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理解《道德经》的方法来自于明代大哲学家王阳明。
第一，我心为本。
阳明先生于贵州龙场受难，“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本人也把《道德经》视为我心固有之理，以我心之是非为是非。诚如阳明先生所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德国的存在主义者雅斯贝尔斯也强调，研究哲学史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唤起当下的自我苏醒。雅斯贝尔斯非常强调要以自己的尝试，去跟哲学家们一同体验真正的哲学。他说：对传统的权威我们不能简单地去服从它。“我们的使命是，以自己的经验通过传统发现自我，并在传统的根源中找到自我的根源。”“因此，一旦历史唤醒了我，它就变成了自我的一面镜子：在映象中，我可以观察自己，我自己在思考什么？”总之，研究前人是为了发现自我，深刻地领悟自我的现状。一旦脱离我的是非，我的生活，对前人的认识就毫无意义。
《道德经》内容玄奥艰深，语言晦涩模糊，令后人难以读通。老子绝非成心如此，这可能是由于其处境艰难、思维方式超前、古今语言差别以及图书资料散失、资料保留不完整所致。所以，想穷尽《道德经》之文义，恐遥遥无期。再有，《道德经》的注本有几千种，想找到一个统一的定本几无可能。为了尽快让《道德经》中的智慧为企业发展发挥作用，姑先认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就是老子，老子与我“同此心”、“同此理”。以我心之是非为是非来理解《道德经》，也就是像雅斯贝尔斯那样，在老子身上找到自我，找到我的合理经营的根。李雪涛先生引用了南宋大慧宗杲普觉禅师的一句话：“无著云：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同上书。我们的企业家也应该用我注老子的方法来领会老子。
第二，“知行合一”。
阳明先生认为，知离不开行。“未有学而不行者也。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笃者，敦实笃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笃其行，不息其功之谓尔。”阳明先生所云“良知”类似佛教禅宗于日用间体认佛性。禅宗认为，“搬柴运水无非佛事”、“在在处上皆是道场”，以至有驴鸣狗叫拉屎撒尿皆有“西来大意”之说。阳明也赋诗：“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饥来吃饭倦来眠，只此修行玄更玄”有一属官，心慕阳明心学，说：“此学甚好，只是簿书讼狱繁难，不得为学。”阳明答：“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郡务虽繁，然民人社稷，莫非实学”“政事虽剧，亦皆学问之地”同理，老子所说的“道”也须能在生活中整体地领悟。本人以为，必须用生活介入的方法领会《道德经》。脱离社会生活，整日埋首于书斋，《道德经》永远是不可知的“自在之物”。而对于从事实际经营的企业家来说，若以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介入研读，则《道德经》很快会成为展示其内心“良知”的“为我之物”。梁漱溟先生1928年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演时，向听众郑重声明：“我始终不是学问中人，也不是事功中人。我想了许久，我是什么人？我大概是问题中人！”梁先生岂能不是学问中人！但梁先生是为解决社会问题而谈论学术的人，他的学术著作颇受做实际工作的人的欢迎。本人岂敢仰视梁漱溟先生！然而在这里也斗胆模仿梁先生带着关心社会问题的心态解读《道德经》，以为这样才有助于企业家读懂《道德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