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格
（1）人格的由来
如果要对“人格”这个源于拉丁语的词追根溯源，从它源头的多种分支（即使在古文明时期也非常明显）到它在罗马律法与基督教神学中的意义讲起，会让我们偏离目前任务的轨道。a因此我们要从哲学这个角度来分析，同时尽快向现代迈进。
较近时期的哲学是从学者们的口中得来“人格”这个词，而学者们则是依据波伊提乌的定义——人是理性的个体。三位一体学说（罗塞林）对这个词的应用引起了严重的并发症，但是他们并没有阻止经院哲学用这个词。在这一点上，重要的哲学问题并没有提及。
直到现代，人们才主动处理这个问题。现在，人的概念已经a 关于这个词的技术细节可以在Pauly Realenzyklop。die（德国的一个百科全书）中找到。在1866年出版的《六月赞歌》中，有一篇马克斯·缪勒的关于这个词的由来与发展（截止到中世纪）的文章，富有启发。更重要的是，我在他的著作中找到了发表在《康德研究》对特兰德伦堡的调研中。
变成了在普通的、统一的世界秩序面前保护人类与众不同地位的主要手段。从经院哲学中而来的人与人格的概念，现在已经用心理知识定义的更准确。莱布尼兹领导了这场运动，因为他将人格真正的本质放在了自我意识之中，也就是在不同时期，个体对于自身存在的身份意识。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他把人的长存不衰与低等生物的不可毁灭坚决分离。沃尔夫以及启蒙运动的哲学接受了这个观点，赫尔巴特把这个观点带入了19世纪。
迄今为止，人格的显著特点是它拥有智慧。而现在，它有了一个新特点：道德。经过多方面的准备，康德实现了这个改变，将实践理性推至前沿。人格是为新思维模式提供确切表述的主要思想之一。在康德看来，人格不仅仅只有智慧，它还揭露了一种自由世界中的基本高等秩序。也就是说，人格意为：“整个自然机制的自由与独立。”“能使人超越自我（作为感观世界的一部分），将人与只有理性才能想到的事物秩序联系在一起，同时，在这种秩序之下的是整个感观世界，与之并存的是由经验主义决定的适时的人类存在，以及一切意志的存在。”作为理性存在的人，最后会以理性告终，理性也不会只被当成一种手段。人的本能、人性与人格之间可能会有区别。首先，人是一种生物，之后是以一种理性存在；其次，才是人格，他要为他的行为负责。
之后的思想家（像谢林与费希特）想在形而上学方面补充、深化人格的道德观。然而，总的来说，康德的地位还是屹立不倒的。无论如何，人格已经在他所处的年代树立了自己的地位，优于其他一切主题，备有实践理性。不仅仅是自我意识属于人格，自我决定也属于人格。
（2）人格概念的由来
现在我们要简单说一下人格这个概念的由来，从某种意义上仔细地理解这个概念（从自觉、自发的主题上理解）。希腊哲学并没有对人格的概念说得太清楚，部分原因是精神生活的一致性问题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注意，还有部分原因是盛行一时的理智主义认为思想是人的真正自我。
然而，人性的伟大研究者（几乎与他们的主要学说相反）对人格的概念也给出了一定的解释，这种解释在他们的思想世界是有用的：这个在柏拉图的身上可证，在亚里士多德的身上表现得更明显。人到暮年会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内心，自我意识的概念也会得到进一步发展a，但是完整的人格概念还是无法形成。杰出的思想家坚决抵制类似于人格概念的神学观b。
a 在引用的文章中，特兰德伦堡清楚地说明了斯多葛学派对这个概念的发展作出的伟大贡献。他指出，“在斯多葛学派，使生命走向自我一致，走向和谐发展的性格的人，我们认为他的人格，已经成为道德的表达式”。还有，“生存才是王道，正如斯多葛学派的第一原则所说的那样，要顺从天命，即追随理性，这是世界的基本原则。进一步说，生存能根据个体的独特本性赋予个性，并将个体的独特本性建立在理性中心的基础之上”。
