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杀管叔，虚殷国，而天下不称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教诲开导成王，使谕于道，而能掩迹于文、武。周公归周，反籍于成王，而天下不辍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当也，不可以假摄为也。能则天下归之，不能则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离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归周反籍焉，明不灭主之义也。周公无天下矣。乡有天下，今无天下，非擅也；成王乡无天下，今有天下，非夺也；变势次序节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诛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顺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业，明枝主之义，抑亦变化矣，天下厌然犹一也。非圣人莫之能为，夫是之谓大儒之效。
秦昭王问孙卿子曰：儒无益于人之国？孙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则势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为顺下矣。虽穷困、冻馁，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嚷呼而莫之能应，然而通乎财万物，养百姓之经纪。势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虽隐于穷阎漏屋，人莫不贵，贵道诚存也。
仲尼将为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逾境而徒，鲁之粥牛马者不豫贾，必蚤正以待之也。居于阙党，阙党之子弟，罔不分，有亲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之为人下如是矣。
王曰：然则其为人上何如？孙卿曰：“其为人上也，广大矣！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形乎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此君义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则天下应之如讙。是何也？则贵名白而天下愿也。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而趋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夫其为人下也如彼，其为人上也如此，何谓其无益于人之国也！”昭王曰：“善！”
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
君子之所谓贤者，非能遍能人之所能之谓也；君子之所谓知者，非能遍知人之所知之谓也；君子之所谓辩者。非能遍辩人之所辩之谓也；君子之所谓察者，非能遍察人之所察之谓也：有所止矣。相高下，视境肥，序五种，君子不如农人；通财货，相美恶，辩贵贱，君子不如贾人；设规矩，陈绳墨，便备用，君子不如工人；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荐撙，以相耻怍，君子不若惠施、邓析。若夫谲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贤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万物得其宜，事变得其应，慎、墨不得进其谈，惠施、邓析不敢窜其察，言必当理，事必当务，是然后君子之所长也。
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夫是之谓中事。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之谓中说。事行失中谓之奸事，知说失中谓之奸道。奸事、奸道，治世之所弃而乱世之所从服也。若夫充虚之相施易也，“坚白”、“同异”之分隔也，是聪耳之所不能听也，明目之所不能见也，辩士之所不能言也，虽有圣人之知，未能偻指也。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工匠不知，无害为巧；君子不知，无害为治。王公好之则乱法；百姓好之则乱事。而狂惑、戆陋之人，乃始率其群徒，辩其谈说，明其辟称，老自长子，不知恶也。夫是之谓上愚，曾不如相鸡狗之可以为名也。《诗》曰：“为鬼为蜮，则不可得！有靦面目，视人罔极。作此好歌，以极反侧。此之谓也。
