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将相圣贤豪杰都不是天生的,只要肯立志,谁都可以做得到。"志",表现着人们对自己行为和人生道路选择的明确的目的性、高度的自觉性和一往无前的坚定性。"志"是激励人们勇往直前,克服一切艰难险阻,达到人生理想,创造人生幸福,实现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源泉。曾国藩是一位立志要做天下第一等人物的实践者,他对"志"的含义和作用深有体会,他本人的成功,正是志存高远,矢志不渝的结果。
曾国藩一八一一年生于湖南湘乡的一个普通农家。时逢中国封建社会末世,在那样的历史环境中,像曾国藩这样的农家子弟,如想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别无他途,只有走科举的道路。曾国藩少年时代便经历了这样一段寒窗苦读、闭门不问世事的阶段。一开始,曾国藩读书的志趣也不高,完全是为了科举考试。但通过顽强刻苦的学习,随着知识层次的提高和心智的不断开发,曾国藩的人生志向也逐渐得以重新树立和提高,正是这种大志推动着曾国藩跳过了科举考试的龙门,成为千万读书人中的佼佼者。
在曾国藩看来,人不论是在低微鄙陋之时,还是在飞黄腾达之中,都要志存高远,励志不息。立志是人生大事,而励志则总是在人生磨难中逐步形成的。
少年时期的曾国藩是一个十分聪明的孩子,且记忆力很强,加上他读书舍得下功夫,又在父亲曾麟书的训导下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从八岁起跟父亲读《孝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不到两年光景,就读完了这些典籍。父亲继续指导曾国藩读《诗经》,同时开始教他作八股文。曾国藩的弟弟出生时,祖父即景命题《兄弟恰恰》,叫曾国藩写一篇八股文。十岁的曾国藩居然写了出来。祖父高兴地赞赏说"文中有悟性,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十四岁那年,曾麟书的好友欧阳凝祉来曾家,看到了曾国藩的八股文稿和诗作,大加赞赏。欧阳凝祉是衡州府的八股文高手,轻易不肯嘉许人。
为了一试曾国藩的才学,他以"共登青云梯"为题,叫曾国藩作诗一首。诗成之后,欧阳先生大为惊喜,认定曾国藩必将前途无量,当下决定将女儿许配给曾国藩,即后来曾国藩的正妻欧阳氏。
此后,曾国藩除继续苦学八股文之外,父亲还教他读《史记》、《文选》等其他书籍。一八二六年,曾国藩去参加长沙府童子试,名列第七。父亲书感到曾国藩的确是可造之才,决心好好培养。但同时又担心,自己连考十几次秀才不中,若让曾国藩继续跟在身边,恐怕会误了孩子的前途。无奈中,曾国藩父亲听说衡阳有位汪觉庵,八股试帖教得极好,于是便把曾国藩送到了汪先生设立的家塾去念书。之后曾国藩又回到本县的涟滨书院继续学习,接受名家指点。
曾国藩从较为沉闷、呆板、狭隘的私塾学习环境中转到比较正规、活跃的书院读书,心情十分振奋。为了学有所成,曾国藩在涟滨书院改号为"涤生",意在"涤其旧染之污",涤除旧习,焕然新生。从改号一事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努力求学、希冀长进的志向和决心。
经过刻苦攻读与名师的指导,曾国藩的学业果然大有长进。一八三三年,曾国藩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考中了秀才,而他的父亲曾麟书苦苦拼搏了二十多年,才于前一年考取了这份功名。第二年,曾国藩前往岳麓书院求学,为这一年的乡试做准备。岳麓书院的学风熏陶了曾国藩,"功夫不负有心人",曾国藩在这次乡试中名列第三十六位。这年冬天,曾国藩第一次离开湖南家乡,独自登上赴京的路程,准备参加次年春天的礼部会试,为实现读书人的最高理想而奋斗。
到京城后,曾国藩在长沙会馆住下,不顾一个多月长途跋涉的旅途劳累,静下心来认真读书。但考进士谈何容易,有多少士子终身困顿场屋也未得题名金榜,曾国藩的初次会试也名落孙山。
这年恰逢当时的皇太后六十大寿,按惯例要增设恩科一次,所以年后还有一次机会。从湖南到北京,千里迢迢,来回的路费不少,加之往返又要花去许多时间,耽误读书。曾国藩征得家人同意后,便在京留住一年,准备参加第二年的恩科会试。
曾国藩在京居住一年多,眼界渐广。除了继续勤研精读经史、苦修八股文之外,他对唐宋诗和古文也产生了很大兴趣。他觉得古文远比八股文更有生气,也更有意义。他特别喜爱韩愈的古文,每天都要花一定的时间研读,甚至到了爱不释手的地步。曾国藩对韩愈继承司马迂的"发愤著书"说,更提出"不平则鸣"的口号赞赏。通过对韩愈古文的研读理解,曾国藩从中学习了古文的途径、方法,深深体会到作者的道德修养是作文的根本。这对后来以他为主的"湘乡文派"的形成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一八三五年,曾国藩留京苦读期间,写下了《乙未岁暮杂感》一诗,诗中寄予了他非凡的志气,以其轻轻年纪就怀有"气吞云梦、铲平君山、斩蛟屠鲸"的抱负,抱有澄清天下之志,这一切都让人刮目相看。
但到了恩科,曾国藩又没有被录取。他虽然颇感失望,但想到自己只有二十六岁的年纪,将来机会尚多,对这一时的挫折也就淡然处之了。曾国藩虽会试不中,但他不认为留京一年为虚度。通过一年研读唐宋古文,他已摸清了古文的门径,加上练字不辍,书法也大有长进。
放榜后,曾国藩立即收拾行装,搭乘运河的粮船返乡。这时,他身上的盘缠已经所剩无几。因此,路过淮宁时,他便向当时任知县的同乡易作梅借了一百两银子。经过金陵的时候,他在书肆中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爱不释手,一问价钱,恰好与他身上所有的钱相当。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好在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船票即已买好,沿途所费也很有限,而随身所带的一些冬衣,这时也穿不着,不如索性当了,也能凑足回家的盘费。
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回来了。到家以后,父亲见他花了上百两银子,买了几箱书回来;
带走的衣箱都装满了书,衣服却不见了。问明缘故之后,父亲没有责备他,而是高兴地鼓励曾国藩说"你借钱买书,不是坏事,我乐于替你还清欠款。
但希望你要细心研读,也就不算白费了。"一八三八年,又值三年大考,曾国藩再次进京会试。放榜出来,曾国藩考中第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在许多人看来,能够金榜题名已经足以兴高采烈、光耀门楣了,但心高气傲的曾国藩认为自己虽成进士,但是名列三甲,按照过去的惯例,三甲进士多不能入翰林,因此又羞又愤,当天便欲回家。
由于一位朋友的多方挽留劝慰,并答应为他帮忙,才使曾国藩回心转意,按时参加了朝考。结果,复试、殿试、朝考,曾国藩的成绩都很优异,列一等第三名。试卷进呈道光帝御览,道光帝又特别将他提为一等第二名,曾国藩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翰林院。成功"点翰林"之后,曾国藩的官宦生涯才算是有了可能。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有赖于他立志要做"天下第一等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