b 众所周知，大学士卡尼德斯（公元前213—214年到公元前129年）是第一个抵制这种神学观的人，之后普罗提诺对此的抵制最有力、最深入。卡尼德斯极力表明：“如果没有弄清神的属性与状态和他的永生与完美相矛盾，人就不能把神想象成一种活着的、理性的存在。”依照普罗提诺的人生观，他坚决反对把思想或意志，甚至自我意识归因于基本存在的观点，因为在他看来，思想、意志以及自我意识都是无限发展的，比其他任何特质都要优越。“因此，卡尼德斯认为，否认神的人格在此是第一次确切的、肯定的出现。”关于冒险的反对神的人格，普罗提诺的理由还是站稳了脚跟，甚至是斯宾诺莎都没有再说什么。
神的意义在古时的基督教义中至关重要，他与精神相通。现在说起神的人格以及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变得容易得多了。这个观点中潜藏的神人同形同性论并没有成为漏网之鱼，这一点，围绕着情感（比如说愤怒）是否来自于最高等生物这个问题的强烈冲突可以说明。神的概念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在奥古斯丁的影响下终于得以解决，在某种意义上，人与个人的概念被强加在抽象的、神秘的概念的基础上。同时，神也有道德人格，也是绝对的存在。
意识到这两种概念（道德人格、绝对存在）的并列并没有什么矛盾时，中世纪的思维方式就没有那么重要了。然而，也是在这种情况下，现代世界把中世纪平和，或者说欣然接受的兼容并蓄快速地转变成二者择一。
因此，现代世界见证了对神这个概念的意见分化。向内在发展的思想、坚持普遍宇宙观的思想与个人观念争相对抗，因为他们认为个人观念是令人难以忍受的神人同形同性论。另外，反对泛神论的运动渴望一种活着的神，在这方面它依赖于人格，并且着重强调“神”这个字眼。直到那时，三者之间的关系才有了诸多探讨，但是也很少涉及神的人格。而现在，人格成了一种信念，成了反泛神论者的口头禅。每当生命的进程呈现出明显的艺术与理智的形态，人格的概念似乎就会非常狭隘与渺小，无法统治整个现实。另外，当道德思潮居于首位，人们就不愿意省略人格这个概念，而是希望得到这个概念的解释，这样就可以全面总结神的概念了。
如今，人格的问题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人格的培养仿佛是治愈一切邪恶的灵丹妙药。艺术、宗教以及生命都渴望人格发展得
越来越强大，人格好像是战胜受到威胁的精神化存在的必不可少的辅助武器，是免遭迂腐陈旧与老态龙钟的方式方法，是永葆青春与简化生命的唯一途径。人们希望人格能成为一种内在的坚强的后盾，坦然面对宇宙的剧变；希望能以人格为中心，整合分化的、瓦解的力量。
当这么多因素汇集到一起时，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世界是一团混乱。如果世界的发展能像自我回忆这般简简单单，能将我们从纷繁复杂的环境中拯救出来，那该是多么非凡的创举啊！也许这种拯救只是一种表象，或者也许人格所牵涉的、所要求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让我们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人格问题的研究
人格上的诸多冲突，无疑仅仅是口头上的冲突。有的人认为人格这个词狭隘、低俗，而有的人则认为这个词广义、高尚，只要这种现象存在，那么这种冲突就根本不可能调和。不过，既然这样，像很多其他情况，口头上的冲突就仅仅是实际冲突的外在表象。直到现在，伟大的思想家仍在继续赋予人格以崇高的价值，不是因为他们对这个词神魂颠倒，而是因为这个词代表着（虽然不是完全代表）一种思想，坚持着一种他们认为必不可少的事实。
从最开始，“人”与“人格”就是对人类、对精神存在的一种至高无上的表达，这是对精神生活以及精神生活的内容与价值的基本信仰，由此产生了一种精神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并不恰当。相信人格是生命的一部分的人，因此坚信精神生活不再是大自然的附属品，而是一种特殊的存在。他们主张精神生活并不仅仅存在
