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身陷囹圄
“十二月事变”中被反共顽固军抓捕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后，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转变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于1939年冬至1940年春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积极响应，他认为薄一波主持的牺盟会和领导的新军越来越离开他的立场，说什么“牺盟会赤化了，是暗八路”，决定“严厉地纠正和铲除”。
1939年冬，阎锡山发动了“十二月事变”。在晋东南，阎匪孙楚六十四军进攻抗日决死三中队和晋城、阳城、高平、陵川、壶关、长治等县民主政权。其独八旅暗杀团大肆抓捕牺盟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共产党员、抗日干部惨遭屠杀，甚至活埋。
1940年1月即农历腊月中旬，壶关县城的日寇疯狂扫荡太行山区，大肆烧杀和奸淫掳掠，牛、驴、羊、鸡、粮油等是见啥抢啥。这时，国民党军队二十七军、四十军、新五军打不过日军，却把当地老百姓的东西抢夺一空，逃往陵川县和河南省境内。抗日军队和政府转入壶关、平顺郊区的大山里坚持战斗。
1940年2月，石河沐编村的政权建设，经过我们的发动，村上群众在年前进行了民主选举，选举当地人李兴狗同志担任村长。这样，我的任务完成了，三区领导决定让我在春节后到区政府工作。
这时，已到农历腊月下旬，我和张海松同志已有一年多没有回过家了，我们想回家过年。经三区区长常卫同志准假，我与李兴狗同志交接工作后，于腊月二十五日回家。我的假期是10天，农历正月初五后将到区上接受新的任务。
路上走了两天，回到五集村后，得知前些天，日寇从壶关县城出发，经过固村、百尺到水台底、五集，然后向长治县的北大掌、西火镇，又向南走陵川境内去了。
日本鬼子沿途大肆烧杀抢掠，当到葫芦沟村，抓来30多个青壮年，当场把11人惨杀在山坡上。然后又边走边烧，来到水台底、五集村时，老百姓闻讯已纷纷躲避山里。日本鬼子抓不到人又抢不到粮食而气急败坏，就点火烧房毁屋。五集村的醋房院和张天喜家的门楼被烧了。这些现场，我和张海松从石河沫村回五集后是亲眼目睹，各村被烧毁的房屋就达72间，杀人场地仍有片片血迹。后来，当我到地南头村当义务教员时，有个小名叫老嘴的葫芦沟村学生，他的母亲哭泣着向我控诉了小鬼子杀死她丈夫的经过，要我们替她报仇。
王财旺讲：我原是长治县北大掌村人。日本人驻扎荫城时，我还是小孩子，但也被拉过差，让去修汽车路。后来，日伪长治县政府驻北大掌村，在与国军两交界的山上都修有碉堡和炮楼。村维持会分派村民向山上背砖瓦盖炮楼，大人得背8块，小孩背6块，当时五黄六月天，从山下往山顶背砖瓦，谁不快走，就要挨皇协军的打骂。那时当民夫的大人经常吃打。有时皇协军为给日本人逗乐，就把许多小孩了放到院子里，故意放开狼狗去咬，小孩被吓得跑着哭，日本人在一旁哈哈大笑。
八路军来后，从有钱人家要来粮食按家人多少分发给村民，救济大家。八路军走后，被分粮的有钱人把村民堵在庙里殴打。
当时，长治县维持了，壶关县没有维持。日本人从荫城一出动，就是到壶关和陵川县，皇协军引上鬼子到各村抢粮赶牲口，烧房子，要过钱粮后就把人一枪崩了。
陈元富讲：老皇〈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自称“皇军”，将降日的国民党军及土匪武装等加以收编，称为“皇协军”。当地老百姓统称之为“老皇”——注〉反乱时，村上每天晚上有民兵值班站岗。日本人从百尺下来时，村上青壮年妇女孩子都跑到七亩沟、东垴山上去了，只有一些老人在家。日本鬼子到村上，抓不到人又抢不上粮食，气急败坏就烧房子，然后，开往荫城了。
回到五集村时，村上的青壮年，尤其是抗日积极分子都已躲起来。我的牺盟会战友赵景和也不在村里。我们来到庵庙，一直在庙上住的教员郑先生也不见踪影。
