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脾胃与元气的关系
元气，又名“原气”、“真气”，是维持人体生命的物质基础，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元气根源于肾，由先天之精所化生，并赖后天之精充养而成。正如李杲所言：“真气又名元气，乃先身生之精气也，非胃气不能滋之，”又云：“夫元气、谷气、荣气、清气、卫气，生发诸阳上升之气，此六者饮食入胃，谷气上行，胃气之异名，其实一也。”元气具有推动人体的生长、发育，温煦和激发各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的作用。《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说：“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所以，元气充沛，各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功能活动就旺盛，机体强健而少病。元气的存亡，即生命的存亡。故元气对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起着重要作用。而脾胃为元气之本，对元气的盛衰，起着决定性作用。李果论述脾胃总与元气和阳气升发联系起来，认为脾胃是元气生发输布的根蒂，“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反之，若元气的温煦和激发作用低下时，各脏腑功能就不能得到正常发挥而产生种种病变。李杲在《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中说：“若脾胃之本弱，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在《脾胃论·三焦元气衰旺》中又说：“三元真气衰惫，皆由脾胃先虚，而气不上行之所致也。”即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是元气升发转输的枢纽，若饮食所伤，导致脾胃气虚，则元气不足或不得正常升发和转输，就可引起诸多病理变化。《脾胃论》所论述的疾病，多是由于劳倦内伤，元气不足而出现的五脏、六腑、四肢、九窍所生之疾病。比如由于元气不足，阴火上冲，可出现发热，这种发热应与外感发热区别。总之，他所论述的内伤病，其病机概为元气不足或元气不能正常升发布散。此种疾病很多，最常见者有：气虚发热：特点发热乏力；气虚下陷：特点内脏下垂；气虚失血：特点出血证：气虚喘咳：特点咳嗽、气喘；气虚昏厥：特点眩晕、两目昏花；气虚九窍不利：特点耳目失聪；气虚不固：特点自汗盗汗；气虚生湿：特点面浮肢肿。
（3）对“阴火”的论述
李果以《素问·调经论》中“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气热，气热熏胸，故为内热”作为阐发阴火产生的理论依据。在正常的生理情况下，“君火之下，阴精承之，相火之下，水气承之。”君相之火必须在阴精、水气的承制下，才不致过亢，而维持着正常的温煦、化气功能。正如张介宾在《类经·阴阳类》中所言：“夫肾者水也，火中生液，即真水也，水火互藏，乃至之道之所在，医家首宜省察，水藏于肾中。肾居于下焦，火藏于心，心居上焦”；《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也有“故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的论述。对于心肾而言，心居上而为天，肾居下而为地。李杲说：“地气者人之脾胃也，脾主五脏之气，肾主五脏之精，皆上奉于天，二者俱主生化以奉升浮。”就是说。肾永在脾乏气化升发作用下上升，藏于心，化为真火，更确切地说是火中之阴。心火在肺之肃降作用下，下交于地气，在胃之和降作用下，下藏于肾中，而化为真水。可见水火既济的过程是靠脾胃的枢机功能来完成的。《医学求是·血证求原论》云：“脾以阴土而升于阳，胃以阳土而降于阴……五行（五脏）之升降，水火（心肾）之上下交济者，升则赖脾胃气之左旋，降则赖胃气之右旋。”若脾胃无损，不仅生化有源，气机升降亦如常，肝肾心肺之气赖此得以升降交泰，上下和济。如此则水火既济，君相之火，不致过亢。龚廷贤说：“予谓人之一身，以脾胃为主，脾胃气实则得其所养，肺气既盛，水自生焉，水升则火降，水火既济，而全天地交泰之令矣。”在病理情况下，比如饮食劳倦，内伤脾胃，致脾胃虚弱，失其升降枢机之职，则心肾之水火不能赖此得以升降交泰，阴精水气不能承制君相之火，君相之火则过于亢盛而化为“阴火”。李杲指出：“内伤脾胃，乃伤其气”，“苟饮食不节，寒湿不运，则脾胃乃伤；喜怒忧恐，损耗元气。既脾胃气衰，元气不足而心火独盛。心火者，阴火也；起于下焦，其系系于心，心不主令，相火代之。相火，下焦包络之火，元气之贼火也。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脾胃气虚，则下流于肾，阴火得以乘其土位。”
2.治则治法与举例
李杲受《黄帝内经》“劳者温之，损者益之”、“火郁发之”理论的启发，认识到：“内伤脾胃，乃伤其气……伤其内为不足，不足者补之，惟当以辛甘温之剂，补其中而升其阳，甘寒以泻其火。”这是东垣治内伤病的总原则。
（1）治法
（2）治法举例
3.方药举例
调理脾胃气机是防病治病的根本调理脾胃气机，恢复脾胃的正常升降功能，是治疗疾病的根本。李氏在论治上非常重视升降浮沉原理，处方立法强调升降。因而王鸣岗赞日：“余尝考治脾胃莫详于东垣，求东垣治脾之法，莫精于升降。”他针对脾胃病的各种病证，创立了补中益气汤、清暑益气汤、升阳散火汤、交泰丸、生姜和中汤等等。通过升提脾气，和降胃气，清升浊降，使阴阳谷归其位。脾胃升降功能正常，阴阳相对平衡，气机运行畅达，则诸症自愈。考《脾胃论》一书，立方63首。除其中8首外，其余55首都是东垣自创，方中大多以升阳益气药为君为臣。
（1）补中益气汤
补中益气汤是补气升阳的代表方剂，贯彻扶正以达邪、益气以除热的精神。本方重用甘温补气，兼有升提之功的黄芪为君；辅以参、术、甘草大补脾胃元气；佐以升麻、柴胡鼓动中焦阳气升发，引脾胃之气上升而换其下陷之阳气，柴胡又是疏肝解郁，条达气机之品，引脾气上腾，则有利于脾升胃降；陈皮理气而分清浊，助胃气和降：用当归少许以养血通脉，使诸甘温之药，补气有根。脾胃气足，清升浊除，则阳生阴长，气血旺盛，则虚热自除。用当归少许以养血通脉，使诸甘温之药，补气有根。脾胃气足，清升浊除，则阳生阴长，气血旺盛，则虚热自除。药仅八味，补而不滞，围绕升阳补气。本方证因于饮食劳倦伤脾，致脾胃之气虚馁，清阳下陷，脾湿下流，郁遏阳气。症见少气懒言，身热有汗，头痛畏寒，渴喜热饮，饮食无味，四肢乏力，舌淡苔白，脉虚软无力。
补中益气汤深受历代医家推崇，目前被广泛地应用于内、妇科许多疾病的治疗，如胃下垂、重症肌无力、乳糜尿、泄泻、内伤发热、脱肛、慢性肝病、崩漏、子宫下垂、带下、胎动、产后恶露不净、尿失禁等等。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通过对患宫颈癌动物饲以补中益气汤表明：可以延长存活期，增加红细胞数，提高白蛋白与球蛋白比值，改善机体代谢，防止贫血的发展，增强体力。各种实验和临床实践表明：补中益气汤有调整胃肠及提高机体免疫之功能。
（2）升阳散火汤
东垣根据《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火郁发之”的原理，制升阳散火汤。升阳散火汤用于脾胃虚弱，阴火乘脾，谷气闭塞而下流，清气不升，阳气抑遏，火郁不伸而见表热里虚之证。方中取人参、炙甘草甘温益气，以升麻、柴胡、葛根升引脾胃中清气，上行阳道，亦引甘温气味上行，使中焦元气充实，以羌活、独活、防风升发。
（3）东垣清暑益气汤
脾胃阳虚之体，而于夏令劳倦伤暑，暑性升散，而伤津耗气；暑多夹湿，湿热合抑。临床表现为神疲肢倦，胸满气短，心下痞闷，身热而烦，自汗体重，不思饮食，小便黄而数，大便溏而频等。本证元气虚是本，暑邪是标，暑邪不解，元气更伤，故须标本兼顾。东垣制清暑益气汤标本煎顾。方中二术同用，运脾而燥湿；葛根和升麻以解肌散热，升举阳气：加泽泻渗湿；青皮、神曲以助运消痞而利气机；麦冬、五味子合人参，益气养阴清热以滋肺之化源；少佐黄柏之苦寒，助麦冬之甘寒，泻热而养阴，亦助参芪术草益气清暑热而燥湿。暑湿清，脾胃之元气得复，则发热自退，乃东垣立方之旨。
（4）生姜和中汤
脾为阴土，胃为阳土，土气充健，乃能安和。若土气不足，湿遏气机，都会引起脾胃升降功能障碍。东垣日：“大抵肿胃虚弱，阳气不能生长，是春夏之令不行，五脏之气不生……若用辛甘之药滋胃，当升当浮，使生长之气旺。”据此制生姜和中汤，方用人参、苍木、白术、甘草，健脾燥湿、补中益气以治本：酒炒黄芩、生甘草清上热、止口干以治标：粉葛根致津液以止虚渴：羌活、藁本祛风胜湿，清头目以疏四肢酸困：升麻、柴胡助清阳上行；陈皮导浊气下降，用姜、枣协外和中。
（5）清阳汤
东垣日：“中风者，非外来风邪，乃本气自病……气虚者多。”气血充盈则肝木平和，若中气不足，络脉空虚，贼邪不泻，则内风始动。治宜升阳益气，驱风通络。针对病机，立清阳汤。方中当归、桂枝、红花、苏木辛温通络；升麻、葛根入阳明经，升阳散火以防胃火复炽；黄芪、炙甘草补中益气敛汗；黄柏、生甘草降冲泻火以缓其急。
（6）丁香吴茱萸汤
阳居上，阴居下。所谓离照当空，阴霾自散，若阳不当位，阴邪主合，则寒自内生。丁香吴茱萸汤升阳益气散寒。方中生姜、吴茱萸温胃散寒；丁香、草豆蔻暖胃化浊；半夏、陈皮和胃降逆止呕；柴胡、升麻升提阳气；人参、黄芪、炙甘草补中益气；苍术宣发；少佐黄柏泻阴火，滋上燥。
4.病例
（1）气虚发热
徐某，女，34岁，农民，于1998年4月3日初诊。自诉长期低热，身倦畏冷，气短懒言，纳食不佳，夜梦纷纭，经期延长8～11天，量偏多，色红，每天疲劳后或月经期病情加重，舌质淡红，苔薄白，脉细弱。证属气虚发热，治宜补中益气，甘温除热，补中益气汤出入。
太子参15g，生黄芪20g，白术10g，茯苓30g，当归身10g，升麻5g，柴胡5g，阿胶10g（烊化吞服），陈皮3g。5剂，每日1剂，水煎分2次服。
4月9日二诊；低热较前减轻，纳食略增加，身倦畏冷，气短懒言较前也有好转，舌脉同前，原方再服5帖，每日1剂，水煎分2次服。4月15日三诊：自诉仍有低热，纳食明显增加，气短懒言已明显有好转，舌脉无明显改变。仍宗原方，再服5帖，每日1剂，水煎分2次服。4月21日四诊：低热基本好转，身倦畏冷、气短懒言明显好转，精神转佳，舌淡红，苔薄白，脉细弱。原方加山药20g，去太子参加党参15g，再服5帖，每日1剂，水煎服。4月28日患者自诉诸症消失，要求改丸药，遂予补中益气丸、归脾丸调理。随访至今，未再复发。
按：本例升降失调，乃脾气当升不升，致水谷精气下流，阴火上逆，诸证由生，治疗着重在升阳益气，调理脾胃气机，令脾复健运，阴阳各归其位，则诸证自愈。
（2）期经泄泻
刘某，女，28岁，于1999年5月20日初诊。每值月经期间，大便泄泻，日行三四次。泻前腹痛，泻后疼痛减轻，月经于5月18日来潮，未净。身倦乏力，纳食不佳。舌淡红，苔薄白，脉细弱。证属脾胃气虚。治宜升阳益气，调理脾胃。升阳益胃汤出入：
太子参20g，黄芪30g，白术10g，山药15g，半夏6g，陈皮6g，柴胡6g，防风6g，木香6g，泽泻10g，茯苓10g，甘草3g，黄连3g，3帖，每日1帖，水煎分2次服。
