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一次胡兰成看到张爱玲吃空了的食物袋子，猜测出张爱玲喜欢的零食，下一次，便买了些，还说一句，我喜欢这个，很好吃，不知道你是否也喜欢。
这样的话，多么狡猾。
恋爱中的人，是不是都是如此，答案在鲁迅这里也没有打折扣。
比如，在一九二六年双十节的下午三时的信中，许广平劝解鲁迅要注意饮食，因为一个人在厦门，若是吃坏了肚子，那么疼痛在寂寞的情形下会加倍的。在书信里，许广平写道：“香蕉、柚子都是不容易消化的食物，在北京，就有人不愿意你多吃，现在不妨事吗？你对我讲的话，我大抵给些打击，不至于因此使你有秘而不宣的情形吗？”
恋爱中的人就是如此，无论说任何事情，都会联想到内心。鲁迅的回答则像是恋爱中的胡兰成一样地狡猾：“无论怎样打击，我也不至于‘秘而不宣’，而且也被打击而无怨。现在柚子是不吃已有四五天了，因为我觉得不大消化。香蕉却还吃，先前是一吃便要肚痛的，在这里却不，而对于便秘，反似有好处，所以想暂不停止它，而且每天至多也不过四五个。”
除了水果，鲁迅还偏爱吃甜食，这大约是在八道湾居住时留下的习惯，因那彼时的大院里，除了周作人的孩子，还有周建人的孩子，鲁迅喜欢给孩子们买糖果吃。而后来，羽太信子不让自己的孩子吃鲁迅购买的糖果，大约是嫌弃他选购的糖果廉价，鲁迅不得不自己食用了。
当然，这一切都只是推测。
在厦门大学，鲁迅的饮食爱好终于受到了挑战，因为喜欢吃白糖，然而厦门的蚂蚁很多，挂在空中，蚂蚁则会顺着吊篮的绳子爬下来，依旧成团成团地包围。以致于鲁迅不得不常常连白糖带蚂蚁一起隔窗子扔到草坪里。
再后来，到林语堂家里参观，终于学到了一个好的方法，那就是把白糖放在一个塑料袋子里，系得紧紧的，放在桌子上，然后，在白糖的四周撒满了水。蚂蚁闻到气息之后，往水里爬，淹死者众，总算是解决了这个难题。鲁迅在信里十分欣喜地告诉许广平这个消息，仿佛要许广平也这样尝试一番。
然而许广平早就有自己的办法：“防止蚂蚁还有一法，就是在放食物的周围，以石灰粉画一圈，即可避免。石灰又去湿，此法对于怕湿之物可采用。”
这些知冷暖的话，鲁迅大约也会听的。用石灰防治蚂蚁，我倒没有试过，但是用樟脑丸圈蚂蚁小时候是屡次不爽的。
不喝酒了，有了闲暇，便可以到校外去闲走几步，风很大，却并没有尘土，这是鲁迅最为喜欢的。《莽原》杂志要几篇稿子，夜晚的时候，鲁迅便拿起笔奋力。照例要抽烟的，但并不凶了，许广平的信就在桌子的角落里，烟灰弹在上面，还要仔细地拂去。
厨师终于换了一个，菜的口味好些了，心情便也好了。展览还是如期的办了，但是鲁迅先生却吃了不少的苦头。开会之前，沈兼士反复地通知鲁迅，要多取一些私藏的碑刻拓片去参展，鲁迅应下了，但是到了会场以后，才发现，展出的场地相当简陋，留给鲁迅的只有一方学生的课桌，鲁迅抱了满满的一怀，怎么办呢，只好铺在地上，伏下身子一一打开看，挑选几幅品相好的展出。然后，会场上并没有会务人员，只有孙伏园自告奋勇地帮着鲁迅前后张罗着。有一个条幅很长，鲁迅的个头实在不够高大，便由鲁迅先生站到桌子上，将那幅拓片陈列出去。风吹过去，鲁迅便狼狈异常，好在下面有孙伏园扯着边遮挡着风。