我离开五集村一年多了，想见见村长李友恭，了解当地的情况，因为临行时，常卫区长嘱咐：“二区情况复杂，要多加小心，你过罢年按时回三区政府。”
我们到了村公所不但找不到村长，而且连村警也没有见一个，我心里顿感不安，总觉得发生了什么大事。
后来才知道：阎锡山的六十四军独八旅在日寇烧杀抢掠后，乘中央军逃窜陵川、河南，八路军转移山区郭家驼村一带之际，在百尺村南的赵村成立了“壶关县政府”，委任崔秀生为县长，公安局长为王修臣。他们人数不过四五十人，在三县交界边缘地区东窜西跑。他们没有固定所在，有时在长治、壶关不见了，却出现在陵川的山庄里。他们在壶关的固村、魏家岭、百尺一带，依靠当地的地主恶霸提供情况，伺机对抗日积极分子下毒手，一到村上即以“暗八路”罪名抓人。同时到处抢东西、抓人罚款，讹诈钱财，人称王修臣是“抢钱司令”。五集村村长李友恭投靠了崔秀生，还当了县粮食局局长。
日寇连续扫荡后的五集村是一片凄凉，人们哪有心过年。我与家人团聚了，看到瘦弱不堪的女儿，快两岁了还走不稳，心中觉得很不是味。但听到孩子咿呀学语能细声叫：“妈妈”、“爸爸”时，又稍稍感到一点安慰。回家的这些天也怕有个意外情况发生，到后半夜我与安好兄弟住在一起。七天过去了，村上很平静，没有听到什么风声，谁知道，这时阎匪县政府正在向我下毒手。
大年初三（2月10日）半夜，我们刚睡下，只听房顶上哗哗响，安好弟刚喊两声“哥！”，我立即起身从东山墙的窗子跳出，但已有一伙人在外等着，不由分说将我捆绑起来，架着就往东走。约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水台底东边的赵村，押到村中的一个大院里。
李梅则（76岁）表姐讲：我妈张玉则有四个叔伯兄弟：安垒、安书、安好、藏好。二舅安书开始当暗八路，也不让我姥姥知道。只听说他在外很能干，人们说他是握秤杆子的人。我住姥姥家时见有一床红毯子，姥姥说：“你二舅在外干事，这是他得下的毛毯，咱们晚上盖，白天可要收起来。”
那年腊月，二舅回家过年，可是那几天他心里好像忧念什么事。年也没有过好，连个玉米面饺子也没吃上。大年初三半夜来人捉他，二舅是从山墙的窗子跳出去，被捉走的。
阎锡山是个老狐狸，他抗日又和日，拥蒋又反蒋，联共又反共。即使在国共合作时，阎锡山重用的顽固派仍然积极反共，残害抗日工作人员，暗中与日寇勾结。日本鬼子也配合其行动，于正月初五到初八，五集一带又被烧杀抢掠一次。
郭书藏指认原壶关县公安局所在阎匪的县政府公安局局长王修臣对抓捕的抗日干部和群众一一进行审问，刑讯逼供。天明后，我就被提到北面大屋里，炉火里插着火柱、烙铁，一边摆着棍子、板子、绳子等刑具。王修臣亲自审问：“你叫啥？”我答以小名道“张安书”。问：“是哪里人？”回答：“五集村人。”又问：“在那里干事？”回答说：“在石河沐当村长。”又问：“有人说你是暗八路？”这时的社会环境从专区、县到区、村都是国共合作政权，上下都讲抗日救亡，我认为他们这样抓人是非法的，于是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不懂啥叫暗八路，光知道给抗日军队支应粮草。要说这是八路，那我是抗日的明八路！”看我不承认是“暗八路”，就动了大刑。把我押跪在碎碗渣片上用杠子压，杠子两头站上人逼供。我的双膝流血，疼痛扎心，就是不承认是“暗八路”。后来又被吊起来毒打，看我不改口，就用烧红的火柱往胸脯、脊背上烙，钻心透骨地疼痛，我昏死过去了。
我醒来后，已被拖到一间黑房里，听到有人说：“这是北行头编村村长张德善”。疼痛得昏迷过去，又醒来，浑身已是血淋淋，脊背、胸前的皮肉烫出几条黄焦血痕。关在这个屋的有四五个人，其中杜继周同志是二区固村编村村长，还有张全忠（小名驴则）以及鳌街村的杜俊则、杜长保等抗日干部，他们是两天前被捕的。还有百尺镇的牛法盛、牛石锁，高崖头村杜有亮等。还听说，几天前，二区区长冯广居同志被四十军和阎匪公安武装逮捕后枪杀了。