于孤立的机能或表现形式中，还存在于一种既包含二者，又优于二者的整体中，因此精神生活有着精神自由，并演变成一种自立的生活。他们还认为，这种自立的生活不再仅仅是集中分散力量的联盟的中心，还是一种自发的行为，为达到更高层次的存在发挥自己转变性的作用。只有当上述内容被充分理解之后，人格才会给我们的存在带来完全新鲜的血液，从而证明人格这个概念已经被人们心甘情愿地、普遍地接受。
然而，只有当现实，以及我们在现实中的地位彻彻底底地发生改变时，上述的主张与想法才能说是正确的。那些总体来说错误的，并在错误的关系中扎根发芽的，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对的。
如果人格的运动只是人的私事，那么人格以及人格的世界观便仅仅是一种假象，人格就会因此沦落，茫然若失。凭借人格自己的力量，它无法触及真理，除非它在精神生活构成的现实的深渊中保持自我。只有依靠世界发展的新阶段，并与这个新阶段密切联系，人才能完成人格运动，人类才能发展个人生活。不仅如此，这种新生活必须存在于人的灵魂中，帮助他将他提升至包围他、控制他的自然秩序之上。如果人没有进入无穷的内心，那么他就不会平等于无穷的外在。因此，人格是一个新的与世界的基本关系问题，是新形式的生命与存在问题。
如果事态如此，那么对人类来说，人格就不是现成的，也不是舒舒服服、迅迅速速就能得来的，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人格对于人的意义是，人格是一项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需要彻底反转既存的环境。我们关心的并不是大自然本身的发展与变化，而是新自我的形成。而人们对于这项任务不会有太多的热情与重
视，除非任务本身也坚决否认本能的自我保护，努力提升人类精神生活的形态。如果对新自我的渴望没有不断后退至生命的自然形式，那么这种否认一定不可以构成发展的过渡，必须积极保持不断向前发展的态势。
不仅如此，在精神生活中，人格也形成了一种上升的、集中的形态，而这种形态只有通过整个人类的经历与决断才能达成。
生命经过了三个阶段：生命的开始、生命的奋斗、生命的精神收获。首要问题是要从根本上承认精神的使命，承认生命高于自然，承认超越本能自我保护之外的精神的发展。这导致了唯心主义与把一切精神生活视为单纯自然生活的延续的自然主义相分离。这是唯心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第一次分裂。不过，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一个新问题产生了：在这些过程中存在着对唯心主义所需要的秩序的强烈抵制。人们可能会问，这种抵制会不会使我们的任务停滞不前？我们能战胜这种抵制的力量吗？在第一个问题下，我们面临着悲观主义，它会放弃我们的任务；在第二个问题下，我们必须相信会有一种力量能促进精神生活的进一步发展。然而，这是对个人存在的一种维护。
如今，以个人形式存在的状态是精神运动达到顶点的表现，也是将精神运动联合成一个整体的本质的表现，因为它使得早期的精神运动成为永恒。生命的长河不会停止流动。我们必须重新完成从本性到精神的提升，而要实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抵制存在的精神化，必须寻找内心的胜利。所以这是一个连续反应的整体，不断向上攀升，我们只希望整体存在不要进入这种状态，希望个人存在能找到自己的内在抵抗力，因为个人存在不像我们的整体存在那样有
动力、有灵魂。因此很明显，这不是一种拥有，而是一种最高目标，是个人存在的一种演变，而不是一种状态。正如我们的远大抱负一直不停地抵制本性自我的侵入一般，我们的思想也要防止退化到单纯的人类思想，否则我们就会有思想倦怠的危险。
