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古籍荀子(中国古代经典集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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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王霸

“原文”

国者,天下之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势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及其綦也,索为匹夫不可得也,齐、宋献是也。故人主天下之利势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将道也。

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仁人之所务白、也。

挈、国以呼礼义而无以害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然、扶持心国且若是其固也!之所与为之者,之人则举义士也;之所以为布陈于国家刑法者,则举义法也;主之所极然帅群臣而首乡之者,则举义志也。如是,则下仰上以义矣,是綦定也。綦定而国定,国定而天下定。仲尼无置锥之地,诚义乎志意,加意乎身行,箸之言语,济之日,不隐乎天下,名垂乎后世。今亦以天下之显诸侯诚义乎志意,加义乎法则度量,箸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贵贱杀生,使袭然终始犹一也。如是,则夫名声之部发于天地之间也,岂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故曰:以国齐义,一日而白,汤、武是也。汤以亳,武王以镐,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无它故焉,以济义矣。是所谓义立而王也。

德虽未至也,义虽未济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赏已诺信乎天下矣,臣下晓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陈,虽睹利败,不欺其民;约结已定,虽睹利败,不欺其与。如是,则兵劲城固。敌国畏之;国一綦明,与国信之。虽在僻陋之烟,威动天下,五伯是也。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乡方略,审劳佚,谨畜积,修战备,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当。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句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

挈国以呼功利,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待其上矣。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如是,则敌国轻之,与国疑之,权谋日行,而国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齐闵、薛公是也。故用强齐,非以修礼义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绵绵常以结引弛外为务。故强,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诎秦,北足以败燕,中足以举宋。及以燕赵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戮,后世言恶,则必稽焉!是无他故焉,唯其不以礼义而由权谋也。

三者明主之所以谨择也,而仁人之所以务白也。善择者制人,不善择者人制之。

国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为择所而后错之,错险则危;不可不善为择道然后道之,涂秽则塞,危塞则亡。彼国错者,非封焉之谓也,何法之道,谁子之与也。故道王者之法,与王者之人为之,则亦王;道霸者之法,与霸者之人为之,则亦霸;道亡国之法,与亡国之人为之,则亦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谨择也,而仁人之所以务白也。

故国者,重任也,不以积持之则不立。故国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惮惮,非变也,改玉改行也。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厌焉有千岁之国何也?曰:援夫千岁之信法以持之也,安与夫千岁之信士为之也。人无百岁之寿,而有千岁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岁之法自持者,是乃千岁之信士矣。故与积礼义之君子为之则王,与端诚信全之士为之则霸,与权谋倾覆之人为之则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谨择也,而仁人之所以务白也。善择之者制人,不善择之者人制之。

彼持国者,必不可以独也;然则强固荣辱在于取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身不能,知恐惧而求能者,如是者强。身不能,不知恐惧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亲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綦之而亡。国者,巨用之则大,小用之则小;綦大而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巨用之者,先义而后利,安不恤亲疏,不恤贵贱,唯诚能之求,夫是之谓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后义,安不恤是非,不治曲直,唯例僻亲比己者之用。夫是之谓小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一若此也。故曰:“粹而王,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之谓也。

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诗》云:“如霜雪之将将,如日月之光明;为之则存,不为则亡。”此之谓也。

国危则无乐君,国安则无忧民。乱则国危,治则国安。今君人者,急逐乐而缓治国,岂不过甚矣哉!譬之是由好声色而恬无耳目也,岂不哀哉!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养五綦者有具,无其具,则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万乘之国可谓广大富厚矣,加有治辨强固之道焉,若是则恬愉无患难矣,然后养五綦之具具也。故百乐者,生于治国者也;忧患者,生于乱国者也。急逐乐而缓治国者,非知乐者也。故明君者,必将先治其国,然后百乐得其中。暗君者,必将急逐乐而缓治国,故忧患不可胜校也,必至于身死国亡然后止也,岂不哀哉!将以为乐,乃得忧焉;将以为安,乃得危焉;将以为福,乃得死亡焉;岂不哀哉!於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故治国有道,人主有职。若夫贯日而治详,一日而曲列之,是所使夫百吏官人为也,不足以是伤游玩安燕之乐。若夫论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乡方而务,是夫人主之职也。若是,则一天下,名配尧、禹。之主者,守至约而详,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内之人莫不愿得以为帝王。夫是之谓至约,乐莫大焉。

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为之,匹夫则无所移之。百亩一守,事业穷,无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听天下,日有余而治不足者,使人为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必自为之然后可,则劳苦耗瘁莫甚焉;如是,则虽臧获不肯与天子易势业。以是县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为之?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说也。论德使能而官施之者,圣王之道也,儒之所谨守也。传曰:“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已而已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大分也。