6月14日二诊；月经昨日来潮，诉昨日又泄泻2次，泻前仍有腹痛，但较以前轻，泻后腹减，纳食不佳，身倦乏力较上月好转，舌脉同前。宗原方，再进5帖。后告知经行时未再泄泻。
按：患者脾胃气虚，健运失司，精微不得转输，水湿不得运化。当其行经之时，遂下趋大肠而为泄泻。欲治其泻，必先升发阳气，调理脾胃气机。此例药证相符，取效迅捷。
（六）汪机对《黄帝内经》中补法的运用和发挥
汪机（1946～1539），字省之，安徽祁门人，因其世代居住祁门之石山，故世称汪石山。汪机是明代著名的温补学派医家，主要代表作有《医学原理》十三卷、《运气易览》三卷、《伤寒选录》八卷、补注《读素问抄》三卷、《本草会编》二十卷、《针灸问对》三卷、《外科理例》八卷、《痘治理辨》一卷、《推求师意》二卷、《医读》七卷、《本草汇集》二十卷、《补订脉诀刊误》二卷，及其弟子为之临床治案编著的《石山医案》三卷。
1.汪机对《黄帝内经》虚证的运用及发挥
汪机对《黄帝内经》、《难经》有较为深厚的研究，对其虚损一证亦进行了运用和阐发。他认为虚损一证尽由饮食、劳欲所伤。如《医学原理·虚损门·论》说：“虚损者，元气、真阴亏败之谓也。原其所由，尽因饮食起居、情欲劳役失宜，而真元走泄所致。是以经云；饮食饮甚，汗出于胃；惊而夺精，汗出于肾；疾走恐惧，汗出于心；房色劳役，汗出于肝；持重远行，汗出于脾。此皆汗出走泄真元也。又云：劳则气耗，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与夫情欲飞越，此皆火动消烁真阴也。虚损之症，由此基焉，但中有阴阳二者之别。”
并且指出虚有阴阳之别，由阴阳之别又引出了骨痿病变的进展变异。如《医学原理·虚损门·论》说：经云；阳虚生外寒。寒邪则损阳。肺为气之本，是以其病发于肺，起渐下而终于肾，故《难经》云：“一损损于肺，皮聚而毛落；二损损于心，血脉虚少，不能荣于脏腑；三损损于脾，肌肉消烁，饮食不为肌肤；四损损于肝，筋脉不能自收持；五损损于肾，骨痿不能起于床而终焉。”
“经云：阴虚生内热。热邪则损阴。肾为阴之根，是以其病发于。肾，起渐上而终于肺。故《难经》云：一损损于肾，骨痿不能起于床；二损损于肝，筋缓不能自收持；三损损于胃，饮食不能消克；四损损于心，血脉不能荣养脏腑；五损损于肺，皮聚而毛落终焉。治疗之法，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益其血，损其脾者调其饮食，适其寒温，损其肝者缓其中，损其肾者益其精。”
当然，虚损之证有阴阳之分，治亦有所不同，根据虚损病情而适当的运用补气和补血药，则为虚损保养之法。如《医学原理·虚损门、治虚损大法》并提出治疗大法，“虚损之病乃不足之症，当以保养为主，如八物汤及十全大补汤之类为主加减。如血分虚重，宜补血药倍于补气药；如气分虚重，宜补气药倍于补血药。兼参天时为之佐使。”
2.汪机的甘温补气观点
汪机十分强调胃气的重要性，如《推求师意·中风》说：“经日：人以胃气为本，无胃气则死。盖元精、元气、元神不可一日无水谷以养之，其水谷药石入胃，而气属阳，味属阴。”属阳者，则上输气海；属阴者，则下输血海；二海者，气血之所归，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取资于此。故二海盈溢，则一身内外气血皆充足矣。气充则荣卫流行，而手足百骸之力涌出矣；血充则冲脉引以渗灌于溪谷，而四属、九窍各为之用，而带脉得以约束十二经脉，不至于缓纵痿弱矣。”
汪机认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的“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是以调补气血、平衡阴阳为主，并且根据人体气血经脉的多少而采用相应的补法，促使气血保持和调。他认为人体阴阳之气不可分割，即使补气补血，均以人参和黄芪为主。如《石山医案·营卫论》说：“天依形，地附气。可见人身之卫，即天之乾；人身之形，即地之坤。营运于脏腑之内者，营气也，即天地中发生之气也。故以气质言，卫气为阳，形质为阴；以内外言，卫气护卫于外为阳，营气营养于内为阴。细而分之，营中亦自有阴阳焉，所谓一阴阳互为其根是也。”汪机认为伤阴、伤阳、伤气、伤血皆可伤营气，因为营气具有阴阳性质。而伤营气又皆可伤营，即伤阴，并把阴虚的范围扩大到一切虚损证。
《石山医案·营卫论》说：“经日营气者，水谷之精气，入于脉内，与息数呼吸应，此即所谓阴气不能无盈虚也，不能不待于补也。分而言之，卫气为阳，营气为阴。合而言之，营阴而不禀卫之阳，莫能营昼夜利关节矣。”又说：“补阳者，补营之阳；补阴者，补营之阴。”
他用营气说来贯穿朱丹溪的滋阴观和李东垣的补气观，谓“丹溪以补阴为主，固为补营；东垣以补气为主，亦补营也。以营兼血气而然也。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同一气也。阴、阳、营、卫、气、血归根结底都成了一个气字，补气也就成了最基本的原则。
3.重用参芪的治疗思路
汪机的补益气血方法中，善于运用人参和黄芪，如《石山医案，营卫论》说：“人参黄芪补气，亦补营之气，补营之气，即补营也，补营即补阴也。可见人身之虚皆阴虚也。经日‘阴不足者，补之以味’，参芪味甘，甘能生血，非补阴而何？又日‘阳不足者，温之以气’，参芪性温，又能补阳，故仲景日气虚血弱，以人参补之，可见参芪不惟补阳，而亦补阴。东垣日血脱益气，仲景日阳生阴长，义本诸此。世谓参芪补阳不补阴，特未之考耳。”这种通过补气摄血及阴生阳长的理论来强调参芪的重要性有独到见解。
《石山医案·病用参芪论》说：“慓悍之卫，其气不虚，无待于补。丹溪日此气若虚，则一旦暴绝而死矣。兹所补者，乃荣中之卫，其气曷常不虚？经日劳则气耗，悲则气消，又日热伤气，精食气，又日壮火食气，非藉于补，安能营运于外而为血所使哉？参、芪之补，补此营中之气也，补营之气即补营也，营者，阴血也，丹溪日人身之虚，皆阴虚者也。”又说：“经日脾胃喜温而恶寒，参、芪味甘性温，宜其为补脾胃之圣药也。脾胃无伤，则水谷可入，而营卫有所资，元气有所助，病亦不生，邪亦可除矣。故诸病兼有呕吐、泄泻、痞满食少、怠倦嗜卧、口淡无味，自汗：体重、精神不足、懒于言语、恶风恶寒等证，皆脾胃有伤之所生也，须以参、芪为主，其他诸证，可随证加入佐使，以兼治之。”
汪机善用参芪治疗许多疾病，如烦闷恶食、脘腹胀满、咳嗽咯血、身热谵语、面赤呕泻、阳虚、耳聋、淤血、淋、梦遗等，均取得良好效果。并且用药加减损益，常随病证而异，因人而异，决不固守一方，不知变通。如《石山医案·病用参芪论》说：“又谓参芪性温，只恐积温成热，又谓参芪补气，尤恐气旺血衰，殊不知有是病，用是药，有病则病气当之，何至于积温成热、气旺血伤乎。且参芪性虽温，而用芩连监之，则温亦从而减矣。功虽补气，而用枳朴以制之，则补性亦从而降杀矣。”
《石山医案·答银台宋公书》说：“人参不惟补气，亦补血也。况药无定性，与热药同用则热，寒药同用则寒。今用人参而以寒药制之，人参虽温，亦莫能逞其势矣。又日人参补气，今以耗气之药监之，虽欲补气，亦莫恣其性矣。”可见，汪机用参芪不仅是为了一般地补气，同样也考虑到补阴血的方面。重视参芪补阴血的意义，是汪机用参芪的一大特色。
汪机强调参芪的温补功能，又指出了世之用参芪失治者，非参芪之过，而是用药不精，医之过也。如《石山医案·病用参芪论》说：“或者病宜参、芪，有用之而反害者，非参、芪之过，乃用者之过也。如病宜一两，只用一钱，而佐使分两又过于参、芪，则参、芪夺于群众之势，弗得以专其功矣。以此而归咎于参、芪，宁不惑哉？”
石山先生弟子最后说明了师父用参芪实是遍尝诸药用治百病得出的经验成果。如《石山医案·病用参芪论》说：“予幸受业于石山汪先生，见其所治之病，多用参、芪，盖以其病已尝遍试诸医，历尝诸药、非发散之过，则降泄之多，非伤于刚燥，则损于柔润，胃气之存也几希矣。而先生最后至，不得不用参、芪以救其胃气，实出于不得已也，非性偏也。”
4.汪机在临证中对部分虚证疾患的诊治
肾虚疾患者：《石山医案·条答福建举人谢邦实所患书》载：“……示孤骨下间有火热，或升于右脚股、一团三指许，有时微热如灯照。丹溪有日，火自涌泉穴起者，乃火起于九泉也。孤骨须也属于膀胱，与肾相为表里，而又近于涌泉。即此观之，是亦肾水衰少，不足以制火，起于九泉之类也。此宜滋养。肾水以制妄火，经云滋阴水以制阳光是也。”久疟患者：《石山医案·疝》载：“日：经云‘阴火之动，发为喉痹，是也。此必色欲不谨，久服参芪，徒增肺中伏火耳。”
痢疾患者：《石山医案·痢》载：“经云‘下者举之，虚者补之’，其治此病之法欤！遂以参、术为君，茯苓、芍药为臣，陈皮、升麻为佐，甘草为使，研末。每服6g，清米饮调，一日二次或三次，遂安。”
疝肿患者：《石山医案·疝肿》载治疗一脉缓无力气虚之小儿疝肿：“经云膀胱者，津液之府，气化出焉。气虚不足，无能运化而使之出矣。宜升阳补气可也。遂以人参为君，黄芪、白术、茯苓为臣，牛膝、升麻、陈皮为佐，甘草梢为使，煎服一二帖，囊皱肿消，三帖痊愈。”
阳虚患者：《石山医案·阳虚》载：“经日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今阳既虚，则阳之精气不能养神，而心藏神，神失所养，则飘荡气扬而多梦矣；阳之柔气不能养筋，而肝主筋以藏魂，筋失所养，则遍身筋骨为之疼痛。魂亦不藏，故梦寐欠安，何得而不遗乎？经日气固形实。阳虚则不能固，而精门失守，此遗之所以频而不禁也。”遂以人参黄芪等治愈之。
痿症：《石山医案·附录》载：“经云痿有五，皆起于肺热。只此一句，便晓其治之法矣。经又云治痿独取阳明。盖阳明胃与大肠与。胃属土，肺属金，大肠亦属阳金，金赖土生，土亏金失所养而不能下生肾水，水涸火盛，肺愈被伤，况胃主四肢，肺主皮毛。今病四肢不举者，胃土亏也；自汗如雨者，肺金伤也。故治痿之法，独取阳明而兼清肺金之热，正合东垣清燥汤。服百帖，果愈。”对痿证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治法。
5.汪机对针灸补法的运用
汪机论述针灸治疗对机体虚证的适应证时，说明针灸可以治疗许多疾患，但并非一切虚损劳伤，皆可用针灸治疗。如元气大伤，宜以甘药调之，绝非针灸所能宜也，医不明此，则遗患后世。如《针灸问对》卷之上说：“若夫病邪大甚，元气已伤，决非针之所能济矣。假如痨瘵阴虚火动，法当溢阴降火，针能滋阴否乎？痿证肺热叶焦，法当清金补水，针能补水否乎？经日：阴阳形气俱不足，勿取以针，而调以甘药。是也。知此，则病之可针不可针，亦可以类推矣。奈何世之专针科者，既不识脉，又不察形，但问何病，便针何穴，以致误针成痛疾者有矣。”同时说：“凡病皆当辨别邪正、内外、虚实，然后施针补泻，庶不致误。”
汪机针对《素问》、《难经》所论述的迎随补泄方法不一，认为应该从结合病情实际出发而进行调补虚实，病合与《素问》者，用《素问》法，病合与《难经》者，用《难经》法。如《针灸问对》卷之中说：“机按：《素问》、《难经》所论，迎随不同者，《素问》通各经受病言，《难经》主一经受病言。病合于《素问》者，宣依《素问》各经补泻之法治之：病合于《难经》者，宜从《难经》子母迎随之法治之。各适其宜，庶合经意。”
6.汪机临证中的补益方剂
汪机对《黄帝内经》虚损病证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即重用人参、黄芪甘温补气，对许多虚症疾患亦有很好的疗效，临床运用了较多补益方剂，如《医学原理》中的诸多补益方剂：
（1）八物汤