在人格的发展中认识到这些任务与并发症的人，同样也会知道该怎样去看待关于这个问题的斗争。在宗教中，人格的概念通常受到排挤，而客观的（非个人的）精神生活却受到宠爱，因为在他们看来，人格严重地束缚了人的本性自我，而同时最高等的存在被设想为一种太拟人化的形态。另外，相信一种客观的存在，同时要求在无穷的浩瀚海洋中彻底融合个人，似乎是一种更好、更大、更纯的思维方式，比如，泛神论与神秘主义，印度教，以及斯宾诺莎与他曾经所说的“真正爱上帝的人不会奢求上帝能像他那样爱他”。这一观点在否定渺小的人类存在的形态上是正确的，但是这种否定之音，像浸没在深不可测的永生的海洋中，只能满足那些看不清精神生活中新的、独立的现实的人，也只能满足那些摆脱劳苦的人，摆脱对人类存在的困惑的人，摆脱焦躁不安与自怨自艾的人，摆脱渺小自我的狭隘与限制的人，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新的生活已经冉冉升起，而且经过努力就能过上新的生活。只有过着一种苦思冥想的、极度消极的生活的人，思想软弱倦怠、意志薄弱的人，才会满足于这种否定之音。当精神生活变得更强大、更自信的时候，它就会尝试一些看起来不太可能做到的事，会渴望将这种否定变成肯定，会追随通往人格的道路。
然而，这种渴望会一直伴随着退回生命的自然形态的危险。事实上，高级的宗教信仰与低级的宗教信仰通常是交织在一起而存在
的：一方面，人们渴望一个新世界、一种新生活，以及一种新思想，人类的存在只不过是为它们提供一些象征；另一方面，人们想充分利用已经存在的事物，将这个新世界视为旧世界的对应，构筑神人同形同性论的最高思想，不再使人的定位仅仅局限于渺小的人类，而是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后一种想法掩盖了必要的否定之音，所以对后一种想法的抵制使人们对人格的抵制变得合情合理，对历史的发展来说也必不可少。但是，它错了，当与低级事物在一起时，它会抵制高级事物，因此会放弃一切积极建设精神生活的希望。彻底战胜低级生命本能的所有希望，最终寄托于积极地建设精神生活。因为一种积极的运动只有在遇到另一种积极的运动的时候，才会善罢甘休。否定的力量，虚怀若谷的向往，不会像建设伟大的、势在必行的新精神生活那般那么彻底地破坏利己主义。因此，我们面对着这样一个问题：对生活与幸福的积极愿望，要不要凌驾于自然之上？要不要与精神的舞台对话？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所有不可估量的劳动都会付诸东流。文明在此时也会暴露出像宗教那样各种各样的问题。生命的艺术与理性也不会再对人格推崇备至，因为它们察觉人格在精神上已经退化成了单纯的人，并且掺杂着渺小的人类的顾虑，其进步不幸受到干扰。好像只有当精神生活与人、与它自己的目的划清界限时，它才能淋漓尽致地展现自己，然后才能遵循自己的内心需要，进而巩固自己，用自己特定的法则独立建设自己的生活。但是，高级与低级的人格概念在此也是交织在一起的，如果人类文化要达到它的最高峰，那么连同那些往往会拖垮我们的、缴械投降的事物对它都是有用的。准确的理解、存在与整体是人
格的目标，二者与人类文化并不是并列关系，二者属于人类文化。
后一种内属关系使自我生命在这种关系中显露出来，精神存在也自此实现自己的价值，将外在经历转化成个人经历，也第一次赋予了自我生命以实际内容。因为如果自我没有在实践行动中展现自己，那么肯定就不会有实际内容。因此，只有自我存在于精神生活之中，才能保护精神生活的灵魂与基础，以免精神生活成为一种空洞的机制，或者成为一种没有灵魂的文化过程，并且给予精神生活强大的力量去掌管自己的事务，而不是被自我所掌管，所抑制。而且，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自我，生命就无法赢得充分的现实，也无法对现实产生安全感。如果没有了自我这个核心，那么存在就会变得虚无缥缈，它所接触的事物也会变得虚幻恍惚。
印度就是典型的代表。
很明显，我们要做的并不是再去打造一个更有活力、更主观的现实，而是在整体上提升、改变既有的现实。这是一个人类文化与文明的终极问题，是一个新的、更真实的、更受鼓舞的文化理想的可能性问题。对个人、对所有人来说，这个问题的决定因素最终在于生命情感的能量，在于或多或少“把握”生命的力量。