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虚,其难者在人主之知之也。取天下者,非负其土地而从之之谓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彼其人苟壹,则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适它!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贤士矣;其官职事业,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循其旧法,择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顺服好利之人矣。贤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尽,无有是其外矣。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势矣;致忠信,著仁义,足以竭人矣。两者合而天下取,诸侯后同者先危。《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一人之谓也。

羿、蜂门者,善服射者也。王良、造父者,善服驭者也。聪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势从之,人不服而势去之,故王者已于服人矣。故人主欲得善射,射远中微,则莫若羿、蜂门矣;欲得善驭,及速致远,则莫若王良、造父矣;欲得调壹天下,制秦、楚,则莫若聪明君子矣。其用知甚简,其为事不劳而功名致大,甚易处而綦可乐也。故明君以为宝,而愚者以为难。

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为圣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财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饮食甚厚,声乐甚大,台榭甚高,园囿甚广,臣使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礼制如是者也。制度以陈,政令以挟;官人失要则死,公侯失礼则幽,四方之国,有侈离之德则必灭;名声若日月,功绩如天地,天下之人应之如景向,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声而声乐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妇女莫众焉,形体好佚而安重闲静莫愉焉,心好利而谷禄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愿兼而有之,皋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别,人苟不狂或戆陋者,其谁能睹是而不乐也哉!欲是之主并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绝,千岁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则外贤而偏举,人臣则争职而妒贤,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人主胡不广焉,无恤亲疏,无偏贵贱,唯诚能之求?若是,则人臣轻职业让贤,而安随其后;如是,则舜、禹还至,王业还起。功壹天下,名配舜、禹,物由有可乐如是其美焉者乎!呜呼!一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杨朱哭衢涂曰:“此夫过举跬步而觉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此亦荣辱安危存亡之衢己,此其为可哀,甚于衢涂。呜呼!哀哉!君人者,千岁而不觉也。

无国而不有治法,无国而不有乱法;无国而不有贤士,无国而不有罢士;无国而不有愿民,无国而不有悍民;无国而不有美俗,无国而不有恶俗;两者并行而国在,上偏而国安,下偏而国危;上一而王,下一而亡。故其法治,其佐贤,其民愿,其俗美,而四者齐,夫是之谓上一。如是,则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故汤以亳,武王以镐,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服从,无他故焉,四者齐也。桀、纣即厚于有天下之势,索为匹夫而不可得也,是无他故焉,四者并亡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归者一也。

上莫不致爱其下,而制之以礼。上之于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故下之亲上欢如父母,可杀而不可使不顺。君臣上下,贵贱长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为隆正。然后皆内自省以谨于分,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礼法之枢要也。然后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止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礼法之大分也。

若夫贯日而治平,权物而称用,使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周挟于万物,尺寸寻丈,莫得不循乎制度数量然后行,则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数于大君子之前。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当,所使要百事者诚仁人也,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本朝而不当,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枢机也。故能当一人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不能当一人而能当千人、百人者,说无之有也。既能当一人,则身有何劳而为,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汤用伊尹,文王用吕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卑者五伯,齐桓公闺门之内,县乐奢泰游玩之修,于天下不见谓修,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五伯长,是亦无他故焉,知一政于管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知者易为之兴力而功名綦大,舍是而孰足为也。故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丧其国,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已多矣,有以守少,能无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无狂乎!”此之谓也。

治国者分己定,则主相臣下百吏各谨其所闻,不务听其所不闻;各谨其所见,不务视其所不见。所闻所见,诚以齐矣,则虽幽闲隐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是治国之征也。

主道治近不治远,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则远者理,主能治明则幽者化,主能当一则百事正。夫兼听天下,日有余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极也。既能治近,又务治远;既能治明,又务见幽;既能当一,叉务正百,是过者也,过犹不及也;辟之是犹立直木而求其影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务治远;不能察明,又务见幽;不能当一,又务正百;是悖者也,辟之是犹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故明主好要,而暗主好详。主好要则百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君者,论一相,陈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观其盛者也。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故君人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

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汤、武者,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归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赏庆以申重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潢然兼覆之,养长之,如保赤子。生民则致宽,使民则綦理,辩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豪末,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是故百姓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不愉者,无他故焉,道德诚明,利泽诚厚也。

乱世不然:污漫突盗以先之,权谋倾覆以示之,俳优、侏儒、妇女之请谒以悖之,使愚诏知,使不肖临贤,生民则致贫隘,使民则綦劳苦。是故百姓贱之如偃,恶之如鬼,日欲司间而相与投籍之,去逐之。卒有寇难之事,又望百姓之为己死,不可得也,说无以取之焉。孔子曰:“审吾所以适人,人之所以来我也。”此之谓也。

伤国者何也?曰:以小人尚民而威,以非所取于民而巧,是伤国之大灾也。大国之主也,而好见小利,是伤国;其于声色、台榭、园囿也,愈厌而好新,是伤国;不好修正其所有,啖常欲人之有,是伤国。三邪者在匈中,而又好以权谋倾覆之人断事其外,若是,则权轻名辱,社稷必危,是伤国者也。大国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旧法,而好诈故。若是,则夫朝廷群臣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倾覆也。朝廷群臣之俗若是,则夫众庶百姓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则地虽广,权必轻;人虽众,兵必弱;刑罚虽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谓危国,是伤国者也。