组方：当归甘温二钱，川芎辛六分，熟地黄甘寒二钱，白芍酸寒钱半，人参甘温一钱，白术苦甘温二钱，茯苓甘淡平二钱，炙甘草甘温五分，水煎。温服。
主治：气血两虚证。
（2）十全大补汤
组方：人参甘温二钱，黄芪甘温二钱，白术苦甘温二钱，茯苓甘淡平二钱，炙甘草甘温五分，当归辛甘温二钱，川芎辛温六分，熟地黄甘寒二钱，白芍苦酸寒二钱，肉桂辛甘温七分，水煎。温服。
主治：气血两亏。
（3）六君子汤
组方：人参甘温二钱，白术苦甘温二钱，茯苓甘淡平一钱，炙甘草苦温五分，橘红苦辛温钱半，半夏苦辛温一钱，加姜片，水煎。温服。
主治：气虚夹痰。
（4）大补阴丸
组方：知母苦辛寒，酒浸、焙三两，熟地黄苦甘寒酒浸，焙干四两，龟板甘酸温，酥炙黄二两，黄柏苦辛寒，酒拌炒三两，共为末，加猪脊髓，捣烂为丸如梧子大。每空心以淡盐姜汤下七八十丸。
主治：肾亏败，阴火沸腾。
（5）补阴丸
组方：黄柏苦辛寒三两，龟板甘酸寒，香油炙二两，知母辛苦寒三两，当归辛甘温三两，熟地黄苦甘寒真阴四两，锁阳甘酸温，益精补肾二两，白芍苦艘寒～两，豹胫骨甘酸温，酥炙一两，牛膝甘酸温一两，陈皮苦辛温二两，共研为末，以酒煮羊羯肉，捣烂，丸如梧子大。每空腹白开水送下50～70丸。
主治：肾元亏败，阴血虚耗，筋骨无力。
（6）滋阴大补丸
组方：枸杞子甘温，益精强阴、济虚弱三两，肉苁蓉甘酸温，益精补肾，酒授洗，瓦焙干二两，熟地黄甘寒，滋肾水、益真阴、补血四两，巴戟辛甘温，益精气，去心七分，小茴香辛甘温，通肾气七钱，远志苦温，安心神，定恍惚，补虚劳，去心七钱，甘草水煮，山药甘温，补中，益精气二两，牛膝苦酸平，行血、益精、壮筋二两，杜仲辛甘温，益肾填精，炒，去丝二两，白茯苓甘淡平，止惊悸，去皮二两，五味子甘酸平五钱，石菖蒲苦辛平，开心气、通心神八钱，山茱萸甘酸涩，益元阳、补肾填精，去核二两，共为细末，以红枣四两蒸烂去核捣膏，和炼蜜丸如梧子大。空腹淡盐汤下50～70丸。
主治：筋骨无力，心神恍惚。
（7）六味地黄丸
组方：山萸甘酸涩，去核四两，泽泻甘成寒，为肾引使二两，熟地黄甘寒八两，白茯苓甘淡平三两，山药甘温四两，丹皮苦辛寒，衄血、吐血必用之药三两，炼蜜为丸如梧子大。每空腹淡盐汤下50～70丸。
主治：肾元不足，瘦弱虚损，骨蒸痿弱。
（8）人参固本丸
组方：生地甘寒四两，熟地黄甘寒四两，天冬、麦冬甘寒，请肿金I定喘嗽各二两，人参甘温，润肺止咳三两，先将人参另研末，余四味以童便浸，捣膏和参末为丸。每以盐姜汤下50～70丸。
主治：元气亏败，阴火上炎，熏烁肺金，以至发热，咳嗽。
（9）益胃升阳汤
组方：人参甘温二钱，黄芪甘温二钱，白术苦甘温二钱，炙甘草甘温七分，神曲甘辛温一钱，升麻苦寒五分，柴胡苦寒五分，黄芩苦寒一钱，当归辛甘温一钱，陈皮（去白）八分，水煎，温服。如腹痛，加芍药五分，肉桂三分。如渴或口燥者，加葛根五分。
主治：口淡无味，不思饮食，宿食不化，发热汗出。
（10）茯神汤
组方：人参甘温五钱，黄芪甘温三钱，五味子甘酸平七分，麦冬甘凉一钱，木通淡平一钱，桔梗苦辛温八分，甘草甘寒七分，远志苦平七分，茯神甘淡平八分，水煎。温服。
主治：咳嗽引心胸痛，头眩，恍惚不宁，喉中肿痛，小便涩数，六脉濡小。
（11）牛膝丸
组方：补骨脂苦辛温，补肾二两，菟丝子辛甘温，四两，肉苁蓉甘酸温二两，胡芦巴辛甘温二两，防风辛温两半，蒺藜辛甘温二两，牛膝甘酸二两，杜仲炒，去丝三两，革薢甘温二两，肉桂辛甘温一两，为末，以酒煮羊肉，捣丸如梧子大。每服80～90丸。如冬月，加干姜五钱。
主治：骨痿不能起于床，筋缓不能自收持。
（12）补虚丸
组方：人参甘温四两，白术甘温三两，山药苦甘点二两，枸杞子甘温三两，锁阳甘成温二两，共为末，以面糊丸如芡实大，每服50丸，每日二服。
主治：精气不足。
（13）补阴丸
组方：龟板甘成平六两，黄柏苦寒四两，苦参苦寒二两，黄连苦寒二两，侧柏叶苦辛寒三两，乌药苦辛寒两半，共为末，用熟地黄八两酒煮、捣膏丸如梧子大。如冬月加干姜，夏加砂仁。
主治：阴虚火动吐血。
（14）八味定志丸
组方：人参甘温四两，白术苦甘温三两，茯苓甘淡平三两，牛黄甘凉三钱，麦冬去心二两，朱砂辛凉三钱，菖蒲苦辛温五钱，茯神甘平四两，远志苦甘平，去心五钱，共为末，炼蜜丸如梧子大。每服30～50丸。
主治：中气虚败，以致心气不足，邪热上攻，恍惚惊悸，喘嗽不宁。
（15）十四味建中汤
组方：人参甘温三钱，白术苦甘温三钱，白茯苓甘谈平一钱，炙甘草甘温五分，肉苁蓉成温一钱，肉桂辛甘温五分，麦冬甘凉一钱，附子辛热五分，半夏苦辛温七分，黄芪甘温二钱，加姜三片，枣二枚，水煎。日进二服。
主治：气血虚败，肾元失所，以致形体赢瘦，倦怠嗜卧。
（16）人参养荣汤
组方：人参甘温二钱，黄芪甘温二钱半，白术苦甘温二钱，炙甘草甘温五分，当归辛甘温二钱，川芎辛温八分，熟地黄甘温二钱，白芍酸寒八分，五味子甘酸五分，肉桂辛甘温五分，远志苦辛七分，水煎。如遗精，加龙骨。咯血，加阿胶。
主治：饮食无味，肌肉消瘦，四肢倦怠，呼吸短气，面无颜色，恍惚，咳嗽等证。
（17）固精丸
组方：黄柏苦辛寒四两，知母甘辛温四两，芡实甘淡二两，牡蛎凉寒五分，龙骨酸湿弱五钱，莲蔻甘温草一两，茯神甘温草一两，远志去心五钱，共为末，以山药磨粉，打糊为丸如梧子大，以朱砂为衣。每服50～70丸。
主治：心神恍惚，遗精滑泄。
（18）补中益气汤
组方：黄芪甘温三钱，人参甘温二钱，白术苦甘清二钱，陈皮七分，炙甘草甘温五分，升麻甘寒四分，黄柏苦寒五分，当归辛苦温五分，柴胡苦辛四分，水煎。温服。随证而加减之。
主治：内伤中气，脾湿不流，以致阴火上乘而发蒸蒸之热，表上无阳，不能卫护皮毛，以致恶寒自汗。
（19）四君子汤
组方：人参甘温三钱，白术苦甘温二钱，白茯苓甘淡平一钱，炙甘草甘温七分，水煎。温服。不拘时，每日2次服。
主治：一切气虚。
（20）保命生地黄散
组方：天冬苦甘温八分，生地黄苦甘寒三钱，熟地黄甘寒三分，枸杞子甘寒二钱，白芍药酸寒一钱，地骨皮苦寒一钱，黄芩苦寒二钱，黄芪甘温二钱，炙甘草甘温研细粉七分，每日2次服。
主治：呕血，蒸热，出汗。
（21）天冬汤
组方：阿胶苦甘平二钱，天冬苦寒二钱，贝母辛寒一钱，茯苓甘平八分，杏仁苦平五分，生甘草甘寒三分，水煎，阿胶调之。食后服，每日3次。
（22）茯苓补心汤
组方：当归甘辛温二钱，熟地黄苦甘寒二钱，白芍药苦酸寒一钱，川芎辛温六分，人参甘温二钱，茯苓甘平二钱，炙甘草甘温六分，紫苏辛温二钱，陈皮苦辛温八分，桔梗苦辛温八分，前胡苦辛温八分，枳壳甘温八分，半夏辛温八分，葛根苦甘凉一钱，水煎。食后服，1日3次。
主治：心气虚耗，不能生血，以致阴虚火动，咳吐脓血。
（23）黄芪散
组方：黄芪甘温二钱，麦冬苦甘寒二钱，桔梗苦辛温一钱，熟地黄甘寒二钱，白芍药苦酸寒一钱，生甘草甘寒六分，研细粉，作2次服。
主治：咯血，或成劳，发热汗出。
（24）归脾汤
组方：人参甘温二钱，白术苦甘温一钱，黄芪甘温一钱，龙眼肉二钱，炙甘草甘温五分，木香苦辛温五分，酸枣仁辛甘酸八分，茯神淡平一钱，水煎。温服。
主治：思虑伤脾，脾不能统摄心血，以至迫血妄行，或吐或下，心神恍惚。
（25）四物汤
组方：当归苦辛温、熟地黄苦辛寒、川芎辛温、芍药苦辛寒各一钱，水煎。不拘时服。
主治：一切血虚之证。
（26）三黄补血汤
组方：黄芪甘温一钱，柴胡苦寒七分，升麻苦寒三分，牡丹皮辛苦寒三分，熟地黄辛寒一钱，当归辛温一钱，白芍药苦酸寒七分，川芎辛温五分，水煎。温服。
主治：吐血。
（七）薛己对《黄帝内经》补法的研究与应用
薛己，字新甫，号立斋，明代吴郡（江苏苏州）人，约生活于公元1486～1558年，是明代著名医学家。其主要著作有《内科摘要》、《外科发挥》、《外科枢要》、《外科心法》、《外科经验方》、《疠疡机要》、《口齿类要》、《女科撮要》、《保婴粹要》、《正体类要》、《过秦新录》、《本草约言》等；其评注医书有《保婴撮要》、《小儿药证直诀》、《明医杂著》、《小儿痘疹方论》、《平治荟萃》、《原机启微》《妇人大全良方》等；后人将他的著作与评注之书汇编成《薛氏医案》，刊行于世。
薛己所处的时代是明嘉靖至万历年间，国家统一，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文化科学也随之发展。这一时期理学盛行，医学界特别注重经典著作研究，因而影响到他重视研究《黄帝内经》的理论，“以岐黄世业，旁通诸家，微词颐旨，靡不究竟”（《疠疡机要·序》），结合临床实践，著书立说，自成一家，他极力反对恣用寒凉之剂克伐生气的流弊，在研究《黄帝内经》的脏腑辨证基础上，强调脾胃与肾命的重要性，力倡温补脾肾的治疗法则，从而发展了《黄帝内经》的治则学说，成为温补学派的先驱；并且在研究《黄帝内经》杂证的论治中，突出这些学术观点。
1.对“治病求本”的发挥
薛氏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治病必求于本”的学术思想指导下，提出临证治病时重视以治本为主的原则。《疠疡机要·序》认为：薛己治病“不问大小，必以治本为第一要义”。
薛氏重视“治病求本”，其主要论点有二：一是指临床辨证必须抓住疾病的本质，也就是要抓住导致疾病的根本原因和病机而治疗。他在评注《明医杂著·续医论》时指出：“凡医生治病，治标不治本，是不明正理也”。所以他对外感、内伤之证，均以掌握疾病的本源而为治疗大法。如对腹痛的治疗，前人有“痛无补法”之说，而他认为不能胶柱鼓瑟，死守这一治则，应以发生腹痛的主要病机的根本所在治之。如腹痛见有面色黄青，左关脉弦长，右关脉弦紧的症状，此系土衰木旺之证，故用益气汤加半夏、木香来扶土抑木，则腹痛可愈。又如治疗伤科疾病，出现肿痛不消、肌肉坏死、新肉不生、损伤后淤血作痛及出血等损伤症状时，他认为其病本因于元气不足、脾胃气虚所致，主张用补气调补脾胃之法治疗，用八珍汤加白芷，或用十全大补汤补之，以图正气恢复，肿消肉生，损伤痊愈的目的。二是言调治脾肾为治本的关键。他在《明医杂著·医论》中说：“经云：治病必求其本，本于四时五脏之根也”，这就是说从五脏而论，虽然各脏功能失调均能导致疾病的发生，然而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五脏之根蒂，人身之本源，所以，脾胃一虚则诸证蜂起，故薛氏辨证论治强调“以胃气为本”。又因肾阴、肾阳为脏腑阴阳之根本，五脏之病久则及肾，使肾命受损，故肾命亦为治疗疾病的根本之脏。《折肱漫录》赞赏薛己这一观点时说：“治病必以脾胃为本，东垣、立斋之书，养生家当奉为蓍蔡也。如治脾无效，则求之于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高度评价说：“薛己治病在于务求本源”。
薛己“治病求本”的观点，关键在于滋其化源，而化源是指脾胃为人体生化之源。故黄履素在《折肱漫录·医药篇一》解释说：“化源者何？盖补脾土以滋肺金，使金能生水。水足木自平，而心火自降”。因为脾胃为人体后天生化之源，脾胃化生的元气充足，诸脏得以滋养，生气才能盎然勃发，因而薛氏强调脾胃为其他四脏之化源，滋其化源，实为补脾土之本。尤其是治疗虚损之症，皆可用滋其化源之法。他在注《明医杂著·续医论》时指出：“证属形气、病气俱不足，脾胃虚弱，津血枯涸，而大便难耳，法当滋补化源”。如他治疗脾肺亏损咳嗽、痰喘等病证时，认为应当补脾土，滋化源，使金水自能相生，咳喘可愈。
不仅如此，薛氏在补脾胃的基础上将滋其化源扩充到肾与命门，以先天而促进后天之生化，用六味丸、八味丸作为滋其肾命化源之主方。同时，薛氏以虚则补其母的治法，从调治五脏的相互关系入手，达到滋其化源的目的。他在注《明医杂著·医论》中指出：“五脏子母虚实，鬼邪微正，若不达其旨意，不易得而入焉”。如治疗肝虚之疾病，用六味丸滋补肾水之母，以生肝木之子；治肺气虚弱之患，以健脾补土为补其母，滋其化源，如仍效不显著，再补脾土之母，补肾命之火，以达火旺生土、土旺生金的目的。