然而，实际决定并不取决于概念上的问题，而是取决于发展新现实的可能性。我们从来都没有将我们精神存在的终极准则搞清楚。
从这一点来看，为了人格的发展，需要创建一个新世界，转变自然环境，当今的人格运动看起来一定很混乱，甚至可以说在很多方面都是错的。对人格运动的习惯看法并没有超越对人格更强烈的关注与巩固的渴望，没有超越更加独立于环境而存在的渴望。
但是，如果人类只是现有世界中残缺不全的存在，内心并没有参
与到一个新世界中来的话，这种渴望怎么会实现呢？如果现实的第一表象没有改变，生活的新基础没有打好，人格运动就很容易趋害避利，因为它很一定会发展成为一种生命自然本能的装饰品，一种自我意识的夸大，一种生命在人格上的纯粹的享乐。另外，当人格运动被视为回避宇宙问题的工具时，当它预示着在某一特定领域撤退时，它就只会变成狭隘的、空洞的市侩主义的颂歌。
给一个人贴上人格的标签是不会有任何推陈出新的！除非我们能创造出一个新世界，我们的个人生活能得到提升，否则整个人格运动就仅仅是掩盖人性深处问题、遮掩当今事态的权宜之计a。
我们相信个人生活一定要有一个新的世界观。从个人生活的自我苏醒，自我经历、自我发展来看，它必须要创造出一个基础领域，创造出生命的原则。即使这些原则不能被转化成适当的精神意象，它们还是会成为最终证明知识以及一切剩余精神生活的真理。与其他次要的观点比起来，它们是主要的原则。如今，我们的理性态度与精神定位使得局势十分紧张，这种紧张的局势源于主要与次要的分化，个人与非个人（客观）的分化，后者不能直接转化成前者。然而，也许最终我们不能将现实分成两半，不能密切地拉近个人生活与这个世界的距离。因为如果那样的话，生命就会空洞无物，没有灵魂，它会放弃内在的统一与全部原则。
因此，若想达成统一，就必须将生命充实起来，并赋予它灵魂。
a 如果歌德没有经常引用“赋予这世上的孩子最幸福的事，莫过于人格本身”这句话，倒也无妨，这句优美动人的话（出自《西东合集》）的本义并不是这般严肃的。
我们的任务就是勇敢地将这个目标作为我们的动力与启明星，虽然我们毫无希望达成这个目标，因而生命的内容与灵魂也很难有全面的接触。从这一点来看，个人的生活与文化建设和主观的生活与文化建设清楚地分离。主观的一方将自己与现实远离，没有自己的特色它无法超越自己；个人的一方力图渗入真正的生活，不是遥远与陌生的生活，而是有精神存在的生活，触及真理的生活。
随着生命向自我生命的转变，人们克服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对立，这种结果也许可以用崇高来形容。它获得了充分的独立性，自我生命内在的必要性成为人们直接的个人动力。自我生命第一次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并且这个整体建立在能够简单纯粹地展示自己性质的整体之上。这种崇高克服了挡在人与自我生命之间的障碍。人不能直接掌握自我生命，而是需要通过多种手段，像技术设备、实践、学习等等。此时，危险出现了，原先只是一种方法与途径的事物会变成一种目标，一种自身的终结，会将人的注意力从真正重要的事情上转移到它身上去。我们德国人，禀性谨慎，但是又沉重乏味，所面临的危险比其他任何一个种族的人都要多，因为对于我们来说，要通过创造力彻底克服技术问题简直比登天还难，没有体验世间万物，我们就不可能获得人类纯粹的伟大与真正的质朴。所以，尤其是当今，我们的生命中存在着严重的矛盾，矛盾围绕着智慧的产物与艺术作品以及创作的起源，不仅吸引着人类，而且促进整个人类的进步。如果想要一种更私人的文化意味着发展的基本趋势要从周围的混乱之中挑选出来，从而操纵着整个人类，那么这种想法非常值得一试。但是人格的问题远远不是那么快就能解决的，相反，它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不仅需
要充分运用各种力量，很大程度上还需要命运的垂青。当今人们对这种困难给予很大的肯定，而所有对人格价值的主观肯定对我们塑造一种强大的、独创的人格的作用又是多么微乎其微啊！