儒者为之不然,必将曲辨。朝廷必将隆礼义而审贵贱,若是,则士大夫莫不敬节死制者矣。百官则将齐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则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绳矣。关市几而不征,质律禁止而不偏,如是,则商贾莫不敦悫而无诈矣。百工将时斩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则百工莫不忠信不楛矣。县鄙将轻田野之税,省刀布之敛,罕举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农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士大夫务节死制,然而兵劲。百吏畏法循绳,然后国常不乱。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财通,而国求给矣。百工忠信而不槽,则器用巧便而财不匮矣。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是之谓政令行,风俗美。以守则固,以征则强,居则有名,动则有功。此儒之所以曲辨也。

“译文”

国家政权,是天下最有力的工具;君主地位,是天下最有权势的地位。用正确的治国原则去掌握国家政权和君位,就是最大的安定,最大的尊荣,它是聚集一切美好的源泉;不用正确的治国原则去掌握国家政权和君位,就是最大的危险,最大的祸害,有它还不如没有它;等到这种情况到了最严重的程度时,君主想要当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不可能了,宋康王就是例子。所以,君主的地位是天下最有权势的地位,但是,不能自动地安定天下,要使天下安定就必须实行正确的治国原则。

所以,治理国家的人,遵循礼义可以称王于天下,确立信用可以称霸于诸侯,玩弄阴谋权术就会灭亡。以上三条,英明的君主都必须谨慎选择,是仁人必须明白的道理。提倡用礼义来治理国家,而不用别的东西去妨害它,做一件不合乎礼义的事,处死一个无罪的人而夺得天下,仁人不会这样做。他用礼义约束自己的思想和治理好国家,并像磐石那样坚定不移!凡是和他一道从事政事的人,都是遵循礼义的人;凡是颁布的国家的刑法制度,都是遵循礼义的法令;他所迅速地率领群臣追求的目标,都是合乎礼义的目标。如果这样,臣民都以礼义来景仰君主,基础就巩固了。基础巩固了于是国家也就安定了,国家安定了于是天下也就安定。孔子没有一点土地,但他真正用义来端正自己的思想,用义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并且表现于言谈中,成功的时候,他不被天下的人埋没,名声流传于后代。当今天下显赫的诸侯也真正用义来端正自己的思想,用义来衡量各种法令制度,并把它表现在政事中,反复强调按义进行赏罚,并自始至终加以贯彻。如果这样,他的名声就将显扬于天地之间,难道不像日月雷霆那样光明响亮吗!所以说:用礼义来统一国家,名声很快就会显赫于天下,商汤王和周武王就是例子。当初商汤王在毫地,周武王在镐地,都只有百里的地盘,后来却统一了天下,使诸侯称臣,凡人迹所到之处没有不归顺服从的,这没有什么别的原因,是因为借助了礼义。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遵循礼义可以称王于天下。

即使德行没有达到最完善的程度,道义没有完全具备,但是天下的治理基本具备了,惩罚、奖赏、禁止的、允许的,都能取信于天下,臣下都能清楚地知道哪些是可以相信的。政令已经颁布,即使看到有成败得失,也不失信于百姓;诸侯国之间缔结的盟约已经签定,即使看到有成败得失。也不失信于盟国。如果这样,那么就会兵力强劲,城池巩固,使敌国害怕;全国上下一致,约定明确,不失信用,盟国就会相信它,即使处于偏僻简陋地方的国家,威名也能震动天下。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间、越王勾践五霸就是这样的国家。他们并不以政治教化为根本,不是最推崇礼法,礼法制度也还不是十分完备,也不能使人内心信服,但他们注重方针策略,注意恰当安排劳和逸,注意积蓄财物,修制作战器械,如同齿牙上下相合一样互相信任,于是天下没有谁敢于抵挡它。所以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闻、越王勾践,他们都是处于偏僻简陋地方的国君,可是他们的威望震动天下,他们的强大使中原国家感到危殆,这没有什么别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能取信于天下。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确立信用就能称霸于诸侯。