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彼学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圣人也。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乡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并乎尧、禹，岂不贱而贵矣哉！乡也，效门室之辨，混然曾不能决也，俄而原仁义，分是非，图回天下于掌上而辨白黑，岂不愚而知矣哉！乡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举在此，岂不贫而富矣哉！今有人于此，屑然藏千溢之宝，虽行贰而食，人谓之富矣。彼宝也者：衣之，不可衣也；食之，不可食也；卖之，不可偻售也。然而人谓之富，何也？岂不大富之器诚在此也？是杅杅亦富人已，岂不贫而富矣哉！
故君子无爵而贵，无禄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穷处而荣，独居而乐，岂不至尊、至富、至重、至严之情举积此哉！故曰：贵名不可以比周争也，不可以夸诞有也，不可以势重胁也，必将诚此然后就也。争之则失，让之则至，遵道则积，夸诞则虚。故君子务修其内而让之于外，务积德于身而处之以遵道。如是，则贵名起如日月，天下应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隐而显，微而明，辞让而胜。《诗》曰：“鹤呜于九皋，声闻于天。”此之谓也。
鄙夫反是：比周而誉少；鄙争而名俞辱，烦劳以求安利其身俞危。《诗》曰：“民之无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让，至于己斯亡。”曰此之谓也。
故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犹力之少而任重也，舍折无适也。身不肖而诬贤，是犹伛身而好升高也，指其顶者愈众。胡明主谲德而序位，所以为不乱也；忠臣诚能然后敢受职，所以为不穷也。分不乱于上，能不穷于下，治辩之极也。《诗》曰：“平平左右，亦是率从。”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乱也。
以从俗为善，以货财为宝，以养生为己至道，是民德也。行法志坚，不以私欲乱所闻，如是，则可谓劲士矣。行法志坚，好修正其所闻，以矫饰其情性；其言多当矣，而未谕也；其行多当矣，而未安也；其知虑多当矣，而未周密也；上则能大其所隆，下则能开道不己若者；如是，则可谓笃厚君子矣。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应当时之变，若数一二；行礼要节而安之，若运四枝；要时立功之巧，若诏四时；平正和民之善，亿万之众而抟若一人；如是，则可谓圣人矣。
井井兮其有理也。严严兮其能敬己也。介介兮其有终始也。兮其能长久也。乐乐兮其执道不殆也。炤炤兮其用知之明也。修修兮其统类之行也。绥绥兮其有文章也。熙熙兮其乐人之臧也。隐隐兮其恐人之不当也。如是，则可谓圣人矣，此其道出乎一。
曷谓一？曰：执神而固，曷谓神？曰：尽善挟治之谓神。曷谓固？曰：万物莫足以倾之之谓固。神固之谓圣人。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毕是矣。乡是者臧，倍是者亡。乡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也。
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俭，胜敌而愈戒。”应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负廒而立，诸侯趋走堂下。当是时也，夫又谁为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孰谓周公俭哉！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至汜而泛，至怀而坏，至共头而山隧。霍叔惧曰：“出三日而五灾至，无乃不可乎？”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飞廉、恶来知政，夫又恶有不可焉！”遂选马而进，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旦厌于牧之野。鼓之而纣卒易乡，遂乘殷人而诛纣。盖杀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无首虏之获，无蹈难之赏，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立声乐，于是《武》、《象》起而《韶》、《护》废矣。四海之内，莫不变心易虑以化顺之。故外阖不闭，跨天下而无蕲。当是时也，夫又谁为戒矣哉！