总之，薛氏将《黄帝内经》“治病必求于本”的理论发挥，为既抓住疾病的根本病因病机治疗，又指出具体调治脏腑之本的内容，从而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
2.对《黄帝内经》补虚法则的发挥
薛己对《黄帝内经》的治则学说研究深入，尤其是对补虚法则有很大的发挥。他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素问·至真要大论》的“劳者温之”、“损者温之”等治则理论指导下，结合《难经》治疗五脏虚损的方法，确立了他重视补法的治疗原则。他力避寒凉，用药偏温，强调温补脾肾并重，成为温补派的首创者。其对《黄帝内经》补法的发挥有以下三个方面：
（1）提倡朝夕补法
薛己根据《素问·生气通天论》指出的：“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的论点，认识到人体在一天之中，阳气消长进退与自然界昼夜晨昏阳气的变化相适应，不仅在生理上如此，而且在病理上也有这一变化规律，在治疗时亦应按照这一变化规律制定治疗方法，从而提出朝夕温补法。他在《疠疡机要·辨证治法》中提出：“若朝宽暮急，属阴虚；暮宽朝急，属阳虚。朝暮皆急，阴阳俱虚也”。鉴于这种对病理朝暮阴阳偏虚不同的认识，对于阴阳虚弱之证的治疗，分别采用朝夕用药配合疗法，以图阴阳互相资生，恢复平衡协调的目的。
具体治法施方，他在《疠疡机要·辨证治法》中指出：“阳虚者，朝用六君子汤，夕用加减肾气丸。阴虚者，朝用四物汤加参、术，夕用加减肾气丸。真阴虚者，朝用八味地黄丸，夕用补中益气汤”。如他治疗阴囊肿胀，日久溃破，疮口大开，难以愈合之证，认为此时为五脏气血俱虚，故以调补为主，朝用补中益气汤，夕用六君子加当归，各服50余剂，气血渐复，疮口渐愈，又用六味丸调补肾气而痊愈。
（2）治疗急症用急补法
薛己在治疗虚弱危急的病证时，强调应用急补法，以图扶助正气，挽救生命。其常用方剂以八味丸温补元阳之气，或用独参汤补气固脱；或用参附汤回阳救逆。详言之，八味丸用于命门火衰、虚寒内盛的危急病证。如症见发热夜重，热从足起，而口干舌燥，小便频数、淋漓作痛，恶寒发热等，此为无根之虚火证，急用八味丸引火归原，以固肾命之本。或因误用寒凉泻火之剂，复伤脾肾，出现胸腹虚痞、小便不利、脘腹臌胀、手足厥冷的三阴亏损之虚寒证，急用八味丸温补命门之火，回阳救逆。或因脾肾阳虚，下元不固，五更泄泻，反复发作，服四神丸不效者，急用八味丸补命门之火，以生脾土。或因命门火衰，肾不纳气，喘促脉微，手足厥冷者，亦急用八味丸补肾纳气。
独参汤用治气血脱失之重证。如失血过多之证，勿论其脉症如何，急用独参汤益气固脱。或者疮疡病久，发汗汗出不止者，此气血皆大伤，亦以独参汤急救固气。参附汤用于阳虚气脱的虚寒危证。如疮疡一证，因过用寒凉之剂阳气大伤，或犯房事损伤真阳，或因吐泻阳气虚脱，出现发热头痛、恶寒憎寒、扬手掷足、汗出如水、腰背反张、郑声不绝等虚阳外越之真寒假热证，急用参附汤回阳救脱。亦有疮疡之阳气脱陷的真寒急证，如见畏寒头痛、耳聩目蒙、玉茎短缩、冷汗时出，或厥冷身痛，或咬舌啮唇、舌根强硬等证，亦应急用参附汤急补之，使阳回寒祛，病人可救。可见薛氏的急补法虽然应用于各种病证，但总是以图温补脾肾和气血，挽救危重之病人。
（3）阴阳偏虚者用纯补法
薛氏虽然注重温补阳气，但是，临临床出现阴虚和阳虚、血虚和气虚比较明显者，亦应区别论治，故提出纯补阴、阳、气、血的治法。如他治疗发热证，内伤发热昼夜俱重者，为重阳无阴，以阴虚为主，常以四物汤或六味丸纯补其阴；若系发热面赤，脉大虚弱，此为阴血虚弱所致，用当归补血汤纯补其血。又如治疗疮疡，见有疮疡微肿痛，或色黯不痛，脉洪大按之微细软弱者，此为纯阴无阳证，以阳虚为主，服回阳汤（干姜、附子、人参、白术、黄芪、当归、陈皮、甘草、柴胡、升麻）以纯补其阳气。若见疮疡脓多而清，或淤肉不腐，溃而不敛，脉大无力或涩微者，为气血两虚，则用八珍汤双补气血。
（4）强调温补脾肾法
薛氏根据《素问·上古天真论》“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脏之”的论点，认识到肾之藏精，与五脏的关系密切，尤以脾之化生水谷之精与肾之藏精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生理上脾主运化，化生精微，须借助肾阳的温煦；而。肾中精气亦有赖于脾之化生水谷精微的培植和充养，才能不断充盈和成熟，因此，脾与肾是相互资助，相互促进的。在病理上二者亦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即脾土久虚可损及肾阳，导致肾虚：相反肾气虚损，不能温煦脾阳，亦能导致脾虚，从而出现脾肾之亏虚病证。尤其是内伤杂证或疮疡久病，必然久则伤正，损伤脾肾，故薛氏强调久病用温补脾肾法。
在具体施方用药中，对于脾肾两虚，而以脾虚为主者，主张“补肾不如补脾”主治则；若系肾虚为主者，则当补益肾气。若系脾肾虚寒者，宜以四神丸温补脾肾。如系脾肾虚脱者，以六君子汤加姜桂温健脾阳，如不应，急补肾命，以生脾土，用八味丸补火生土。这是薛氏强调温补脾肾的同时，须分轻重缓急而区别应用，一般以补脾为主，但病情急而补脾不能取效时，急补肾命，其目的通过补。肾以生土，以图脾肾健旺，使久病痊愈。薛氏在辨证论治中注重脾肾双补法的观点，不仅发展了《黄帝内经》的脾肾学说，而且为后世创立先天、后天之本奠定了理论基础。
综上所述，薛己对《黄帝内经》补虚治则学说的发挥，偏重于发展温补之理论，用方以古方为主，但赋予新的见解，为后世温补的理论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3.对《黄帝内经》内伤杂证的研究
薛己在深入研究《黄帝内经》理论的同时，注重从临床实践中加以充实和发展。他虽然以善治外科病著称，但从其医案记载，其所治病证以内伤杂证为多。故他在治疗内伤杂证时对《黄帝内经》的虚证理论多有发挥，为后世医家所推崇。
首先，薛氏认为杂证以虚证为多见。《素问·通评虚实论》说：“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在《黄帝内经》对虚证实证定义的基础上，他通过毕生的临床研究，认为“大凡杂病属内因，乃形气、病气俱不足，当补不当泻”（《明医杂著·医论》），强调内伤杂证以虚证为主要证候。而究其虚证的病机，以阴虚为主。此处所言阴虚，他指出不是津液、精血之虚，而是概括足三阴肝、脾、肾三脏之虚。他在《妇人良方·精血篇》中说：“阴虚乃脾虚也，脾为至阴”。在《内科摘要·饮食劳倦亏损元气证》中亦说：“大凡足三阴虚，多因饮食劳役，以致胃不能生肝，肝不能生火，而害脾土不能滋化，但补胃土则金旺水生，水得平而自相生矣”。他在《明医杂著·劳瘵》中更为明确地指出：“大抵此症属足三阴亏损”。可见虚损之证，以足太阴脾、足少阴。肾、足厥阴肝三脏亏虚为主要病机。由于脾为至阴之脏，气血生化之源，生命之根本，因而三者之间尤以脾土虚损为关键。治疗内伤杂证时，调补脾、肾、肝的基础上尤重调补脾土。
其次，薛氏将内伤杂证从虚证论治。例如治疗内伤发热证，他从足三阴调治。对于阳虚发热多属脾气虚者，用补中益气汤以升补阳气；阴虚发热多属肾阴虚者，宜用六味地黄丸，以培补阴血；脾肺虚热者用补中益气汤送服六味丸。他在《明医杂注·医论》中指出：“总论二证（指阴虚和阳虚发热证），虽有阴阳气血之分，实则皆因脾胃阳气不足所致，其发热属形病俱虚，余故禁服黄柏、知母，恐复伤阳气耳”。说明他治疗内伤发热以调补脾肾为主，反对滥用寒凉损伤脾胃之阳气。对于血虚证，在分辨病因的基础上，主张以温补之法治疗。认为血虚之证，或气虚血弱证，或阳气脱陷证，或大失血证，均可用四君加归、芪，或用独参汤之甘温之剂，使阳旺则阴生，其病自愈。故他在《明医杂著，劳瘵》中指出：“肾经虚热，阴火内动而咯吐血，用六味丸、补中益气汤。怒动肝火而见血者，用加味逍遥散；肾涸肝火动而见血者，用六味丸……以上诸证，皆属足三阴亏损，虚火内动所作，非外因所致，皆宜六味丸、补中益气汤，滋其化源，是治本也”。
可见他对血证的治疗，重在调补肝、脾、肾三脏。对于中风的论治，他强调肾精、肝血之亏损为其病本，他在《明医杂著·风症》中指出：“此风非外来之风邪，乃本气病也”，因为病“在半体者，肝肾所居之地，肝主筋，肾主骨，肝藏血，肾藏精，精血枯槁，不能滋养，故筋骨偏废而不用也”。治疗亦以肝、肾、脾三脏用药为主，从而为中风的内风说奠定理论基础。对于痰证的论治，除以健脾化痰之法外，还认为肾经亏损，津液难降，败浊为痰，是真脏之病，治以六味丸以补肾水，从而使脾健肾壮，痰无由生，其病即愈。
同时，薛氏对内伤杂证的虚损者，在某些情况下可变生假象，必须分辨真假而论治。如对脾、胃虚弱之假证，出现气高而喘，身热而烦，或扬手掷足，口中痰甚者，应不为这些假象所惑，仍以补中益气汤治之。又如真寒假热证，既有四肢厥冷、大便清利、引衣蜷卧的真寒之证，又有躁扰狂越、欲入水中之假热之象，他从肚腹喜暖和口畏冷热与否加以鉴别，确定为病本真寒，仍以八味丸等方温阳救逆治之。
综上所述，薛氏对《黄帝内经》“虚则补之”治则学说的发挥，偏重于发展了温补理论，用方以古方为主，但赋予新的见解，为后世温补理论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对于内伤杂证的论治，他突出了以脾、肝、肾三脏之虚损为主要辨证要点，其病性以虚证为主，治以温补为大法。
（八）缪希雍对《黄帝内经》补法的运用及其发挥
缪希雍，字仲淳，号慕台，江苏常熟人，明代著名医学家，其主要代表作有《先醒斋医学广笔记》四卷、《神农本草经疏》三十卷。
缪希雍对《黄帝内经》中的脾胃学说有重要的研究成就。
缪氏论治脾胃突出之处在于发展了前人之说。首先，他非常重视胃气。其次，他对脾肾关系较为重视。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缪氏对脾阴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他认为，如饮食不进、食不能消、臌胀、肢痿等证，不能仅责之于脾气虚，而其往往是“脾阴不足之候”。
缪氏调理脾胃，有四个特点：第一，调理胃气，注重甘润清灵。常用人参、白扁豆、山药、莲肉、橘红、茯苓、炙甘草、大枣或枣仁、石斛、沙参、麦冬、白芍、砂仁、麦芽等，随宜配伍。第二，补脾阴，主张酸甘柔润。常用石斛、木瓜、牛膝、白芍、酸枣仁为君，以生地黄、甘枸杞、白茯苓、黄柏为臣，甘草、车前子为使。第三，治脾不忘调肝。对肝脾不和者，多用白芍、木瓜、沙参、麦冬、石斛柔润之品缓肝益脾，使肝气平而脾自健。第四，注意益火补土。当脾胃虚及肾阳时，则用脾肾双补丸培补脾肾。
具体体现在下面诸多内容中：
1.保护胃气
缪氏在《本草经疏》卷一说：“夫胃气者，即后天元气也，以谷气为本。是故经日：脉有胃气日生，无胃气日死。又日：安谷则昌，绝谷则亡。”又说：“谷气者，譬国家之饷道也，饷道一绝，则万众立散，胃气一败，则百药难施。”胃为后天之本，胃气的充盛与否关系着健康，是疾病转化的重要标志。其在强调胃气的时候，甚至与先天之元气对比，认为胃气比先天元气更为重要。如《本草经疏》卷一说：“先天之气，纵犹未尽，而他脏亦不至尽伤，独胃气偶有败伤，以至于绝，则速死矣。”