用号召功利来治理国家,不致力于张扬札义、始终如一地坚守信用,只贪求利益,对内不顾一切地欺诈老百姓以追求小利;对外不顾一切地欺诈盟国以追求大利。对内不治理好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却总是希望占有别人拥有的东西。如果这样,那么臣下百姓没有谁不跟着用欺诈的心思对待自己的君主。君主欺诈臣民,臣民欺诈君主,那么这样国家就会上下分崩离析。如果这样,那么敌国就会轻视它,盟国就会怀疑它,玩弄权术阴谋的风气就会一天天盛行,于是国家不可避免会削弱危殆,到了极严重的程度就会灭亡,齐闵王、孟尝君就是这样。所以他们治理强大的齐国,不是用修治礼义的方法,不是以政治教化为根本,不是用来统一天下,而是不断地以勾结招引别国、向别国扩张作为追求的目标。所以齐国的强大,向南足以打败楚国,向西足以使秦国屈服,向北足以打败燕国,在中原足以夺取宋国。但等到燕赵联军起兵攻打齐国时,就如同摇落枯叶一般容易,于是他们身死国亡,成为天下的奇耻大辱,后代人讲到恶果,就一定要拿这作为例证!这没有别的什么原因,只是因为他们不遵循礼义而且玩弄权术阴谋。以上三种情形,英明的君主应该谨慎地选择,而仁人一定要弄明白。善于选择的人能制服别人,不善于选择的人被别人制服。

国家,是天下最重要的工具,是最重的担子,不能不妥善地为它选择恰当的治国原则和人,然后安置它,把国家置于危险的治国原则上或托给危险的人就会危险;不能不妥善地为它选择正确的治国之道,然后去实行,治国之道污浊就行不通;国家危险、治国之道行不通,国家就会灭亡。对于国家的安置,并不在于划分疆界,而在遵循什么样的法则,任用什么样的人。所以实行王者之法,任用王者之人去治理国家,就能够称王天下;实行霸者之法,任用霸者之人去治理国家,就能够称霸于诸侯;实行亡国之法,任用亡国之人去治理国家,国家就会灭亡。这三条,英明的君主应该谨慎地选择,而仁人一定要弄明白。

所以国家,是最重的担子,不用长期积累起来的正确的治国原则去治理,国家就不能巩固。所以国家,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更新,这只是执政者的更迭,并非实质上的变化,只是改玉换步而已。一朝一代君臣任职的时间都是很短暂的,可是为什么还有千年之国安然存在呢?答道:这是因为他们援用那千年不渝真实可信的法度来治理国家,而且和那千年不渝信守礼法的人士一道去实行的结果。人没有百岁的寿命,但有千年不渝信守礼法的人士。这是为什么呢?答道:用那千年不渝真实可信的法度来掌握自己的人,这就是千年不渝信守礼法的人士了。所以同长期积累礼义的君子一道治理国家就可以称王于天下,同品行端正忠诚、坚守信用的人一道治理国家,就可以称霸于诸侯,同玩弄权术阴谋反复无常的人一道治理国家就会招致灭亡。这三者,英明的君主应该谨慎地选择,而仁人一定要弄明白。善于选择的人能制服别人,不善于选择的人被别人制服。

那些掌握国家的君主,一一定不能独自一人治理国家;既然这样,那么国家的强大、衰败荣耀、耻辱,就全在于选择好卿相了!君主本人有能力,卿相也有能力,像这样的就可以称王于天下。君主本身没有能力,但懂得这样很可怕于是寻求有能力的人来辅佐,像这样的也可以成为强者。如果君主本身没有能力,又没有认识到这样很可怕而寻求有能力的人来辅佐,只知道任用阿谀逢迎的人和左右亲信,像这样的国家就会危险削弱。到了很严重的程度就会导致灭亡。国家,立足于大处来治理它,它就强大;立足于小处来治理它,它就弱小。强大到了极点就可以称王天下,弱小到了极点就会灭亡,介于这两者之间就只能保存国家。立足于大处来治理的,就是以礼义为先以利益为后,于是不论亲疏,不顾贵贱,只求真正有能力就任用,这就叫做立足于大处来治理。立足于小处来治理的,就是以利益为先以礼义为后,于是不论是非,不管曲直,只知道任用阿谀逢迎的人和左右亲信,这就叫做立足于小处来治理。立足于大处治理就像那样,立足于小处治理就像这样;介于这两者之间,也就一些方面像那样,一些方面像这样。所以说:“纯粹立足于大处来治理国家的,可以称王于天下,方法驳杂的就可以称霸于诸侯,这两者都不是的只有灭亡。”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国家没有礼义就不能得到治理。礼义之所以能治理国家,好比秤能衡量物品的轻重,好比木工的墨线能去曲取直,好比圆规和曲尺能用来画圆取方,已经这样确定安排了它,就没有谁能够欺骗它。有首诗说:“如同霜雪那样覆盖大地,如日月那样光耀明亮;实行它就存在,不实行它就灭亡。”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国家危殆就没有安乐的君主,国家安定就没有忧愁的百姓。社会混乱,国家就危殆,社会治平,国家就安定。当今的君主,急于追逐享乐而缓于治理国家,这难道不是错得太厉害了吗?这好比是喜欢音乐美色,而安于自己没有耳朵和眼睛,难道不可悲吗?人的性情是,眼睛想看最好看的美色,耳朵想听最美的音乐,嘴巴想尝最美的味道,鼻子想闻最香的气味,心里想追求最大的安逸。这五种最大的欲望,是人的性情不可避免的。要满足这五种最大的欲望是有条件的,如果没有那些条件,那么就不能得到这五种欲望的享受。兵车万乘的大国可以说是土地广阔资源丰富了,加上还有治理国家,使国家富强的方法,如果这样就可以安然愉快没有祸患了,然后满足这五种最大的欲望的条件也就具备了。所以,许多的快乐,产生于社会治平的国家;许多的忧患,产生于社会混乱的国家。急于追逐享乐而缓于治理国家的君主,并不是真正懂得享乐的人。所以,英明的君主,一定要先治理好他的国家,然后许多的快乐就都在这里面了。昏君,必然急于追求享乐而缓于治理国家,所以忧患多得数不尽,一定要到了身死国亡然后才罢休,这难道不可悲吗?想要得到快乐,却招来了忧患;想要得到安定,却招来了危殆;想要得到幸福,却招致了灭亡;这难道不可悲吗?唉呀!国君,也该仔细考虑一下上面所说的话了!所以治理国家有方法,君主也有他的职责。至于需要几天才能治理详尽的事,要在一天之内依次办好,这就可以让各级官吏去办理,这些具体的事务不足以妨碍君主游玩休息、安享快乐。至于选择一位宰相用来率领文武百官,让他们都沿着正确的道路和方向努力,这就是君主的职责了。如果这样,就能统一天下,名声可与尧、禹相配。这样的君主,所主管的事虽极其简略却又十分周详,所做的事极其安逸却很有功效,端坐在竹席上,衣裳下垂拖洒在床席上,显得安闲自在,可是海内人士没有谁不希望他当帝王的。这叫做极其简单,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了。