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无舆马则无所见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无弓矢则无所见其巧；大儒者，善调一天下者也，无百里之地则无所见其功。舆固马选矣，而不能以至远，一日而千里，则非造父也；弓调矢直矣，而不能以射远、中微，则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调一天下、制强暴，则非大儒也。
彼大儒者，虽隐于穷阎漏屋，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国莫能与之争胜；笞棰暴国，齐一天下，而莫能倾也；是大儒之征也。其言有类，其行有礼，其举事无悔，其持险、应变曲当；与时迁徙，与世偃仰，千举万变，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穷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杰化之，嵬琐逃之，邪说畏之，众人愧之。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污，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
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浅带，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衣冠行为已通于世俗矣，然而不知恶者，其言议谈说已无以异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别；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积足以掩其口，则扬扬如也；随其长子，事其便辟，举其上客，亿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齐法教之所不及，闻见之所未至，则知不能类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内不自以诬，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法后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今持古，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别白黑；倚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无所儗，张法而度之，则晻然若合符节，是大儒者也。故主人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而伯。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圣人也者，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毫厘，无它道焉，已乎行之矣。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不闻不见，则虽当。非仁也。其道百举而百陷也。
故人无师无法而知，则必为盗；勇，则必为贼；云能，则必为乱；察，则必为怪；辩，则必为诞。人有师有法而知，则速通；勇，则速威；云能，则速成；察，财速尽；辩，则逮论。故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
人无师法，则隆性矣；有师法，则隆积矣；而师法者，所得乎积，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独立而治。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积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积也。习俗移志，安久移质。并一而不二，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
故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旦暮积谓之岁，至高谓之天，至下谓之地，宇中六指谓之极，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人积褥耕而为农夫，积斵削而为工匠，积反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继事，而都国之民安习其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