胃气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因此，在临床治疗上，缪希雍处处注重保护胃气，调摄脾胃。治疗阴阳诸虚证皆以保护胃气为急。不论对气血阴阳等虚证，还是中风、中暑、泻利滞下、胎前产后、疔肿痈疽、惊疳等，皆以保护胃气为首要前提。《本草经疏》卷一说：“若阴虚，若阳虚，或中风，或中暑，乃至泻利滞下，胎前产后，疔肿痈疽，痘疹、痧疹、惊疳，靡不以保护胃气，补养脾气为先务，本所当急也。”
缪氏提出了保护胃气为治病第一要诀，因而在治疗过程中凡与胃气相违逆的药物皆应考虑甚至禁忌。《木草经疏》卷一说：“益阴宜远苦寒，益阳宜防泄气，祛风勿过燥散，消暑毋轻下通，泻利勿加消导，滞下之忌芒硝、巴豆、牵牛，胎前泄泻之忌当归，产后寒热之忌芩、连、栀子，疗肿痈疽之未溃忌当归，痘疹之不可妄下，其他内外诸疾，应投药之中，凡与胃气相违者，概勿使用，投药之顷，宜加三思。”《本草经疏》卷一说：“没有芩、连、栀子苦寒之剂以攻热，则徒败胃气。苦寒损胃而伤血，血愈不足而热愈炽热。胃气伤则后天之元气愈无所养，而病转增剧也。”说明治病用药时要防止苦寒败胃以耗伤胃气。
在论及四气所伤时，强调了要以保护胃气为主。如《木草经疏》卷一中说：“邪若内陷，必便脓血，药宜祛暑消滞，专保胃气，黄连、滑石、芍药、升麻、莲实、人参；白扁豆、甘草之属是已。”在论及痰饮时，认为“总之必由脾胃有湿，或脾胃本虚，又感饮食之湿，则停而不消，此饮之人略也。治宜燥湿利水，行气健脾，乃为得也。其药大都以半夏、茯苓、人参、白术为君”（《木草经疏》卷一）。
2.强调脾阴的重要性
缪希雍强调脾阴虚证不宜滥施香燥温补之品，要注意辨证施治，而甘寒滋润之品更为值得考虑。他对脾阴非常重视，并常用人参、白扁豆、山药、莲肉、橘红、茯苓、炙甘草等，随证配伍药物甘润清灵以补脾阴。
《本草经疏》卷一《似中风问答》说：“脾为土脏，胃为之腑，乃后天元气之所自出。胃主纳，脾主消。脾阴亏则不能消，胃气弱则不能纳，饮食少则后天元气无自而生，精血坐是日益不足也。经日：损其脾者，调其饮食，节其起居，适其寒温，此至论也。不如是则不足以复其脾阴。”脾胃为后天之木，脾虚胃弱则精血日益不足，因而重视胃气，保护脾阴尤显得重要。
临证中运用健脾药治愈脾虚证患者，并指出甘寒滋润实为治脾阴虚的一个重要方法。如《先醒斋医学广笔记》卷三《痧疹续论》举一脾虚患者例证说：“顾鸣六乃郎，禀赋素弱，年数岁，患脾虚证，饮食绝不沾唇，父母强之，终日不满稀粥半盂，形体倍削，鸣六深以为忧。予为之疏一丸方，以人参为君，茯苓、山药、橘红、白芍、莲肉、扁豆为佐，更定一加味集灵膏相间服之。百日后，饮食顿加，半年肌体丰满。世人徒知香燥温补为治脾虚之法，而不知甘寒滋润益阴之有益于脾也。治病全在活法，不宜拘滞。”突出了缪氏的灵活变通的治疗方法。
作者又进一步指出香燥温补，虽可健胃除湿，但多服则损伤津液，反而不利于脾的健运。如《先醒斋医学广笔记》卷二《泄泻》说：“虽云健胃除湿，救标则可，多服反能泻脾，以其燥能损津液故耳。”
同时，缪氏补脾阴不忘清肝热，多用白芍、沙参、麦冬、石斛等柔润之品以缓肝急，则脾邪丸减少而脾气自和。《本草经疏》卷二说：“补脾阴，兼制肝清热，甘平，酸寒，淡渗。酸枣仁、白芍、石斛、白扁豆、莲肉、陈皮、山药、苏子、五味子、木瓜、桑白皮、车前子、茯苓”。
3.重视脾肾的关系
缪氏开始重视脾与。肾的关系，认为脾胃的腐熟水谷需要藉借肾阳的温煦和蒸腾。若肾脏虚衰，则脾胃的阳气亦无力运化。如《先醒斋医学广笔记》卷之一《泻泄》说“人脾胃受纳水谷，必藉肾间真阳之气熏蒸鼓动，然后能腐熟而消化之。肾脏一虚，阳火不应。此火乃先天之真气，丹溪所谓人非此火不能有生者也。治宜益火之原，当以四神丸加人参、沉香，甚者加熟附子、小茴香、川椒。”并创立脾肾双补丸治肾泄。即“人参去芦一斤，莲肉去心，每粒分作八小块，炒黄一斤，菟丝子如法另末一斤半，五味子蜜蒸烘干一斤半，山茱萸内拣鲜红内厚者，去核。烘干一斤，真怀山炒黄一斤，车前子米泔淘净，炒十二两，肉豆蔻十两，橘红六两，砂仁炒六两，最后人巴戟天十二两，甘草汁煮。去骨补骨脂圆而黑色者佳。盐水拌炒，研末一斤，为细末，炼蜜和丸如绿豆大”。方中菟丝子、五味子、补骨脂、巴戟天温补肾阳，人参、莲肉、山药健脾，肉豆蔻、橘红、砂仁和中理气，共取益火补土之功。
《先醒斋医学广笔记》卷之二《脾胃》说：“若肾虚脾弱者，宜用金匮肾气丸、十全大补汤去当归，加车前子、肉桂。”
4.对《黄帝内经》中五脏虚实补泻的认识及发挥
缪氏根据《黄帝内经》中五脏虚实补泄“虚则补其母”理论，认为肝虚可补肾，心虚可补肝，脾虚可补心，肺虚可补脾，而肾无实证，不可泻，只宜补其母，即肺脏。同时，举出了适宜的补益五脏药物。如《本草经疏》卷一说：“水能生木，肾乃肝之母。肾，水也。苦以补肾，熟地黄、黄柏是矣。如无他证，钱氏地黄丸主之”。心“虚以炒盐补之，虚则补其母，木能生火，肝乃心之母。肝，木也，以生姜补肝，如无他证，钱氏安神丸主之”。脾“虚以甘草、大枣之类补之，如无他证，钱氏益黄散主之。心乃脾之每，以甘盐补心。”肺“虚则五味子补之，如无他证，钱氏阿胶散补之。脾乃肺之母，以甘草补脾。”“肾本无实，不可泻，钱氏只有补肾地黄丸，无泻肾之药。肺乃。肾之母，以五味子补肺。”
缪氏认为脏无实证，一般情况下只宜补而不宜泻，需要泻的也是邪气。而所谓的实证也是邪气导致，因而泻的是邪气，并非泻脏。并对肝脏的无补法认识问题提出自己的不同卓见。如《本草经疏》卷一经说：“五脏者，藏精而不泻者也。故日满而不能实。是有补而无泻者，其常也，脏偶受邪，则泻其邪，邪尽即止。是泻其邪，非泻脏也。脏不受邪，毋轻犯也。世谓肝无补法，知其谬也。”
同时缪氏亦提出治疗虚证必须遵守的原则，切不可盲目的从速从巧。即“病属于虚，宜治以缓。虚者精气夺也。若属沉痼，亦必从缓。治虚无速法，亦无巧法。”
5.四时用药补泄说
缪氏认为人身之气顺乎四时之气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而药物之气亦然，运用药物治疗疾患时应注意春夏养阴，秋冬养阳，因时制用，有利于机体阴精阳气的保存。故《本草经疏》卷一说：“药之顺乎天者也。春温夏热，元气外泄，阴精不足，药宜养阴；秋凉冬寒，阳气潜藏，勿轻开通，药宜养阳。此药之因时制用，补不足以和其气者也。”《本草经疏》卷一说：“春夏禁用麻黄、桂枝；秋冬禁用石膏、知母、芩、连、芍药之谓。即春夏养阴、秋冬养阳之义耳！乃所以遵养天和之道也。”
6.辨证的运用补法
缪氏认为当时的大多疾患多为虚证，因而药物应多为补药。如《本草经疏》卷一说：“世人之病，十有九虚，医师之药，百无一补，宁知用药之误，则实者虚，虚者死，是死于药，而非死于疾病也。”又说：“精者，阴也，气者，阳也，设被削夺，是五脏六腑之阴精阳三皆虚也。宜从其类以补之。阴精虚者，补阴精；阳气虚者，益阳气。一切克伐攻击之药，概勿便用。犯之者，是为虚虚。”
缪氏在强调补法时亦告诫人们，切不可一切表面看似虚证的皆用补法，要认真辨证施治。如少年人阳痿因于失志者就不宜补阳。认为“此非真火衰也，乃闷郁之故也。宣其抑郁，通其志意，则阳气立舒，而其痿立起矣。若误谓阳精不足，过投补火之剂，多致痈疽而殁，可不戒哉！”（《本草经疏》卷一）。
《先醒斋医学广笔记》卷四《不必忌而忌之过》说：“凡久病之人，胃气虚弱者，忽思荤茹，亦当少少与之，图引浆水谷气入胃，此权变之道也。若专以淡粥责之，则病不悦而食减不进，胃气所以难复，病所以难痊。此忌之之过也。智者通之。”告诫人们治病时应有所忌而有所不忌，关键在于对虚实证的正确把握。
7.缪氏治疗的某些虚证医案举例
缪氏巧妙的寓补泄于一体论治补泄，如《本草经疏》卷一说：“以补为泻，是补中有泻也；以泻为补，是泻中有补也。譬夫参、芪、甘草之退劳倦气虚发热；地黄、黄柏之滋水坚肾，以除阴虚潮热，是补中之泻也。桑根白皮之泻肺火，车前子之利小便除湿，是泻中之补也”。
虚证内伤病患而误医之，则更虚，缪氏运用补。肾等法而痊愈之。《先醒斋医学广笔记》卷三说：“存之幼郎病内伤，大小便俱血。诸医竞用红花、桃仁，病愈甚。仲淳日：桃仁之类，疏其瘀也，血且行，奈何又重伤之？伤则补之而已，以生地黄四钱，川续断及杜仲、牛膝等饮之，稍平，而腹痛不已。仲淳日：是在《黄帝内经》强者气盈则愈，弱者着而成病。加人参二钱，一剂而愈。”
缪氏认为治痧疹时，不宜妄施温补。如《先醒斋医学广笔记》卷三《痧疹论并治法》说：“误施温补，祸不旋踵”。痧后脾胃虚弱，予以甘润之品以补养脾胃。如《先醒斋医学广笔记》卷三《痧疹续论》说：“痧后元气不复，脾胃虚弱，宜用白芍药、炙甘草为君；莲肉、白扁豆、山药、青黛、麦门冬、龙眼肉为臣。”
8.缪氏诊疗中的部分补益方剂（《先醒斋医学广笔记》卷之二《虚弱》）
（1）天王补心丹
组方：人参、怀山药坚白者、麦冬去心、当归身酒洗，各一两、怀生地黄、天冬去心各一两三钱三分，丹参去黄皮八钱，百部去芦、土白茯神去粗皮，坚白者良、石菖蒲去毛、柏子仁去油者佳（另研）、甘草长滚水润炙、五味子去枯者、杜仲以上七味各六钱六分，远志三钱三分，白茯苓两五钱四分，研细末，炼蜜如弹丸，重一钱，朱砂一两研极细为衣。
功效：宁心保神，益气固精，壮力强志，令人不忘，清三焦，化痰涎，去烦热，除惊悸，疗咽干，养育心神。
（2）加味六味地黄丸
组方：怀生地八两，怀山药四两，白茯苓坚白者，人乳拌，晒干又拌，多多更妙四两，山茱萸去桉四两，牡丹皮三两，麦冬去心六两，泽泻原方目病减半三两，甘菊花苦者不用六两，甘枸杞去蒂六两，北五味子去枯者六两，研细末，蜜丸如梧子大。空心淡盐水服四钱。
主治：目疾久不愈。
天王补心丹临卧服，加味六味地黄丸空腹服。
（3）治虚眼方
组方：枸杞子，生地黄，麦冬各三钱，龙胆草一钱，下焦无湿热者勿用，水二盅，煎七分半，饥时服。
如脾气不佳，加白豆蔻末五六分。
（4）治肝肾二经目痰方
组方：甘枸杞去蒂一斤，怀生地黄一斤，极服大者，酒洗净。
（5）治盗汗方
组方：黄氏蜜炙三钱，北五味子二钱，酸枣仁炒研五钱，炙甘草一钱，麦门冬去心三钱，人参三钱，白芍药酒炒三钱，香附童便授炒二钱，龙眼肉十枚。
（6）治溺有余沥，精不固方
组方：菟丝子净半斤，牛膝与何首乌同蒸，净半斤，柏子仁去油者，酒蒸，另研如泥十二两，杜仲净四两，麦冬去心六两，枸杞子六两，北五味子六两，血鹿角一斤，鹿茸去毛，酥炙六两，车前子米泔授四两，白茯苓多用人乳拌晒四两，大何首乌赤白各半，蒸如法一斤，没石子细末三两，炼蜜丸如梧子，每服五钱，空腹白汤吞。
（7）治鼻衄、肠风、腹胀、便燥方
组方：麦冬去心十两，怀生地黄十两，天冬去心六两，五味子去枯者四两，鹤虱胡麻酒拌，九燕九晒，去壳，另研如混十二两，山茱萸肉六两，白芍药八两，当归身五两，砂仁炒二两，紫苏子六两，另研，后入，炼蜜丸，如梧子大。每五钱，空腹白汤吞。
（8）治腿酸足胫痛方
组方：牛膝去芦，酒蒸八两，杜仲六两，怀生地黄蒸热八两，甘枸杞子八两，山茱萸六两，五味子，黄柏各六两，白茯苓三两，砂仁三两，细末，炼蜜丸如梧子大。每五钱，空腹白汤吞。
（9）补肾固精方
组方：北五味子为细末，每服以好酒下服，久之兼可御女。
（10）补肾健脾益气方
组方：白茯苓三钱，枸杞子一两，怀生地黄二钱，麦冬五钱，人参二钱，陈皮三钱，白术三钱。
（11）养阴凉血补心滋肾丸方
组方：麦冬六两，鳖甲六两，五味子六两，怀生地黄八两，山茱萸四两，牡丹皮三两，白茯苓三两拌人乳晒至六两，天冬四两，杜仲去皮切片，酥炙四两，黄柏四两，砂仁二两，甘草二两，怀山药四两，柏子仁拣净，酒蒸，另研细如泥八两，车前子三两，菟丝子净末八两，枸杞子去枯者八两，远志肉三两，牛膝四两，炼蜜为丸，空腹白汤服五钱。
（12）集灵方（出内府）
组方：人参、枸杞子、牛膝酒蒸，天冬去麦冬去怀生地黄、怀熟地黄、七味各一斤，河水沙锅熬膏如法，加炼蜜，白汤或酒调服。
功效：补心肾，益气血，延年益寿。
（13）通真延龄丹