2.性格
（1）性格的由来以及性格的概念
希腊人起初用性格这个词不仅用来指一种作画或印刷的工具，还指印刷本身，是一种器械。古文明时期，这个词向精神领域以及知识领域过渡，这与伦理、艺术以及文学息息相关。泰奥弗拉斯托斯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及追随者，伦理学上的“性格”
负有泰奥弗拉斯托斯之名，性格确实十之八九是从他后期大量的著作中得来的，但是对不同类型的人a的性格的准确观察与清晰描述却要追溯到亚里士多德，这位现实主义的伟大学者与朋友，在他的学派中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特点。之后的作品与探讨，其影响与之异曲同工，所以后来的古典时期对不同特色的人以及人的行为有了敏锐的洞察力。而同时，性格意指艺术作品、文学作品以及个人印象等的特殊性质。在教会术语中，自奥古斯丁时期之后，性格这个词被用作一种技术术语，指某些圣礼（中世纪时指洗礼、坚信礼、祭祀）印在灵魂上的精神迹象，如此一来便再也不会抹去（后来被称为性格圣礼或圣歌）。这个词偶尔也会出a 类型（typus）与典型（typisch）在它们的通常意义上来讲，表示生命与存在的一般形式，它们可能出自医学。
现在中古高地德语里（有时被用来表示书面语——字母a，b，c——也用作上述技术术语）。它的字面意义一直延续至今，也或多或少与官方所指的“名流”的等级与头衔有联系。
在德国，由于泰奥弗拉斯托斯在法语世界的传播，这个词很可能在心理学与伦理学领域得到了更广泛的使用。a1687年的泰奥弗拉斯托斯的《性格》一书出世，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与反响，对其他国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本书中，性格与样貌（这个词有时会翻译成性格）、绘画、肖像等同。这层意思在“characterise”一词中仍然保留。这个词后来变成自己的字面意思，用来表示人在心理上，尤其是在道德上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可能存在很多种不同的性格，好的或者坏的。这种情况下，说一个人没有性格是指他没有明显的突出的特点。性格究竟源于何处，究竟它是大自然的礼物还是自由行为的结果，还是不得而知。
康德第一次将性格这个概念提高到一个高度，使之成为一种重要的伦理论题与难题。他将身体性格与道德性格划清了界限，道德性格只是一种纯洁的、质朴的性格；身体性格包括自然性情与气质，能看出一个人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而真正的性格，意味着一个人要准备把自己打造成什么样的人。“性格这个词的真正含义是指意志的属性，根据这种藏在他身后的属性来确定他的实际原则，而这种原则是通过他自己的理性来确定，基本不变。”“这不是一个大自然能将人打造成何种人的问题，而是人能将自己塑a 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准确的、深入的调查研究。当时我们是基于这本书而得出的结论。
造成何种人的问题。”“性格的基础是生命行为内在原则的绝对统一。”在这一点上，康德可能不会说一个人有这样或那样的性格，而是会简单地说他有一种性格，“这种性格必须是唯一的，或者根本没有”。
这种康德学派的概念将生命提升至精神自发活动的高度，迅速得到了应用。a以后人们对性格以及形成性格的价值的高调探讨都与康德的学说脱不了干系。随着性格伦理概念的产生，经验主义心理观也得以保留，否则人不会经常提及“遗传性格”，这种性格是由适应性变化、习惯等原因造成的。在这个老生常谈的词语中，我们再一次领略了不同年代，不同生命观交织在一起的影响。
（2）性格在当今社会的地位