故人知谨注错，慎习俗，大积靡，则为君子矣；纵性情而不足问学，则为小人矣。为君子则常安荣矣，为小人则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荣而恶危辱。故唯君子为能得其所好，小人则日徼其所恶。《诗》曰：“维此良人，弗求弗迪；维彼忍心，是顾是复。民之贪乱，宁为荼毒。”此之谓也。
人论：志不免于曲私，而冀人之以己为公也；行不免于汙漫，而冀人之以己为修也；甚愚陋沟瞀，而冀人之以己为知也：是众人也。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情性然后能修，知而好问然后能才，公、修而才，可谓小儒矣。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统类，如是则可谓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诸侯士大夫也；众人者，工、农、商贾也。礼者，人主之所以为群臣寸、尺、寻、丈检式也。人伦尽矣。
君子言有坛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言道德之求，下于安存：言志意之求，不下于士；言道德之求，不二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二后王谓之不雅。高之、下之，小之、巨之，不外是矣，是君子之所以骋志意于坛宇、宫庭也。故诸侯问政，不及安存，则不告也；匹夫问学，不及为士，则不教也；百家之说，不及后王，则不听也：夫是之谓君子言有坛宇，行有防表也。
偻：通“屡”，快速。杆杆（yú）：广大，充足。比周：结党营私。夸诞：虚夸欺诈。遵道：遵循正确的原则。皋（gǎo）：沼泽地。见《诗经·小雅·鹤鸣》。俞：同“愈”，更加。下同。见《诗经·小雅·角弓》。粹：通“碎”。伛（yǔ）身：曲身驼背。“身”原为“伸”，据文义改。辩：通“辨”；治。见《诗经·小雅·采菽》。率：顺从，服从。交：皆。俱。行法：行动合符法度。志：原为“至”，据文义和《韩诗外传》引文改。矫饰：矫正、修饰。隆：所尊崇的。要节：以节义约束自己。诏：通“绍”，诏告。抟（tuān）：聚集。原为“博”，据文义改。严严：威严的样子。介介：形容坚定不移。原为“分分”，据上下文义改。（yàn）：安静的样子。熠熠（zhào）：同“昭昭”，光明。修修：通“条条”，端正的样子。绥绥（suí）：从容不迫的样子。熙熙：和乐的样子。隐隐：忧虑的样子。挟（jiā）：通“浃”，周全、周到。管：枢要。微：微妙，指文句简单而含有深刻的意义。风：国风，和下文的小雅、大雅、颂都是《诗经》内容分类的名称。逐：放荡。戒：戒备。扆（yǐ）：古代宫殿中门和窗之间的屏风。兵忌：古代一种迷信的说法。认为某些日子或某种情况下，出师不利。迎：逆，冲犯。太岁：星名，即木星，古代称为岁星，又叫太岁。木星约十二年绕天一周，每年在天上有一定的方位。古代迷信说法，认为冲犯这个方位，就会遭到灾祸。汜（sì）：当作“汜”，即河南汜水。怀：地名，怀城。坏：崩坏。共头：山名，今河南辉县。隧：同“坠”，山崩。刳（kū）：从中间破开挖空，这里指剖腹。旦厌：原为“厌旦”，据上下文义改。《武》、《象》：周武时音乐的名称。《韶》：舜时的音乐名称。《护》：商汤时的音乐名称。阖（hé）：门户。蕲：通“圻”，边界，疆界。造父：传说是给周穆王驾驶车马的车夫。羿（yì）：即后羿，也称夷羿。夏东夷族有穷氏首领，善于射箭，曾夺取太康的君位。笞（chī）棰：打击。征：效验，特征。稽（jī）：稽核，这里指考核的标准。逢：大。浅带：宽松的腰带。解（xiè）果：同“蟹蜾”（kè），中间高，两旁低。杀（sàhi）：降低，贬低。掩其口：口。便辟（piánbì）：亲信宠幸的小臣。辟：通“嬖”，宠爱。亿然：安然，甘心情愿的样子；原为“僡然”，据文义改。类：类推。倚：通“奇”，奇怪。卒然：仓猝、匆促。儗（yízhà）：通“疑怍”，疑惑不解。晻然：完全相合的样子。晻，通“奄”。伯：通“白”，显著、显赫。明：明达事理。已：止。敦：内容充实。隆性：推崇人的本性。积：后天教育、学习所形成的积习。并一：专一。并通“饼”。安：语首助词。六指：即上、下、东、南、西、北。斵（zhuó）：斫，砍。反：通。贩”。积靡：长期积习。徼：通“邀”，招致。荼（tú）毒：毒害。见《诗经·大雅·桑柔》。论：通“伦”。汗漫：污秽，肮脏。甚：原为“其”，据上下文义改。沟瞀（mào）：愚昧无知。三公：即司马、司空、司徒。这三者是古代帝王以下地位最高的官。检式：法度。坛：古代举行祭祀、誓师时用土筑的高台。宇：屋边。坛宇，这里引申为界限。防：堤防；表：标志。防表：指标准。一隆：有所专重。不二后王：不背离后王。荡：浩渺难以凭信。
“译文”