君主,以善于任用人为有能力;普通百姓,以自己会做为有能力。君主能够役使别人做事。普通百姓,却不能把事务转移给别人。一个人管理一百亩土地,从事耕稼的必须竭尽他的全力去做,因为他不可能把事务转移给别人。当今君主一个人听断天下所有的事情,每天还有空闲,而要处理的事不多,这是由于他役使别人去做的缘故。大到拥有天下,小到拥有一个诸侯国,如果什么事情都要亲自处理然后才行,那么就没有比这更辛苦劳累的了;如果这样,那么即使是奴婢也不愿与天子更换地位。因此,治理天下,统一一四海,为什么一定亲自去做那么多事呢?事事都亲自办理,是服劳役者的办法,是墨翟的主张。选拔有道德的人,使用有才能的人,并委以官职。这是圣王的方法,也是儒者所严格遵守的原则。古书上说:“农民分田而从事耕稼,商人分货而从事贩卖,各种工匠分别做事而勤恳地做。士大夫分别职守而处理政事,诸侯国的君王分封疆土而管理国家,三公总管全国的方略而议论朝政,那么天子只要拱手端坐就行了。”对内对外都遵循上述原则,于是天下的万事万物没有不均等公平的,没有一件不是治理得很好的,这是历代君主共同的做法,也是札法的总纲。

凭借方圆百里的地方可以夺取天下,这不假,这样做的困难在于君主要懂得小国如何夺取天下的道理。夺取天下,并不是说别人带着土地来跟随你的意思,而是你的治国之道足以统一人心罢了。如果那些人的心能够为我所统一,那么他们的土地怎么会离开我,而到别的国家去呢?所以方圆百里的地虽小,但他们的等级爵位,足以容纳天下的贤士了;他们的官位职事,足以容纳天下的能人了;遵循原有的法度,选择其中好的,明令采用,足以使那些喜欢利益的人顺服了。贤士都统一到这里,能人在这里都得到任用,喜欢利益的人在这里顺服,这三种人都具备,于是天下的人才全都在这里了,没有遗漏在外的了。所以,方圆百里的地虽小,但完全可以夺取天下的全部权力;实行忠诚信用,张扬仁义,完全可以取得天下所有的百姓。这两者(全部权力、全部百姓)都为我所用,于是就取得了天下,诸侯中归服晚的将最先遭受危亡。《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上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谁不归服的。”说的就是统一天下人心的意思。

后弈和蜂门,是擅长射箭的人。王良和造父,是擅长驾驶车马的人。聪明的君主,是善于使百姓顺服的人。百姓顺服于是权势便随之而来,百姓不顺服于是权势便随之而去,所以称王天下的君主能做到使百姓顺服就可以了。所以君主想要得到擅长射箭的人,能射中远方微小的目标,那么没有比后弈和蜂门更好的了;想要得到擅长驾驶车马的人,能驾车快速到达远处,那么没有比王良、造父更好的了;想要治理和统一天下,制服秦、楚两个大国,那么没有比任用聪明的君子更好的了。聪明的君子所用的智慧很简略,他们办事不用劳苦而能取得非常显著的功名,很容易处理各种事情而又极其轻松愉快。所以英明的君主把他们当作宝贝,但是愚蠢的君主却把他们当作难于驾驭的人。