可是，那个屡屡与鲁迅作对的秘书同学，看到了孙伏园在鲁迅下面帮闲，便把他叫去了，说是有重物要抬。没有办法，因为黄坚是林语堂的秘书，自然有权力让孙伏园去帮忙。所以，虽然是故意找鲁迅的碴，也说得过去。孙伏园走了以后，鲁迅便从桌子上跳将下来，但依然是乱作一团，有一张价值颇为不菲的拓片被吹破了边，鲁迅只好收拾起来。沈兼士看到鲁迅忙碌不堪的样子，便跑过来主动帮忙。然而，沈兼士中午喝多了酒，这下过来帮忙，一会儿跳上桌子，一会儿又从桌子上跳下来，所以，不一会儿便晕了头，躺在展览会的角落里不动弹了，晚上的时候还吐得一塌糊涂。
沈兼士的离去让鲁迅颇有些感慨：“据我想：兼士当初是未尝不预备常在这里的，待到厦门一看，觉交通之不便，生活之无聊，就不免归心如箭了。”“此地的生活也实在无聊，外省的教员，几乎无一人作长久之计，兼士之去，固无足怪。但我比兼士随便一些，又因为玉堂的兄弟及太太，都很为我们的生活操心；学生对我尤好，只恐怕在此住不惯，有几个本地人，甚至于星期六不回家，预备星期日我若往市上去玩，他们好同去作翻译。所以，只要没有什么大下不去的事，我总想在此至少讲一年，否则，我也许早跑到广州或上海去了。”
是啊，第一个目标，看来还是广州，因为广州有一只小刺猬在等着。
展览会上的情形，除了鲁迅自己的尴尬之外，许广平看不出更多的内容，便在信里嘲笑。“一点泥人，一些石刻拓片，就可以开展览会吗？好笑。”
然而“还有可笑的呢。”鲁迅在回信的时候不得不补充展览会的片断，除了黄坚有意地叫走孙伏园让鲁迅一个人站在桌子上之外，还有更好笑的事情。那就是假钱币和照片。假钱币是从别的学院借过来的，沈兼士要鲁迅看一下真伪，鲁迅一看就笑了，是假的，鲁迅对沈兼士说，最好不要陈列，不然会闹笑话的，然而，为了凑数，还是拿到了展览会上。照片便是田千顷的作品，他拍的照片五花八门，除了翻拍的几张古壁画之外，还有北京的街头，大风什么的，还起了洋气的名字，如“夜的北京”“苇子”等等。可是到最后，鲁迅主张不展出的那些个仿制的古钱币最受欢迎，这着实让鲁迅感到了可笑。
写信之前，鲁迅被林语堂叫出来，看一封电报，是新成立的中山大学（原广州大学）的校长朱家骅发来的，收电报的是林语堂、沈兼士和鲁迅，想让他们三人去指示一下大学里的改制工作，然而，沈兼士急着回北京，林语堂在厦门大学获得了巨大的好处（他的弟弟、弟媳以及自己的老婆均安排在了厦门大学工作），暂时也不可能去的，唯有鲁迅和许广平被大水隔着，可以去一下。然而，鲁迅的课才刚刚上了一个月，中间还请假了两三个星期，所以，他不好意思开口，只能作罢。
由于学生们都已经知道了周树人就是鲁迅，而且报社的记者也蜂拥地来采访，还要在学校的某些集会上讲座，一下子，生活拥挤起来。鲁迅突然觉得自己像一件被挂在墙上的展览品一样，被众多的人围观，甚而点评三四。
他有些不适应，很想去看看许广平，但又没有机会，他在信里埋怨那电报的时机来得不对，说：“这实是可惜，倘在年底，就好了。”
好在，他喜欢许广平的打击，无论怎么打击，也不至于秘而不宣，这多少还是嫩弟弟的表现。
可是时间过得可真是快，一转，两个人分别已经近五十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