大儒的作用：周武王死了，太子成王年纪还小，周公旦撇开成王，继承武王的事业而统治天下，这是担心天下的人会趁成王年幼背叛周朝。周公登上了天子的地位，处理天下政事，安然自在，好像这王位本来就属于周公旦的，可是天下的人并不认为周公贪取王位。周公又把鼓动殷遗民叛乱的管叔杀了，使殷国都城成了废墟，可是天下的人并不认为这是暴戾的行为。周公全部控制天下，把天下分为七十一国，诸侯国姬姓的占了五十三国，但天下的人并不认为这是偏私。周公教导成王，使他懂得治国之道，而且能继承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事业。周公把周朝的天下归还给成王，并返还王位，可是天下诸侯并没有终止臣服于周，周公也回到臣位，朝拜成王。天子，不能由年幼的人来承担，也不能由他人代行其事。能胜任天子职位的人，天下的人就会归顺他，不能胜任，天下的人就会背离他。所以，周公撇开成王，继承武王的事业而统治天下，这是深恐天下的人会背离周朝。成王到二十岁时，已成年了，周公把周朝的天下和王位归还给成王，这是为了表明继承王位不能排开嫡长子的礼义法度。周公没有掌握天下的政权了，他过去掌握天下的政权，现在没有了，这不叫禅让；成王以前没有掌握天下的政权。现在有了，这不叫篡夺；地位次序的变化就是这样啊。所以，用嫡长子以外的“枝子”代替嫡长子的王位这不算超越礼规，弟弟诛杀兄长不能算残暴，周公与成王互易其位，这也不是不顺从礼法。凭借天下安定祥和的局面，完成了文王和武王的功业，表明“枝子”和嫡长子之间的礼义，虽然有了这样的变化，天下仍安然跟从前一样。这非圣人不能做到，这就叫做大儒的作用。
秦昭王问孙卿子道：“儒家对治理国家有没有好处呢？”孙卿子答道：“儒者效法古代圣王，尊崇礼义，谨慎地做臣子，能使君主受人尊重。君主任用他，他在朝廷内会做一个称职的臣子；不任用他，他就退居民间，编入户籍册中，做一个诚实、顺服的老百姓。即使贫困，受冻挨饿，一定不会用歪门邪道去谋取不义之财；贫穷得没有安身之处，也明了维护国家大义。他的呼声没有谁响应，但是他通晓管理万物、抚育百姓的纲纪。如果地位在人之上，就能成为天子、诸侯之材；地位在人之下，则是国家。的栋梁之臣、国君的珍宝。即使隐居在穷困的街巷和破旧的房子里，人们也没有不尊重他的，因为他身上确实具有高尚的道德。
孔子将出任鲁国的司寇时，奸商沈氏不敢在早晨把羊喂饱饮足上市出售，怕老婆的公慎氏休弃了****的妻子，穷奢极欲的慎溃氏也越过鲁国国境逃走了，在鲁国出售牛马的商人，不再以欺骗手段抬高价格，他们必定提早亮出正价等待顾客。孔子住在家乡阙党时，阙党子弟将网罟中所捕获的鱼兽进行分配，子弟中有父母的人就分得多一些。这是因孔子用孝悌来教化他们。儒者在朝廷任职，就能使朝政完善，作为老百姓时，能使风俗淳朴。儒者作为臣民的时候就是如此。
秦昭王说：“那么，儒者地位在人之上又怎样呢？”孙卿答道：“儒者在人之上，那作用可就更大了！内心有坚定的意志，用礼义制度修治朝廷，用各种度量标准来整顿官府，使忠诚、信实、仁爱、利他的品德，在百姓中蔚然成风。绝不为了获得天下做一件不合礼义的事情，错杀一个无罪的人。这种礼义如果受到人们的信用，传遍四海，那么天下的人就会齐声响应他。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他尊贵的名声显赫使天下的人仰慕。所以处在他近处的人会歌颂他、欢迎他；处在远处的人，将不辞辛劳去投奔他。这样，四海之内如同一家人，凡是舟车、人迹达到的地方，没有谁不服从，这就叫为人楷模。《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不顺服的。’就是说的这个意思。他们处在人之下是那样，处在人之上是这样，怎么说这些大儒对于治理国家没有好处呢！”昭王说：“妙！”
古代圣王之道，是“仁”的最高体现，是按照恰当的标准而行动的。什么叫做恰当的标准呢？答道：就是礼义。这个“道”，不是指天、地的道，而是人们应该遵循的原则，君子应遵循的原则。
君子所说的“贤”。并不是说能全面做到每个人所能做到的一切事情；君子所说的“智”，并不是说能够全面知道每个人所知道的知识；君子所说的“辨”，并不是说能够全面明辨每个人所能明辨的事物；君子所说的“察”，并不是说能够全面明察每个人所能明察的问题。上述贤智辨察都是有一定的限度的。观察地势的高低，识别土质的贫瘠肥沃，按顺序安排黍、稷、豆、麦、麻的种植，君子在这些方面就比不上农民；流通财货、鉴定货物的优劣，争讨价格的高低，君子在这些方面就比不上商人；设置圆规曲尺，陈设墨线墨斗，熟练运用工具，君子在这些方面就比不上工人；不顾是非，正确还是不正确的实际情况，相互践踏、踩压、相互讥羞，君子在这些方面就比不上惠施、邓析。至于判断一个人的德行而确定他的等次，衡量人的才能而授予一定的官职，让有德的人和没有德的人都能各得其所，有才能的和没有才能的人都能得到相应的官职，万物都能得到适宜的处置，事情能顺应突然变化，即使慎到和墨翟也无法发表他们的议论，惠施、邓析不能渗透他们的诡辩，说话一定要合符道理，做事符合要求，做到这些后才可以算是君子的特长。