拥有天子那样尊贵的地位,拥有天下的富足,拥有圣王的名声,能制服天下所有的人,而别人不能制服他,这是人们的性情所共同具有的欲望,然而只有称王天下的君主全部拥有这些。穿着色彩丰富的衣服,吃着丰盛美味的食物,有丰厚的财物使用,统治着整个的天下;饮食特别丰厚,音乐排场特别宏伟,台榭特别高大,园林兽苑很广阔,使诸侯臣服,使天下一统,这也是人们的性情所共同具有的欲望,然而只有天子的礼法制度是这样。制度已经颁布,政令已经完备,一般官吏违反法规就要处,死,三公和诸侯违反立法就要囚禁,各诸侯国,如有分裂行为就一定要消灭;名声昭著如同日月,功绩伟大有如天地,天下的人响应他如影相随,如声相应,这义是人们的性情所共同具有的欲望,然而只有称王天下的君主全部拥有这些。所以,人的性情,嘴巴喜欢吃美味的食物,但没有比王者吃到的食物味道更美的了,耳朵喜欢听音乐,但没有比王者听到的音乐更悦耳的了,眼睛喜欢美色,但没有比王者看到的色彩更丰富,美女更多的了,身体喜好安逸,但没有比王者享受到的清净安逸更愉快的了,内心喜好利益,但是没有比王者享受的财物更丰厚的了;王者拥有天下人所向往得到的一切东西,制服整个天下如同制服自己的子孙一样,一个人如果不是疯子或傻子,谁能看到这些不高兴呢!想要得到这一切的君主有很多,能辅助君主建立这种局面的士人也不绝于世,可是这样的君主、士人千年来不能遇合在一起,这是什么原因?答道:是因为君主不公正,臣子不忠于君主。君主排斥贤能的人而任用自己偏爱的人,臣子争夺职位而妒忌贤能的人,这就是他们不能遇合在一起的缘由。君主为什么不能做到广招贤士,不顾及亲疏,对贵贱不存偏私,只访求真正贤能的人呢?如果这样,那么臣子就不会看重职位,而把职位谦让给贤能的人,而安于追随在他们的后面;如果这样,那么舜、禹的政治局面立刻会到来。称王天下的大业立刻会兴起。功绩可以~统天下,名卢可以与舜、禹相配,事情还有比这更美好更快乐的吗?唉呀!国君。也该仔细考虑一下上面所说的话了!杨朱站在十字路口痛哭着说:“这一步只要走错半步,到觉察时将相差千里啊!”他为此而哭得很悲伤。用人也是关系荣辱安危存亡的十字路口啊,它比在十字路口上举步失误更为可悲。唉呀!可悲啊!君主,多少年来没有觉察到啊。

没有一个国家不具有使国家安定的法令制度,没有一个国家不具有引起国家混乱的法令制度;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德才兼备的士人,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品德不好的士人;没有一个国家没有谨慎守法的百姓,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凶悍之徒;没有一个国家没有淳美的风俗,没有丑陋的习俗;优劣这两种情况在一个国家并存,国家尚可存在,偏于前者国家就安定,偏于后者国家就危殆;前者是完备的就可以称王于天下,后者是完备阿国家就将灭亡。所以,一个国家的法令制度是属于安定的,辅佐的臣子是德才兼备的,百姓是谨慎守法的,风俗是淳美的,如果上述四种情况都具备了,这就叫做前者是完备的。如果这样,国家不用战争便能战胜敌人,不用进攻便能获得土地,不用劳苦军队而使天下顺服。所以,商汤王凭借毫地,周武王在镐地,都只有百里的地盘,后来却统一了天下,使诸侯称臣,凡人迹所到之处没有不归顺服从的,这没有什么别的原因,是因为上述四种情况都具备了。桀、纣即使比拥有天下的势力还要大,但最后想求取当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不可能了,这没有什么别的原因,是因为上述四种情况都不具备。所以历代君主制定的法令制度虽然不同,照此看来,归根到底是一个道理:上一而王,下一而亡。

君主没有不特别爱护他的百姓的,而且用礼法来治理他们。君主对百姓,如同养育婴儿一样。政治法令制度,是用来对待下层的老百姓的,如有丝毫不合理的东西,那么即使是孤独鳏寡的人也务必不要施加在他们身上。所以百姓亲近君主如同欢喜自己的父母一样,宁可被杀,也不能要他们不顺从君主。君臣上下之间,尊卑长幼之间,直到老百姓,没有谁不把这个原则做为最高准则的。然后都能从内心自我反省而谨守职分,这是历代君主共同的做法,也是礼法的总纲。然后,农民分田而从事耕稼,商人分货而_从事贩卖,各种工匠分别事情而勤恳地做,士大夫分别职守而处理政事,诸侯国的君王分封疆土而管理国家,三公总管全国的方略而议论朝政,那么天子只要拱手端坐就行了。对内对外都遵循上述原则,于是天下的万事万物没有不均等公平的,没有一件不是治理得很好的,这是历代君主共同的做法,也是礼法的总纲。