组方：五味子三斤，山茱萸二斤，菟丝子二斤，砂仁一斤，车前子一斤，巴戟天一斤，甘菊花二斤，枸杞子三斤，生地黄三斤，熟地黄三斤，狗肾四斤，怀山药二斤，天冬一斤，麦冬三斤，柏子仁二斤，鹿角霜二斤，鹿角胶四斤，人参二斤，黄柏一斤半，杜仲一斤半，肉苁蓉三斤，覆盆子一斤，没食子一斤，紫河车十具，何首乌四斤，牛膝三斤，补骨脂一斤，胡桃肉二斤，鹿茸一斤，沙苑蒺藜四斤，二斤炒磨人药，二斤磨粉打糊，为末，同柏子仁、胡桃肉泥、蒺藜糊、酒化鹿角胶，炼蜜和丸如梧子大。每服五钱，空腹时服，龙眼汤吞。有火者不可服。
总之，缪希雍对《黄帝内经》中脾胃学说有重要的深入研究，形成了其独特的脾胃观，尤其是他的甘寒滋润益脾阴，具有开拓性的医学成就。缪氏脾胃调理，注重甘润清灵或酸甘柔润，“甘寒滋润益阴之有益于脾也”，着意制肝实脾或益火补土，既补充了李杲脾胃学说的不足，发展了脏象学说，而且对叶桂提出胃阴说有很大的影响，促进了调理脾胃方法的成熟和完善。缪氏治病，长于保护脾胃、兼顾气血、喜用润剂，得到了世人的首肯和效法。
（九）李中梓对《黄帝内经》补法的研究
“补法”又称补益法、补虚法，是一种补益正气，改善机体虚弱状态，增强体质的治疗大法，临床运用范围广泛。李中梓，字士才，呈念莪，明末华亭人，著有《内经知要》、《医宗必读》等。李氏治学，主张贯通诸家之长而不偏不倚。他承东垣、东斋、介宾之说，谓“先天之本在肾，后天之体在脾”。论治主张补气在补血之先，养血当在滋阴之上。
1.医论
（1）水火阴阳论
水为阴，火为阳，水火相济，阴阳互根，是祖国医学的基本理论之一。历代医学皆从自己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新的理解和不同的体会。如刘完素强调“火”、“热”发病说，李杲重脾胃阳气；朱震亨提出了“阳有余阴不足论”；张介宾则认为“阳非有余而阴本不足”，李氏对医理的研究，是以人体阴阳水火的互济、燮变为基础的。认为脾有阴阳、肾分水火，宜平不宜偏，宜交不宜分。论治则主张补气在补血之先，养阳在滋阴之上。其对人之气血、阴阳、水火的认识更为深刻。
（2）古今元气不同论
古人有言“用古方疗今病，譬之拆旧料改新房，不再经匠之手，其可用乎？”李氏指出其原因“当天地初开，气化浓密，则受气常强，及其久也，气化渐薄，则受气常弱。故东汉之世，促景处方，辄以两计；宋元而后，东垣、丹溪不过钱计而已。”李氏认为随着时间推移天地之气由浓密逐渐稀薄，人之元气转薄，故用药补益应加量，泻下应减量。中医学的气一元论认为，气是世界本源，是构成天地万物的基本元素。人为万物之灵，是自然的产物。气一元论以“气”为中介将人与天地联系起来。天地人三才一体，统一于气。人的生命现象必然受天地自然界规律的影响。李氏的古今元气不同论正体现了天地人三才一体的思想。现代科技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等负面影响以及人为的乱砍乱伐等行为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导致我们居住的环境已大不如前，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自然环境的破坏必然打乱天地人三才一体的统一，导致人元气的虚弱。因此，我们应考虑到随着时代的变迁所产生的自然环境的变化，在临证之时做到“假令病宜用热，亦当先之以温；病宜用寒，亦当先之以清，纵有积宜消，必须先养胃气；纵有邪宜祛，必须随时逐散，不得过剂，以伤气血。”
（3）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论
《黄帝内经》认为“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精者身之本”，“人始生，先成精”，“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李氏出于对“治病必求于本”的中医基本理念的明晰化追求，集宋代以降各家之说，在《医宗必读》中提出了专篇“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论”，文中称“先天之本在肾，肾应北方之水，水为天一之源，后天之本在脾，脾为中宫之土，土为万物之母……水生木而后肝成，木成火而后肝心成，火生土而后脾成，土成金而后肺成，五脏既成，六腑随之，四肢乃具，百骸乃全……故肾为脏腑之本，十二脉之根，呼吸之本，三焦之源，而人资之以为始者……盖婴儿既生，一日不再食则饥，七日不食则肠胃涸绝而死……一有此身，必资谷气，谷人于胃，洒陈于六腑而气至，和调于五脏而血生，而人资以为生者，故日肝后天之本在脾。[5]”李中梓又强调说：“肾何以为先天之本？盖婴儿未成，先结胞胎，其象中空，一茎透起，形如莲芯，一茎即脐带，莲蕊即两肾也，而命寓焉。水生木而后肝成，木生火而后心成，火生土而后脾成，土生金而后肺成，五脏既成，六腑随之，四肢乃具，百骸乃全。[5]”明确表明“肾”先他脏而成，并对他脏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其意即在于强调胎儿时期“肾”之功能对胎孕发育过程中其他脏器的温煦、推动、激发、濡养的重要作用。肾藏精，而精为身之本，先身而生。
（4）富贵贫贱辩论
张子和“其所用药，惟人攻人伐，其于病也，所在神奇。”薜立斋“其所用药，惟大温大补，其于病也，亦所在神奇。”“何两公之用药相反，而收效若一耶？”李氏以为“富贵之人多劳心，贫贱之人多劳力。富贵者膏粱自奉，贫贱者藜藿苟充。富贵者曲房广厦，贫贱者陋巷茅茨。劳心则中虚而筋柔骨脆，劳力则中实而骨劲筋强。膏粱自奉者脏腑恒娇，藜藿苟充者脏腑恒固。曲房广厦者，玄府疏而六淫易客，茅茨陋巷者，腠理密而外邪难干。故富贵之疾，宜于补正；贫贱之疾，利于攻邪。”李氏的富贵贫贱治病有别论实质体现了中医按体质论治的精神。体质是治疗疾病的重要依据。在疾病的防治过程中，按体质论治既是因人制宜的重要内容，又是中医治疗的特色所在。临床所见同一种病变，同一种治法，但是对此人有效，对他人则不但无效，反而有害，其原因就在于病同而人不同。人的体质在一生中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后天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不断变化着的。“富贵者膏粱自奉，贫贱者藜藿苟充。”“膏粱自奉者脏腑恒娇，藜藿苟充者脏腑恒固。”正是说明了饮食营养是决定体质强弱的重要因素。《黄帝内经》正是认识到了饮食偏嗜对机体的危害；诸如“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膏粱之变，足生大丁”等。在现实社会来说，合理的膳食结构，科学的饮食习惯，保持适当的营养水平，对维护和增强体质有很大影响。“富贵之人多劳心，贫贱之人多劳力。”“劳心则中虚而筋柔骨脆，劳力则中实而骨劲筋强。”说明了劳动和运动对体质的影响。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关系越来越密不可分。一般来说，劳逸适度，劳而不倦对体质的增强有强积极的作用。但是过于繁重的体力劳动对体质必将产生不利的影响。而且，形体过度安逸，又可使机体气血运行迟缓，气机阻滞，脏腑功能减弱，正气不足。故当有劳有逸，劳逸适度。“富贵者曲房广厦，贫贱者陋巷茅茨。”曲房广厦者，玄府疏而六淫易客；茅茨陋巷者，腠理密而外邪难干。说明了环境因素对体质的影响。中国幅员广大，人体体质的地区性差异颇为明显，早在《素问·异法方宜论》中就曾详细地论述过东西南北中各地人的体质特征。因此，中医在诊断和治疗上强调“因地制宜”，所谓“善疗疾病者，必先别方土。”从临证中可以看到，在同样的致病因素下，常会发生不同的病理反应。虽同是一种疾病，又有许多不同证型，这些差异性常常是以体质因素为基点的。不同的体质产生了不同性质的代谢过程，因而又产生了不同的机体反应，这就决定了临床上疾病的症状表现、病机病理诸方面的差别。李氏的富贵贫贱治病有别论，论述了饮食、劳动、环境三个方面的后天因素对体质的影响，并提出了依据体质不同而论治的观点。为我们今天诊治个体化问题及贯彻诊治个体化原则提供了理论指导。
2.临证论治经验
（1）脾肾同治
孙思邈注重先天，提出补脾不如补肾；许叔微重视后天，提出补肾不如补脾。金元以降。诸医家众说纷云，各有所重。李中梓则继承薛己之说，淹通诸医家之长而不偏不倚。提出了：“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的脾肾并重的观点。认为无论养生、治病皆必求其根本。“本之为言根也，源也。世未有无源之流，无根之本，澄其源而流自清，濯其根而枝乃茂。[5]”因此，在治伤寒危急之时，“必诊大细，以察肾气之盛衰：必诊冲阳，以察胃气之有无。两脉既在，他脉可弗问也。其理论根据是：“人之有尺，犹树之有根，枝叶虽枯槁。根本将白生。[5]”而对脾肾的治疗，李氏谓：“治先天根本，则有水火之分，水不足者用六味九，壮水之源以制阳光；火不足者用八味九，益火之主以消阴翳。治后天根本，则有饮食劳倦之分，饮食伤者。枳术九主之；劳倦伤者，补中益气主之。[5]”
李氏认为脾肾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营血化生在脾，真精密藏在肾；脾是五脏六腑供养之本、肾是五脏六腑生成之本。二者有“相赞之功能[6]”“为生人之根本[5]”所以必须脾肾并重，脾肾同治，先天济后天，后天助先天。这是李氏兼取诸家，灵活变通又平正不颇之例证。
李氏还进一步指出：“夫脾具土德，脾安则土为余母，金实水源，且土不凌水，水安其位，故脾安则肾愈安也。肾兼水火，肾安则水不挟肝上泛而凌土湿，火能益土运行而化精微，故肾安则脾愈安。[6]”通过对脾肾互济的精当阐述，从而突出了脾肾同治的重要性，应用于治理虚弱疾患就更为明白，更为切合。具体应用可分：
（2）肝肾同补
李氏以八卦、五行、相火、气血理论为根据，结合补泻方略，在《医宗必读》中专篇推论了“乙癸同源论”。文中称：“相火有二，乃肾与肝。肾应北方任癸，于卦为坎，于象为龙；龙潜海底，龙起而火随之。肝应东方甲乙，于卦为震，于象为雷；雷藏泽中，雷起而火随之。泽也，海也，莫非水也，故日乙癸同源。东方之木，无虚不可补，补肾即所以补肝。北方之水，无实不可泻，泻即所以泻肾……然木既无虚，又言补肝者，肝气不可犯，肝血白当养也。血不足者濡之，水之属也。壮水之主，木赖以朵。水既无实，又言泻肾者，肾阴不可亏，而肾气不可亢也。气有余者伐之，木之属也。伐木之于，水赖以安。夫一补一泻，气血攸分，即泻即补，水火同府。总之，相火易正，身中所苦，泻水所以降气，补水所以制火。气即火，火即气，同物而异名也。故知气有余便是火，愈知乙癸问源之说矣。”从这段理论可看出；李氏把肝肾放在一起辨证论治。
（3）虚证化源论
“化源”一词，多次见于《黄帝内经》中，王冰注日，“资其化源，补不足也……化源者，化生之源。[9]”张介宾解说为：“化源者，即必求其本之义。”李氏的化源论实总王、张两家之成。他在《删补颐生微论》中专列《化源论》专篇，指出：“不取化源而逐病求疗，譬犹草木将萎，枝叫绻挛，不知固其根蒂，灌其本源，而仅仅润其枝叶，虽欲不稿，焉可得也。[10]”并将“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的理论，衍化为隔二、隔三之治。