凡是做一一件事情，对于原则有好处，就做；对于原则没有好处的，就不做，这就叫做办事正确。凡是知识学说，对于原则有好处的，就实行；对于原则没有好处的，就舍弃，这就叫正确对待学说。办事离开了正确的轨道，就叫奸邪之事；知识学说离开了正确的轨道，就叫奸邪之道。奸邪之事与奸邪之道，在安定的社会被人们厌弃，但在混乱的社会却会有人随从顺服。至于虚实的相互转化，“离坚白”“合同异”之说的区分剖析，即使是耳聪的人也听不明白，目明的人也看不出究竟，善辩的人也不能说清楚，即使具有圣人的智慧，也不能像弯曲指头计数那样轻易说得清。不懂得这些，无损于他是个君子。懂得这些，也不能说他不是个小人。工匠不懂得这些，无损于他成为能工巧匠；君子不懂得这些，无损于他治理国家大事。天子诸侯喜好奸事、奸道，就会搞乱法度；老百姓喜好奸事、奸道，就会搞乱事情。狂妄糊涂呆笨愚蠢的人，就开始带领他们的徒众，申辩他们的奇谈怪论，并用譬喻和引证来阐明，即使到了人老子大之时也不知厌恶。这就叫做最愚蠢的人，还不如相鸡识狗的人可以获得的名声。《诗经·小雅·何人斯》上说：“鬼怪，还是妖精？无影无形看不清！你的面貌俨然是人，你的表现却没有定准。作此咏歌，揭穿你反复无常的原形。”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我想由卑贱变成高贵。由愚昧变成智慧，由贫困变成富有，可以吗？回答道：大概只有学习吧！那些学习的人，能付诸实行的，叫做“士”，忠实仰慕的，就叫做“君子”；能理解它的实质的，就叫做“圣人”。既然上等的可成为圣人，次等的可成为士人君子，那么谁能阻止我的愿望呢？先前，还只是一个无知的普通百姓，顷刻间便可跟尧、禹齐名，这难道不是由卑贱变成高贵吗！先前，专察门户与房子的区别竟稀里糊涂不能作出决断，顷刻间能探究仁义的根源，分辨是非，处理天下的大事圆转自如，像分辨手掌上黑白颜色那么简单，这难道不是由愚昧变成智慧吗？过去一个一无所有的人，顷刻间治理天下的大权全部到了他手中，这难道不是由贫困变成富有吗？现在在此有这样一个人，他贮藏有上千镒的金银财宝，即使靠行乞生活，人们也会说他富有。那种财宝，当衣，不能够穿；当饭，不能够吃；卖它，又不能够迅速出售。但是人们还是说他富有，这是为什么呢？这难道不是因为巨大的财富确实在这里吗？这么说，学识渊博也就成为富人了，这难道不是由贫困变成富有了吗！
所以君子没有官位也会高贵，没有俸禄也会富有，不用说话也能取信于人，不用发怒也会有威严，处境穷困依然荣耀，处境孤独仍然快乐，君子那些最高贵、最富有、最庄重、最严肃的情操难道不都是从学习中得来的吗？所以说，高贵的名声不能用结党营私的方式去争夺，不能靠虚夸欺诈的手段去占有，也不能靠权势地位的威胁去获得，必定要靠真正刻苦学习才能得到。如果去争夺名声反而会失掉，谦让反而会得到，遵循“道”的原则就能保持高贵的名声，虚夸欺诈就会得不到高贵的名声。所以，君子务必要致力于自身品德的修养，而在外在表现上要谦让待人，务必要使高贵的品德积于自身，遵循“道”的原则来处世。这样，那么高贵的名声有如日月那样显明，天下的人也将齐声响应，如同雷鸣一般。所以说，君子隐居而名声显著，地位卑微却荣耀显赫，谦让仍能胜过他人。《诗经·小雅·鹤鸣》上说：“仙鹤在遥远的沼泽引吭高歌，声音响彻整个天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鄙贱的人与此相反，他们结党营私求取名誉反而名誉更少，用不正当的手段争夺名誉反而得到更为羞耻的名声。以忧烦辛劳去求取安逸与利益，反而自身更加危险。《诗经·小雅·角弓》上说：“有些人不善良，总是埋怨另一方。受任官位不谦让，涉及私利礼义忘。”说的就是这种人。
能力不大偏要干大事，譬如力量小偏要去挑重担一样，除了断骨折腰再没有其他出路了。自己的品德恶劣却吹嘘自己为贤人，就好像驼背的人总想着升高一样，这样，指着他的头讥笑他的人就会更多。所以，英明的君主根据人的德行按次序授予一定的官位，就是为了不乱等级名分；忠实的臣子确实有才能，然后才敢于接受所任的职位，就是为了使自己不陷于困窘。君主安排等级名分不混乱。臣子按能力接受官职不陷入窘境，这就是治理政事的最高境界了。《诗经·小雅·采菽》中说：“君主对左右的人都安排公正，那么人人都会顺从。”这就是说，上下的关系不会互相错乱了。
以依从习俗为妥善，以货物钱财为珍宝，以保养身体为自己最高的道，这是普通老百姓的德行。行为合乎法度，意志坚定，不因个人私欲扰乱所学到的东西，如果这样就可以叫做刚强的人了。行为合乎法度，意志坚定，喜欢改正自己所学到的东西，用来矫正自己原有的性情；所说的话多半是正确的，但不完全晓谕明白；所做的事多半是正确的，但不完全妥当；所考虑的事多半是正确的，但不是周密无缺；对上推崇他所尊崇的人，对下开导不如自己的人；如果这样，就可以叫做忠诚老实的君子了。遵循历代帝王的法度，如同分辨白与黑那样容易，顺应时代的变化，如同数一、二简单数字那样轻松；行动符合礼节而且视为习惯，如同运动身体四肢一样自如：巧妙地把握立功时机，就像了解四季变更那样准确；能够稳定政局，安定百姓，把亿万人团结得像一个人，这样就可以称为圣人了。
整齐啊，他是那样有条有理。威严啊，他是那样严于律己。坚定啊，他是那样始终如一。安然啊，他是那样地长久不息。顽强啊，他是那样地执行原则不怠慢。光明啊，他是那样的清楚的运用智慧。多么端正啊，他的行为多么合符礼义法度。从容啊，他是多么的文采洋溢。和乐啊，他是那么的喜爱别人的善美。忧虑啊，他是那样地担心别人做错事。这样，这种人就可以叫做圣人了，这是因为他的道产生于“一”。