至于日复一日详尽地治理事物,衡量物品的优劣以便恰当地使用,使各种不同等级的人所穿的衣服有一定的规格,各种不同的宫室有一定的标准,跟随的仆从有一定的人数,丧礼、祭祀器具的使用都和等级规定相符合,把这些规定普遍恰当地运用到万事万物上,直至尺寸寻丈,没有一样不按照制度数量的规定然后才实行,那么这就是各级大小官吏的事情,不值得在君主面前陈述。所以君主,如果为本朝所确立的最高原则正确,所任用总领政事的宰相真正是仁人,那么他自身就安逸,国家也得到了很好的治理,功业伟大而且名声美好,上可以称王天下,次之可以称霸诸侯。如果为本朝所确立的最高原则不正确,所任用总领政事的宰相也不是真正的仁人。那么君主自身劳苦,而且使国家陷入混乱,功业荒废而且名声羞辱,国家必然危殆。这是作为一个君主的关键所在。所以,能恰当地任用一个人就可以取得天下,不能恰当地任用一个人国家就危殆。不能恰当任用一人却说能恰当任用上千人、上百人,没有这种说法。既然能恰当地任用一个人,那么,自己还有什么劳苦的事要做妮?只要拖洒着衣裳轻轻松松就可以使天下安定了。所以,商汤王任用伊尹,周文王任用姜子牙,周武王任用召公,周成王任用周公旦。次一等的是五个称霸的诸侯,齐桓公在后宫之内,悬挂乐器,奢侈过度,一味追求游玩享乐,但他并没有被天下的人认为是追求享乐的人,他多次召集诸侯盟会,匡正天下大事,使诸侯和他一致,成为五霸中的首领,这也没有什么别的原因,是他懂得把政事交给管仲去专一地管理,这是君主必须遵守的要领。聪明的人很容易做到这点(恰当地任用人),致使国家兴盛,从而获得极大的功业名声。放弃了这点又有谁能够做得到呢。所以古代的人中,有杰出的功业名声的人,一定是遵循这个办法去做的;丧失他的国家,并危及到自身的,一定是违反这个办法的。所以孔子说;“聪明人的智慧,本来已经很多了,又能主管国家关键的事情,能不明察吗?愚蠢人的智慧,本来就很少,又偏要去管许多琐碎事务,这能不乱吗?”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治理国家的人已经确定了等级名分,那么君主、宰相和臣下百官就要谨慎地处理他们所应该听到的事,不致力于处理他们所不该听到的事谨慎地处理他们所应该见到的事,不致力于处理他们所不该见到的事:对职权范围内所应该听到、见到的事,真正都能用统一的原则处理,那么即使处在偏远的地方,百姓也没有人敢不遵守职分、安于国家的制度而顺从君主的,这就是安定国家的象征。

君主治理国家的方法,是治理近处的事,不治理远处的事,治理明显的事,不治理暗处的事,治理主要的事,不治理烦杂的事。君主如果能够把近处的事治理好,那么远处的事自然会得到治理,君主如果能够把明显的事治理好,那么暗处的事也自然会随之发生变化,君主如果能够把主要的事处理恰当,那么其它各种烦杂的事也会合于法则。全面处理天下大事,每天还有宽余时间而且要办的事还嫌不够多,如果这样,这就是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了。既能够治理近处的事,又致力于治理远处的事;既能治理明显的事,又致力于看到暗处的事;既能使主要的事处理恰当,又致力于使各种事情合乎原则;这就是过分了,过分了和没有达到是一样的,就好比是竖起一根直的木头但要求它的影子是弯曲的一样。不能治理近处的事,又还致力于治理远处的事;不能看清明显的事,又还致力于看到暗处的事;不能使主要的事处理恰当,又还致力于使各种事情处理的合乎原则;这是违背事理的,就好比是竖起一根弯曲的木头但要求它的影子是直的一样。所以,英明的君主善于抓纲要,而昏暗的君主喜欢什么都管。君主善抓纲要,那么其他一切事务自然得到周详的处理,君主喜欢什么都管,反而所有的事情都荒废。君主的职责是,选好一个宰相,颁行一个统一的法令制度,明确一个主要原则,用此来统帅一切,照耀一切,并以此来考察它的成就。宰相,是选择各级官员的长官,总管各种政事的治理,来规定朝廷各级官员的职分,衡量他们的功劳,评定他们的奖赏,到年终把他们的成绩功劳呈报给君主。称职的就留用,不称职的就罢免。所以君主在选择宰相时是劳累的,但在使用宰相时就安逸了。

