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将相圣贤豪杰都不是天生的，只要肯立志，谁都可以做得到。"志"，表现着人们对自己行为和人生道路选择的明确的目的性、高度的自觉性和一往无前的坚定性。"志"是激励人们勇往直前，克服一切艰难险阻，达到人生理想，创造人生幸福，实现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源泉。曾国藩是一位立志要做天下第一等人物的实践者，他对"志"的含义和作用深有体会，他本人的成功，正是志存高远，矢志不渝的结果。
曾国藩一八一一年生于湖南湘乡的一个普通农家。时逢中国封建社会末世，在那样的历史环境中，像曾国藩这样的农家子弟，如想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别无他途，只有走科举的道路。曾国藩少年时代便经历了这样一段寒窗苦读、闭门不问世事的阶段。一开始，曾国藩读书的志趣也不高，完全是为了科举考试。但通过顽强刻苦的学习，随着知识层次的提高和心智的不断开发，曾国藩的人生志向也逐渐得以重新树立和提高，正是这种大志推动着曾国藩跳过了科举考试的龙门，成为千万读书人中的佼佼者。
在曾国藩看来，人不论是在低微鄙陋之时，还是在飞黄腾达之中，都要志存高远，励志不息。立志是人生大事，而励志则总是在人生磨难中逐步形成的。
少年时期的曾国藩是一个十分聪明的孩子，且记忆力很强，加上他读书舍得下功夫，又在父亲曾麟书的训导下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从八岁起跟父亲读《孝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不到两年光景，就读完了这些典籍。父亲继续指导曾国藩读《诗经》，同时开始教他作八股文。曾国藩的弟弟出生时，祖父即景命题《兄弟恰恰》，叫曾国藩写一篇八股文。十岁的曾国藩居然写了出来。祖父高兴地赞赏说"文中有悟性，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十四岁那年，曾麟书的好友欧阳凝祉来曾家，看到了曾国藩的八股文稿和诗作，大加赞赏。欧阳凝祉是衡州府的八股文高手，轻易不肯嘉许人。
为了一试曾国藩的才学，他以"共登青云梯"为题，叫曾国藩作诗一首。诗成之后，欧阳先生大为惊喜，认定曾国藩必将前途无量，当下决定将女儿许配给曾国藩，即后来曾国藩的正妻欧阳氏。
此后，曾国藩除继续苦学八股文之外，父亲还教他读《史记》、《文选》等其他书籍。一八二六年，曾国藩去参加长沙府童子试，名列第七。父亲书感到曾国藩的确是可造之才，决心好好培养。但同时又担心，自己连考十几次秀才不中，若让曾国藩继续跟在身边，恐怕会误了孩子的前途。无奈中，曾国藩父亲听说衡阳有位汪觉庵，八股试帖教得极好，于是便把曾国藩送到了汪先生设立的家塾去念书。之后曾国藩又回到本县的涟滨书院继续学习，接受名家指点。
曾国藩从较为沉闷、呆板、狭隘的私塾学习环境中转到比较正规、活跃的书院读书，心情十分振奋。为了学有所成，曾国藩在涟滨书院改号为"涤生"，意在"涤其旧染之污"，涤除旧习，焕然新生。从改号一事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努力求学、希冀长进的志向和决心。
经过刻苦攻读与名师的指导，曾国藩的学业果然大有长进。一八三三年，曾国藩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考中了秀才，而他的父亲曾麟书苦苦拼搏了二十多年，才于前一年考取了这份功名。第二年，曾国藩前往岳麓书院求学，为这一年的乡试做准备。岳麓书院的学风熏陶了曾国藩，"功夫不负有心人"，曾国藩在这次乡试中名列第三十六位。这年冬天，曾国藩第一次离开湖南家乡，独自登上赴京的路程，准备参加次年春天的礼部会试，为实现读书人的最高理想而奋斗。
到京城后，曾国藩在长沙会馆住下，不顾一个多月长途跋涉的旅途劳累，静下心来认真读书。但考进士谈何容易，有多少士子终身困顿场屋也未得题名金榜，曾国藩的初次会试也名落孙山。
这年恰逢当时的皇太后六十大寿，按惯例要增设恩科一次，所以年后还有一次机会。从湖南到北京，千里迢迢，来回的路费不少，加之往返又要花去许多时间，耽误读书。曾国藩征得家人同意后，便在京留住一年，准备参加第二年的恩科会试。
曾国藩在京居住一年多，眼界渐广。除了继续勤研精读经史、苦修八股文之外，他对唐宋诗和古文也产生了很大兴趣。他觉得古文远比八股文更有生气，也更有意义。他特别喜爱韩愈的古文，每天都要花一定的时间研读，甚至到了爱不释手的地步。曾国藩对韩愈继承司马迂的"发愤著书"说，更提出"不平则鸣"的口号赞赏。通过对韩愈古文的研读理解，曾国藩从中学习了古文的途径、方法，深深体会到作者的道德修养是作文的根本。这对后来以他为主的"湘乡文派"的形成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一八三五年，曾国藩留京苦读期间，写下了《乙未岁暮杂感》一诗，诗中寄予了他非凡的志气，以其轻轻年纪就怀有"气吞云梦、铲平君山、斩蛟屠鲸"的抱负，抱有澄清天下之志，这一切都让人刮目相看。
但到了恩科，曾国藩又没有被录取。他虽然颇感失望，但想到自己只有二十六岁的年纪，将来机会尚多，对这一时的挫折也就淡然处之了。曾国藩虽会试不中，但他不认为留京一年为虚度。通过一年研读唐宋古文，他已摸清了古文的门径，加上练字不辍，书法也大有长进。
放榜后，曾国藩立即收拾行装，搭乘运河的粮船返乡。这时，他身上的盘缠已经所剩无几。因此，路过淮宁时，他便向当时任知县的同乡易作梅借了一百两银子。经过金陵的时候，他在书肆中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爱不释手，一问价钱，恰好与他身上所有的钱相当。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好在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船票即已买好，沿途所费也很有限，而随身所带的一些冬衣，这时也穿不着，不如索性当了，也能凑足回家的盘费。
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回来了。到家以后，父亲见他花了上百两银子，买了几箱书回来；
带走的衣箱都装满了书，衣服却不见了。问明缘故之后，父亲没有责备他，而是高兴地鼓励曾国藩说"你借钱买书，不是坏事，我乐于替你还清欠款。
但希望你要细心研读，也就不算白费了。"一八三八年，又值三年大考，曾国藩再次进京会试。放榜出来，曾国藩考中第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在许多人看来，能够金榜题名已经足以兴高采烈、光耀门楣了，但心高气傲的曾国藩认为自己虽成进士，但是名列三甲，按照过去的惯例，三甲进士多不能入翰林，因此又羞又愤，当天便欲回家。
由于一位朋友的多方挽留劝慰，并答应为他帮忙，才使曾国藩回心转意，按时参加了朝考。结果，复试、殿试、朝考，曾国藩的成绩都很优异，列一等第三名。试卷进呈道光帝御览，道光帝又特别将他提为一等第二名，曾国藩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翰林院。成功"点翰林"之后，曾国藩的官宦生涯才算是有了可能。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有赖于他立志要做"天下第一等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