什么叫做“一”？答：坚定牢固的掌握“神”。什么叫做“神”呢？答：以完备周全的方法治理国家就叫“神”。什么叫做“固”呢？答：任何事物都不能使他倾塌就叫做“固”。“执神而固”就叫做圣人。所谓圣人就是“道”的总汇。天下的“道”就是总汇到这个“一”里，历代帝王的“道”也都集中在这个“一”里。所以《诗经》、《书经》、《礼经》、《乐经》的“道”都归在这个“一”里了。《诗经》中所说的，表达了圣人的志向；《书经》所说的，反映了圣人的政事；《礼经》中所说的，表达了圣人的行为；《乐经》所说的，表达了圣人的和谐精神；《春秋》所说的，阐述了圣人的微言大义。所以，《国风》之所以不是放荡的作品，是它所选取诗篇以“道”来节制它；《小雅》之所以成为小雅，是因它所选取的诗篇以“道”来修饰它；《大雅》之所以为大雅，是因它所选取的诗篇能以“道”来光大它；《颂》之所以达到了诗的顶峰，是因它采取的诗篇能以“道”的精神来贯穿它。天下之道全都集中在这个“一”里，顺着这个做的人，就会得到好的结果，违背这个去做的必然会遭到灭亡，顺着这个“一”而行不能得到好的结果，违背这个“一”而行不被灭亡，从古到今，不曾出现过。
有个客人说：“孔子说：‘周公的品德多么高尚啊，他处于高贵的地位却更加谦恭，他家庭富有却更加节俭，战胜了敌人却更加戒备。”’答道：‘‘这大概不是周公的德行，也不是孔子的看法。”武王死后，成王尚年幼，周公撇开成王，继承了武王的事业，当他登上天子的尊位，背靠屏风站立时，诸侯小步急走于殿堂之下。那时，他又对谁恭敬呢！当全面统治天下以后，建立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姓姬的在其中就独占五十个，周王室的子孙，只要不是癫狂糊涂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天下显贵的诸侯的。谁又能说周公谦让、节俭呢？武王出兵诛灭纣王，行军那天逢出师不利的兵忌之日，面向东方冲犯了太岁星座，兵到汜水（在今河南境内）又遇江水泛滥，到了怀城又遇城墙倒塌，到了共头山（在今河南辉县）。又有山崩。武王的弟弟霍叔害怕地说：“出兵三天就遇到了五次灾难，莫非不能去讨伐纣王吧？”周公却说：“纣王将叔叔比干剖腹，又将叔叔箕子囚禁，让奸臣飞廉、恶来执政，这又有什么不能出兵讨伐的呢！”于是他组成整齐的马队继续进发，在戚地（今河南濮阳县北）吃了早饭，晚上在百泉（今河南淇县）宿营，第二天黎明时大军已经逼近牧野（今河南淇县）。刚一击鼓进攻，纣王的兵卒就掉转方向，于是，周军凭借了殷人的力量杀掉了纣王。原来杀纣王的人不是周军，凭借的是殷人。所以，周军没有斩获的头颅和俘虏，没有冲锋陷阵的赏赐，返军之后停止制造盔甲，不用兵器，统一了天下。设置了音乐，于是周乐《武》、《象》兴起，废弃了舜时的《韶》乐、汤时的《护》乐。四海之内，没有不转变思想，顺服于周朝的。因此，实现了外户不闭，占有整个天下而不用设疆界。这时，又要戒备谁呢？
造父，是天下最擅长驾驶车马的人，但如果没有车马，也就无法显现他的才能；后弈，是天下最擅长射箭的射手，但如果没有弓箭，也就无法显现他的技巧；大儒，是最善于使天下的百姓协调一致的人，如果没有百里之地也就无法显示他的功绩。如果车子坚固，又有经过挑选的良马，可是不能凭靠这些达到远处，日行千里，那么这人也就不是造父；弓调顺了，箭又很直，可是不能用它来射中远方微小的目标，那他也不是后弈；拥有百里之地，但不能使百姓协调一致、不能制服强暴，那么这人也算不了大儒。
大儒，虽然隐居在偏僻的街巷、破烂不堪的房屋中，自己无立锥之地，可是王公大人都不能同他争夺名望；虽然他所管辖的仅百里的地方，可是拥有千里大国的人不能同他争强竞胜；打击暴虐的国家，统一了天下，而且没有谁能推翻他，这就是大儒所具有的特征。他的言谈、行为合乎礼义，做事不犹豫，能很恰当的处理危机，应付突发事件；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不论外界千变万化，他所坚持的“道”始终如一，这就是大儒的考核标准。当他处于困境时，庸俗的儒生会讥笑他；当他显达的时候，英雄豪杰会顺从他，奸邪卑鄙的人会逃离他，持邪恶学说的人会害怕他；众人对过去不了解他而感到惭愧。当他显达时就能够统一天下，处于穷困时，就能独自竖立起高贵的名声。天不能使他死，地不能将他埋，即使夏桀、盗跖等暴君当道的社会也不能玷污他，如果不是大儒，就不能和他并立，而孔子、子弓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有俗人，有俗儒，有雅儒，有大儒。不学习，无正义，推崇富有、私利，这是庸俗的人。穿着宽大的衣服，束着宽宽的腰带，戴着中间高两旁低的帽子，粗略地效法古代圣王，这足以扰乱天下；学术荒谬杂乱，不懂得效法后王统一制度，不懂得尊崇礼义而贬低诗书；他们所穿的衣帽和行为已与世俗同流合污了，但还不知道厌弃它们；他们的言论已与墨子所说的没有什么区别了，但是他的智慧不能加以区别；用吹捧先王来欺骗愚蠢的人以乞求衣食，得到一点积蓄足以糊口就得意洋洋；跟随显贵，侍奉他们的亲信，奉承他们为座上宾，甘心情愿作为他们的终身奴仆，而不敢有任何别的志向，这种人即为俗儒。效法后王，统一制度，尊崇礼义，贬低诗书，他的言行已经符合最高法度了，然而他的智慧还不能解决法度和教育没有涉及到的问题，以及见闻所没有达到的事物，即使有智慧还不能触类旁通；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对内不欺骗自己，对外不欺骗别人，按照这样去尊重贤明，敬畏法度而不敢懈怠傲慢，这种人即为雅儒。效法后玉，总括礼义，统一制度，能从浅显之事推知广博之事，能从今天的事情推知远古的事情，能从单一之事推知万事万物，如果符合仁义的事物，即使在鸟兽之中，也能如同辨别白与黑那样把它辨认出来；有些离奇诡变的事物，从未听过，也不曾见过，突然出现了，能拿礼义来应对而没有什么疑惑与惭愧的表现，张扬法度来衡量它，如同符节一样相合，这就是大儒。所以，君主用庸俗的人执政，那么兵车万乘的大国也会被灭亡；任用俗儒执政，兵车万乘的大国仅可保存；用雅儒执政，兵车千乘的国家能保平安；任用大儒执政，即使是百里之地的小国，最长不过三年就可以统一天下，使诸侯都来称臣；任用大儒治理万乘之国，合理的措施使国家安定，不用多久就可以称霸天下。
