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厦门大学，秋天，下午的时候，鲁迅喜欢往邮局的方向散步，常常遇到谈恋爱的学生，那些学生们大约经常见到鲁迅先生，并不避开他，继续温存，这常常会给鲁迅一些小刺激。
小饭馆在邮局的另一端，太阳刚好落下去，红红的霞光让他又想起了许广平，许广平的小名便唤作“霞”的。不仅如此，看到广州的船只会想到许广平，看到新闻中的女子师范大学，甚至某个学生的作品中也用了HM两个字，便也会想起许广平。恋爱中的鲁迅先生，并没有比别的人超脱，过于在意一个人的结果，必然会导致目光偏窄。
小饭馆里遇到一个同事，叫做容肇祖，他有一个满口广东话的太太。两个人用广东争吵，抑或是交谈，鲁迅听不懂。两个人见了鲁迅很是热情，一个人说起鲁迅用的那个包饭的厨师事情，另一个人则说林语堂的哥哥在学校里做医生，态度很好。两个人的普通很是勉强，鲁迅总是在他们说下一句话的时候，才听懂上一句的内容，如此下来，很是费听力，便只好笑笑，到一边点可以吃的东西。然而，容肇祖给鲁迅推荐一种叫做“桂花蝉”的食物，大约是水煮了的，像一只知了的形状，是一种昆虫，乡间的田里长见的。看起来很是吓人。鲁迅有些疑惑地看着那食物，容肇祖的妻子则则连连摇头，说那只虫子难吃死了，谁知道那虫子在被煮前是不是趴在一堆大便上。
两个人意见相左，便争吵起来。这让鲁迅感到很好玩。
之所以要到小饭馆里吃饭，是因为为鲁迅和孙伏园做饭的听差春来辞职不做了，原因是“厦门大学的厨房工作人员要打他”。
吃过晚饭以后的事情不多，窗外有大风，散步而不得，只好蹩进室内默念某君。
复习许广平的信件也是常做的事情，许广平在两封信里都无比美化着广州，中山大学百废待兴，又加上离她近一些，可以照顾饮食。然而鲁迅所担忧的是，广州的认识他的少爷们很多，过不了几天，他就会像在北京一样的忙碌。中山大学的薪水少一些，他并不在意，在意的是，功课偏多，而且做文章的事情也会多起来，再加上一些年轻人又会频频地送稿求他来改正，那么，他又要吃药做文章了。
鲁迅在信里的牢骚很是滔滔，随意掬来一束，如下：“听说每周最多可至十二小时，而作文章一定也万不能免，即如伏园所办的副刊，就非投稿不可，倘再加上别的事情，我就又须吃药做文章了。在这几年中，我很遇见了些文学青年，由经验的结果，觉得他们之于我，大抵是可以使役时便竭力使役，可以诘责时便竭力诘责，可以攻击时自然是竭力攻击，因此我于进退去就，颇有戒心，这或者也是颓唐之一端，但我觉得也是环境造成的。”
其实，原来鲁迅还是很有一些激情的。但孙伏园回来后告诉他的情形让他很是不乐。孙伏园吞吞吐吐地说，中山大学很想鲁迅去教书，但没有聘书。而孙伏园在中山大学除了要编副刊，还要授课，已经有了聘书。学校里又聘请了其他的一些人，其中就有现代评论派的。这是鲁迅最为在意的事情。鲁迅原本想着到广州去，除了教书，便是和创造社合作一把（彼时郁达夫在创造社），形成一个统一的阵线联盟，然后对旧社团或者是现代评论派进行批判。但是，孙伏园回来之后的所述远不如他的期待，甚至有一点淡淡的失落感。在那样一个岛屿上，任何一点污染心情的事件都会被窗外的风吹得膨胀。所以，鲁迅在那天的信里发了一大通牢骚。发完之后觉得有些过于执著了，又想在信的末尾稀释自己的不忿：“今天大风，仍为吃饭而奔忙；又是礼拜，陪了半天客，无聊得头昏眼花了，所以心绪不大好，发了一通牢骚，望勿以为虑，静一静又会好的。”
