规定女校学生必须一律挽髻。赵一曼带领几个女同学去找校长（监学）说：“我们梳不来头，挽不来髻，请你给梳、给挽吧！”以道学着称的校长一时尴尬不堪。随后，赵一曼和同学们拿出了准备好的剪刀，为自己剪了短发，结果被校方开除。
大革命期间，赵一曼入武昌中央军校女生队，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女军校学员。不久，夏斗寅发动叛变进攻武汉，军校生编为独立师，在叶挺指挥下出发西进。躺在病床上的赵一曼硬是挣扎起来，带病参加了战斗。她在一首诗中写道：“男儿若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
她在抗联队伍中任团政委时，队伍被敌包围，团长不同意她留下掩护，理由在于她是女同志。平时待同志非常和蔼的赵一曼变得非常严厉：“什么男的女的！谁说女同志就不能打掩护！”让许多男同志都为之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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