第二次提审，王修臣问我参加什么组织？我说：“我是农民，不懂什么组织。”一顿毒打使我晕死过去，我被用冷水泼醒后又逼问参加啥组织。我说：“五集村有公道团，我当过村团长。”当他问还参加什么组织，都有谁时，我认定就是自己死，也不说什么，更不拉扯别人。看再问不出什么，王修臣恼怒之下，又把我吊起来毒打。你再打，我也是那两句话。最后，王修臣问：“有人告你？”回答说：“想不来。”王修臣说：“百尺牛东家告你。牛少爷贪污是真是假？”回答：“牛某某贪污是真，有现洋200多块。县政府把他的村长撤了。”最后，他们拉着我的胳膊在供词记录上按了手印。后来我得知，是有人通风报信，阎匪暗杀团派璩玉祥带当地武装到五集村，使我落入阎匪手里。
正月初七，第三次审问，我还是那些话，没有他们想要的口供。最后，王修臣说：“张安书，不怕你骨头硬，过去你告牛村长贪污白洋200块，现在我罚你山西钞票1000元！”回答：“家穷，交不起。”王说：“限你五天，交清后放你，若不交，就杀你狗头！”
我被阎匪抓捕后，家人无不惊恐悲伤，妻子、养母整日痛哭，我紫水村生身父母更是悲痛万分。兄弟安好和养母得到交罚款就可以放人的信息后，急忙托亲告邻，生父也是东借西凑，到正月十九日上午，只交了100多元，其余再也拿不出。看到实在榨不出油水了，王修臣判我坐牢半年。
被阎匪抓捕的人中，凡判为共产党员、暗八路的当即被活埋或枪杀；无确凿事实的大部分人被判罚款，交齐后放人；凡交不齐的就要判坐牢房。判坐监狱的还有杜继周、李长珍等同志。
郭富成（71岁）讲：这院门匾“桂璋凝浩”的宅子原是我家的，老皇反乱的时候，有国民党的县长在这儿住过。他们是假（暗）老皇，来了就抓“暗八路”，找村长村副，要粮米，抢东西。村干部是干抗日工作的，老百姓都不说。这些假老皇找不到村干部，逮住人只要问不出话，当下就枪崩了。
郭书藏（70岁）讲：阎锡山的壶关县政府是腊月来赵村，二月走的。来到村上后就号住房，当下就让主家大小人等腾房。我家的一进三院房被号给县长及随员住。我父亲托人说情，才把中院给我家留下。前院是警卫营住。
县长崔秀生19岁，还是个大孩子，在我家后院堂屋住下时已是半夜，叫公安局长来见他。那公安局长披上衣服去见新县长，不知怎么回事，没说三言两语就吵了起来。崔秀生当即让护兵拉出去给枪崩到茅厕旁边了。
那些天，警卫营、公安局整天是抓人，抓来后就拷打审讯。县长坐着叫当兵的打，人昏死过去了，就用冷水泼醒再打。我本家四门兄弟的一院房和我家是两隔壁，号给了公安局。我们时常听到人被打的惨叫声。听说抓来的村干部有鏊街的杜俊则，百尺村的牛法盛，水台底村的高小迷，方善村的宋创金等。
冯广居是抗日政府的区长，是腊月里被抓到赵村的，拷打审讯后就拉到水台底村圪梁山上枪崩了。他栽下崖去了，因没打到要害而没死。高安富发现后，跑到赵村向敌人告了密。冯广居又被抓住，拉到河边杀害了。冯广居是树掌村人，土改时他的亲戚来水台底把这个汉奸高安富打死在河上。
王宝年（73岁）讲：五集的张安书是暗八路，当时被打得昏死过去，用冷水喷活后又打，差点被打死，真是受大罪了。
正月里，日寇又大举扫荡，国民党四十军和八路军都撤往大山里。阎匪的壶关县政府于正月十九日傍晚将交齐罚款的人放出去，而把剩余交不齐罚款的10多人用绳拴起来，在赵村、三井村地方武装押解下向南跑向陵川境内的池下、杨村，最后在远望村住下，把我们关在一家磨房里，这磨房有三盘石磨。
这天，大家是又饿又渴，我们叫站岗的哨兵给点水喝。他提来一桶水，大家喝了半桶水觉得更饿了。我一看石磨，想起磨完面后磨扇底下总留有一些麸皮，只要能扫出一二斤麸皮，我们就饿不死。于是就支起磨扇，果然扫出不少麸皮。
经过一个多月，阎匪壶关县武装于3月11日返回壶关二区崔家庄，他们驻哪里就在哪里抓人，或罚款或强迫当兵。3月13日，又到流泽、桥头、方善等村庄，抓捕了赵长水、赵五保、申狗孩、申五则等几十人，强逼着交罚款。
三月十五夜，日寇进攻这里，阎匪壶关县武装再次往陵川县逃窜。王修臣命人把我们捆绑起来，手打脚踢逼着快走，天不明时到了平城镇东山上的张村、窑上村。由于我身受刑伤，疼痛得实在走不动了，栽倒就起不来了。我呻吟着对李长珍说：“我真走不动了，让他们枪毙了吧。”只听李长珍悄悄说：“不要说这话，枪毙了还不是白枪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要挺住啊！”我咬咬牙爬起来，忍着剧痛往前走。