不听不如听，听了不如亲眼看见，看见了不如知道，知道了不如付诸实行。知行一致就登上顶峰了。实行了，就能明白事理，明白了，就能成为圣人。圣人，视仁义为根本，恰当的判断是非，言行一致，丝毫不差，这没有方法，就在于把学到的知识切实地去实行。所以听到了而没有亲眼看见，即使知道得广博，必定会出现错误，看见了而不知道，即使能记住也必有虚妄；知道了但不付诸实行，即使内容充实也将会陷入困境。没有听见。也没有看见，即使做对了，也不能算是仁，把这种不闻不见偶然做对了的情况当作一种根本方法来做事，做一百次就会失败一百次。
所以，人如果没有老师的教化，没有法度而具有智慧，就必定会做出盗匪的事情；具有勇气，那么必定会做出盗贼的事情；具有才能，就必定会作乱；能明察，就必定会发表奇谈怪论；善辩，就一定会诡辩。人如果有老师的教化，有法度而具有智慧，就能很快显达；具有勇气，就能很快树立威严；有才能，就能很快做出成绩；能明察，就能很快明白事理；能善辩，就能很快作出判断。所以，有老师的教化和有法度的人，就会成为人类的财富；没有老师的教化和没有法度的人，就会成为人类的灾祸。
人如果没有老师的教化和学习法度，就会任性而为；如果有老师教化和学习法度，就会重视后天的积习；而老师的教化和学习法度本身也是由于后天教化和积习得来的，不是由先天本性中自然得来的，本性不能够自己治理自已。本性，不是我们人为能形成的，但是本性可以加以改变；积习，不是我们先天固有的，但是可以经过学习得来。习惯风俗可以改变人的思想，长久地受风俗习惯的影响就会改变人的素质。只要专心一致，不要三心二意，就能达到治理天下的最高智慧，以致能与天地的作用相配合。
所以泥土堆积起来能成为高山，水流汇积起来能形成大海，每天的时间积累起来就叫做年，最高的地方叫做天，最低的地方叫做地，宇宙中上、下、东、西、南、北六个方向叫做极，普通的老百姓积累善行达到极尽完美的程度就可以叫做圣人。人只有不断求取才能有收获，不断实行才会成功，不断的积累经验才会提高，达到完美的程度才能成为圣人。所以，圣人也就是普通人日复一日地积累善行而达到的。人积累起锄草耕田的经验而成为农夫，积累起砍削的经验而成为木匠，积累起贩卖货物的经验而成为商人，积累起礼义的经验而成为君子。工匠的儿子没有不继承父业的，而城市的百姓习惯于他们的职业。居住在楚国的人就有楚国的风俗习惯，居住在越国的人，就有越国的风俗习惯，居住在中原地带的人，就有中原地带的风俗习惯。这都不是先天的本性，而是后天的积累、磨练而成为这样。
所以，如果人们懂得行为谨慎，能认真地对待风俗习惯，重视进行长期的磨练，就能成为君子了；如果放纵自己的性情而不去努力学习，就会成为小人。成为君子就能常常安宁和荣耀；成为小人，就常常遇到危险和遭到羞辱。所有的人都希望得到安宁和荣耀，而厌恶危险和羞辱。所以，只有君子才能够得到他所喜好的东西，小人就只能每天招致他所厌恶的事。《诗经·大雅·桑柔》上说：“有这么多贤良的人，你不找他，不任用他；对那些狠毒的人，你却反复地照顾他爱护他。人心思乱啊，谁愿意甘心忍受残害。”说的就是这个。
人的等类是：思想上没有除掉私心杂念，却希望别人把他看作大公无私；行动上没有去掉肮脏卑鄙，却希望别人把他看作美好善良；十分浅陋无知：却希望别人说他很有智慧，这就是一般的人。思想上抑制私心杂念然后才能公正；行动上抑制放纵的性情，然后才能有高尚的品德；有智慧而又虚心好学，然后才能多才多艺，做到这些，可称为小儒了。思想上习惯于公正，行动上习惯于善良、美好，有智慧能通晓各类事务的基本原则，这样，就可以叫做大儒了。大儒，可以担任天子身边的司马、司空、司徒王公的要职。小儒，可以担任诸侯、大夫或士人。一般民众，就只能成为工匠、农民、商人了。礼，是君主用来衡量群臣优劣的标准。人的等类全在这里了。
君子的言论有一定的界限，行为有一定的标准，言行的根本原则有所专重。如果有人来求教关于政治的问题，起码要告诉他安定国家的道理；如果有人求教于关于意志的问题，起码要告诉他做士的道理；如果有人求教关于道德方面的问题，就要告诉他不能背离后王的道理。夏、商、周三代以前的道，就叫做渺茫难信；法度背离了后王，就叫做不正确。在、上面的，在下面的，小的方面，大的方面，都不超出这些方面，君子就是在这个界限和范围内发挥自己的思想。所以，诸侯询问政治方面的问题，如不涉及国家的安危存亡，就不告诉他；普通人来询问学习方面的问题，如不涉及做士的道理，就不教导他；百家的学说，如不涉及后王如何治理国家的，就不去听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