性格的伦理概念与人格的概念大同小异，不过，性格尤其强调人的自发活动。直到近期，性格才有了准确的定义，但是，通过个人意志的力量来获得独立与优越感的想法却是源远流长，当打破传统的社会体系迫使个人靠自己的力量站稳脚跟时，这种想法就会不时冒出来。斯多葛学派哲学对这种想法有经典的描述，斯多葛学派的生活方式也很有特点，其影响使斯多葛学派贯穿整个历史的发展，它的生活方式也被一些启蒙运动的伟大哲学家再一次强化，并且更加突出。康德对性格的教学在很多方面都来自斯多葛学派，他也很享受充分利用源于斯多葛学派的思想。这种趋势的危险在于，个人可能会变得孤立，变得自负，他可能会忽a 康德的思想传播得多快啊。
视整体对不可见性的依赖（如果不是对可见性依赖），忽视与整体之间的联系。虽然存在这种危险，但是斯多葛学派的思想在一定时期内还是保护人们精神的自我保护的唯一手段。而性格的概念已经超越了这种相对狭隘的应用。因为它代表着内心生活的自我价值与独立，与单纯的外在截然相反，它见证了内心世界比外在世界的优越，那么即使个体的孤立被拒之门外，性格还是可能会荣誉加身。但是那时性格的概念就会与人格的概念如出一辙，要将二者分开讨论也就没有必要了。因此，我们应该仅仅从我们自己的年代的角度出发，指出性格的问题与性格的发展框架就可以。
虽然当今这个年代充斥着性格方面的问题，但同时它还是会悲苦地抱怨缺乏强大的性格与明确定义的人格。它呼吁文明，尤其呼吁教育，希望能下更大的力气培养男人与女人的性格。但是通过这些，我们再一次注意到，这种受欢迎的呼声还是表达得不够清晰，不够彻底。它总是让人们相信，道德的退步是在不知不觉间发生的，相信为了使一切再次步入正轨，需要令人难忘的告诫或有独创性的安排。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如今我们痛苦地意识到，缺乏有独创性的、独立性的人是有着很深的渊源的，这一点毫无疑问。几个世纪以来，人们费心劳苦地得到的内心世界一直动荡不安，含混不清，从而内心世界的产物的吸引力也在持续萎缩，同时人的灵魂也日益空洞不实。除此之外，我们必须重视外在世界中现代人强烈的吸收能力、为显著成就而起的琐碎的冲突、为生存持续不断的努力，还有骇人听闻的生命加速度、由技术性越来越强、日益复杂的工作所导致的人类的分化，以及日益普及与通俗化的文明文化的低廉影响。如此一个熙熙攘攘的
文明世界，能为独立性格的发展留出些许空间吗？能让独立性格发挥自己的价值吗？
那些相信事物本身具有内在需求的人，朝着性格的目标奋力向前，他们不会天真地认为性格的形成如探囊取物般那么容易，他们会将自己从现代的思潮中区别开来，如此一来，他们坚定了自己对人格以及性格的信仰，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坚持，但同时也会竭尽全力去破坏人格与性格赖以生存的条件。在宇宙问题中，例如我们伟大的社会改革家总是满腔热情地欢迎一切能使人显得渺小、变得冷漠、依赖没有灵魂的支离破碎的本性的事物；而同时，在实际问题中，又代表人类的伟大与尊严为这种热情加砖添瓦，热烈拥护人类的事业，当察觉到缺乏独立的性格以及竞争的压迫性发展时，会变得愤愤不平。如今我们在多方面意识到的日益增强的外在性确实是一种很大的不幸，但是如果人没有独立的内心世界，如果人只不过是一种稍微高级一点的动物，除了本能的自我保护之外别无他求的话，这种不幸又怎么能战胜呢？
就算形成了性格，我们也不会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步，除非内心世界再一次居于中心，团结起来形成一种人生观，能以一种觉醒的、指引的、上升的力量占领人们的思想。眼下，我们距离这种人生观还很远。虽然我们必须承认人格与性格的发展不可以草草了之，a但是即使在现有的条件下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
a 在此我们要提到裴斯泰洛齐的一番话，虽然平实无华，但是合情合理：“当下雨时，毒菌可能很容易从污秽之中涌出，但即使阳光明媚，人的尊严、精神深度以及伟大的性格也不会这样产生。”
让我们简要说一下具体我们能做些什么，必须做些什么。