的确是这样的，静了一静之后，翻出手边一封没有拆开的信，是《语丝》杂志的催稿信件，便将他和许广平以及李小峰等人的通信整理了一下，整理完了。觉得心情有些通畅。有一个温存的女人在遥远的地方充当听众，可以定期地将内心里的琐碎及并不尊严的想法倾诉给她，甚至还能获得鼓励和包容，则是好的。
给许广平写信的时候，林语堂刚好来打听广州中山大学的情形。鲁迅便把孙伏园叫了来，三个人说到兴奋处，建议林语堂辞职，几人一起去中山大学。然而，林语堂想了一下，拒绝了，说：“我来时提出条件，学校一一允许，怎能忽然不干呢？”
这一点在《两地书》的原信中鲁迅写得清楚得很，我特地翻出来，摘录如下：“他之不能活动，而必须在此，似与太太很有关系，太太之父在鼓浪屿，其兄在此为校医，玉堂之来，闻系彼力荐，今玉堂之二兄一弟，亦俱在校，大有生根之概，自然不能动弹了。”
林语堂要在厦门大学生根了，这是不争的事实，林语堂的老婆、哥哥、弟弟，弟媳等等一众人马皆在厦门大学效力，再加上黄坚之类较为亲善他的一些朋友也在这里谋生，所以，他心已决。而鲁迅不行，鲁迅在厦门大学的境况非常孤单，除了几个左翼的学生以及孙伏园等一小众人外，多数同事都有现代评论派背景。
这个时间，本来以为可以去广州和许广平聚会了，却不知广州中山大学也有了变故，牢骚也有了源泉。孙伏园从中山大学回厦门，这一次是确定要离开了，所以要把行李和书籍带走。给鲁迅带回了一封信，写信的人叫做李遇安。因为许广平在信中曾经说此人老实，所以鲁迅便把他的“老实”给揭开了。李遇安在信里的态度很是模糊，因为之前他曾经写信给鲁迅说明他在广州无人相识，要鲁迅帮助。然而，当鲁迅热情地介绍朋友给他的时候，他却在广州找到了创造社的诸君，又在中山大学谋了一份速记员的工作。让鲁迅最为反感的是，李遇安竟然和曾经与鲁迅对骂过的黎锦明混在了一起。于是，鲁迅在信中写道：“我这几天忽而对于到广州教书的事，很有些踌躇了，恐怕情形会和在北京时相象，厦门当然难以久留，此外也无处可去，实在有些焦躁。我其实还敢站在前线上，但发现称为同道的暗中将我作傀儡或从背后枪击我，却比被敌人所伤更其悲哀。我的生命，碎割在给人改稿子，看稿子，编书，校字，陪坐这些事情上者，已经很不少，而有些人因此竟以主子自居，稍不合意，就责难纷起，我此后颇想不再蹈这覆辙了。忽又发起牢骚来，这回的牢骚似乎日子发得长一点，已经有两三天。但我想，明后天就要平复了，不要紧的。”
恋爱，本来不应该如此地将自己的真性情原味地展现出来的，然后，在特定的语境里，恋爱让进入爱情语境的两个人彼此模仿甚至同化。若是恋爱中的一方在进行时修饰自己，甚而掩饰下自己的缺点，那么另一方也一定如此对待。同样，正因为在信里，许广平常常发一些牢骚，一会儿把鲁迅当作心理医生，倾诉苦衷，一会儿又把鲁迅当作学生，用以训斥，一会儿把鲁迅当作师长，用以崇拜，一会儿又把鲁迅当作知音，用以爱慕和疼惜。所以，鲁迅便也在信里放下了掩饰，一会儿把许广平当作兄长，用来关心和问候，一会儿把许广平当作学生用来批评和教育，一会儿又把她当作HM，用来融化自己的固执。
若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人乐意听你发牢骚，并完全站在你的这一面鼓励你，那么，你一定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