虚证求化源即虚者补具母。如脾土虚者，必温燥以益火之源，即补火生土法：肝木虚者，必儒滋以壮水之主，即滋水涵木法；肺金虚者、必甘缓以培土之基，即培土生命法；心火虚者，必酸收以滋木之荣；肾水虚者，必辛润以保金之宗，此治虚之本也。其中补火牛土，滋水涵木，培土生金是临床常用之法。同时，李氏还衍化为隔二、隔三之治。当推“小便闭癃”法为最切实。如肾水燥热，膀胱不利，理应滋肾涤热（黄柏、知母、茯苓、泽泻、通草之类）；但肺燥不能生水，则气化不及州都，法当清金润肺（车前子、紫菀、麦冬、茯苓、桑白皮之类），此为隔二治肺，赖母补子虚；若脾湿不运而精不上升，致肺不能生水，法当燥脾健胃（苍术、白术、茯苓、半夏之类），此为隔三理脾，俾土助金母，金实水源。这种治法既体现了其资化源之说，义融合了先后天的理论，在临床上很有使用。
（4）疑似之证的辨治
李氏擅长于疑似之证的辨识，在《医宗必读》中列有专篇，而在《删良颐生微论》中又称做“别症”列举治例，加以阐明。认为“脉有雷同，症有疑似”在这雷同与“疑似”的脉证中，提出了难于辨别而必须辨别的四个方面。
附：李民治泄九法李氏学验兼优，治验以内科杂病为长。治泻九法是杂病治法中较为精湛的一组，理法兼赅，是治泻之大法。李氏认为，风、湿、寒、热四气皆能致泄，其中以湿为主，即“无湿则不泄”；并认为“脾土强者自能胜湿。”可见他对泄泻强调湿为主因，脾为主脏，总结出治泄泻九法：
李氏治泻九法，清·张璐《医通》、罗国纲《会约医镜》都全部转引，可见临床的实用价值：罗国纲还补上“平肝”一法，适用于肝木侮脾之泄泻，更臻完备。
（十）绮石对《黄帝内经》治未病的发挥
绮石，明末医家，姓名、籍贯及生卒年代均不可考。人们常称之绮石先生（一说姓汪），约生活于十七世纪。绮石先生独擅于诊治虚劳，根据其多年的临床经验，著有虚劳专著《理虚元鉴》二卷。
在这一历史时期，虚劳之病盛行，而治疗往往不能令人满意。若委命于庸医，而轻者重，重者危。《理虚元鉴》一书专门研究虚劳病的防治，并以《素问》、《灵枢》为宗，又广采东垣、丹溪、薛己之学，从中取长补短，形成独具一格的学术思想，可谓从虚劳防治方面发挥《内经》理论的代表作。
1.对《黄帝内经》虚损病因的阐发
对于诸虚损病证的成因，《素问·上古天真论》说：“今时之人，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人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常，故半百而衰也”。《素问·通评虚实论》说：“精气夺则虚”。绮石先生本此精神，结合自己临证经验，把虚劳的成因归纳为先天之因、后天之因、痘疹及病后之因、外感之因、境遇之因、医药之因六个方面。
（1）先天之因
因先天者，指受气之初，父母或年老已衰，或乘劳人房，或病后人房，或妊娠失调，或色欲过度。此皆精血不旺，致令所生之子夭弱，故有生来而或肾、或肝心、或肺脾，其根蒂处先有亏，则至二十左右，易成劳怯。《素问·经脉别论》说：“勇者气行则已，怯者则着而为病”，故易患虚劳之兆，如幼多惊风，骨软行迟，稍长读书不能出声，或写字动辄手振，或喉中痰多，或胸中气滞，或头摇目瞬等，迨至二十岁左右，往往易患劳怯。
（2）后天之因
因后天者，不外酒色、劳倦、七情、饮食所伤。或色欲伤肾，而肾不强固：或劳神伤心，而心神耗惫；或郁怒伤肝，而肝弱不复调和；或忧悉伤肺，而肺弱不复清肃；或思虑伤脾，而脾弱不复健运。总之，“先伤其气者，气伤必及于精；先伤其精者，精伤必及于气”（《理虚元鉴‘治虚二统》）。故后天之因，多属于精、气、神受伤，日久形成虚劳。
（3）痘疹及病后之因
因痘疹及病后者，痘乃先天阳毒，疹乃先天阴毒。痘宜益气补中，则阳毒之发也净，而终生少脾病；疹宜清散养荣，则阴毒之发也彻，而终生少肺病。若治疗不当，及病后调理失宜，则易出现种种阳衰阴亏之证。若伤阳，则多见脾胃气弱诸证，不耐劳动，面白神萎，不禁风寒；若伤阴，则阴亏血枯，肺风哮喘，音哑声嘶，易患伤风咳嗽等，这些都能成为虚劳的病因。
（4）外感之因
主要指感受外邪，不能及时治疗，久咳成痨而言。元气素虚之人，感受外邪，不能祛邪外出；加之酒色过度，或心血过伤，或肝火易动，以致肺经伏热，则水精不布，肾源告竭，而成劳嗽。绮石先生谓此“伤风不醒结成痨”。
（5）境遇之因
因境遇者，孤臣泣血，孽子坠心，远客有异乡之悲，闺妇有征人之怨，或富贵而骄佚滋甚，或贫贱而窘迫难堪，以致七情动中，乱人情志，伤人气血，神病而身亦病，渐成劳损。
（6）医药之因
因医药者，或病非因感冒而重用发散，或稍有停滞而妄用削伐，或并无里热而概用苦寒，或弱体侵邪，未经宣发，因其倦怠，骤患其虚，而漫用固表滋里，遂致邪热胶固，用不得解。凡此种种皆可酿成虚劳。
2.提出治虚三本和二统
绮石先生通过对《黄帝内经》中五脏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和制约关系的认识，把《素问·脏气法时论》中五脏精气亏损皆能引起虚损的病变，归纳为治虚有三本（肺、脾、肾），而三本之中，又以二统（肺、脾）最为重要。
（1）治虚三本
虚劳病由于五脏精气亏损所引起。绮石先生通过对五脏相互关系的分析，认为其中以肺、脾、肾最为重要。他说：“治虚有三本，肺、脾、肾是也。肺为五脏之天，脾为白骸之母，肾为性命之根，治肺、治肾、治脾，治虚之道毕矣”（《理虚元鉴·治虚有三本》）。
所谓“肺为五脏之天”，是说肺“司治节之令，秉肃清之化，外输精于皮毛，内通调乎凹渎。故饮食水谷之精微，由脾蒸发以后，悉从肺为主，上荣七窍，下封骨髓，中和血脉，油然沛然，施于周身”（《理虚元鉴·劳嗽证论》）。
“脾为百骸之母”，是说“人之一身，心上肾下，肺右肝左，唯脾胃独居于中……主宰中州。中央旌帜一建，而五方失位之师，各就其列……其建立如墙壁之不可攻，其节制如将令不可违，其饶益如太仓不可竭。其御邪扶止，如兵家之前旄”（《理虚元鉴·治虚药讹一十八辨·黄芪宜用》）。所以说营卫气血、四肢百骸皆赖之以成。无疑，这些论述，是《素问·灵兰秘典论》所论五脏功能的发挥。
论及肾脏，绮石先生认为肾是“性命之本”，象坎卦，“一阳陷于二阴之间。二阴者，真水也，一阳者，真火也。肾中真水，次第而上生肝木，肝木又上生心火；肾中真火，次第而上生脾土，脾土又上生肺金。故人生之本，从下而起，如伏羲之画卦然。盖肾之为脏，合水火二气，以为五脏六腑之根”（《理虚元鉴·治虚有三本》）。
如果肺、脾、肾三脏受损，则诸虚证起矣。如肺虚则营卫不能正常运行；津夜也不能正常输布，日久百病峰起，受风则喘，遇火则咳，痰扰则嗽，血溢则咯。脾虚不能腐熟与运化水谷，则气血生化无源，营卫衰弱，日久百病由生。肾水虚则相火偏亢，并累及肝、心；而阴亏血弱，木火升腾，又能使劳嗽、骨蒸、滑精、梦泄阴虚诸证由此而作。肾阳式微，真阳不足，则见盛夏裹绵；或腰痰足软而成痿证；或肾虚生寒，木实生风，脾弱湿滞，腰背难于俯仰，腑股不可屈伸，而成痹证；或面色咣白，语言低微，累及脾肺，中气弱而阳虚诸证自然而生。因此，治疗虚证要以肺、脾、肾三脏为主，其施治的次序应为“先以清金为主，金气少肃，则以调脾为主，金土咸调，则以补肾为其终”（《理虚元鉴·治虚药一十八讹·杞子宜用》）。
（2）治虚二统
在治虚三本之中，绮石先生尤其重视肺、脾二脏。他说：“治虚二统，统于肺、脾而已”，从而把虚劳的症状归纳为阴虚、阳虚二证。阳虚者，统之于脾；阴虚者，统之于肺。因为“人之病，或为阳虚，或为阴虚。阳虚之久者阴亦虚，终是阳虚之本：阴虚之久者阳亦虚，终是阴虚之本”（《理虚元鉴·治虚二统》）。
绮石先生对明代兴起的温补学派治阳虚唯言命火、治阴虚但求肾水的理论，人为不满。认为“前人治阳虚者统之以命火，八味丸、十全汤之类，不离桂附者是；前人治阴虚者统之于肾水，六味丸、百补丸之类，不离知柏者是”（《理虚元鉴·治虚二统》）。但阳虚之证用辛热的桂附足以煽其虚焰，阴虚之证用苦寒之知柏，势必燥津败胃。
于是，他把补肾之法分别寄于肺、脾之中。他用《黄帝内经》和《易经》中的阴阳学说来解释自己的观点：“盖阴阳者，天地之二气，二气交感，乾得坤之中画而为离，离为火；坤得乾之中画而为坎，坎为水。水火者，阴阳二气之所以生。故乾坤可以兼坎离之功，而坎离不能尽乾坤之量”，得出“专补肾水者，不如补肺以滋其源，肺为五脏之天，孰有大于天者哉。专补命火者，不如补脾以建其中，脾为百骸之母，孰有大于地者哉”的理论（《理虚元鉴·治虚二统》）。
事实上，他的“治虚二统”不仅包括“三本”的治疗，而且还避免辛热补益命火、苦寒补益肾水的弊端。同时也为虚劳病的治疗，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3.阳虚三夺统于脾
绮石先生根据自己的临证经验，发挥《灵枢·决气》篇“精脱者耳聋，气脱者目不明”的论述，增“夺火”一项，把虚劳病属于阳虚者归纳为三个类型。他说：“就阳虚成劳统于脾者言之，约有三种：说夺精，说夺气，说夺火。气为阳，火者阳气之属，精者水火之兼”（《理虚元鉴·阳虚三夺统于脾》）。所谓夺精，主要是指色欲过度，耗损阴精，以致精竭。由于精为火之原，气之所主，故夺精者，必兼伤火损气。所谓夺气，是指劳役辛勤太过，耗伤真气。然因气为火之属，精之用，故夺气者，又常兼损火伤精。所谓夺火，是指真阳耗散，多为夺精发展而来，然亦有多服寒药，以致命火衰弱，阳痿不起者。
从三夺证型分析，夺精、夺火与。肾有关，夺气才与脾有关，而绮石先生把此三者悉统于脾，其理由是：“盖阳虚之证，虽有夺精、夺火、夺气之不一，而以中气不守为最险。故阳虚之治，虽有填精、益气、补火之各别，而以急救中气为最先。有形之精血不能速生，无形之真气所宜急固，此益气之所以急于填精也。回衰甚之火者，有相激之危：续清纯之气者，有冲和之美，此益气之所以妙于益火也。夫气之重于精与火也如此，而脾气又为诸火之原，安得不以脾为统哉”（《理虚元鉴·阳虚三夺统于脾》）。何况虚劳之阳虚症状，虽然“种种不一，然皆以胃口不进饮食，及脾气不化为最危”（《理虚元鉴·阳虚三夺统于脾》）。
所以，绮石先生把虚劳之属于阳虚者，悉统于脾，而对于阳虚证的治疗则以益气补脾为主。只要“脾胃稍调，形肉不脱，则神气精血，可以次第而生，又何有亡阳之虞哉”（《理虚元鉴，阳虚三夺统于脾》）。前人于此虽有填精、益气、补火之别，而实际上也是以急救中气为最先的。
4.阴虚之证统于肺
绮石先生根据《黄帝内经》有关阴虚证的论述，把虚劳属于阴虚者统之于肺。他说：“就阴虚成劳之统于肺者言之，约有数种：说劳嗽，说吐血，说骨蒸。极则成尸疰”（《理虚元鉴，阴虚之证统于肺》）。其证候比较复杂，有数症兼见的，有单见一症不兼余症的。病情发展亦很不一致，“有从骨蒸而渐至劳嗽者，有从劳嗽而渐至吐血者，有竞以骨蒸枯竭而死不待成劳嗽者，有从劳嗽起而兼吐血者，有竞从吐血起而兼劳嗽者，有久而成尸疰者，有始终只一症而或痊或弊者”（《理虚元鉴，阴虚之证统于肺》）。
从具体症状分析，痨嗽是“肺有伏逆之火，膈有胶固之痰，皆畏非时之感，胸多壅塞之邪”（《理虚元鉴，心肾不交与劳嗽总论》）。其中以肺有伏逆之火为主，其余三候，则相因而致。吐血为心火、肝木之为病，其中有煎厥、薄厥之分。“煎厥者，从阴虚火动，煎灼既久，血络渐伤，旋至吐血，其势较缓；薄厥者……心热为火，火热为风，风火相薄，厥逆上冲，血遂菀乱涌出，其势较急”（《理虚元鉴·吐血论》）。骨蒸主要是虚劳损伤气血，荣卫不和而热，热久变蒸。“夜热、内热、虚热为虚劳为初病，骨蒸、内热、潮热，则（为）虚劳之本病”（《理虚元鉴·虚劳内热骨蒸论》）。尸疰乃“劳极之候，血虚血少，艰于流布，甚至血不脱于外，而但蓄于内，蓄之日久，周身血走之隧道，悉痹不流，而营分日虚，于是气之所过，徒蒸淤血为热，热久则蒸其所淤之血，化而为虫，遂成尸疰瘵证”（《理虚元鉴，尸疰传尸劳等症》）。