天亮以后，他们见日寇没有追上来，才把我们的绑绳稍微松了点，然后沿着山岭到丘掌沟庙住下，将我们押入黑房。这天下午，听看押士兵王清山、王晋山说，今天放走了20多人。到傍晚时又说放出8人。第二天一早又让走，我们这些人饿得实在走不动了，这才提来半桶洗小米饭锅的稀汤，十几人每个人只给一碗。这一伙不打日本鬼子，专害抗日群众的匪徒，又逼着我们往北走。就在动身出丘掌沟庙时，做饭的老杨悄悄说：“昨夜活埋了8个人。”我们这才知道昨晚放人是假，害人是真。出了丘掌沟庙，我看到地后岸果然有湿土，同志的牺牲使我心如刀绞，阎匪的残暴更让我愤怒。真是走着难，看着苦，反正走到哪里都是死，这时的我反而来了精神，于是拒绝替匪兵背东西，但赵五保等人还是被迫扛着东西走。后来知道牺牲的同志中有水台底村的高小迷、阳城的杜富魁，方善村的宋创金等。
一路上穿沟翻山爬坡，中午时分到了赵豁池村，我们被关押到一户人家的房里。房主是个老太婆，她上茅房出来见我们饿得要死的样子，不住地回头望。我看到她就喊：“大妈！给口冷水喝吧。”过了一会儿老人端来一大碗热水。我看到她脸色悲伤，就问：“家里有事？”她吭了一声，抽泣着说：“我老汉被人家用刀吓死了，七天就要埋了。我还活啥呀……”。正在站岗的兵还有同情心，小声讲：“她老汉是村副，被人用刀吓唬死了。老婆哭死哭活，有的人还说‘死了活该’”。听了这一情况，我与难友李长珍和他父亲李德全商量说：“咱们多少凑几个钱让买些香纸烧，就算感谢大娘送水喝吧。”老人对此十分感动，又给我们做了一大锅小米干饭，送来两锅米汤。她说：“你们都成这样了，还给我老汉买香纸祭奠。你们是有命的人啊，我给你们磕头，谢谢了。也不知道你们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先喝这锅稠米汤吧。这干饭，可不能一顿吃完，要包起来，分几天吃吧。”
这锅小米干饭，使我们在危难之中又挺着活下来。
赵林鱼（86岁）讲：“我记得村上头一遭来国民党军队是1939、1940年，他们是被日本人追撵才跑到这深山村庄的，来了就找村干部要粮米、要东西。我的当家人就是村长，叫赵锁长，他和村干部赵狗则、赵英则一起被捉到陵川县给毁了，是用刀砍死的，没有头了，尸首都不全了。”“我们这个地方偏僻，后来陵川县的严区长、王宝德政委也来过我们村。壶关县来的军队也住过我家，后来从北面的树掌镇过去了。那时候村上一来当兵的，青壮年怕抓壮丁当苦差就都跑了，躲藏在外不敢回家。老年人倒不怕，我妈当时也在家。”
与赵豁池一岭之隔的村庄也叫赵活（豁）池，属壶关县。一个多月后，当日寇逼近陵川时，崔秀生、王修臣等又回到壶关县的常行村，继续抓人非刑拷打，讹诈罚款。
两个月后，日寇又出动大扫荡。阎锡山军队及其壶关县政府所辖公安局等地方武装闻讯溃逃，县长崔秀生和公安局长王修臣撂下队伍、携带巨额罚款乘夜溜走了。
这时，国民党二十七军预八师趁机占据了壶关县二区、三区和陵川县大部分地区，吃掉了阎锡山壶关县政府及其武装，也扣留了看守所的抗日干部和群众。
国民党军队中央军第四十军、二十七军是在“十二月事变”中，以增援阎军为名，插入太行山区的。
这时，晋东南情况极为复杂，许多县都是“三权并存”。壶关县境里，驻壶关县城的日军成立了汉奸伪县政府。国民党二十七军队吃掉阎军的陵川和壶关西南部地区，在常行村设立壶关县政府。朱德总司令“大井划界”和八路军“太南退军”后，界北是八路军辖区，成立的壶关县抗日民主政府，人们称为“北政府”或“抗日政府”。国民党壶关县政府在界南，人们称之为“南政府”，后来也叫它为“顽固政府”。在南政府里，有的人明着是国民党员，实际上是共产党人。有个沈宪章，他是庄头村人，本人是国民党员，而女儿是共产党员，名叫沈小女，在北政府工作。
壶关县西南部与长治、陵川两县交界，是日伪政权、国民党政府、抗日政府三方争夺之地，形势更为复杂险恶。中央军、八路军虽说是友军，但摩擦不断。在对待老百姓的态度上，八路军是爱护和依靠老百姓，支持协助村干部做工作，有事共同商量解决。而中央军一来只是单纯要粮要鞋，还多要，对村干部不是热情相待，而是吓唬甚至打骂，因此村干部是尽量躲避。