治理国家的人,能得到百姓尽力的就能使国家富有,能得到百姓为他拼死而战的就能使国家强盛,能得到百姓的称颂的就能使自身有名望。具备了以上“三得”,于是天下的百姓就会归顺他,失去了这“三得”,于是天下的百姓就会背离他。天下的百姓都归顺他,就叫做王者,天下的百姓都背离,就叫做灭亡。商汤王、周武王,遵循这个原则,实行这种大义,兴办天下人都认为有利的事,除掉天下人都认为有害的事,因而天下的人都归顺他们。所以,重视道德声望用来引导天下的人,明确礼义法度用来教导天下的人,用特别的忠诚信用爱护天下的人,崇尚贤人,任用能人,并根据他们能力的大小安排不同等级的职位,反复强调用爵位奖赏来重用他们,根据时节安排事情,量力而任用他们从而使他们协调一致;普遍地保护百姓,抚养百姓,如同养育婴儿一样。养育百姓特别宽厚,役使百姓极其合理,制定法令制度,是用来对待下层的老百姓的,如有丝毫不合理的东西,那么即使是孤独鳏寡的人也务必不要施加在他们身上。所以百姓如同尊敬上天一样尊敬君主,如同欢喜自己的父母一样亲近君主,愿为他出生入死而不会苟且偷生,这没有什么别的原因,是由于君主的道德确实显明,恩惠确实深厚。

动乱的社会就不是这样,用肮脏、散漫、欺凌、盗窃的行为引导百姓,在百姓面前公开暴露的是玩弄权术阴谋反复无常的伎俩,用唱戏的、侏儒、妇女等私下的请求来扰乱朝政,让愚蠢的人去教导有智慧的人,让不肖的人居于贤人之上,百姓则极端贫困,役使百姓则极其劳苦。因此百姓如同鄙视巫婆一样鄙视君主,如同憎恶魔鬼一样憎恶君主,每天都想等待时机一齐来抛弃和践踏他,背离和驱逐他。如果突然发生敌人入侵的事情,君主还指望百姓为他卖命,那是不可能的了,这种治国的做法毫无可取之处。孔子说:“仔细观察我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会用问样的态度来对待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危害国家的是什么呢?答道:让小人居于百姓之上耍威风,用小合礼法的手段从百姓身上巧取豪夺,这是危害国家的人灾难,大国的君主如果喜好重视小利,这危害国家;他对音乐美色、楼台亭阁、园林兽苑,越是得到满足就愈是喜好新奇,这危害国家;不喜欢对自已已经拥有的一切整顿治理好,却总是贪婪地想要占有别人拥有的东西晤,这危害国家。以上三种邪恶的念头红胸中,而且还喜欢让玩弄权术阴谋颠覆的人在外决断政事,如果这样,那么,君主的权力减轻名声受辱,国家一定危险,这就是危害国家的人。大国的君主,不尊崇礼义,不谨守原有的法令制度,而喜欢欺诈。如果这样,那么朝廷中的大小官吏对于不尊崇礼义就随之形成一种风气,而好互相倾轧。朝廷中的大小官吏形成了这样的风气,那么,民众也就随之养成不尊崇礼义的风气,而好贪图私利。如果君臣上下都形成了这样的风气,那么即使土地广阔,权力必定减轻;人口即使众多,兵力必定衰弱;刑罚即使繁多,政令却不能下达。这就叫做危险的国家,这就是危害国家的人。

大儒就不这样做,他一定要对各方面进行全面治理。朝廷里一定要推崇礼义而且明确贵贱等级的区别,如果这样,那么士大夫就没有谁不看重名节,不坚守法制的了。各级官吏也将遵守统一的制度,重视他的官职和俸禄,如果这样,那么各级官吏就没有谁不畏惧法令而遵守法度的规定了。对关卡和市场只查问而不征税,对文告规定的市价和所要禁止的事情公正不偏。如果这样,那么商人就没有谁不忠厚诚实而不欺诈了。让各种工匠按时砍伐木材,宽缓他们交货的日期,而使他们的技巧得到充分的发挥,如果这样,那么各种工匠就没有谁不忠诚守信而不粗制滥造了。对城郊的农村要减轻农业的征税,减少对钱币的聚敛,减少劳役,不侵夺农民的农耕时间,如果这样,那么农民就没有谁不勤勤恳恳从事农耕而不从事其他的事情。上大夫看重名节坚守法制,这样那么兵力就强大。各级官吏畏惧法令而遵守法度的规定,然后国家的基本法令制度不会混乱。商人忠厚诚实而不欺诈,那么商人安业,财货流通,于是国家的需求就能得到供给了。各种工匠忠诚守信而不粗制滥造,那么器械用具就灵巧轻便,而资材也不会缺乏了。农民勤勤恳恳从事农耕而不从事其他的事情,那么就会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于是百业兴旺而不会荒废了。这就叫政令通行,风俗淳美。凭借这些来守卫国土就能巩固,凭借这些来出兵征战就能强劲莫敌,居守于自己的国家就享有名望,征伐别国就会有战功。这就是大儒所说的对各方面进行全面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