首先，我们必须更好地认清生命真正的价值，并给予它更高的荣耀。单纯的表象与主张必须待在它们该待的地方，不能在生命中篡夺高地。
在试图攻击这些错误因素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重重阻碍，尤其是享乐主义的成熟的，甚至是过于成熟的文明。我们所在的社会允许每一个人尽力追求自己的舒适感，但同时又不安地回避所有的冲突，并心甘情愿向社会惯例卑躬屈膝。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再也无法自力更生，也无法实现自己的价值。他让自己的成功依赖于别人的认可，因此不可避免地降低了自己的身份，成为别人的仆人。在这方面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殊的危险。我们德国人不可否认的危险是虚伪的荣誉、等级、奖赏以及头衔——这些只不过是生命的装饰——却在生命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所以妨碍了自力更生以及生命气概的发展。如果主要的事物没有降到次要的位置，那么人们就不可能把次要的事物当成主要的事物来对待。每一种职业、每一个人都有受到尊重与认可的权利，如果没有，那么我们就应该争取，但是不能对阶级界限让步，而要靠每一种职业、每一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用其与生俱来的力量与独立的性格），让生命变得有意义。
这将我们带入性格发展的第二个要求。它是独立的、自由决定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具有个人责任。我们德国人习惯了抱怨过度的统治，抱怨官僚主义给自由发展带来的阻碍，当然是正义凛然的抱怨，因为官僚主义天生就有一种倾向：将单个中心点完全
独立，使其他一切事物对它产生依赖，将所有的权利都视为来自这个中心点。但是如果官僚主义与先天的倾向不吻合，如果我们没有控制生命，使生命系统化的渴望，没有对他人施加职权的渴望，也没有顽固不化的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思维模式的渴望，那么官僚主义永远不会得到这种力量。我们太不愿意容忍他人的独特禀性，当他人与我们的意见背道而驰时，我们不愿意给他们自由发挥的舞台。我们可能会想到，这种自由放任的态度表明了我们情感中的冷漠，表明了我们放弃了自己的信念。自由的思想容易使我们首先想起滥用自由的危险。为了防止这种危险，我们宁愿降低生命的层次，按照例外规则而不是惯例去塑造生命，尽可能地限制生命、禁闭生命。因此我们想要创造出一些符合惯例的人物，典型的人物，更多物种的标本，而个人禀性的发展却受到镇压，维持内心独立性的一些最重要的东西已经失去。现代的生命中，有多少力量联合起来一起阻止人们个性的发展，按照固有的模式去塑造人类啊！众多势力又是多么严重威胁着人性的发展啊——尤其是那些呼吁人权的人！因为我们的个人主义者通常仅仅是充分展示统一特点的特殊类型的代表。
此外，个性的自由发展需要比熙来攘往的现代生活所给予的更多的安逸，更多内心的沉着。工作的超压负荷——不仅影响了数以万计的个人，也影响了整个社会——正在严重威胁着内心的发展，因为它阻碍了一切平静的自我反省、一切专心致志、一切连续的生命建设。德国人拥有世界上最高尚、最优秀的教育者，他们注定要代表真正的内在文化，但是这些教育者的负担过重，如果只是机械地工作，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会让他们如释重负。
知道活力四射、欢欣愉悦的工作比疲惫不堪、精疲力竭的工作优胜百倍，或者知道没有彻底的补救措施，都是远远不够的。
支持这一观点的人，会在各个方面为内在的发展、为生命中的精神自由创造更多自由的空间，同时促进与性格相关的目标的实现。
当这一切危在旦夕时，小事也会变成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