对于虚劳阴虚证的治疗，绮石先生认为：“阴虚劳证，虽有五劳、七伤之异名，而要之以肺为极则。故末见骨蒸、劳嗽、吐血者，预宜清金保肺，已见骨蒸、劳嗽、吐血者，急宜清金保肺”（《理虚元鉴·阴虚之证统于肺》）。在清金理肺以后，再用清凉滋阴之法。否则，滋阴过早，会使“邪气深滞腠理，胶固难拔”（《理虚元鉴·劳嗽初起治法》）。至于中土素弱，脾胃不实的阴虚劳证，绮石先生则主张用培土生金法。此外，虚劳施治收功之剂，也非培土生金不可。
5.把“治未病”精神应用于虚劳病的防治
《黄帝内经》提出的“治未病”思想，强调“防患于未然”，是中医学的基本精神之一。《素问·四时调神大论》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绮石先生把这种预防为主的思想，应用到虚劳病的防治中。认为“一服药，二摄养”，为虚劳之“二守”，并告诫“勿惜费，勿恣情，勿始勤终怠，则得之矣”（《理虚元鉴·二守》）。他尤其重视“虚劳当治其未成”，认为善治者“当于未成之先，审其现何机兆？中何病根？尔时即以要言一二语指示之，令其善为调摄，随用汤药十数剂，或用丸剂、胶剂二三斤，以断其根”（《理虚元鉴·虚劳当治其未成》）。若待虚劳已成而后治之，无异于“渴而穿井，斗而铸锥”，其病虽愈，亦终成不禁风浪、不耐辛苦之人。对防治虚劳的具体方法，绮石先生总结为知节、知防、二护、三候、二守五个方面。
（1）知节
知节，即保养精神。因为虚劳之成，常因情志失节，故非药石之所能疗，根本之法在于撙节精神。如其人“在荡而不收者，宜节嗜欲以养精：在滞而不化者，宜节烦恼以养神；在激而不化者，宜节忿怒以养肝：在躁而不静者，宜节辛勤以养力；在琐屑而不坦夷者，宜节思虑以养心：在慈悲而不解脱者，宜节悲以养肺”（《理虚元鉴·知节》）。以上六种，最宜注意。
（2）知防
虚弱之人，既易受邪，又经不得新加之病，故在一年中须注意“春防风，又防寒；夏防暑热，又防因暑取凉而致感寒：长夏防湿；秋防燥：冬防寒，又防风”（《理虚元鉴·知防》）。凡此八者，宜预为调摄，以防感邪耗伤正气。
（3）二护
两足、肩俞和眉际，是一身最易感邪之处。所谓寒从足起，风从肩俞、眉际而人，平时常宜保护此二处，以免在无意中感邪。
（4）三候
一年四季之中，对于虚劳病人最为不利的是三个时候：“一为春初木盛火升，一为仲夏湿热令行，一为夏秋之交，伏火烁金”（《理虚元鉴·三候》）。在此三候之中，如有一候未曾渡过，虽嗽平吐止，火降痰宁，也会有病情反复。即“平者必复，复者必深，深者不救。惟时时防外邪，节嗜欲，调七情，勤医药，思患而预防之，方得步险如夷耳”（《理虚元鉴·三候》）。
（5）二守
一日“服药”；二日“摄养”。病轻者，但以静养安乐而自愈；病重者，坚持服药便可断除病根。
此外，绮石先生还指出了治疗虚劳的禁忌有三：“一禁燥烈，二禁苦寒，三禁伐气”。选药宜用黄芪、茯苓、桔梗、丹皮、泽泻、桑皮之类；禁用黄柏、知母之属。
总之，绮石先生对于虚劳的病因、病机、预防、治疗多有创见，其学术思想一宗《素问》、《灵枢》，兼采各家之长，并形成自己独特的虚劳治疗大法。
对于虚劳的病因，他提出“虚证有六因”之说，比较全面地总结出导致虚劳病的各种原因。对于虚劳病的病机，从阴虚、阳虚两方面加以归纳，提出“阴虚之证统于肺”，“阳虚三夺统于脾”的独特见解。对于虚劳的治法，他在重视五脏整体关系的基础上，强调肺、脾、肾三脏为“治虚三本”，而在这三脏之中又突出肺、脾二脏的统摄作用，并制定出清金保肺和益气补脾的治疗大法。
至于虚劳的预防，绮石先生重视“虚劳当治其未成”，并提出六节、八防、二护、三候、二守等一系列防治措施。
（十一）程国彭对《黄帝内经》补法的研究与应用
程国彭，字钟龄，号恒阳子，清代名医，天都（今安徽歙县）人。少时因多病而刻苦学医，钻研多年，临证经验丰富，名噪于康熙、雍正年间。程氏笃信佛教，晚年至天都普陀寺修行，法号普明子。
程国彭撰有《医学心悟》一书，成书于公元1732年（清·雍正十年），系其晚年作品，可谓数十年医学研究成果的结晶。全书分五卷，卷一为总论，总述四诊八钢及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法的理论法则和临床应用。卷二阐述《伤寒论》的理论和证治；卷三至卷五分述内、外、妇、产、五官等科主要病证的辨证论治，每证分别记述病原、症状、诊断和治法。全书分类清楚，论述简要，选方切于实用，并有个人新创名方（如止嗽散、拈手散、蠲痹汤）等。
1.主要学术观点
程国彭主张学贵沉潜深研，并务求对医道有所悟，能广采各家之长。他“博极九书，自《灵枢》、《素问》、《难经》而下，于先贤四大家之旨无不融会贯通”（《医学心悟·吴体仁序》）。他认为医之为道出于《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诸经典。他虽未有专门研究《黄帝内经》的专著，但确能潜心研究其理论，溯源知流，并结合诸家之论和临床实践，融会贯通，提出八纲的辨证论治总纲，使之定型化，对中医辨证论治理论贡献卓越，至今仍为医家遵从而未被突破。细究其八纲理论，无一不是对《黄帝内经》辨证理论研究结果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所得的结论，无一不是对《黄帝内经》的发挥。
程国彭从《黄帝内经》治则受到启迪，结合对《伤寒论》的治疗法则的研究，概括了历代中医临床治疗法则，归纳出治病的八法（汗、吐、下、和、温、清、补、消）。此八法被后世医学奉为准则，并广泛采用。“八法之中，百法备焉”（《医学心悟·医门八法》），程国彭对中医治法法则及其临床应用的贡献，功不可没。任应秋主编的《中医各家学说》认为他“列论汗、和、下、消、吐、清、温、补八法，较刘完素、张从正、张介宾、汪仞庵诸家，均为约确……而繁简适中，颇有助于临证云尔”。
程国彭的著作阐发医理提纲挈领，切合实用，虽《医学心悟》被称为医学门径书，但影响巨大，对中医学术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程氏还撰有《外科十法》一书，论述痈疽、疥癣、瘰疬等证的诊治，亦为后世医家所采用。程国彭一生门人很多，且教学严谨，言教身教并重，为培养中医人才也做出很大的贡献。
2.辨证论治。精切周详
通观程氏论补专节，最为显著的特点在于辨证精细，论治确切。不仅知其所当用，亦审其所不当用，不仅审其常，而且言其变，条分缕析，一丝不苟。
程氏认为，用补当及时得宜，相机而行。首先，应辨清证属虚实，再予施治。由于虚为损之渐，损为虚之积，若见虚不补，延误病期，则会消耗气血，使天真荣卫之气渐绝而成亏损。所以，应抓紧时机，当补即补。然若为虚人初感外邪，病邪方张之时，却又不可骤然补之，否则有闭门留寇之弊。对此，他主张用补正药加以汗药治之。阳虚者，宜补中发汗，用补中汤加表药；阴虚者，宜养阴发汗，用芎归汤加表药，总以保元气，除病气为宗旨。
鉴于古人有“至虚有盛候，反泻含冤”，“大实有赢状，误补益疾”的经验之谈，程氏指出辨明虚实真假也十分重要。如大虚，内实不足，外似有余，见脉浮大而涩、出汗虚脱者，证属真虚假实证，治当用归脾、养荣辈加收敛药以收摄元神。而大实之证，积热在里，脉反细涩，神昏体倦，酷似虚寒的，为真实假虚证，尤当辨证精切，以防误投补剂而助其病势。
在明确虚实的前提下，程氏要求对作证情进一步的分析，要“分气血”、“辨寒热”、“识开合”、“知缓急”、“分五脏”、“明根本”。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方对其证，丝丝入扣。其中，对如何“知缓急”、“明根本”的见解更是权衡利弊，别具一格。书中据虚的程度、缓急，相应有峻补、缓补、平补之分，极虚垂危之人，非大剂汤液不能挽回者，当以峻补，可予参附煎膏，日服数两，救阳微将脱；予参麦煎膏，服至数两，救津液将枯。若病邪未尽，元气亏虚，不任重补者，则从容和缓补之。而对体质索虚，别无大寒大热之证的，则予服丸散平和之约，调理气血，保其真元。只有这样，方可做到轻重有度，药随证变。又如，他在治自汗、盗汗时，以参、芪、术为敛汗圣药，轻剂不效，则以重剂投之，若仍不效，以龙牡、北五味等收涩之品辅助而行，或以人参养荣汤相兼而用。程氏对温补药作用强弱的描述亦很形象生动，渭：“参、芪、归、术，积平之性，温存之温也，春日煦煦是也；附子、姜、桂，辛辣之性，温热之温也，夏日烈烈是也。和煦之日，人人可近；燥烈之日，非积雪凝寒，升冰解冻不可近也”。
程氏还针对前人“补脾不如补肾”、“补肾不如补脾”的争论，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是知脾肾两脏，皆为根本，不可偏废”，并进一步说明到：“须知脾弱而肾不虚者，以补脾为亟；肾弱而脾不虚者，则补肾为先；若脾肾两虚，则并补之”。这一见解，持论平正，是对两说的重要补充。同时，示人当根据证情，脾肾两顾，因人制宜，灵活用治。
3.以补为攻。别具慧眼
“以补为攻”、“攻补兼施”是程氏论补的又一特点。他认为“治宜通变，正当临证制宜，未可一途而取”，应据邪正的强弱盛衰，证候的虚实多寡来决定攻补两法的主次轻重，组方遗药亦随之变更。
在治疗因正虚而致邪气稽留不去的后期病证时，程氏一再强调当以补为主，或补泻迭相为用治之，目的在于保存正气，驱除邪气。他告诫人们：滥施攻下，不切病情，不顾体质，往往邪未去而正已伤，致虚实夹杂，数脏同病，化源不继，预后欠佳。如在论下法时指出，若见脉虚体弱不胜攻者，须先补之而后攻之，或暂攻之而随补之，或以人参汤送下三黄枳术丸，又或以人参、瓜蒌、枳实，攻补并行不悖。盖峻剂一投，即以参、术、归、芍维持调护于中，俾邪气潜消而正气安固。又如，他治邪从经络、口鼻侵入所致疫证，一般用发散、解秽、清中、攻下四法。但对体虚受邪者，则于前四法中加以补法驾驭期间，选用参苏饮、人参白虎汤、人参败毒散、芎龙汤等方治之。如此，则能左右咸宜，纵横如意，使邪气退而元气安。再如，前人尝谓“痢无止法”，治痢当“通因通用”，多用坠下的槟榔、枳、朴、大黄之属。程氏观察到用上法治痢“效者半，不效者半”的现状，力陈其弊，宗“行血则便脓自愈，调气则后重自除”之旨，主张初痢者，当用调气行血法治之。日久脾虚，食少痢多者，则治以五味异功散加白芍、黄连、木香，清而补之。气虚下陷的，以补中益气汤升提之。虚寒厥逆，脉微细的，以附子理中汤加肉桂温之。这是因为久患痢疾，中本虚，气本陷，若复行坠下，则“降者愈降而痢愈甚”，“每至缠绵难愈，或呕逆不食，而成败症”。故此，当用补气、升提药治之，正气恢复，则利于驱邪。这种以补为攻的思想，在其治疗心痛、疟疾、臌胀、积聚等病症的过程。
4.注重脾胃，饮食摄养
程氏论补，亦重视顾护脾胃。他认为：“脾胃者，吉凶之关也”：“后天之本，尤当培养，不可忽视”，肯定了脾胃健运，中气得固在疾病预后、转归中的重要意义。如他治积聚日久，块消及半者，主张停用攻击之药，但和中养胃，导达经脉，俾荣卫流通，而块自消。对虚人患积的，则用先补后攻之法，先补其虚，理其脾，增其饮食，待元气恢复，然后用药攻积。他又指出“补脾养胃，不专在药，而在饮食得宜。诚以饮食之补，远胜于药耳”，“粥浆入胃，则虚者话”。对邪祛之后，脉症相安者，当渐为减药，用谷肉果菜，食养尽之，以至康复。如他治老人、久病人、新产妇人、大便闭结者，就喜用饮食药物，如枸杞子、柏子仁、芝麻、松子仁、人乳、梨。
程氏还强调养生调摄的重要性，谓：“药既补矣，更加摄养有方，斯为善道”，“食补不如精补，精补不如神补”，要求人们起居有常，饮食有节，和平恬淡。并提出“保生四要”，即节饮食，慎风寒，惜精神，戒嗔怒。如此，则气血流通，谷神充畅，心田宁静，强身御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